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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播《西行漫记》亲临的一场斗争

王真

一 　　大约在1938年底，或1939年初，我到一位小学时的老同学处商谈如何开展“抗联”(即暹逻各界“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简称)的工作时，这位老同学介绍我读斯诺写的《西行漫记》。我拿到它，如获至宝，顿时心花喜放，像个“贪食鬼”那样，日夜不分地啃读这本书。 　　那时我在泰国中部某府一间华侨小学教书。读了《西行漫记》后，使我萌发了一个念头：必须千方百计地把书里写的人和事传播给我的学生和知心朋友。 　　我首先把书借给两位参加“抗联”的朋友看。这一点还较容易办到。如何在学生中传播，倒是个频费推敲的事。因这间华侨小学的董事会多数是华侨中的国民党人，他们没有一个不反共。我作了这样的设想，以培养学生自治能力和不暴露自己“地下身份”为原则，在校内建立4支学生纠察队，各队依次分别命名为蒋介石队、宋庆龄队、毛泽东队和朱德队，各队之上，设一总队长，任务是协助老师维持学校秩序。当下即同担任中方校长的一位老先生和担任泰方校长的泰文老师商量，他们对此都表示赞同。于是我于次日在全校宣布建立学生纠察队，让最高班——高小一年级班的4个男学生分别担任4个队的队长，又从班里挑选一位矮小结实、精明能干、具有判断是非能力的女学生担任总队长。 　　上课时，我问学生：“你们知道蒋介石是什么人吗？” 　　“听说他是中国政府的委员长。”一个学生从容作答。 　　“唔。那朱庆龄呢？” 　　“她是国母，是国父孙中山的夫人。” 　　“对了。毛泽东和朱德呢？” 　　学生没有一个回答的，只是瞪大眼睛望着我。 　　我便趁机将《西行漫记》有关朱毛故事的描绘择要向学生转述了一些，然后问：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千辛万苦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开到北方，和国民党合作打日本鬼子，你们说，这个党和这个军队好不好？” 　　“好！”学生们齐声作了简单有力的回答。 　　这以后，关于中国共产党、红军和它们的领袖的事迹便悄悄地在学生和一部分华侨青年中传开了。 　　接着我“趁热打铁”，在全校开展爱国“扑满运动”，鼓励学生为抗日前线战士将每天一部份零用钱投入“扑满”罐子。又在一部分华侨青年中秘密地进行援助八路军的募款活动。半年间，后一种捐款所得折合国民党政府法币约达100元左右，即按“抗联”总部的指示，将捐款汇至香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至于学生“扑满”所得，不满50元。经与担任中方校长的老先生商量后，决定将学生捐款寄至中国陪都重庆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以满足学生救济遭难同辈的心情。事后，除了未收到宋庆龄儿童基金会的回信外，我们收到了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收据。这张收据后面印有4位负责人的名字，其中有叶剑英、廖承志、潘梓年，另一位名字现已记不清了，捐款人看到这张收据，很受鼓舞。 　　不料我在学校建立学生纠察队的事，竟招来了麻烦。我即意识到，为了传播《西行漫记》，我将面临一场不可避免的斗争。 　　先是学校董事会派了一个董事长的大儿子陈其来做中文教师。此人到任，便充当董事会的“耳目”，并在背后捣鬼，在学生中散播谣言，说什么“朱毛共党红军都是一伙‘土匪，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拿他们做纠察队的名字，你们不觉得可耻？！”有的学生被他吓得直哭。有的学生出来辩解几句：“王先生说有个外国人叫斯诺什么的，曾到共区考察，证明并无这等事，还说他们真正抗日，是好党好人好军队。”陈某听了恼羞成怒，跺脚狂叫：“这都是骗人的鬼话，你们怎么能相信！”究竟谁真谁伪，学生也莫能明辨，不知如何是好。 　　接着一位学校董事于一个星期日到校找我，劈头就问：“听说你看共产主义的书，这是怎么回事？”我笑着对他说：“不是有人谈共产党红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我看这些书，就是要研究出个究竟，看共产主义是不是那么坏。”他无话可说，悻悻而去。 　　不久，学校董事会的董事们于一个夜里到校聚会，讨论成立“暹逻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某府分会”及其活动事宜。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他们只好让那两位中文老师参加，却把我排除在外。这分明是他们把我当作“共党嫌疑分子”而加以歧视。我因此气愤异常。 　　那年暑假，我便收拾好行李不告而辞。一个泰文老师见状不妙，追出来问：“你还回来吗？”我顺口说：“不回来了！”。到了暑假中期的一天，这位泰文老师特地坐火车到我家乡某县来找我，见了面就说：“学校董事会请你回去，那个姓陈的已经辞职不干了，你还是回去吧。”既是这样，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 　　使我奇怪的是，校董事会既然把我当作“共党嫌疑分子”看待，为何又要我回去呢？想了想，可能是他们觉得我虽不好完全信赖，但单凭我看几本“红书”，又无其他实据，况且学生纠察队的命名还是把蒋介石和宋庆龄排在第一、二位，不好一口咬定我就是“共党分子”，又看到我一身兼有多种“功能”，既会一点绘画、音乐和体育，又有一点语文水平，过去全校各班的图画、音乐、体育和几个班的语文课，全都由我一人包揽，如今把我气走了，一时又请不到像我这样具有“多功能”的老师，只好又把我当作“宝贝”请回去了。 　　开学那天，学生们远远地见到我，个个眉飞色舞，边跳边喊，“王先生回来了！王先生回来了！”学生们这种欢乐情绪，很快感染了我，便高兴地问道：“你们暑假都过得好吗”？ 　　“都过得好！” 　　“还要不要纠察队呀？” 　　“要！”多么坚定有力的回答。 　　听到这，我内心不断地回响着五个字的声波：“我们胜利了！” 　　二 　　我原是一个在泰国土生土长的华裔，父亲是中国人，母亲则是个地地道道的泰国人。在读到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以前，我从未有过回到中国来的念头。 　　记得在中国爆发抗日战争的初期，我在一位老同学家里读到这本书，顿时使我这个死念头受到冲击，变了。 　　如果说，我这个初中一年级未曾读完的中学生，前此在泰国华侨界参加过反帝反殖、进步文艺和抗日救亡的活动，是我人生旅程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的话，那么，这本书则成为我人生旅程上发生第二次重要转折的基因。我读了它，不仅使我具体了解中国共产党、红军以及它们的领导人和官兵们这些年来由南到北的长征，他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所持的正确主张，而且使我产生了原先从未有过的回到中国来的打算，想仿效斯诺的榜样，也回国作一次西北之行，奔赴延安。 　　一天，我那位老同学、我、和另一位华侨朋友三人聚在一起商定；到延安学习革命理论，然后回来再干，如果回来不成，就在中国参加革命。不幸的是，正当我们继续筹集旅费时，我那位老同学被捕了。此事来得突然，很使我们震惊。那位华侨朋友似有顾虑，表示不去了。我则主意已定：不到延安非好汉。没有了他俩，我就自己一个人走。当即通过曼谷“抗联”的“地下渠道”，取得两张证明文件，一是“抗联”就我回国去延安事写给八路军住香港办事处廖承志同志的介绍信，一是泰国华侨总商会签发的关于我的华侨身份的证明书。 　　1939年9月初，我便乘船渡海，一周后抵达香港，满以为万事如意，不料我行不逢时，正值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为了自身安全，已迅速转入地下，我因此无法取得联系。这是我西北之行第一次遇到像是“路面断裂、难以超越”那样的危机。怎么办？是退回去，还是继续前进？我想，人家斯诺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又从北平出发，经历种种难以言喻的磨难，终于到达陕北延安，我眼前这点困难，又有何不可克服？于是振作精神，把目标放到重庆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次日搭船从香港转大陆湛江，再从湛江坐大卡车经柳州、贵阳，然后到达重庆。 　　到了重庆，我即于次日带着“抗联”的介绍信到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去求助。该处一位叫鲁明的同志出来接待我。见到他，如见到亲人那样亲切。不过他告诉我，现在政治环境险恶，暂时还没有去延安的公车，叫我在重庆等待一个时期，将来有机会再接我去延安。我看情况既是如此，也不好再作其它过分的强求。当即按照鲁明同志的指示，带着华侨证明书到国民党政府侨务委员会办理到该会下属的侨生招待所去住宿。住的问题总算解决了，但该所不管吃的问题，而我当时身上只剩下够吃两顿饭的钱，此后如何度日，对我确是个大问题。 　　好在“天先绝人之路”，我在侨生招待所幸运地遇到了两位也从泰国回来要去延安的华侨，其中一位叫林南中同志，他还是我于1935年在泰国入团的介绍人，另一位是过去不曾认识的李达先同志。我们三人见面，有如久别重逢的亲朋，分别亲热，彼此倾心长谈。此后我就一直跟他俩一起生活，不必去当原先准备当的“街头乞丐”或“卖报青年”了。 　　正当我们“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不料阎锡山却给我们“帮”了个大忙，为我们架设了一座从重庆到达陕北的“大铁桥”。这就是阎锡山和我们党合办的民族革命大学(简称“民大”)到重庆来招考新生。我们三人认为这是不可错失的绝好良机，立即报名投考，随后即被录取。约于10月底，我们随“民大”新生大队沿嘉凌江徒步北上。为了预防万一，我们一路上言谈所表现的色彩，既不是“红”的，也不是“白”的，而是介乎两者之间象征爱国主义立场的“粉红”色，故颇为顺风。我们行军一个多月，这支“民大”新生大队总算跨过了这座由南到北长约1900里的“大铁桥”北段的尽头，到达校址观亭镇。到1940年1月间，我们三人便择机“脚下抹油”溜掉，跑到日思夜想的革命圣地——延安去了。 　　若问我是接受了谁的“命令”采到延安了，那我的回答是：我接受斯诺写《西行漫记》的“命令”来的。 　　在延安，我们三人被介绍到陕北公学学习一年余。学校党组织觉得我们三人表现还较好，先后吸收我们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既是中国党的党员，日后的去向，是回泰国还是留在中国，都必须服从党的安排，而不能听任自己随心所欲地决定了。 　　有趣的是：我到延安第三年，收到弟弟一封来信，里面写道：“父亲知你回国，高兴得哭了，说他有6个孩子，5个都泰人化了，只有你一个人回国，要你在中国好好干一番事业。母亲却伤心地哭了，骂你不忠不孝，要你赶快回泰国。” 　　我可敬可爱而又可怜的母亲未必想到，我身虽不能一分为二，一半留在中国，一半留在泰国，但我今后为中国的革命效劳，将来中国变成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决不会亏待我出生的泰国的。中泰两国必将成为实际上今天也已经成为亲戚般的友好国家了。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