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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行漫记》陪伴我度过“牛棚”生活

张世珠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打倒了。那时我正担任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艺工作，首当其冲被打翻在地，关进了“牛棚”，当时我才42岁。“文革”十年，我被关了7年“牛棚”，除了写检查、挨批斗、罚劳改之外，我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拼命地读书。天天背诵“老五篇”，“毛选”四卷通读3遍，又读了二十四史中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资治通鉴》的一半，读遍了各种版本的中国文学史，又读了日本出版的《中国十八史略》，最后我就通过熟人关系，秘密的从省委档案馆借来了一部斯诺著的《西行漫记》和斯诺夫人韦尔斯女士写的《续西行漫记》。当时我读的这本《西行漫记》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60年出版的版本，比较稀少，很难借到。当我在造反派严密监管的“牛棚”中偷偷地阅读的时候，这本书使我深受感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叙述的他的一些冒险的行动和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令人鼓舞。当时按照造反派专政组的规定，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只准读“毛选”、老五篇和《毛主席语录》，与现实无多大关系的历史书，如二十四史之类，尚属允许范围，但如《西行漫记》以及小说之类的书，均属闲书或毒草，一律禁读。一经发现便加重批斗，其罪名即“不老老实实写检查，还有心看闲书，是不思悔改的顽固走资派。”为了应付造反派的突然检查，我每读《西行漫记》的时候，便在这本书下放一本“老五篇”，造反派不来，我便贪婪地细读着它的每一个章节，若听见造反派走来的皮鞋声，我就马上把它收藏在抽屉内“毛选”下面。专政组的人走进门来，看到我们这群“走资派”正在大声读“老五篇”，他们就放心的走开了。就这样，从1968年到1973年，断断续续，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我终于把斯诺的《西行漫记》和韦尔斯女士写的《续西行漫记》近60万字的作品读完了。 　　《西行漫记》给我最大的教益，就是斯诺夫妇那种勇于追求真理、毫不顾忌个人得失的精神。作为一个来自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在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的1936年，能够冲破当时极其困难的环境和国民党特务的种种阻挠，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手段，终于到达了中国革命的圣地——陕北苏区，去探索中国红色革命的奥秘，这一行动的本身就是值得钦佩的。一个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尚且能有如此顽强的斗争精神，而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坐几年“牛棚”，暂时受到一些挫折，又算得了什么呢？世界上暂时蒙受冤枉的事不胜枚举。正如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叙述的：在地球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明明有几十万革命的红军在战斗，但国民党却把它紧紧地包围着，严加封锁。“有些人竟根本否认有红军这么一件东西。他们以为只不过是数千饥饿的土匪而已。又有些人竟根本否认苏维埃的存在，以为那不过是共产党的宣传捏造出来的。然而一般红军的同情者，却对红军和苏维埃极口颂扬，以为中国的一切祸患唯有靠他来解救。”斯诺就是在当时中国的激烈矛盾和极端困境中，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探索红色中国的真相。他第一次把红军、苏维埃、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众多领袖人物，系统地、形象地介绍给世界人民，并把这本书定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从这个书名就可以看出，他以极大的热情颂扬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就我个人来说，参加革命几十年，虽也读过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一些著作和一部份马列主义理论书，但像《西行漫记》这样生动、形象、系统的描写中国革命的作品，还是第一次谈到。因此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同样是一件事物，红军和苏维埃，国民党就骂他们是“土匪”，而劳苦大众则把他当作救星。正如当时我们这群所谓“走资派”，造反派骂我们是“反革命”，但把我们拉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时候，农民们则说“当年如果不是你们领导我们搞土改，我们哪能有今天？”从这个角度说，《西行漫记》所描述的艰难的中国革命的历程，重新给我点燃了希望之火，我坚信这帮造反派终归有垮台的一天。 　　1971年“九·一三”，该死的林彪终于叛逃而摔死在温都尔汗。我们高兴极了。盼望着这一场罪恶的运动总该结束了，我们有了出头之日。哪晓得很快又来了一场“批林批孔批周公”，我们又一次被当成孔老二的“遗民”势力而接受批判。一团希望之火又破灭了。除继续接受批判和无休止的劳动改造之外再干些什么呢？当然还是继续读书。可是借来的书总是要还的，但是我对《西行漫记》这本书实在是太热爱和留恋了。当时不可能想到这本书将来还会再版，也没有想到我们还有翻身之日。于是我想起了另一个主意，就是把《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这两本巨著抄录下来。 　　抄写《西行漫记》是在极其秘密和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利用要写学习笔记的名义，叫孩子们给我送来一本本空白的笔记本，大部分利用夜晚别人睡觉之后的时间来抄写。造反派怕我们自杀，不准“走资派”关灯睡觉，正好给我以可乘之机。于是从1972年到1975年，花费了整整3年的时间，我终于基本完成了《西行漫记》的抄写工作。当然是断断续续进行的，而且其中还有波折。有一天夜晚11点左右，我正埋头抄写，专政组的一位成员突然破门而入，当场把我抓住。“张世珠，你在干什么？”“我在看书。”“你在写什么？是不是在写翻案书”？“不是，我在抄书”。“看的什么书”？他拿起了书本。我说是《西行漫记》。他马上指责：“这是一本毒书，你看上面有彭德怀、林彪的照片。”我分辩说：“不是毒草，这是一本世界名著。上面也有毛主席，周总理的照片。这是历史。”这位造反派既没有文化，又不学无术，他看了看作者的名字，自言自语地说：“斯诺著，这人也姓斯，是不是斯大林的本家”？我半开玩笑地说：“是斯大林在美国的本家兄弟。”可是我的书还是被没收了。后来经过造反派头头的审查，确认这本书不是毒草，才又还给我。坏事变好事，我抄录《西行漫记》的工作可以公开进行了。 　　1975年，造反派查不出我是叛徒特务的任何根据，“走资派”的罪名也难以成立，第二次把我解放出来。可是紧接着又来了一次“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第三次被打倒，并下放农村，名为参加社教，实则劳动改造。我抄写《西行漫记》的最后阶段是在贵州余庆县的农村完成的。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才真正获得解放，恢复了我贵州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副秘书长的工作。直到这时我才把陪伴我度过7年牛棚生活的《西行漫记》和《续西行漫记》的原本交还档案馆，并由我的孩子帮助把这两册手抄本装订起来。省图片社的同志又帮我把原书上的全部照片翻拍下来装订进去。1977年我调中共上海市委工作，这两本手抄本的《西行漫记》也随身带来上海，珍藏在我的书架上，永远把它当作陪伴我度过最艰难的牛棚生活的宝贵纪念。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