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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的影响

诺曼·威尔金森

1954年1月，我首次访问了中国大陆。当时我23岁，是英国商船上管理无线电的一名青年职员。与大多数西方人一样，我对中国的真实情况一无所知，受30和40年代的“新闻报导”的影响，认为中国是一块贫困落后的土地，洪水泛滥，饥荒严重；上海是世界上最腐败的城市；中国人吸鸦片成瘾，妇女全部裹过小脚；黑市横行，敲诈勒索随处可见；卖淫，溺婴、贩卖妇女为奴，更是中国生活方式中所司空见惯的。更有若干出身高贵的人，在游历中国之后，记下了一些希奇古怪的日记，难为情地详尽“告诉”我们，在这片离奇的陆地上居住的都是些不讲真话，不可信赖的人。对我们这些从未到过中国的许多西方人来说，中国就是这等模样。 　　我们许多人读过赛珍珠的《大地》(1931年)，有更多的人还看过由好莱坞改编拍摄的影片(1937年)。赛珍珠是在中国长大的，后来又在中国教过书。读她的书至少能使我们比较接近真实的中国，否则人们就只能听信那些道听途说，以及来自南京(到1937年)及其后的重庆(中国抗战时期的首都)的带偏见的新闻报道。 　　1954年我远渡重洋，来到山东省美丽的城市青岛，装运部分货物去德国的汉堡。在港口停泊着许多当地的船只，同我们的船一起停泊在港内的还有挪威和苏联的商船。我们应邀参加了在当地海员俱乐部为我们举办的一次舞会，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历史城市(1898年曾沦为德国租借地，1914年～1922年又被日本占领)的大街小巷漫步。 　　我这是第一次走在中国的大地上。一切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踢一种英式足球的男青年；因我夸奖她们背上的孩子并与之谈话而满面春风的妇女；以及在港口街道上晾晒渔网的渔民。我注意到了，这里建筑物的风格既有中国的传统特色，又受到德国建筑的影响。天公作美，即使是在一月的寒冬，明媚的阳光也让人感到一丝暖意。天气极好，正是调查研究这块陌生土地的大好机会。而此时(1954年)，我还不知道有埃德加·斯诺其人。 　　在这次最难忘的青岛之行以后，我与中国的关系中断了长达10年之久。一直到60年代初，我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学位，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现代中国共产党的戏剧。25年来，我一直收到从中国寄来的书刊。回顾60年代那个10年，我现在可以冷嘲热讽了。从北京“直接”寄给我的邮件我认为无不以某种方式受过检查，因为每一本杂志中都夹有一页纸片，上书：“本刊已在华盛顿司法部国外代理机构注册处留底备案……备案本身并不表明本刊已得到美国政府认可。”当然，这是在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并由此“打开”中国的门户之前。 　　直到1980年我才再次踏上中国的大陆。这时，埃德加·斯诺的名字确实已是众所周知了。我的书架上摆着《红星照耀中国》(1938、1944年版)、《复始之旅》(1958年版)、《红色中国之今日：大河彼岸》(1962、1970年版)和《漫长的革命》(1972年版)。 　　即便是多产的作家，他也往往有某本书特别受到读者的青睐。赛珍珠最有影响的书是《大地》；斯坦贝克的是《愤怒的葡萄》。对利昂·尤里斯来说，也许是《出埃及记》，而约翰·赫西的代表作是《广岛》。埃德加·斯诺的力作则是《红星照耀中国》，而今我们正在纪念这部书出版50周年。 　　自30年代斯诺在中国度过那艰难时世以来，已有许许多多作家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其中有费正清、拉铁摩尔、克拉布、巴尼特、特里尔、迪克·威尔逊和埃勒根特。杰克·贝尔登(他肯定了解30年代的中国)，或史沫特莱、海伦·福斯特·斯诺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有精彩的报道。然而，就像一个父亲完全无法解释什么原因，似乎就偏爱某个儿女一样，《红星照耀中国》在我心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它使我认识到了在20和30年代正在酝酿成熟的是何种力量，中国广大公众的革命领袖需要有多么巨大的勇气和坚忍的毅力，而成千上万的人与他们在一起艰苦奋斗，目的就是为了20世纪的中国能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取得今日所拥有的世界地位。 　　人们很容易就能记住《红星照耀中国》的几个方面。首先是该书的预言性。大约在25年前，我第一次读这部作品时，这一点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最近重读又一次打动了我。埃德加·斯诺在1937年发表的一些议论都具有惊人的先见之明：“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在谈到30年代共产党的基本政策时，斯诺写道：“……这些政策很可能成为造成中国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重要手段。”斯诺关于中国即将进行的抗日“独立战争”的议论(因为共产党的领袖认为，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很有远见卓识。 　　第二，斯诺的书讲的革命者许多都是青年。如果不了解实情，人们会以为担任要职的人都是些年龄较大的政治家。诚然，毛泽东(生于1893年)与斯诺相识时已40出头；而周恩来(生于1898年)30多岁，朱德(可能生于1886年)50岁。但共产主义，用斯诺的话来说，是“一场青年运动”。长征中强渡大渡河的30位英雄年龄均在25岁以下。红军士兵的平均年龄是19岁；军官的平均年龄是24岁。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人虽然通常都被认为刚刚成年，但因为他们在少年时代就参加了红军，因此早已是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了。 　　长征始于1934年10月16日。按第一方面军的长征路线，主力部队的平均行程为18，088里，或6000英里。许多参加长征的人都称这史诗般的旅程为“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正如埃德加·斯诺指出的那样，有些部队的长征战士肯定走过这么长的路程，甚至更长。 　　由于埃德加·斯诺采访了众多的长征英雄，也由于他报道急迫，因此他只用了25页的篇幅，便至为感人地描写了这一史诗般的壮丽事件。其他人那是近年来才开始写有关长征的作品，其中有迪克·威尔逊(1971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1985年)。我十分赞赏这两位远东问题专家写的佳作。但斯诺写的这20多页文字却是在这一历史事件结束后的一年内在长征幸存者中间写成的，它比在以后岁月中发表的更详尽、更客观的报道对我产生的影响还大。这纯属个人的偏爱。 　　斯诺塑造的都是些最受人尊敬的人物，叙事简练，颇有幽默感。 　　我们从书中看到朱德。关于朱德，斯诺曾开玩笑地说，他“确曾有过恶习，但这只证明他情绪的低落。他喜欢读书。”这个“恶习”，当然，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后来与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成了中国共产主义的三大历史人物。 　　《红星照耀中国》并没有简单地罗列事实和数字，虽然也涉及到了若干往往是枯燥乏味的题目，如农业、政治和人口统计等等。作品简洁明晰地说明了共产党人在中国国内生活中所面临的这些方面的问题。作者还阐述了中国西北苏区红色政权的结构和组织；谈到了统一战线的作用；中国的穆斯林如何适应生活；吸食鸦片、乞讨、溺婴、彩礼和缠足等如何被取缔；等等。 　　埃德加·斯诺把有关中国现实的一幅幅五彩缤纷的图画奉献给了不了解实情的西方公众。他对中国怀着极大的感情，叙事的笔触谦恭而幽默。斯诺在1936～1937年写作《红星照耀中国》时，勇敢地发表了很不受当时一般西方公众欢迎的观点，但他冲破了南京的新闻封锁(他不可能受国民党的欢迎)，不顾自己生命的安危，每天笔耕不止，把自己的生活体验融进字里行间，因为他忠于一个信念，他要通过他所选择的新闻职业向人民讲出真理。 　　正如伊斯雷尔·爱泼斯坦所说的(《中国建设》，1988年6月)那样，斯诺于50年代初前往欧洲，定居于瑞士，是由于受到麦卡锡委员会的阻挠。这进一步证明了斯诺对现代中国的信心仍然坚定不移。这一表现使他在自己的祖国被视为怀疑对象，不被允许在本国写作和发表文章。即使如此，斯诺也在所不惜。到1955年时，麦卡锡主义受到批判，不再拥有那么大的市场，而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却直到他去世(1972年)依然光彩照人，其光泽时至今日也丝毫不减。 　　60年代斯诺曾周游美国，对感兴趣的公众作了38次讲演报告。在我看来，毫无疑问，中国近年来已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非常富有魅力的国家。1980年我自己到中国旅行。回到美国后，我曾向46个不同的团体发表过演说，他们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想更多的了解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这个国家的情况。我在1987年再次访问中国之后，至少已向十几个团体发表了讲话。中国在过去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历史很容易就可证实。中国也是个充满希望的国家，我与之交谈的每一个人都希望访问中国。在我最初10年出国旅行期间(1948～1957)，曾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游览东方各国：印度、锡兰(现名斯里兰卡)、婆罗洲、印度尼西亚、日本和马来西亚，但是哪个地方也不像中国那样引起人们感情上的反响。只要让一个西方人在桂林坐船沿漓江而下，他马上就会明白我说的意思。 　　在过去的40多年内，我曾与不同职业的许多中国公民交谈过，对那些在国共两种“制度”下都生活过的人们，我了解他们更喜欢哪种制度。共产党的政府关心人民家庭生活的基本需要(这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至关重要)。人们可以自问：我的家庭是否吃得更好一点啦？也可以问：我们在医疗、教育和文化方面受到了照顾吗？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令人满意的。 　　埃德加·斯诺是采访毛泽东的第一个外国新闻记者。斯诺完全沉浸在中国的生活中——吃饭、睡觉、交谈、旅行——因而从《红星照耀中国》初版以来，这本书就成了一部名著。埃德加·斯诺使用他观察中国后所得的第一手资料(尽管这些真实情况在当时可能并不受人欢迎)痛斥西方的各种谬论，从而使外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西北各省发生的变化，认识到作共产党人也并不意味着去“杀人”，“搞恐怖”和“当土匪”。从斯诺发表《红星照耀中国》到尼克松1972年访华“打开中国的大门”，时光已流逝了35年。事实证明，埃德加·斯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向西方社会“打开了中国”。 　　 《西行漫记》和我/中国史沫特莱研究会，中国斯特朗研究会，中国斯诺研究会编.—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