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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篇 刘晓的故事

（美）埃德加·斯诺

1936年9月，于宁夏预旺堡。 　　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晓，1911年生于湖南郴县一个“中等地主”家庭。他父亲曾在日本留学两年，回国时样子“摩登”而“落后如故”。他教育刘晓不要崇拜偶像，但除此而外一无长进。刘晓5岁开始上学；由他的父亲担任教师。他严以教子，稍有触忤即遭惩戒。刘晓6岁时，他父亲娶了续弦，她对孩子心狠手毒。 　　“尽管有佣人打水，她却要我用笨重的水桶去担水。有时我不小心弄破了衣服，她就说我是故意的，打我。她对我父亲说我是个‘废物’，不值得养大。不过，我祖母很疼爱我。她和我们一起住，对我后母多方劝解，然而毫无作用。 　　“我在学校勤奋读书，得了全班第一。老师们都很喜欢我。我没有读过古文，从未念过《四书》，可我7岁时就能做诗。起初我在技术学校或者叫做洋学堂里读书。因为我当上了优秀生，我父亲对我温和得多了。初小四年之后，我进了高小，我在高小学习不那么好了，因为我在那里父亲管不住我了。我喜欢打架。大家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刘霸王，这是当地一个土匪头子的名字，四年前被枪毙了。到第三学期末，我成了全班的倒数第一。我那位慈祥的老师和我恳切谈心，要我学好。这之后我改好了些日子。 　　“在我10岁时，我的老师组织了一个‘救国会’，叫我参加。我组织了几个叫做救国会宣传队的小团体。我们的任务是去唤醒民众。一次派我去同离校大约六十里的一股土匪谈话，老师和我一道去见他们。他们对我以礼相待，赞同应以救国为己任。他们召集了会议，我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听了深受感动。他们说：‘这么小的孩子都知道要救国，我们却毫无作为。我们可得要担当起一些责任来。’ 　　“我们在那里呆了四天。这些土匪最后决心洗手不干，不再以犯罪抢劫为生。我老师布置他们去参加军队。我回来时，我父亲扬言要是我再干这种事，就和我一刀两断。我说我根本不把安危放在心上，只知道国家正在沦亡。当他听到土匪们如何改恶从善时，他也为之感动，态度软了下来。几年之后，那位老师成了共产党员，并在大革命中被杀害了。 　　“一年之后，我高小毕业，我后母要我出去做事。但是我们家境富裕，用不着我去挣钱，而我父亲则主张，要是我中学毕业，就会挣得更多。我就这样上了设在郴州府的由美国基督教新教会开办的朝阳(译音)学校。 　　“在新学校大门口，校长弗兰克·J·布克尔亲自来迎我，他说他要考考我。他拉着自己的耳朵用英语问我：‘这是什么?’我只学过字母，听不懂他的话。于是他说考试完了；因为我不懂英语，所以我得再上小学。我的第一个英语教师不会讲中文；我一天到晚听他讲却一窍不通。一个月后我又接受了一次考试，还是得零分。布克尔叫我去谈了一次话，说我得进小学一年级，除非我在下月月底前能取得进步。那个月，我半夜方睡，黎明即起，全力攻读英语。两个月后我赶上了英文课程。学期末，我又用整个假期学习英语。经过一年高小，我被批准上了中学。 　　“我在中学学习了圣经，而且信了它，当了基督教徒。我虔诚地为教会工作，甚至常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上街传教。我当了基督教青年会的会员。 　　“第二年从南京来了个姓李的中国牧师。他是一个有政治头脑的、进步的基督教徒。他说，不应当按照字面来理解圣经。虽然世界演化了七个世代，但决不是在七天当中造成的。他说，要是不按照对历史的科学了解来阅读圣经，就会毫无意义。他关心学生运动，告诉了我一些关于‘五·卅’惨案的事情。 　　“在这同一座城市里住着一位美国天主教牧师，我们时常去看他。他是一位好心肠和有学问的人，我们都很喜欢同他探讨问题。他给我们讲解了天主教和基督新教教义之间的区别。久而久之，我们都不再相信迷信，但我们还信守基督教的原则。 　　“第二年，湖南师范学校的一位明友来看我，他不肯进楼里来。他说这里不是中国，而是帝国主义的领土。说我已经忘掉了自己的国家，成了洋奴。他和我谈了好久，使我懂得了中国可怜的政治形势，要我离开学校，帮助救国。我深为所动，我的确是从此才开始懂得传教士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在附近政府办的第八中学里，学生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日就自由活动；我们却不准外出，星期日全得上教堂。我反对这一规定，在一次基督教青年会的会议上倡议大家要求加以修改。赞同我的学生派我当代表去向校长请求，校长拒不批准。之后的星期日我们举行了罢课，结果我们有七个人被学校开除。我回到家里，父亲立即宣布和我脱离关系(再次)，不让我再上别的学校。好在我叔叔劝解，让我父亲给了我三百元钱，我动身去南京上学。 　　“我搭小火轮从常德穿过洞庭湖去长沙。湖面辽阔，一望无际。我很想家，巴望船往回走。我的舱位就在机房旁边，热得烤人，我整整给烤了三天。我在汉口见到的第一个印度巡捕个子真大，他一朝我看就吓得我拔腿就跑。他以为我是小偷，也拔腿就追，把我抓住，带到了巡捕房。我在讲为什么要逃时，大家笑了起来；把我放了。 　　“我在南京见到了李牧师，他介绍我见了他的几位朋友。我和叔叔住在一起，他当教师，是个激进派、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他给我《新社会观》读，还有《共产主义ABC》、《新青年》和共产党办的杂志《向导》。我读了郁达夫的书，也变得多愁善感、罗曼蒂克起来。一位友人常来辅导我，作些讲解。他劝我加入组织，为新社会而斗争。 　　“我在南京呆了半年，同我那位友人交谈多次，到我带的钱差不多用完时，我去了上海……再回南京时口袋里只剩了五元钱。我父亲给我寄了点钱来，这样我才进了上海的学校。我进了在吴淞的上海大学，但只读了半年就被校方以共党嫌疑分子为由开除了。 　　“之后我在法租界住了些日子。我在1926年终于加入共产党，从事党的工作。我帮助组织了上海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我在上海一间小屋子里躲了一个月，不敢出去。那时我有许多同志遇害了。当我重新同党建立联系时，我被派到苏北的丰县，在一所中小学合制学校当教师，在学生和农民中间进行工作。大多数教师都是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整个学校很快就革命化了。我们常在学校唱《国际歌》和《红旗歌》，我们把国民党发的教科书丢到一边，只教共产党的书。大部分学生加入了共产党或者共青团。建立了许多农民组织。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袭击，大多数教师和许多学生逃走了，有些去打游击，还有些在城里搞秘密组织工作。 　　“过了三个月，我又被派到海边浦东去做盐工的工作。我在那里一直干到在全体盐工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党支部才走。我们有力量领导了一次当地的暴动，但立即被国民党镇压了下去。 　　“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我在上海躲了起来，但在1928年6月被法国巡捕逮住。搜查了我的‘办事处’，搜出了一些秘密文件。我被关进监狱，坐了一年零两个月的牢。我在1929年出狱后在(江苏)省委工作，但很快又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关在华德路监狱。国民党当局要求将我引渡，这样我就被押到龙华监狱。我在那里被关到1931年。我获释后就躲了起来，后来党把我偷偷送到福建苏区，我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我在那里两年，后来调到中央苏区，大部分是在赣南省委工作。 　　“第五次围剿后，我随红军长征到了西北，担任现职。”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