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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篇 周恩来

（美）埃德加·斯诺

我在陕西白家坪紧邻周恩来的一眼窑洞里住了两天，他同我谈了话，为我安排了采访的日程，说按此活动就可以对共产党统治区的全貌有一个清楚的了解。白家坪当时是共产党离西安最近的前哨据点和交通运输中心，设有一个用人力发电的军用电台，还有一个交通站。从这里往西再走一天就是红色“首都”保安。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没有使用下述的笔记。因为我写书已是在西安事变之后，周恩来捎信到北京来给我，要我不在书中引用他的话。随着西安事变的发生和解决，共产党在西安成立了联络处，并派了周恩来负贵同蒋介石谈判。他怕我要是引用了他讲的话，就会使他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感到为难。这一点颇有意思，因为它可以说明，在周同我谈话的时候，他和共产党都还没有设想过要建立一个包括蒋介石在内的统一战线，而只想同从蒋介石那里分化出来的力量建立反蒋抗日统一战线。 　　关于周恩来和他夫人邓颖超的生平，我已据我所知在1954年为《星期六晚邮报》写的一篇文章中作了相当详尽的记述，故此处从略。 　　一、关于蒋介石 　　1936年7月9日于白家坪。 　　埃德加·斯诺：“1927年反革命获胜的主要原因何在?共产党人犯了哪些主要错误?” 　　周恩来：“我们首先无疑是错在没有将革命深入到农民当中去，尤其是没有深入到广东、广西已经武装起来了的农民当中去。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只求广度(讲数量)，不讲深度(直接组织农民战斗员)。 　　“第二，我们未能在国民党军队的干部当中实施必要的革命领导。我们本来可以把许多优秀的军官争取过来，加以掌握，然而却没有这样做。就在1926年，要是我们下大力去抓的话，我们也还来得及再组建十个师的共产党军队。 　　“第三，我们由于策略上犯了错误，丧失了在当时还是一个革命政党的国民党内部保持绝对领导地位的良机①。举一个简单例子：我们在上海没有去利用当时在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者内部存在的种种矛盾。我们丧失了本来理所当然属于我们的对国民党的绝对领导权。要是我们采取了正确的策略，那在1926年3月以后本来就可以拿到这种领导权。当时所有的右派都暂时被赶下了台；左派汪精卫同我们密切合作；当时还是中间派的蒋介石处于孤立地位。要是共产党人全力打入国民党和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而不是留在国民党外，我们本来可以同左派结成联盟，牢牢掌握住领导权②。军队、商人、学生甚至华侨当时都赞同我们的主要策略纲领。 　　“再者，就在蒋介石向上海进军途中，本来也还来得及组织反蒋和反右联盟的。大部分的军事领导权那时并不在他手中。在北伐军中就有第2军、第4军、第7军和第8军不受蒋的控制。他只有三个师，而且全都是最不可靠的。” 　　问：“你对这种错误或者失算作何解释?” 　　答：“有多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缺乏经验，没有马克思主义传统，我们党当时才只几岁。第二，党内领导本身不一致，在陈独秀这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一些初出茅庐的通晓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人团体之间分成了两派。第三，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集团当中革命发展不平衡。第四，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和经验水平不足，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一直居于优势。” 　　问：“你认为关于这一阶段革命哪一本书论述得最好?” 　　答：“《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是我们在江西时一位(政治局)委员写的。书中有些错误，在事实和分析上都有错，但不失为已有的佳作。” 　　问：“你对前景是否抱乐观态度?” 　　答：“毫无疑问，中国革命正在接近另一个高潮。它可能借助抗日运动夺取政权。在最近的将来，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在于群众运动开展得如何以及群众作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原动力的组织程度。革命农民的首要要求仍然是粮食和土地，尔后才谈得上全民抗日问题。红军在(1935年)向山西东征③时一路受到农民热烈欢迎，主要就是由于农民乐于接受这一(抗日)口号。” 　　问：“你认为蒋介石现在的地位较前几年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 　　答：“蒋介石在1934年到达了他权力的顶峰，现在则在急剧下降。他在江西第五次‘围剿’中，能出动五十万大军发起进攻和实行封锁，那是他的全盛时期。在他消灭第19路军、迫使我军后撤时，他在长江流域独霸一方。但他为取得这一切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从那时起，他的内战口号再也无人理睬。在上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他都没敢使用反共口号，原因就是害怕招致抨击。” 　　周恩来力图说明，蒋介石是想分兵把口，全线摆开；结果是到处自己削弱自己。“现在他的弱点是无法集中兵力。”他面铺得太宽，按他现有政治上的实际巩固程度而言是力不从心的。周接着说： 　　“如果他允许红军在西北建立根据地，那就终将证明，他再也不可能像在江西所做到的那样集中那么大的兵力来对付我们。他至今都无法阻止我们开辟这种根据地，也无法阻止这种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和巩固。 　　“要记住的第二点是，如果抗日运动开展起来，他几乎肯定地要失去其独裁地位(独断专行)。他的部队既不像第五次‘围剿’时那么庞大集中，又不像那时那样对他忠诚，要同日本人打仗的话，抗日军队(就是红军)就会把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部队拉走。蒋介石深知，抗日战争开始之日，就是他的霸权告终之时。没有必要一一列举将会首先叛离蒋介石的国民党将领和部队。然而众所周知，他的最得力的司令官之一的陈诚，就对反共战争很不热心。胡宗南的劲头比他更差。这两个人都是原先黄埔的左派学员，是许多红军领导人原来的同志。两人都是爱国的。蒋介石对谁也不能更多予以信赖，来进行他个人的反共战争。一旦爆发抗日战争，两人都肯定会拥护统一战线。” 　　问：“你对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有何看法?” 　　答：“不怎么样(高明)。作为战术家他是一位不高明的外行。作为战略家也许还差强人意。 　　“在战术运用上，蒋介石信奉拿破仑的战法。拿破仑战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部队的高昂士气和战斗精神，依靠决战决胜的意志。蒋正是在这一点上常常犯错误；他总喜欢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在率领一支决一死战的部队冲锋陷阵的英雄。每当他领导一个团或一个师，他总是把仗打得稀里哗啦。他老是集中兵力，用强攻去夺取阵地。在(1927年)打武汉时，他在别人进攻已经失败后带一个师到了城下，还是出动全师去强攻敌军防御工事，结果全师覆没。 　　“他在南昌城下又重犯这一错误。他向孙传芳据守的这座城市发起攻击，他只使用他自己的第1师，拒不等待增援部队。孙传芳先是撤退，让蒋军进入一部分城区，然后发起反击，把蒋军赶进城墙和护城河之间的设伏地。蒋军伤亡殆尽。蒋介石当时拥有第1、第2和第21师，可是他只用第1师。叶剑英(现红军东线参谋长)那时指挥第21师。蒋的愚蠢使他感到厌恶，之后不久就弃职他往。 　　“在最近的东征战役中，蒋介石命令陈诚将军派两个师来打红军和消灭他们。陈诚这位比他高明的战术家拒不执行，怕遭伏击。我们截获了他给蒋介石的复电。我们说实在的倒是欢迎这样的集中兵力；就好像去年(1935年)12月我们利用这种进攻解除了张学良部队六千人的武装一样。对南京说来幸运的是，蒋介石不常亲临前线指挥。他不常来前线的原因之一是他不会骑马。 　　“但蒋介石在战略上倒要比在战术上高明。他在政治上要比在军事上强，这就是他之所以能争取其他军阀的原因所在。他常常深谋远虑，从全局上来制订战役计划。” 　　问：“你认为谁是南京方面最能干的战地指挥官?” 　　答：“陈诚是一位孜孜不倦、勤奋好学的人，但建树平平。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恐怕要算胡宗南了。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何应钦原先并不是一个蹩脚的指挥官，但他在1927年(被孙传芳?)打得惨败，丧失斗志，他从此(在战场上)再无用武之地。” 　　问：“从军事观点看，红军在江西第五次战役中失败的原因何在?” 　　答：“蒋介石取得这一次胜利出于两个重要原因。首先，他根据德国顾问的意见，采用了在纵深修建碉堡体系的打法，只进行短距离的进攻，边进攻边巩固，最后运用优势兵力(五十万国民党军对十万红军正规部队)步步紧逼，构成严密包围。其次，我们未与(国民党)第19路军领导的福建事变在军事上进行合作，把它当作一支重要的反蒋力量加以支持。我们本来可以成功地同福建进行合作，但由于听了李德(红军的德国顾问)和上海顾问团的话，我们反而后撤，去向瑞金附近蒋介石驻有重兵的地方发起进攻。这就使得蒋介石得以从19路军的侧翼实施迂回，加以消灭。” 　　二、关于陕西和江西 　　周恩来说：“陕西的农民极端贫困，他们的土地非常贫瘠。要是江西的农民有像陕西农民这样多的土地，他们都会被人当成有钱的地主。红军在江西的兵工厂每月生产五十万发枪弹(子弹?)，我们在这里造得很少。江西还能大量制造手榴弹，而在陕西却生产不了多少。江西苏区共有三百万人口；而这里最多只有六十万人(在三个省的部分地区)。在江西和福建，大家都带着铺盖卷来参加红军；这里他们连双筷子都不带，他们真是一贫如洗。 　　“红军刚刚占领了绥远边境上盐池地区(盐池县)的两个大村镇。这里的土地，近百年来一直归法国和比利时神甫所有。他们的田产总共多达五百平方里。近一世纪前，一股蒙古人暗杀了两个牧师，之后他们才有了这处财产。今天，在围绕盐池湖的这块辽阔的农田上，所能见到的房屋全是教会的财产。在这一地区共有大小教堂三十所，还有许多肥沃的葡萄园。蒙古人来这里汲水、弄酒和使用牧场。 　　“我们来到这一地区时，同牧师们签订了一项协议，教堂财产概不触动，暂时归其所有，保证宗教自由，牧师们答允同国家共分粮食和收益，遵守苏维埃法律和不向红军部队进行宣传。这一协议得到了双方的信守。牧师们同意向全世界，特别是向在中国的教堂的全体天主教神甫发表一项声明，号召他们参加统一战线，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据报告，他们坚决反对法西斯，受到法国人民阵线胜利的影响。他们为我们(共产党)给法国人民打了一份电报，祝贺他们取得人民阵线的胜利。” 　　三、关于今后计划 　　1936年7月10日于白家坪。 　　周恩来说：“现在红军可以采取两种战略方针，但都得等我们从南方来的部队(由朱德、贺龙和张国焘领导)同这里的彭德怀和毛泽东的部队会师之后再定。两军将在7月底或8月初在甘南会师。这是两军分开一年之后的重新会合。去年毛、彭(和周)向陕西进军时，张同焘反对中央委员会向西北发展的方针。他坚持留在四川不走，力图在那里开辟根据地，然后再行南下。然而毛泽东等人明白，敌人正在他们背后跟着修建碉堡。政府援军已大量涌进贵州和湖南。他们认为，任何想打回南方根据地的企图都将遭到失败。中央还在争执不下时，南京军队开始在懋功地区发动攻击，在两部分红军当中打进了一个楔子。朱德、张国焘和其他人的联系被切断，红军分成了两部分。朱德并不同情张国焘，但由于自己的部队在张国焘部队的后面，只好受张的摆布(被俘了?)。现在时过一年之后，张国焘已同意北上方针，承认了错误。他利用当时西南形势(混乱)，乘大批南京军队调离四川之机，向甘肃开进。两军会师后，要召开会议讨论两种战略方针。具体如下： 　　“第一种：向南和向东发展，进入甘肃的南部，抵近河南，由红军在此处建立牢固的苏区根据地，以便必要时同时同南京和日本作战。这一根据地还将成为团结以潼关为轴心的周围地区所有反对南京的抗日军队的中心区。在抗日口号下开展的这一行动中，张学良是否会同共产党联合，尚不得而知，但有此可能。是否实行这一方针，要看会师后红军力量的大小，统一战线是否得到人民拥护和会师时总的政治形势而定。再就是： 　　“第二种：深入绥远和内蒙古，力求迅速同日军直接接触。这一行动势必引起同宁夏和甘肃的回族军阀交战，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去把内蒙的王公们争取过来，同时能争取群众拥护抗日阵线。这就是说，要向绥远的傅作义进攻，要打通外蒙古，同时要在红色中国同新疆之间建立交通线。这一方针将使中共得以建成一个足够强大的根据地，在政治形势对它有利时，能够独立地开展抗日战争。” 　　在9月29日我同德国顾问李德会谈时，他对上述两种思想发表了如下的意见。他认为红军将沿甘肃兰州以北西进，试图拿下宁夏城。这充其量“还得两个月以后才会发生”。那时三大主力兵团将联合起来，进行休整和接受新的训练。李德这番话的主要意思表明，中共当时——西安事变之前——的主导思想是想打回紧邻苏联领土的中国西北和北部边境地区去。 　　以上同周恩来的访谈是用英文进行的，周英文讲得虽不流畅然而让人能懂。我作了笔记，然后全文写出，向周复述，帮他找出词意含混的字，加以改正和澄清，然后写出校正稿。我这里的引文就是根据这份校正稿引用的。 　　①缅甸共产党在1945年犯了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错误。——原注 　　②这是不是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和策略领导所作的含蓄批评?——原注 　　③指1936午2月20日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遭到山西阎锡山军的阻挠，于5月5日回师西征，转战75天，歼敌万余人。——译者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