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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毛泽东

（美）埃德加·斯诺

一、几句题外的话(1939年重返陕西) 　　我于1939年9月底重返延安，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爆发两星期。周恩来已飞往莫斯科，表面上是去争取更多的对华援助，而一般认为是去聆取德苏和约缔订之后斯大林的政策指导。我进行了两次正式采访①，所有的提问和答复都写成文字，由王汝梅(现名黄华)来回翻译。王原是燕京大学学生，从北京来的一位青年领袖，是我在1936年把他带来保安的。在正式访谈之前，我去拜会了毛泽东，一起共进晚餐，和他作了一些不作记录的随便交谈。下面是据此交谈写成的日记随笔。 　　1939年9月23日。我看到毛住在延安城外几里远的黄土坡上一座“摩登的”三居室窑洞“公寓”里。我再次感到此公神态安详，与众不同，对一切似乎都泰然置之。他越来越具有一位忠厚长者风度，显然不像蒋介石那样“精神紧张”。 　　我们谈论了罗斯福的对外政策、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区别、中国工业合作社、统一战线的新问题、欧洲战争、八路军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以及苏联的欧洲政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我们边读当天的新闻，边加以讨论。 　　毛认为罗斯福会把美国带进战争。(欧洲)这场战争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战争”。在张伯伦把英国拖进战争和苏联参战之前，它本来会成为一场“进步战争”，但毛认为现在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战争了。美国共产党人过去曾经拥护过罗斯福，但如果他参战他们现在就不会拥护他。 　　毛对美国两党对战争的态度多少感到不解。他认为在上次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使美国参战，居然得到共和党的支持，真是咄咄怪事。在这次战争中，又是民主党执政，而罗斯福正在要求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想把美国领向战争，但共和党仍然竭力主张孤立主义。怎么竟然有这种事?难道共和党就不代表大金融资本?他们能够从战争中发大财的嘛! 　　我对这种别有用心地区分两党提出疑问，因为在两党内部可看到各式各样的资本家，而“大金融资本家”则总是一手把持着双方。对外政策反映了国内政策的压力，公众舆论包括工人舆论的改变，能够促使共和党人修正其立场。我援引了在废除对日通商条约上的态度变化作为例证。 　　毛指出，美国的这一政策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说，尽管(趋向?)废除对日商约，美国商人继续卖给日本原料，而且现在卖得比从前还多。 　　我承认这一点，我说，比起英国对希特勒的政策来，这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英国采取武装和资助希特勒的政策，甚至把捷克银行的后备基金交给希特勒使用，希特勒想要什么就卖给他什么，直到大战爆发才停止。再看看苏联的对日政策。俄国一直在把萨哈林岛的石油卖给日本，保持对日贸易，并延长日本在苏联领海的捕鱼权。当英国购买日本鱼类时，左翼发出了一阵狂叫，可是他们对俄国卖给日本渔业租让权一事，却一言不发。 　　毛笑着说，斯大林是向罗斯福学的嘛。他在整个谈话中时常把斯大林这个字眼用作苏联的同义词。 　　(我说)俄国尽管名义上保持着“中立”，但仍在向德国出售武器和供应品。明天俄国就可能同德国交战。我说，要是那样，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就将变得如此错综复杂，就好比“猫理纱团，越理越乱”，谁也无法预见会有什么结局。难道不是这样吗(我问道)? 　　毛说，斯大林现在用不着担心德国进攻了。“希特勒现在听从斯大林摆布。”他半开玩笑地这样说。我问他是否当真这样看，他回答说他当真“十分之五”——百分之五十。 　　在回答其他问题时，毛表示他深信斯大林之所以和希特勒签订和约，是为了抢在张伯伦的前头，不让他同希特勒结成反俄同盟。张伯伦对希特勒说，他应当去打俄国，不然英国就要参战(他这样说)。而要是希特勒真去打俄国，张伯伦已准备好把波兰、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国都给希特勒。斯大林则提出了一个比张伯伦的更有吸引力的反建议。 　　(这似乎是一种打譬喻的说法；看来毛赞同这样的想法，斯大林给这位讨厌的带洋伞的人——当时延安都在用漫画和泥塑小人这样讽刺挖苦张伯伦——耍了一个漂亮的花招。) 　　毛向我打听关于工业合作社的消息，它们是怎样搞起来的，等等。 　　我从中国工业合作社最初在上海成立国际委员会起，直到在海外成立募集基金委员会止，一一作了解释。我强调了它对游击队的作用。在我这样讲时，毛躺着身子，抽着纸烟，眯起了双眼。然后他说他全力支持工合，而且从我在汉口给他写信描述工合运动之后就一直是这样做的。他谈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拥护建设许许多多小型工业，以此作为战争时期重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的想法。即使中国工业合作社对前线地区和敌后游击区无能为力，他们正在进行的工作对于帮助恢复后方的工业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正是在战区和敌后游击区，才最最需要工业合作社，才会受到我们部队、人民和政府最热烈的欢迎。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帮助实现多方面的目标：(1)制止敌货从沦陷的城市流向农村游击根据地；(2)为我国自己的工业利用中国的原料和资源，不让日本去开采；(3)创造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游击战争根据地，以支持持久战争；(4)训练我国的失业工人和非技术劳力，使之不被日本用来反对我们；(5)用农民需要的工业产品去交换粮食，以繁荣农村经济。所有的中国友人都应当支持这一进步运动。 　　“中国工业合作社应当首先集中注意满足游击区的需要。沦陷区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着头等重要意义，因为要是日本在征服(巩固)那些地区上获得成功，那么合作工业比起其他各种工业来，也就几乎不可能有多大的发展前途。” 　　毛同意把这一番话写成书面材料，在华侨中散发。他随后确实这样做了——又作了不少发挥和加了一些爱国的词藻。这一封信通过香港的中国工业合作社国际委员会散发给了华侨，帮助了筹集基金。 　　我这次采访一共在延安呆了十天左右，在纯属社交场合多次见过毛，还上他家去喝茶聊天或者打扑克。他也学会了打桥牌；我同他和他的夫人有一天打到夜里1点。我们一连几夜交替打桥牌或打扑克。我已经记不起来到底是马海德教会毛玩这些牌的，还是毛是我1936年在保安那些日子收的“大徒弟”之一，我在日记里曾记过一笔，毛是个扑克大赌家，又是个嫩赌家，但他玩牌是为了娱乐。他对胜负毫不在意，因此和任何一个认真打扑克的人都合得来；他是为了玩。赌注数目很大，但全是空口说说而已。 　　毛的健康状况有了好转；他的体重在增加，我问他更喜欢过的是军事生活还是现在这种机关或者案牍生活。他说他最喜欢的还是军事生活；他在打长沙时肠胃比别的任何时候都好…… 　　在闲聊时，毛提了好多关于美国地理、气候和民情方面的问题。他问黑人在南方是否获得了新的选举权，文盲的统计数字是多少。他问起美国印第安人的情况，他们的境遇如何。他听说美国从来没有天主教徒当选过总统时，感到惊讶。美国有尖锐的宗教冲突吗?你们那里大多数人是怎样结婚的?他读过一本关于黄石国家公园的书，问我看过这个公园没有。他认为中国也应当有这样一个公园……他说他一直都无法理解，美国怎么能通过禁酒法的。他好像对美国文明的各个科学技术领域怀有极大兴趣，并根据他所闻对加利福尼亚无限向往。他曾经想出国旅行，但感到在他未在中国作更多游览之前，决不能这样做，虽然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但还有许多名胜奇景有待一游。中国就和苏俄一样，“自成世界”。 　　此时毛已娶了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来到延安的一个女电影演员。那年初毛同他的夫人贺子珍发生口角，贺同他一路从江西经过长征来到保安，我1936年在保安看到他们两口子，而今他们却离婚了。毛夫人后来带着他们的小儿子去了俄国。第二年毛就重新结了婚。 　　二、毛泽东和张国焘 　　我在本书中已引用了博古的话，说明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中国革命由谁“绝对领导”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实际立场。我还报道了我听说的关于毛泽东给予汉斯· 希伯冷淡接待的情况，这位“亚洲佬”1938年到延安时，本来以为他会因批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受到表扬。其论据是，我错误地断言，中共并没有放弃对工农的领导权，也没有放弃他们对国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后领导权②。 　　1939年我重返延安时，毛没有直接提到希伯来访的事，但当我问及时他说，《红星照耀中国》(他读了全译本)正确地报道了党的政策和他本人的观点。在一次党和军队干部的群众大会上，他还不厌其烦地亲自为我作了介绍，毫无保留地说我写了一本“真实反映我们情况的书”。也许他不仅以此来答复希伯，而且也是答复美国共产党对《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提到共产国际过去在中国所犯错误的理论部分持有的异议。有一段时期美国共产党办的书店实际上禁止出售这本书。 　　经过琢磨我还想到，希伯的论点可能正好重复了张国焘早些时候提出的、已被中共政治局斥之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取消主义”而予以摈弃的那条路线，因而冲撞了毛。研究中共这段历史的学者当能记得，在1935年8月的毛儿盖会议上，在争论国共(当时)假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后“领导权”应属何方这一基本问题时，张国焘曾激烈反对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余成员，那次张拒不执行党的决定——其理由他在1938年作了以下解释： 　　“尤忆民国二十四年夏毛泽东领导之一方面军与本人领导之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时，当时曾发生不同意见，毛泽东等估计长征是胜利，主张重建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本人彼时估计长征是失败，主张与(国民党)中央政府达成妥协……”③ 　　张国焘(毛说)本想留在西康不走或向甘肃西部推进，放弃苏维埃根据地和独立政权，显然是希望以此来和蒋介石做一笔好交易，使得他和他的部下在同国民党彻底合编后的“国防军”中跃居要职。但毛要求坚决执行政治局的决定，即要在国共两党两军并存的基础上建立抗日统一战线。他坚持进军陕西，同那里的苏区和游击队会合并加以扩展，以此作为要求停止内战和呼吁组成国防政府这样一个双重政策的一个部分。毛希望，日本的压力将同时促使和迫使甚至是重要的国民党将领把中共当作平等的对手进行谈判。 　　张、毛在西藏附近高原上进行的这场较量，也许是毛登上最高领袖地位的历史上最最关键的时刻。在此之前，毛主要是通过朱德的忠贞不渝，早就确立了他的最高政治领袖地位(至少是在中国南方)，取得了红军的绝对信任。在分析毛在江西时期的地位时，有些人往往低估了这一因素，即在当时政治局内部的斗争中，军事权力或者中共所谓的“有生力量”问题，总比貌似有力的种种单独或联合起来反毛的政治主张或“路线”更具有决定作用。在历次理论辩论中，始终存在着毛朱亲如一体这样一个事实和纪录。这是毛在南方时的所有对手无法逾越的障碍。他的影响首先是靠朱德，但也靠彭德怀、罗炳辉，刘伯承、林彪、肖克和贺龙。 　　1935年6月，毛在四川懋功县遇到了一心想当最高领袖的张国焘，以在军队中的威望而论，看来只有他可与毛泽东相抗衡。他不仅和毛同样是中共的创始人，是一位在党内组织上开展斗争中才能卓著的同志，而且当时担任军队——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委员，而四方面军要比跟随毛从江西过来的红军残存力量更为雄厚。 　　毛当时还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头衔，比作为同一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地位更高；然而张还兼任四川地区苏维埃主席，是当时共产党政权下最大的一个苏维埃地区。在(贵州)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再次确认了毛的全中国领袖地位，并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拥护；但这次张国焘的追随者没有得到充分的代表权，因而中央的各项决定不得不重新加以讨论，为此在四川召开了毛儿盖会议。会上，毛提出的总路线以及在西北集中兵力的总战略，不顾张国焘的反对，获得了通过。张国焘想要留在川康高原，建立主要的红色根据地。 　　可是，张的这一想法在毛儿盖会议上被否决。之后，他只是表面上接受向北进军的决定。他把四方面军交给朱德指挥，朱还同时领导人数还不如四方面军的红4军团和红9军团(朱的参谋长是刘伯承)，组成按计划向陕西进军的西路纵队。毛泽东同彭德怀指挥的一方面军余部留在毛儿盖，组成向陕西进军的东路纵队。朱德所部和四方面军同别人分手向西北开进后碰上了天下大雨，洪水暴涨，他们无法通过这一地区的一条大河。于是张国焘就想折返松潘，放弃前进。朱德坚持回师东进毛儿盖，去同毛的东路纵队会合。他们正在对此争执不下时，一些敌军切断了他们通向毛儿盖的道路。这些，我全是听毛泽东等人讲的。最近出版的一本朱德的传记，对那一段经历有如下的叙述： 　　“当天晚上，张国焘带着第四方面军的特种部队，包围了司令部，把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都抓了起来。张国焘要求朱德接受两项命令： 　　“第一项是由朱德谴责毛泽东，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朱将军答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张国焘的第二项命令是由朱德谴责党的北上展开抗日反蒋解放战争的决议。朱将军答道：‘决议是我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 　　“张国焘说，他要限定时间让朱德重新考虑，如果还拒绝这两项命令的话就枪毙。朱将军答道：‘你愿意枪毙就枪毙。我不能拦你。我决不接受命令!’ 　　“有许多因素使张国焘没有执行他的恫吓。首先，那里还有红军笫9和第5军团，他们打算抢回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再跟东路纵队合并。张国焘警告他们绝不许抢!面对着这一势必在中亚高原上引起血战的形势，朱德和他的参谋人员最后还是跟张国焘原路而回。”④ 　　在这一时刻和之后的整个冬天，朱德对毛忠贞不渝，这不仅决定了张国焘的命运，而且使红军躲过了一场分裂的灾难。毛带着一小股精疲力尽的部队在向西北奋进，对后方发生事件的性质满腹疑团，直到过了将近一年，这些疑团才终于得到解决。一切全都取决于朱德，因为不论毛或张各在党内有多大权力和多高地位，要是没有最高战斗共产党人的支持，显然谁都无法打败对方。 　　朱德不仅在所有的红军军官中是深受爱戴的总司令，而且在广大士兵中已经成了人人流传的活神仙。尤其是在他的故乡四川，只要一提朱德这个大名，就足以一呼万应。红四方面军有许多官兵是朱德的四川老乡，他能用他们的土话同他们谈话。张国焘在司令部人员当中是有个忠于他个人的小圈子，但朱德是他们所有人的上级，连红四方面军的军事指挥员徐向前也当然在内。张和徐向前关系密切，但没有朱毛团结得那么紧密。不管怎么说，徐向前要是反对朱德，就构成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违抗命令的罪行，而徐向前这位文武全才的黄埔军官、林彪的同学和周恩来的学生，从广州公社时期起就一直忠实执行党的决定。 　　还有一个情况，朱德的参谋长刘伯承也是四川人，要向朱德下手，先得把刘伯承的两个军团吃掉。这些因素，加上得悉(贺龙和肖克将军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正从湖南向四川开进，才促使张在后来的几个月当中，除了要朱德及其部下拥护他力图在西康建立强大根据地的那条“路线”而外，未再提出更多的要求。 　　与此同时，毛率领的纵队进驻西北，经过了休整，在甘肃、宁夏和陕西打了几个大胜仗。一方面军同刘志丹和徐海东的部队会了师，从而得以开进山西省，事实证明，山西的部队在红军“又打又拉”和“谈谈打打”的新战术面前，简直不堪一击。而另一方面，张远在西部地区的根据地，却越来越陷于无法防守的绝境，遭到大批强大的地方和中央军的进攻，人员补充和物资供应极端困难。二方面军来到后，召开了军事会议，张这时才接受了朱德、贺龙、肖克、罗炳辉和刘伯承关于全军北上免遭围歼的共同要求。 　　张国焘的所作所为，要不是毛和周恩来1936年在红军与驻陕西的张学良部东北军结成事实上的同盟的话，本来毫无疑问地早就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毛的决断已为一切事态证明是正确的。可是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张违反了政治局的命令，造成了严重损失——丧失了时间、牺牲了生命和错过了时机，毛并没有要求对他采取严厉的行动，在1937年初之前，张国焘一直没有因为自己的过错而受过正式“审判”。当时只是撤了他的指挥职务，命令他用一段时间“作自我批评，认识自己的错误”。我在1939年二访延安时，据我所知，对他于1938年4月从延安地区出走，事先未作任何认真的防范。他显然没有遭到软禁，被剥夺行动自由，他还可以会客。事实上，他是在和一些正式访问延安的国民党军官会见时，随他们走出自己的天地去西安的。 　　张国焘在到达总司令行营(1938年5月于汉口)不久发表的《敬告国人书》中，只字未提不让他离开延安的事。他原先只想去西安，但(据他称)到了西安之后，他深为国民党的军事和经济计划所感动，“因即离陕来汉，冀与此间中共中央负责诸君详为商讨，期于抗战建国事业，更作(进一步之)最善努力。” 　　张也许本想和当时在汉口的周恩来、博古和王明商谈，但他发现一到“即被宣布开除党籍”，他的《敬告国人书》这样说道。他显然不是在他离开延安去西安，而只是在他公开参加国民党营垒之后，才被开除了党籍。很明显，既没有党员也没有军人陪着张来，看来更没有可靠证据证明，像最近在某些人士中盛传的，“他的大量追随者被抓捕并被处决。”⑤1937年年中，徐向前由刘伯承接替指挥他的部队，但他仍然以参谋人员身份在延安到处露面，而且接待外国人的采访⑥。大家还会记得，1938年正是“新民主主义”盛行时期，许多国民党员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出出进进，甚至参加了一些活动，当时国内外的非共产党观光人士行动颇为自由。要是那时真的发生大规模的清洗而居然毫不为人察觉和报道，甚至毫无传闻，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近来有这样一种倾向，硬要把张国焘说成是清洗的受害者，意思是说，他是党内一种重要观点或者少数派的代表，对此毛只有依靠暴力镇压才能制服。我们在听到这种言论时，就要记住上述的事实和情况。现在看来事实的真相，就像1938年一样，是张国焘自己打错了算盘，上了反复无常的历史的当，从而断送了自己再在党内担任要职的前途。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当他还在汉口时，老练的国民党领导人和共产党人都只把他看成自我流亡的变节分子，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就连陈立夫——张国焘当时在他手下做事——也没有把他当成“被清洗者”来做文章，而且那时张本人写的《敬告国人书》，也丝毫没有帮那种认为张是被清洗者的人的忙。 　　洛甫写道：“张国焘又把他的北上描写成为似乎由于他坚决拥护1935年12月共产国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之结果。这真是天大的笑话!”“张国焘的北上，完全不是像他在《敬告国人书》中所说由于他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是由于他的错误路线的破产与中央路线的胜利，由于二方面军的推动及四方面军最大多数同志与将士的要求⑦。 　　“事实也证明了，犯错误的是张国焘，不是中央，他痛哭流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请读者看一看1937年4月6日张亲自写的《我的错误》中下面的一段话： 　　“‘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许多同志对于我的错误的彻底揭发，我对自己的错误有更深的了解。的确，我的错误是整个路线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和军阀主义最坏的表现。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这错误路线不仅在各方面表现它的恶果，使中国革命受到损失，而且造成极大罪恶。客观上帮助了反革命。’(《党的工作》第3l期，1937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出版。) 　　“至于说张国焘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了解始终与中央是不一致的，这倒完全是事实。当中共中央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艰苦奋斗的时候，也正是张国焘远在西康、西藏当番民的‘土司’的时候。当我们告诉张国焘我们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时，他完全以讥笑怒骂的态度对付中央的方针，完全不相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建立之可能。然而，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他却又转到另一极端，主张取消共产党，实行投降。” 　　张本人的《敬告国人书》实际上是要延安方面接受：一、“毫无保留地实行三民主义，务必言行合一，不再作与此相违反的宣传和组织”；二、使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国军化”；三、“更进一步之精诚团结”，包括放弃土地革命，绝对服从中央政府，并承认“国民党为最革命之政党，蒋(介石)先生为唯一之最高领袖。”⑧ 　　我上次在1939年采访毛泽东时，向他提出了这个有关统一战线阶段中的领导权问题。他作了明确回答，他说，那种关于共产党“不过是些土地改革派”的神话，居然至今还有人相信，实在是令人费解。 　　“现在有许多人断言，”我说，“中国共产党人事实上已不再是社会革命派而只是改良派。你将何以回答?你是否仍然主张中国革命(我引用他的话)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并在一定时期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张中国共产党的责任就是要领导全国进行这场革命?” 　　毛回答说：“我们一直是革命派，我们从来不是改良派。中国革命这篇文章有上下两篇。上篇是实现民族民主革命，下篇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必定实现，而且必定要完全实现。在现阶段，革命的目标属于民族民主革命性质，但是经过一定阶段，就要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要是我们现阶段的工作失败了，就不可能早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⑨ 　　①这两次采访均整理成稿，在《密勒氏评论报》(1940年1月13日和20日)上全文发表。还参见《为亚洲而战》(1941年纽约版)第280—302页。——原注 　　②见《太平洋事务》1938年6月。——原注 　　③见1938年5月2日发表于汉口的张国焘《敬告国人书》。我引自当时一篇粗糙译文，中文原文本在我的卷宗内。——原注 　　④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著《伟大的道路》，1956年纽约版，第331页。中译本1979年北京三联书店版第378页。——译者 　　⑤罗伯特·诺斯：《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人》，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80页。——原注 　　⑥尼姆·威尔斯：《红色中国内幕》第132—141页。——原注 　　⑦洛甫：《读了张国焘<敬告国人书>之后》，引自1938年我在汉口搞到的一份文笔相当粗糙的译稿，原文发表地点和日期均未注明，大概刊登在延安的党刊上(1938年6月20日《解放》笫42期，译者根据原文作了订正。下同)。——原注 　　⑧张国焘《敬告国人书》，着重号是我加的。——原注 　　⑨《密勒氏评论报》，1940年1月13日。——原注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