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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洛甫论党的问题

（美）埃德加·斯诺

一、论托洛茨基主义 　　下述材料，是1936年7月19日洛甫同我在保安进行长时间的访谈，以及后来多次简短会晤时向我提供的。洛甫当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自1934年在江西担任此职至今。洛甫给我讲了自传，由于篇幅所限，我未能收进《红星照耀中国》。后来在尼姆·威尔斯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发表了。 　　下面的论述，是根据我所提出的问题作答的，我提的问题未作记录，但不难从上下文推断出来。 　　洛甫曾在美国住过一年左右，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过一些课程，用英语和我谈话，谈话时没有其他任何人在场。他说： 　　“托派不懂得中国革命的真正性质。 　　“他们认为革命的全部任务已经落在无产阶级的手中；他们以为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时刻已经到来。我们认为，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斗争，因此它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革命的主要任务必须由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群众共同来完成。 　　“托洛茨基看不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就像他在 1905年直到1917年始终看不到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样。按照我们的立场观点，无产阶级将在中国革命中对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发挥绝对领导作用。而托派则认为并不存在中国无产阶级的绝对领导作用，因为他们只把它当成实施专政的阶级，而不看成各种力量的联盟当中的一部分。 　　“那么中国无产阶级有否可能来发挥这种领导(绝对领导)作用呢?我们当然承认中国的资本主义是落后的；然而它在中国经济中仍有巨大作用。在帝国主义者和本国人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业里，现在大约共有三百万名工人。这个起点不算小了。第二，由于资本家加紧压榨，加之这类企业在中国经济的总体上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就决定了工人所要发挥作用的极大重要性……工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固然不大，但中国共产党充分了解他们所具有的力量和重要地位，因而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第三，中国很幸运，有着一个从很早起就具有明确目标和远见卓识的革命政党。而英国的工人，举个例说，人数要多得多，可是他们被领错了路，处于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奔走的工党的统治之下。中国没有工党这种帝国主义(给予它的无产阶级)的特殊礼物，剩余价值的礼物。中国的工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因而中国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领导的性质。中国无产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它在汉口、广州、上海等地的反帝大罢工中接受训练(经验)起，就一直在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而现在农村地区，无产阶级同样是红军的领导成份。按照它的宗旨，红军从总体上说是无产阶级性质的，原因就在于它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没有其他政党能够夺走这一领导权。 　　“正因此，虽然红军的兵员大部来自农民，但却不是一支农民军队。它首先是共产党的军队，而共产党是有着严明的无产阶级纪律、明确的无产阶级纲领、战略和目标的党，这些都是以前所有农民起义都从未有过的。农民起义只是用一群封建主代替另一群封建主。例如太平天国起义就具有这一弱点。 　　“我们(要是代表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到城市去呢?这并不是因为无产阶级如此落后，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和本国的反动派都把他们的主要力量集结在城市里。要是没有外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我们就能开进和夺取城市。如果蒋介石得不到外国的枪炮和飞机——帝国主义的装备和技术——我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夺取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城市。然而，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我们能够在帝国主义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积聚力量，在这些地区取得经验，准备最终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发展道路因而和俄国革命大不相同。在那里，沙皇政权一旦被摧毁，整个国家就随之落到了革命的手中。而在这里中国，我们必须首先夺取整个国家，然后南京政权才会垮台。 　　“为什么分配土地?因为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农民的反帝革命任务，没有农民的帮助，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这一时期的托派刊物斥责分配土地是典型的农民起义或者土地改革运动。(托派坚持说)红军是以农民的落后分子为基础的，不能提高到比原有更高的水平。红军无法将革命转变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 　　“在俄国革命中，红军是在革命开始以后组成的，为的是巩固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果。而在中国革命中，红军必须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随着革命的产生而产生，并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发展。 　　“托派一方面坚持认为农民落后、反动、不革命；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无产阶级太小、太弱、太落后、太缺乏战斗意志，不足以领导革命。因此，把他们的论调归纳起来，结论就是资产阶级革命要由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者来领导。” 　　托派一度认为，在法西斯大难临头的情况下，共产党继续搞夺权斗争，正在危害全中国工人阶级所取得的一切民主成果；认为红军正在“客观上”帮助日本。 　　“可是，共产党根本不打算坐视帝国主义打着本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旗号，巩固其在中国的统治。①土耳其斯坦②的各族人民，外蒙古的蒙古族人民，很少或者没有无产阶级。然而他们今天都在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呢?因为革命是否正确，取决于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领导——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就是土耳其斯坦和外蒙古革命的决定性条件。 　　“在任何单独一个国家中，革命的发展并不仅仅取决于无产阶级的数量。它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国际——对它的领导，要靠共产党确定正确的策略和战略。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者，汲取了世界无产阶级运用策略和取得成功的集体经验。必须牢记，中国的党还吸收了一大部分已经(在经济上和思想意识上)无产阶级化了的小资产阶级接受党的指导和领导。 　　“什么是革命成功地夺取城市的条件呢?单从形式而言，最大的胜利保证是由红军从外部进攻和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内部起义相结合。可能还有——也许没有——‘白军’的起义、国民革命运动、总罢工、防守白军的瓦解或者民族资产阶级军队中的重要部分倒戈到革命方面来。” 　　二、革命的各个阶段 　　1919—1925年 准备阶段(“五四”运动至1925年的“五·卅”惨案)； 　　1925—1927年 大革命阶段(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 　　1927年 广州公社； 　　1927—1931 第一次苏维埃革命，重点是土地革命； 　　1931年— (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红军将在其中起领导和决定作用。 　　“现在同过去的主要差别是对红军和苏维埃的政策作了调整。以适应把民族解放作为阶级解放的先决条件的需要。(1925—1927年：正；1927—1931年：反；1931年—合。) 　　“在这一阶段(解放战争)以后，中国革命也许不会再像俄国革命那样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党可能争取到国民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得以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和平地消灭阶级，将中国带入社会主义。革命暴力可以用于对外斗争，用于反帝战争。因此，在现阶段，必须利用帝国主义作为建立民族统一的基础，作为夺取社会主义胜利的先决条件和制订政策的依据。” 　　三、社会主义和外国企业 　　“中国所有的重要资本主义企业，现在都在外国帝国主义手中。不可能设想在这一状况存在的同时能成功地建设自由的中国经济。然而，现在对中国的经济以至对中国的政治主权最大的直接威胁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在现阶段所关心的，是要取缔日本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因此我们主张立即没收这类企业，剥夺其经营权，来为正在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国人民造福。对于其他外国帝国主义，我们愿意采取温和的方针，按照苏维埃法律购买其重大利益，对帮助我们进行抗日战争或者同我们合作的列强给以特别的照顾。” 　　四、其他问题 　　(一)党的训练 　　“第一批共产主义学校是在上海组建的，但只是到了江西苏区建立后，1933年在江西吉安开办了马克思共产学校，才第一次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正规课程’，计有：(1)马列主义常识；(2)党的建设和党的工作原则；(3)苏维埃建设：苏维埃组织、工会和农会组织、群众组织形式等章程；(4)讲授课程：农业和工业经济问题(农民和工人问题)；文化工作(宣传等等)；游击队的组织和训练。参加这些课程的学员需脱产学习三至六个月。” 　　(二)党员 　　“目前，在西北苏区约四十万的总人口中，约有党员四万人(包括军队)。在江西和福建苏区，那时在三百万居民中有党员十五万人。在所有长江流域地区的各苏区(江西、福建、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原有党员约四十万人。在苏区以外的华北，今天(1936年)约有一万名党员。在江西的全盛时期，中国党员总数几乎多达四十万人。共青团员则少于此数。” 　　(三)恐怖镇压和战斗伤亡统计 　　洛甫说，中共在整个南方统治时期有不到五万人由于政治原因被监禁。他估计，自1927年以来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在五十万以上。其中包括广州公社损失约二万人，1927年在上海遇害约一万人，1927年在武汉遇害约一万人。原先有赤色济难会对各大城市被捕和被杀的人进行统计，但是该会的会员也都在各个城市被捕和杀害了。 　　除单个逮捕和处决外，在长江南北进行的五次反共围剿中，至今已共约有三百万人被杀。在江西苏维埃地区，共和国鼎盛时拥有二百五十万人口；到最后一次反共围剿战役之后，在红军被迫逃离时，只剩下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人。在鄂豫皖苏区，自从被国民党占领以来人口减少了六十万人。国民党军攻占湘鄂赣边区后，那里已有五十万人在“清共”中被杀害。在川北(红军在那里进攻，相应地也遭到猛烈攻击)，本来有人口大约一百万人。红军走后人口大约减少了一半。红军在江西的最后一次战役大约死了五万人。 　　洛甫坚持说，苏维埃政府在南方“总共判罪和处决了不到一千名反革命分子(即政治犯，不算“阶级敌人”?)他们处决了四五百个地主。多数地主被赎获释；许多人被准予外逃；还有许多人在红军到来之前就是非经营地主。有好几百但不到一千个高利贷者被杀。在长征中，处决了不到一百个地主和官吏，总共不到一百人。在陕西，杀了还不到十个人，都是最恶劣的高利贷者、地主和贪官污吏。在陕西总共才枪毙了两个“奸细”。 　　(四)对占领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化 　　洛甫说：“红军每攻占一个村子，首先召开全体居民的群众大会，解释红军及其纲领。然后要求通过普选组成临时的村革命委员会。接着就由村革命委员会着手调查研究，为成立苏维埃预作准备。它收集有关人口、土地所有权和分配状况，以及经营地主、自耕农、富农、中农、贫雇农、产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和商人等各类人员的重要统计数字。它收集控告欺压穷人者的材料，然后择其罪大恶极者交付另一次群众大会进行公审。被告都被带上台来由原告当面控诉。大会根据罪行决定应否判处死刑、苦役、少量罚款或剥夺权利。村民们对最恶劣分子通常非常痛恨，要求处死；红军就得起调解作用。这样以后，村民们就会更加宽大为怀，愿意听从红军。他们一般最痛恨和鄙视高利贷者。如果群众认为他们欺压人民罪大恶极，就把他们杀掉。” 　　(五)对犯人的待遇 　　“对不是太坏的犯人，让其在诸如运输、工厂(制作制服)或者誊写书籍以及印刷等等国家事业单位工作。只要他们改悔和愿意合作，就释放他们，并恢复其选举权和担任公职权。许多人就是这样的。有些人获得了自由，但无选举权。 　　“以上都是过去在江西的做法。我们的现行政策是，拘押政治犯后，经过一段教育，即全部加以释放。我们现在一个不杀……是的，一个不杀，连敌军军官也不杀。起先我们杀‘白军’的上校或将级军官，其他一律不杀；现在我们在尽力把他们争取到统一战线方面来之后，予以自由。这样做的效果非常好。普通士兵概予释放，发给五元钱交通费(路费)然后开释。许多人留下不走，参加了红军。现在连法西斯分子也予释放。指挥官发给三十至五十元路费。有个法西斯指挥官被红军争取了过来。凡是群众有好感的大地主，共产党不动一根毫毛——就连在江西时期我们也不。我们没收他的土地，剥夺他的选举权和参加红军的权利。红军从不超越群众的(自发)要求。 　　“我们在保安只有一所监狱，那是一孔单间窑洞，和别的窑洞一样。要是罪行严重，就把犯人直接押送到他犯罪的地方去，由苏维埃来决定他应得的惩罚。对土匪、民团(民兵)和敌军士兵一视同仁。我们努力劝说他们遵守红军的法规，帮助抗日战争(原话如此)。不论其表示同情与否，只要态度好，即予自由。③ 　　“普通罪犯只拘留数日，加以批评。通常犯人都交代其错误，愿意改过自新。政治犯远比其他犯人要多。老的封建纠纷(家族纠纷)由苏维埃政府调解结案。他们从前为什么互相厮杀呢?因为这一姓的地主要利用本家的农民去反对另一姓地主的农民。随着地主权势被消灭，土地被重新分配，农民们发现他们没有理由互相争吵。他们一起劳动、学习和建设。” 　　①着重号是我加的。下同。——原注 　　②即我国当时的新疆省。——译者 　　③我后来看了这所监狱，其中关着个青年人(由一个士兵看守)，据说是个奸细。——原注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