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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篇 罗斯福总统谈中国

（美）埃德加·斯诺

1942年2月24日，我正在华盛顿设法获得作为战地记者乘坐“飞剪式”飞机去非洲的优先权。当我坐在白宫行政助理威恩·柯埃的办公室时，他正好接到通知，说罗斯福总统想见我。我在当天下午去了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总统就在那里候我，说他是从《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以及《星期六晚邮报》上我写的报道知道我的。我们谈了将近一小时，主要是谈了远东问题。我在1944年回国休假时又去拜会了他。日期是5月26日。回到俄国后，我按他的提议给他去过几封信。在我第二次华盛顿之行期间，我在1945年3月3日，即他向国会作关于雅尔塔会议情况的报告的第二天，对他作了最后一次的拜访。 　　关于那几次不作记录的谈话，我作了非常仔细的追记，后来作为个人文件整理了出来，长达万余言。其中大部分谈的是今天纯属私人感兴趣的问题，但不时有些片言只语，可能对研究这一阶段历史的学者有些用处。当然，我们的对话并不是按我这里写成的次序进行的；而且罗斯福是在同我作的相当随便的谈话中，只是极其有限地表露了他对中国问题的见解，我这里只是精选和整理了一些摘要，加上我的评述。 　　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早在1942年罗斯福总统就已明白，蒋介石政权没有得到人民一致的和热诚的拥护。他真诚希望我国援助能给中国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例如，他问我，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中国人民，而与中国政府截然分开。1942年2月24日，我就中国工业合作社和这种生产方式对于制止通货膨胀、帮助中国消费品自给自足以及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建立一些新的经济基础方面所具有的当前和长远作用，讲了很长一段话。 　　罗斯福先生听我谈到“工合”是(除红十字会外)唯一能同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统治区开展工作的战时组织时，特别感兴趣。他似乎懂得它在为游击战根据地提供经济支援方面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他用心听取了我发表的下述见解，即要是在战争过程中加以发展，那么强大的中国合作社运动最有希望取代一党统治，制止以重开内战作为投反对票的唯一手段。 　　他想知道，他怎样才能帮助“工合”。我建议他告知蒋介石，从他正在获得的美国贷款中拨出专款给合作社组织，使之能与得到政府信贷资助的国营和私营企业共同发展。我要他专门对蒋提出拨付“工合”当时正在申请的二千万元(法币——译注)信贷，以应维持其现有单位和扩充基金之急需。总统对此考虑了一下，决定不能告知蒋怎样花我们的钱，因为蒋会对此耿耿于怀。但他说他在下一次给这位总司令写信时，将表示他个人对中国工业合作社的深切关怀，要求对其发展情况提出报告。 　　罗斯福说：“我想，他会明白我的意思的。”我在1944年见到他时，罗斯福先生又向我提起他那次的诺言。他说他做了那件事，他在开罗见到蒋和蒋夫人时，也问及了“工合”的情况。之后“工合”确实一度得到了一些特别信贷和蒋的关照，不过我没想过，这是否同我和罗斯福总统的谈话有关。 　　到了1944年，在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以后，罗斯福可能已不再对蒋介石抱任何希望，他对中国国内事务的前景心灰意冷，因而感到他个人的干预已经无济于事。到1945年，他就明确地承认中国共产党人正在增长的力量。他在那年告诉过我，他要在抗日战争最后阶段直接给中共以援助。他显然无意摒弃蒋介石政权；他或许只不过是把同共产党合作当成一个有用的军事上的权宜之计。我还有这样的印象，罗斯福也许是想把共产党当作迫蒋就范的一个手段，让他听话，把他自己的政府加以革新，向着使政府成为一个统一和进步的中国的中心这一目标迈进。我不知道他是否考虑过共产党最终胜利的严重可能性。他肯定清楚在抗日斗争当中有重新爆发内战的危险。 　　“那次在开罗，”他在1944年5月26日对我说，“我告诉蒋和蒋夫人，他们一定得想办法和共产党联合。我说我们不准备卷入你们那里任何内战局面，我们要中国一致对日。” 　　“要是他们不在近期内达成某种类型的联合，”我说，“那么甚至在打败日本之前或者之后不久，就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 　　“我基本同意你的意见，”他回答说。他已经看到，实现两大营垒之间的妥协，乃是美国政策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对外公布我就告诉你，”他接着说，“两个半月之前蒋确曾同意我们派一些我们的人去延安并让他们留在那里。结果发生了某种转折，这位总司令要我们等几个星期。现在我感到欣慰的是，蒋已同意让记者们去延安。这一点你也别公布，我们正在派人(代表政府)和记者们一起去，随后他也许就留驻在那里。” 　　当我在1945年3月3日见到总统时，他刚听说派特里克·赫尔利将军主持的延安、重庆之间的谈判宣告破裂。由于早先的一些报道都说，已经令人满意地找到了解决办法，这真是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消息”。总统说，对延安方面要求为实施初步权利法案作出某种保证，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毫无道理的反对意见”。而在他看来，延安方面的要求“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罗斯福问我个人对蒋介石有何看法，问我是否“喜欢”他或者感到“了解”他。我按照我已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所写的作了回答——恐怕不大中听悦耳。至于是否“喜欢”他，我曾对他进行过多次采访，但一直没有改变我对此人的看法。他说： 　　“我在开罗一直未能形成对蒋的看法。后来我回想起来，我明白了，我全是听蒋夫人告诉我她丈夫的事和他的想法。我明白了，我的问题总是由她措词作答。我开始了解她，但对这位老蒋——我根本就没法接触他的思想。我希望派特里克·赫尔利回来后能给我多谈一点他的事。” 　　我们进而谈起了中国共产党人，谈到他们是否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宗旨——他们是否“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如某些人声称的那样“只是土地改革者”。我重复我以前说过和经常写过的那些话，即他们当前纲领是土地改革——或叫平均地权——然而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他们同莫斯科的联系近几年来一直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他们没有从俄国得到过军事援助整整十年了。当然他们是共产国际的成员。不是共产国际已经真的解散了吗?至于将来莫斯科能够和将要对他们控制得多么严密，那是大家可以猜测的问题。找到答案的一个办法是，在共同对日作战中同他们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 　　总统提了几个关于八路军(共产党)具体说来能用我们的援助有何作为的问题。之后他说，我们确曾计划过要在华北海岸运送补给品并派遣联络军官。迄今为止，我知道我们对中共军队没有提供过任何帮助。我很自然地假定，在华北作战中，我们是要设法找到国民党领导的游击队，同他们合作。我说不清当时对除了日本人扼守的城市和公路之外的广大地区实施着有效控制的共产党人，对此会有何反应。 　　我说：“我以为只要我们承认蒋政权为唯一的政府，我们就得继续通过他(即使在和游击队直接打交道时)一手分发所有的补给品。我们不能支持中国的两个政府，对吗?” 　　“可是，我一直在同那里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总统回答时用力把头往后一仰，“我还打算继续这么干，直到把他们合到一块儿为止。” 　　使用海军陆战特攻队来执行华北行动计划，可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们的队长埃文斯·卡尔逊是同时受到国共两军将领器重的少数几个美国军官之一。打他在匡迪戈担任总统卫队长同总统交上朋友起，罗斯福就认识他了。整个特攻训练系统是卡尔逊一手建立起来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武装部队推行的实战训练最基本的思想之一。白宫的支持，对于卡尔逊得以排除来自保守的海军陆战队的阻难，起到了至为重要的作用。吉米·罗斯福一直担任卡尔逊的副队长，后来他任第2特攻营营长。 　　“吉米对卡尔逊真是五体投地。”他父亲有次对我说。 　　我现在来说说卡尔逊；我刚从加利福尼亚州回来，我在加州访问了他。这时他正在养他在塞班岛负的伤。总统听说他已经恢复健康，可以接受任务，大为宽慰。他赞成派卡尔逊去华北工作，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他说他已经保举了卡尔逊，“可是海军陆战队的头头们听不进去，”罗斯福哼着鼻子说，“说他忒嫌‘红’了点儿!” 　　我说，伊文思·卡尔逊可不是共产党(他是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警察称之为“更叫人可怕的人”当中的一个——一个既信上帝又同时信社会主义的基督徒)。我说：“要说他是共产党，那和说他那在新英格兰当牧师的父亲是共产党差不了多少!” 　　“我也一直对陆战队头头这么说，可他们混为一谈，”罗斯福轻蔑地笑笑说，“我叫他们找个和卡尔逊一样优秀的人来，可是他们至今还找不出来。” 　　这时离蒋介石迫使罗斯福撤换史迪威已经过去五个月。这是蒋总司令赢得的一次个人的胜利，他迫使罗斯福撤了史迪威，而不是授权他改组和重新训练国民党部队，并兼任蒋的第一副总司令指挥全军，以实施为拯救他的政权以免完全解体所必需采取的微小改革。总司令我行我素，但为此付出了代价，使得罗斯福总统得以深入了解蒋在管理军事、经济和政治事务方面贪赃枉法、腐败无能等丑行最令人恶心的详细内情。不久，罗斯福去雅尔塔。谁能怀疑，他在那里对处置满洲问题之所以采取当时那种态度，至少是因为总司令固执地拒绝了总统和马歇尔将军挑选史迪威，作为最能胜任完成“挽救中国”这一艰巨而又复杂任务的人? 　　倘使总司令交给史迪威指挥权，从而让史迪威，并通过史迪威让美国政府在战后负责原封不动地把满洲交还国民党，那么，他的命运就会有何等的不同!即使不撤换史迪威，罗斯福也可能接受俄国参加对日作战提出的大部分条件，但其结局可能当时对蒋介石更为有利得多。 　　到底罗斯福预见到我们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可能前途是什么呢?在他对我说“我可一直在同(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还打算继续这么干……”这番话时，他刚从雅尔塔回来，而且当时他同俄国取得的秘密协议的条款，即使不在他的良心上而是在他的良知上墨迹犹新时，他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他究竟是把我们在延安驻有外交和军事观察员一事，作为在事实上承认那里单独的共产党政权——还是作为战时美国援助抗日的一种诚意呢? 　　第二个月，罗斯福去世了。之后不久，所有关于在华北登陆，或者同延安进行各种认真的军事合作的议论都戛然而止。因为我们全力支持了蒋介石，把宝押在了维系这个独夫的统治上。这就使我们永远失去了作一尝试的机会。试想，要是我们当初把中国共产党人当成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友，就像把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当成共同对希特勒作战的盟友那样对待，中国共产党又会怎样对待我们——怎样对待俄国?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