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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篇 返回途中

（美）埃德加·斯诺

1936年10月12日。 　　我大约上午9时离开保安，走上去西安的公路。除了毛还在睡觉，所有人都出来给我送行。陆定一陪我出城，一直送我到红军大学。公路下面，河滩地上，林彪和洛甫正在露天给各班学员讲课，当我策马而过时，他们全都停了下来，起立挥手高呼：“一路平安!”“斯诺同志万岁!”“同志”的称呼纯属出于礼貌，可我一想到这些青年人当中能有多少人能从那里活下来，不禁一阵难受。 　　我的坐骑“马鸿逵”，由于多日奔波，吃的全是高梁秸秆和草料，可真瘦了，但它此刻却整日在我们骑兵小队前健步小跑。我们沿着保安河一直走到日落，来到这个叫什么山的歇脚点，可它根本不是什么山；我们住在从河谷中平地拔起二百英尺高的一座砂石山脚下的农舍中。这座砂石山看起来像一个大蜂窝，凿石开成的几百孔窑洞鳞次栉比，沿着一条小路直上顶峰。一所古庙冠于山巅；庙旁就是过去县太爷的府第。沿河的石洞住房数不清，但我见到的要算这一间最大。红军大学就在这里一个窑洞中住过。 　　这里有些窑房舒适得出人意外，四壁粉刷得雪亮，地板用砖砌或木镶。由于它们天然高度绝缘，因而室内冬暖夏凉。它们又是无法攻破的碉堡，除了拥有重装备的部队正面冲击外，别无他法。除少许红军卫兵外，现在全都无人居住。 　　这一带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经过劝说，我们的农民房东卖给了我们一只鸡。就着我们从保安带来的菜和小米面花卷，算得上一席盛宴，因为从一清早起我们什么也没有进肚子。饭后，我们坐在这位农民的炕上，胡金魁央求他拉一段他的三丝，这是一种类似日本三弦，而样子像长班卓琴的乐器(也许日本三弦是仿它制作的)。胡金魁说陕西人家家都有“三丝”。自制“三丝”和自造步枪是陕西人成家立业的两样必备品。 　　我们的主人是位青年农民，用白毛巾包头。他盘腿端坐在炕上，神情极为庄重，两只光脚垫在身下定边出产的羊毛地毯上。他的年轻妻子坐在他身旁，也光着两只脚，袒露着她丰满而呈棕色的胸脯在给婴儿喂奶。另一个娃子顺着爸爸的腿爬，扳着他的大脚趾在端详。他的歌声异常凄凉，听起来是依靠人们的记忆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和这荒凉的农村十分相称。 　　门框上晾着辣椒，对面小储藏室里堆着南瓜，还有不少倭瓜、萝卜和小米垛。他们正在忙着准备过冬呢!猪儿又大又肥，从站着听唱歌的战土们的双腿间钻来钻去。有些会歌词的陕北人跟着一起唱。 　　10月13日。 　　我们住在一个小村里，这里有所破庙，许多年轻的妇女都放了足。我们借宿的一家有四个妇女——三个儿媳和一个专制的婆婆。很明显，革命并没有把妇女从“婆婆暴政”下解放出来。这一家的男人抱着他的小儿子出来，孩子的一只手指感染得很厉害，要我们帮忙。我无能为力，只能告诉他要洗净疮口，保持洁净。这些人对肮脏与疾病之间的关系毫无概念。 　　我们吃了一顿丰盛的筵席：炒白菜、我坚持要做的酱土豆丁(!)、炸鸡块、馒头和萝卜。大家都喊“好香!”这顿饭真美。 　　“苦吗?”一个年轻战士开玩笑地向我发问。我说：“不苦。”我问他，什么才算真正的“苦”?没有面包和土豆，光吃小米苦不苦? 　　“不，那不能算苦，”他答道。“我们没有米饭吃馒头，没有馒头吃小米，没有小米吃玉米，没有玉米吃土豆，没有土豆吃白菜，没有白菜喝开水，没有开水喝凉水。要是什么都没有，是的，那才真叫吃苦哪!” 　　时值10月，到处晒着红红绿绿的辣椒，加上秋日阳光下青翠的白菜和金黄的南瓜，全村充满着节日的气氛。 　　我们不论在哪里歇脚，都有贫农会为我们安排食宿，每村至少有一位贫农会代表。 　　10月14日。 　　我们在一间建造在山坡的草屋里过夜，居高临下，长满树木的山沟一览无遗，自从离开肤施(延安)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又见到稻田。这块坡度很大的地，是二十年前来这里的一个四川人的。他把这块农田叫做“二十亩高地”，因为它斜到山下，难以耕作。他解释说，只有本地人才能种上平地；外乡人概被排除在外。沟那边的那位农民现在拥有一百亩漂亮的稻田，可是他(我们的主人)不过是贫农会的“穷老张”。尽管如此，“穷老张”给我拿出了几个(到处极其罕见的)鸡蛋来，还有几只鸡，一些土豆和白莱。我们再次美餐了一顿，尤其是张端出他用小米、豆子、豆油和辣椒自己制作的豆油汤之后，这种汤真好吃。他不大好意思地给我上这种汤，当我喝完要添时，他高兴起来了。 　　我们(胡金魁和我们的两个战士)睡在一间储藏室里，屋里挂着这位农民过冬的微薄供应品——大蒜、豆子、萝卜、洋葱、白菜、土豆，少量的米，还有一股大烟味。 　　饭罢喝他做的汤时，这位农民告诉我，他有三个儿子去当了兵：一个当红军，在15军团的骑兵团；老二当赤卫队；老三在机关里当马伕。他还有两个小儿子。他的独女靠着母亲和姑姑蹲在炕上。 　　10月15日。 　　今天我们走了六十里，来到一个叫傅村的地方。一路穿越荒野，一整天没有碰到一户人家。这里群峰层迭，满山密林，我们四周全是一片秋天的赫黄色彩。我们看到许多山鸡，几只鹿和野羊、野猪，还有两只老虎在远离我们的地方从一处密林跃进另一处密林。我们全都朝它们打枪，可我们的子弹够不着它们；我们骂自己白费子弹，哈哈大笑。在不知多少个月以来，整天看的是光山秃岭、荒无人烟的山沟之后，这一景色真是美不胜收，使我们饱尝眼福。 　　然而就连此处也是满目荒凉，留下了过去不知多少世纪的断垣残壁。眼下傅村本身才有十来户人家；四周是一片要比这大得多的村落的瓦砾堆。首先是一圈古城墙的遗址，墙内本来肯定是座不小的城镇；城外有长满杂草的街道，两旁有无数房屋的废墟，过去可能是占地更广的城郊区，我们自己住在山上一群半屋半窑洞式的房子里。 　　我们这里的房东也是当地贫农会的会长。他是—位开朗的青年农民，他说他刚从我们要去的西安公路上的富县回来两天。他在那里被几个杨虎城的士兵截住，说他是“共产党”。不过，他的朋友早就提醒过他这一点，因而，他早就编好了一套说法。他们放他走了。他反映从富县到西安郊区，有杨虎城部三四个团在扼守公路。没有通行证谁也过不去，每张通行证要花三四元钱。你要没有通行证，那些当兵的就会想拿就拿，把你的钱、衣服、食物以及你所有的东西统统拿走。许多农民被杨的士兵说成是“共产党”杀掉。农民们现在都避开公路，夜间取道山间小路。 　　10月16、17、18、19日于安家盘(译音)。 　　在这里四天无所事事，不过至少学会了一些新单词。这一路上，因为我这一行中连个识几个英文单词的都没有，所以我学到的中国话比两年(断断续续)的中文学习都来得多。我现在认识全村每一个人。 　　我在这里的房东说，他想要我的(羊)皮袄，可是我送给他时他又不收。我告诉他我一离开这里就用不着了，可是他说他是说着玩的。我发现他是党员，而且在这个区当了五年的游击队长。他真是一无所有——看不到有他打了五年仗的半点家产。他带着年轻的妻子和一个孩子。有一天我们坐在炕上谈了三个小时。他告诉我，他们最近到白军营房的边缘给白军唱歌，一个人拉“三丝”，男女一起唱。他给我唱了几支歌，充满了感染力和政治、爱国情调，要求士兵回到“人民一边来”。渐渐地，士兵三三两两开始溜到他们一边去。随后他们听到黑暗中有人高喊向他们开枪的命令声，但士兵们都朝天放枪，一个人也没伤着。这些是杨虎城的部队，现在他们都撤走了，接替上来的是哥老会领厚饷的剽悍惯匪，这些人是杨虎城原土匪部队的骨干。 　　这里的农民看见外国人都感到新鲜。消息飞快传开，人们从好多英里外赶来看一眼，好多人邀我上他们家去作客，同他们一起吃顿饭。在我的来访者当中，有个游击队的年轻姑娘，身背枪，面带笑，可她一看到我时，也同别人一样发起怔来。我问她，这一带还留下好多地主么?她说不多了；全跑了。在另一个地方，他们都回来了，按照新政策发给了他们一些土地。 　　1936年10月19日于东北军前沿。 　　今日上午，二十名红军战士护送我至此，找到了正在等我的边彰武。边是我当初来安塞时见到的第一位红军军官，而现在又是他来送我去“白色”世界。他亲自带我穿过无人区，一直把我领到几个在平原地上接我的东北军士兵那里，带队的是一位年轻军官，衣着整齐，腰佩金剑，手戴白手套，还拎着个热水瓶。我们互致问候；我同边握手告别，接着他就转身走回平原那边去了。 　　这位东北军军官和他的一个班士兵领我到他们团长那里，我和他一起用了饭。翌日上午，何柱国将军来看我，我们交谈了个把小时，然后我坐卡车动身去西安。他问了我好多关于红军的问题，包括他们的士气、装备、政策以及他们的爱国心和抗日决心大小等等。看来他对我所谈的很高兴。他对迟迟不能达成结束内战的协定表示很不耐烦了。 　　那天，我由那位戴白手套的军官安排上了一辆东北军的卡车，他一直陪我到西安市内我住的那座房子的大门口，这是根据张学良的命令让我住在这里的。 　　 红色中华散记/（美）埃德加·斯诺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