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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此生与国难俱来”——北方英豪华山聚义

穆欣

此时，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的狰狞面目已经充分暴露出来。他勾结列强，出卖主权，残杀革命党人，残酷地镇压人民。他的暴力统治，比清王朝还要凶残毒辣。他是窃夺辛亥革命果实，反过来又绞杀中国革命的不赦奸雄。而阎锡山，自孙中山离开山西后，竟公然投靠袁世凯，背叛革命。阎锡山对袁世凯“畏之如虎，敬若神明”，在当时形势下，他以为要想确保自己的权力，只有投靠袁世凯，否则难以使自己的权位存在和巩固。他这时又耍弄两面手法，一手拉着同盟会和民主共和，以求帮助和支持，一手又依附袁世凯和君主立宪，并与日本帝国主义保持暖昧关系，勾结他们摧残革命力量。在他委身袁世凯以后，为了取得袁的信任，对袁极尽恭顺之能事，竟把他的父亲阎书堂送到北京居住，作为卖身投靠的人质，以解除袁对他的怀疑。为了讨好袁世凯，阎锡山不知杀害了多少革命党人。在袁世凯酝酿称帝的当儿，这个同盟会员又接连打电报“劝进”。袁世凯当了皇帝，果然封他为一等侯。这种行径，引起了人民的极度愤慨和轻蔑，范亭曾讽讥为“左手提着同志头，右手觅取一等侯”。活活画出了阎锡山的面孔。可是，袁世凯毕竟比他更加阴险奸诈，对于这个近在肘腋里的“山西王”，到底放心不下，一度要调他作黑龙江省的都督，阎锡山重金贿赂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为他说情，方才得免。以后，袁世凯又派心腹金永为山西巡抚使来监视阎锡山。金永事事专断，心目中绝无阎锡山这个将军。阎锡山知道他的来头大，故意处处退避，把军事一概委托给都督府参谋长黄国梁处理，自己百事不问，每日假装吃吃睡睡。金永还是不断找他的碴子，并且在政治上打击他。阎锡山都以“忍为高”极力应付。遇见飞扬拔扈的金永，他处处表现自己颟顸无能。当时太原城中，除金永以外，人们只知有黄国梁，阎锡山反无人重视。而这却正中阎锡山的下怀和目的。阎锡山的处世哲学就是这样，在落魄的时候退让、伪装，取得人的信任。这就是他常引述《三国演义》里头“曹操煮酒论英雄”、刘备在曹操面前“装傻”避祸的故事，向其部属所说的“猛虎蝉伏”之策略。等到时机成熟，再跳出来夺食。阎锡山的这一帮人没有让金永拉垮打垮，主要就靠的这一手。直到1915年12月蔡锷通电讨袁的时候，他看到大势可趋，就马上跳出来通电响应，他从袁世凯的奴仆，摇身又扮成了“反袁英雄”。 　　当时续西峰所以辞官回乡，原意就是因为袁世凯、阎锡山对他猜疑忌恨，故意装作挂冠返乡，从此专注地方实业，游玩山水，无意再作革命活动。回到家乡，特意在西社村北修建一个养鱼池，又筑堤截住同河河水(同川一条小河)，修造小船每日飘游，常邀同伴前来，星夜在船上吹奏笙笛取乐。同时又将随从青年组成剧团，出入忻、代二州各地，组织舞会演出，潜入民间活动。故示消极，竭尽韬晦。然而袁世凯、阎锡山却不相信他会“牧马南山”，终老林泉，必欲将他除掉而后快。 　　1914年间，金永和阎锡山相互勾结，在晋南晋北大肆侦捕革命党人，并严密侦察续西峰在乡的活动。这年农历五月中旬，金永得到袁世凯缉捕续西峰的密令。这时在太原的赵丕廉，从同乡处得知这个消息，派人星夜告知西峰。西峰得信，立即从西社村北门逃出，藏到南白村岳父家中，用白酒点燃烧掉眉毛，带上一卷破烂行李，化装成一个讨饭的叫化子，向西北方向逃避。金永派来的便衣(一个宪兵班)来到宏道镇的时候，正好是农历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会演戏，乡里人发现他们不是本地口音，并且到处打听西社村的情况，知道有“鬼”，马上飞跑到西峰家去报信。这时才知道西峰已在前一天逃走，不知去向。这些宪兵随后赶到西社村时，大肆搜查西峰的居所和村中学校等处，竟一无所获，悻悻然离去。 　　金永勾结阎锡山追捕续西峰，在全省范围残杀革命烈士，并非偶然事件，而是标志着中国革命势力遭到新的挫折，窃国大盗袁世凯封建独裁统治的加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1913年10月又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他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就任了正式大总统后，进一步强化他的封建独裁统治，恣意破坏民主制度。作为一个大独裁者，袁世凯喜欢随心所欲的“人治”，厌恶法治，根本不允许有任何民意机关或法律对他的权力进行丝毫的限制。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他就屡次抱怨《临时约法》对他限制过严，通过他的法律顾问古德诺(美国人)等对它横加指责，千方百计地企图加以修改。如今大权在手，他就接连地采取了一系列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治措施：1913年11月4日，下令宣布国民党为“乱党”并勒令解散，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1914年1月10日，下令停止全体国会议员职务，解散了国会。5月1日，宣布废除《临时约法》，正式公布通篇贯串着封建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定于一”精神和反动皇权思想的袁记《约法》——《中华民国约法》。新约法观定废除内阁制，改行总统制，他在同一天下令撤销国务院，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结果是特务警察到处蹂躏人权，封建专制思想泛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对于这个期间北方革命的起伏，范亭以后曾经追记说： 　　辛亥以前，北方革命分子多加入同盟会；尤以留日学生为最急进，盖在日本亲受孙总理之指导与革命空气之激荡。归国后加入新军与教育界者为多，散布革命空气，组织进行革命。故辛亥革命以新军与知识分子为主干。民国元年以后，一部分新贵党人与袁世凯妥协，走了军阀官僚的道路。其余真正革命分子经过二次革命失败，多被通缉逃亡，散居海外及各省。民国三年，山西党人晋北续桐溪(字西峰)，晋南李鸣凤(字岐山)以反袁被山西督军阎锡山通缉捕拿。续桐溪渡河亡命陕北，李鸣凤被捕解北京，山西党人出亡者数百人。 　　续西峰从家里仓促逃出后，身无分文，沿路乞食。在此以前，西蜂辞去巡警道从太原回乡的时候，坐“骡驮轿”代步。这种“骡驮轿”，是用两根木杆绑架，上围席蓬，前后由两头骡子架起行走的一种交通工具。当时西峰坐在上面，常敲打一种叫化子乞食用的“莲花落”。随行的人员不解其意，询问他为什么要敲打这个?西峰回答说：“此物大有用处!”他在那时已经想到，将来难免会遇到危难的日子，把这作为遇险逃难时隐蔽的手段。这时西峰在西行的路上，进村乞食时就打莲花落，口唱自编的《金巡按捉拿续西峰》的顺口溜，以此揭露金永、阎锡山的阴谋，警告匿居在各地的革命同志的注意，提高警惕，免遭敌人的暗算，并藉以筹措沿途的路费。经过几天的跋涉，西峰来到滨临黄河的河曲，住在崞县同乡上庄人赵某所开的万合店内，赵同西峰是旧相识，过去常在黄河两岸的河曲、府谷等地来往，贩卖日用百货，人称赵掌柜。他热情地接待西峰。西峰在河曲住了两三天，不敢久留，便向赵某借钱贩了一些花布、杂货，又买了一头毛驴，添换了一些衣服，装扮成小商人模样。遂由赵掌柜送他渡过黄河，借用赵掌柜的名义，在府谷县乡村串游。不久，他的行踪被陕西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字嵩生)知道了，亲笔写了一封信，派亲信人员到府谷一带寻找这个做小生意的“赵掌柜”，请他到榆林作客。来人找到西峰以后，拿出井岳秀的亲笔信，西峰接受了井的邀约，就与来人同到榆林镇守使署中。这时井勿幕、胡景翼(笠僧)等陕西革命党诸人也在榆林隐居，大家庆幸在此地相聚，每日与西峰交谈。有一天，胡景翼提议，共登华山，以便联络晋、豫同志，共谋大事；更可回避开陕督陆建章的耳目。众人都表示同意。续西峰便与井勿幕、胡景翼结伴南下，先到陕西省蒲城井勿幕家里。 　　范亭在保定陆军中学得知续西峰被金永、阎锡山追捕的消息，深为忧愤，马上偕同胡德夫、史宗法等南走河南，辗转迂行，由潼关入陕，与西峰相会于蒲城。西峰等从榆林南下后，就匿居在蒲州井勿幕家里。范亭到了蒲州，经过西峰介绍认识了井勿幕，又由井勿幕而结识了胡景翼。井、胡二人都是陕西革命党人的中坚，这时正在号召组织关中健儿，声讨袁世凯的忠实走狗、陕西都督陆建章。西峰、范亭参与大计，制定赶走陆建章的计划，以后相偕转到华山隐居。 　　这时陕西革命党人郭希仁在华山讲学，不少学者和革命党人相率而来。表面称作“共学团”，在玉泉院听关中名儒郭希仁讲学，实则是各路英豪汇聚一堂，密商讨伐袁世凯的大计。郭希仁是陕西省临潼县人，辛亥革命前曾任陕督张凤翙的参谋长。辛亥后袁世凯以陆建章督陕，他便逸居华山脚下，以讲学为名暂避风头。他讲学的地址杨家园，在陕西省华阴县，位于华山村的西侧，地处华山之麓，东南数十步为玉泉院古迹，竹木苍翠，曲栏回径，亭轩掩映，鸟语溪鸣，向视为名胜。范亭后曾写诗描绘它的幽雅秋色：“院静回拦绕竹林，幽居卧听百虫吟。花残彩色难维系，月净流萤费找寻。”(《秋夜宿玉泉院》)当时到过杨家园的，有曾因反袁逃亡日本及外省的陕西党人刘守中、曹俊夫等，曾任陆军第十九师师长的河北高阳人孙岳(字禹行)，和从新疆来的甘肃天水人邓宝珊。西峰、范亭和胡景翼、井勿幕相偕来到这里，大家喜得良师益友，十分鼓舞，共议秦晋政局和国家的革命大事。接踵而至的革命党人越来越多，这年秋天，大家聚集一堂，共同分析研究了当时国内外大势，一致认为讨袁救国为当务之急，并具体研究了发动革命应当采取的韬略。时人称为“华山聚义”或“华下革命”。“华山聚义”对以后讨袁救国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范亭晚年曾对这次聚会的盛况有过忆述： 　　民国三年九月，续桐溪、胡景翼、孙岳、邓宝珊、史可轩、刘守中、郭希仁、刘蔼如、董振武、胡德夫、续范亭等十余人，聚首于华山下之杨家园，计划北方革命，必须打倒北洋系方能成功。以此为目标，大家分头进行革命，以所谓华山聚义也。当时在陕取得联系者有陕西曹俊夫、孙维竣、焦子敬、冯毓东，山西李鸣凤、景梅九，宁夏高志清(名世秀)，山东刘冠山、赵挥尘，福建何遂。…… 　　这次华山聚义，对于推动北方革命运动具有一定的意义。自从袁世凯北洋系军阀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镇压革命志士，北方革命党人被惨杀被关押，幸存者都流亡四散，一时难以聚集起来。这次华山聚义使散在各地的革命骨干，汇集一堂，结成一个政治军事集团。他们在这里能够共同议论研究国事，总结辛亥以来的革命经验，并明确确定当时民主革命的主要对象为北洋军阀；由于陕西革命力量较强，是全国响应武昌起义比较早的省份，而袁世凯的统治力量又较薄弱，共同商定为革命的根据地，控制关中而出潼关，联络全国革命党人，最后实现打倒北洋军阀的目标，这一方针，以后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华山聚义结成的这个新的北方政治军事集团，成为以后国民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陕军的骨干力量。华山聚义诸将领彼时相约只为革命不作官，分头活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华山聚义虽未举事，但对以后的国势发展产生了颇大的影响。 　　当时范亭年仅二十一岁，他和邓宝珊是参加聚义者中最年轻的。他在华山结识了这么些当代的博学鸿儒，和饱经历练的各方英豪，获得很大教益。象他自己说的：“华山数月居，胜读十年书”。经过这次聚会，他的思想更加提高，意志更加坚定。这次聚会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21年范亭再次来到华山，旧地重游，曾经满怀豪情，赋诗数首。他在《宿华山下玉泉院》中写道：“玉泉三载又重过，世事沧桑感慨多，华岳峨峨常崛峙，黄河浩浩空涛波。仙人应有长生术，壮士羞为拔剑歌。山水流连不忍去，东邻未灭奈如何?”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