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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安的革命风暴——震憾世界的惊雷

穆欣

1936年11月20日的前几天，续范亭抵达西安。他的族弟续约斋和族叔续式甫到车站迎接，还有他的夫人许玉侬和长女小侬一同前来接他回家。她们母女先于两三个月前离开杭州，来到西安租房安家，以待范亭到西安定居。她们未再到兰州去，因为续范亭早已决定弃职不再回兰州。一来杨虎城热情相邀赴西安共商救国大计，二来兰州军中参谋长的职务早已被蒋介石派去的亲信所窃取，只留有新一军总参议的空名。——利用、发展然后再吞并地方军，是蒋介石对付地方实力派一贯的伎俩，也是当年南京政府同意成立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新编第一军的权宜之计和目的所在。西安是续范亭长期居住过的地方，陕西又是许玉侬的故乡，也是他们结婚之地。这里有他1914年“华北聚义”的许多挚友，有参加陕西靖国军反军阀时代的许多老同志。许玉侬这位能干得主妇到达西安以后，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在西安第二实验小学附近的柴家什字租赁了一所住宅前院的三合小院、五间平房，安排了安静、简朴而又舒适的生活条件。这时玉侬已有身孕，她的弟弟许全兴特地从汉中老家赶到西安，帮助她照管家务。 　　续范亭下了火车，续式甫先用汽车送他同玉侬和孩子回到新安置的家中，稍事休息和安顿，就与他同车前往新城绥靖主任公署去见杨虎城。虎城见范亭这样快就到了西安，非常高兴地表示欢迎。他们畅谈了一阵，杨虎城怕他路途劳累，请续式甫先送他回家休息，过几天再详谈一切。不几天，还专门在公馆里举行家宴为范亭接风。 　　这时续范亭的身体还很虚弱，不能从事繁重的工作。他在西安住定下来，主要是继续休养，锻练身体，在家里看点书、会会朋友。回到西安不久，许玉侬于11月21日，早产一子。范亭深感喜获次子的欢乐，特意给小儿取名大我，11月23日还在日记中写道：“新添一子名大我。今日是大我出生的第三日。我早晨起来，看了鲁迅先生的几封信，有点感触，想从今天起，有感随录，借以自己鞭策。 　　“我从陵园事后，几死者再，因为用了点向内之功，一年多算是复活了。然而渺渺此身未肯有所属，恐怕站在小的立场上，此后，话也不能说，情愿暂时孤立。 　　“在西湖养病半年未能思索，并且懒于执笔，最后两月稍作漫游，写了几十首旧诗以当痛哭，但又讨厌平仄，嫌他费力，此后当有话直说。 　　“我的诀命诗上有‘斩删儿女情’一语，今日回到家来又与儿女同室，并且还很喜欢我的儿子，他或者是将来的一个战士，能打倒不平的一切。……” 　　范亭非常疼爱孩子，而注意对他们的教育。女儿小侬受到西安人民和学生爱国热潮的薰染，12月7日这天回到家里，她问爸爸：什么是汉奸?范亭惊喜地发现女儿已长大有思想了，便耐心地以比拟的方法教育她。象他在这天日记里所记述的：“小侬问：‘什么是汉奸，都是中国人何以要做汉奸?’予曰：‘如坏子弟，父子弟兄不和，勾引土匪入室，抢自己东西杀自家人，结果必为土匪所杀，并为假设一事以明之。’小侬曰：‘母亲打我，我也不做汉奸。’”小侬这句天真的话，范亭听了哈哈大笑，说：“对，就是不能帮助外面来的坏人打自家人。” 　　在此期间，范亭还和早年共同革命的老朋友、西安的爱国进步人士广泛交往，倾诉衷肠，商谈国事。他在家里所读的书很杂，除了继续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很广泛地涉猎各种政治书籍、历史古籍和名人传记，不断探讨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哲理。从11月23日起他逐日写以《有感随录》命名的日记，一直写到1937年1月10日，记述了“西安事变”前后他在西安的一些主要言行和对有关事物的观感。只是处在那样复杂的环境中，当时与共产党人接触的内容，他很留意地隐去了。 　　他在这时意外地得到一本《列宁小传》，真是如获至宝，他专心致意地仔细阅读起来。12月12日一早，震憾世界的“西安事变”突然爆发了，拂晓时刻，他被炮声惊醒。因为街道上戒严，无法外出打听消息，他便坐下来继续阅读《列宁小传》，并且在这一天的《有感随录》里写了一段读后的心得。他在日记里写道：“晨六时醒，闻有炮声，初未介意，起身后知有事发生。枪声仍四起，大街禁止行人。予不得出，仍打拳静坐并观《列宁小传》。知为领袖者，第一要眼光远大；第二要适应人心，要平易近人，要诚能动人，要胸有成竹，要勇往直前，要艰苦卓绝，要一意不乱，要手段敏捷。总之不离乎大公无私，人类同情心之基础道德。” 　　他虽然从早起一直坐在家里读书，心情却难得平静，不能不想到外面的风云激变。清晨从四面八方传来的枪炮声，乍一听去还以为是军队夜间演习；后来又传来了“张杨内讧”、发生武力冲突的谣言。及至8时左右，才忽然看到西安各报赶印出来的《号外》，赫然地刊登出《张杨二将军举行兵谏》的新闻，同时看到报载张杨领衔发出的通电：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场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杨通电以沉痛而愤慨的笔触，以真诚而善良的愿望，向全国人民陈述了捉蒋的原因和目的。续范亭仔细读过，心中大为震动。他认为张杨此举，动机纯洁，意义伟大，是中华民族转危为安的关键所系，内心里全力支持，万分同情。 　　这天9点多钟，杨虎城委托续式甫接续范亭到他的公馆。范亭在这里得知了“西安事变”的原委和经过，对张杨实行兵谏，在临潼捉弄蒋介石的壮举，表示十分赞同和高兴。但他预感了张杨所提出的八大主张，都是蒋介石难以接受的，大战即将爆发。便问杨虎城是否已通知共产党，能否一致行动。杨虎城告诉他，蒋介石已被活捉，现在拘留于新城；张汉卿和我团结一致，坚如磐石；今晨已向陕北发去电报，请中国共产党速派代表前来，共同协商，共筹抗日救国大计。 　　续范亭衷心赞扬并且全力支持张、杨的正义举动。他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日记和文章中，对于西安事变的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证明他对这一事件将引起的有益于保卫国家民族的效果，及促成国共团结抗战的局面，已有一定的正确认识。 　　第二天，12月13日，续范亭和续式甫、刘蔼如、郝梦九等老朋友聚谈时，大多数人忧心忡忡，都顾虑下一步怎么办?续范亭态度坚决地回答他们：“只要革命的动机纯洁，虽失败亦有价值，况此次革命为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整个战线，除此中国亦再无出路也。” 　　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前，范亭有一次与杨虎城、张学良及孙蔚如(陕西省政府主席)等会面谈话时说：“对所有法西斯应当迎头痛击，毫不客气。惟中国革命不敢离却总理主张，站在人民战线，我深赞同，与法西斯奋斗必须如此做，但不敢忘却三民主义。” 　　西安事变发生后，续范亭精神焕发，异常活跃，经常高兴地和朋友们一起谈论。这时他虽没有担负任何职务，但是面对着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革命风暴，岂肯置身事外?早在离开杭州以前，他就下定决心回到西安协同杨虎城干一番事业。刚回到西安不久，他就在11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此后当站在大公无私的立场上与群魔力战，次心奋斗三十年，成败利钝非敢计较，所谓牛马精神死不休也。”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又在日记里面写道：“此次‘西安事变’，实为四千余年之大转机，因与世界革命、民族存亡有直接之关系，值得吾等努力到底。”(12月24日)正是这样，他从这场伟大事变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立即投身斗争的洪流，积极热情地帮助张、杨出谋献策，竭尽其力地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12月15日，他同一些朋友谈到：这次西安事变，虽说动机纯洁，意义伟大，但须趋重事实；还应防止张、杨两军之间发生矛盾，妨碍团结。他便草拟了十条建议(“主要在把握全国心理之重心”)，当面向张、杨递呈，供作参考。面谈时张学良告诉他：蒋介石已有回转之意，认为过去不肯容纳人言为过。但蒋介石又对张说，“此次因戒备不严，致启你们的事变。”还责备张、杨胆大妄为，怀疑背后有人主谋。张学良回答说，这都是大家的意思，我个人负责，委员长就不必再问了。 　　西安事变发生以后，西安有人写诗咒骂、反对：“骊山千古事堪哀，又见西戎祸水胎。回忆鬻拳兵谏事，沛公新上白登台。”续范亭看到后异常愤慨，立即写诗驳斥：“仍将领袖当皇帝，无怪独裁祸水胎。侮蔑张杨血谏事，此人必定是奴才。”面对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他总是思路敏锐、态度鲜明的。 　　在同杨虎城、孙蔚如交谈的时候，他还以西北军袍泽的身份提出建议说：“此次处友军要绝对精诚团结，有功归人，有过归己，并须三令五申于部属。” 　　续范亭这时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是一个国民党员，但我没有受过南京政府的洗礼，吾人生当共和民主之世，而受专制流毒之苦，推其原因，皆因蒋先生独裁一念有以致之。”12月16日，续范亭和张学良会面时说：“蒋之领袖欲太重，尚是虚荣未退，果能决心为四万万人作奴仆，则自然成唯一领袖，此道惟甘地先生为彻底而纯洁。”张学良很重视续范亭的意见，说：“吾明日将以此进言”。18日，续范亭和几位朋友谈论时，他认为：“吾等革命应组织一学术团体，大家研究有得，可以随时贡献。”当天他就草拟了一个文件“供献当局”，大意谓“社团太多，努力恐有分歧之处，宜组织一最高指导机关以收一致步伐之效。”这天晚上，他就面陈张、杨，当经他们交付设计委员会办理。——设计委员合是西安事变当天下午，根据张学良的指示组织成立的，参加设计委员会的有高崇民、杜斌丞、申伯纯、卢广绩、应德田、王炳南、王菊人(以后又增加南汉宸、苗钊秋)，以高崇民为召集人，负责研究事变后急待解决的各项重要政治问题。 　　12月16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飞抵西安(代表团的成员还有秦邦宪和叶剑英)，周恩来在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一方面立即与张学良将军会谈，一方面特别指定罗瑞卿找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及第十七路军的情况，为同杨虎城会谈作准备。接着周便和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当周恩来得知在西安工作的一些共产党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也缺乏思想准备时，就亲自找这些同志谈心，传达党中央的有关指示。他还十分关心发动群众的工作。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周恩来在西安紧张繁忙地度过了六十多个日日夜夜。在这场复杂激烈的斗争中，他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气魄，卓越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才能，带领中共代表团完成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英明决策，在民族危亡关头，为挽救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在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的同一天，亲日派头子何应钦竟以南京政府的名义，宣布了“讨伐张学良令”，责骂张学良“背叛党国，劫持统帅”，“负隅抗命”，“扰害大局”。何应钦当上了“讨逆军总司令”，迅速调动军队向西安进攻，还调派了大批飞机，从洛阳机场起飞，疯狂地轰炸渭南、富平、三原等地，并扬言要“炸平西安”。一时间战云密布，形势急趋紧张。新的大规模内战确有一触即发之势。同时南京还派出大批特务、汉奸潜入西安，进行挑拨离间，收买拉拢，分化瓦解，阴谋破坏，使张、杨内部有一些人发生动摇乃至公开叛变，投降南京。这就使得西安事变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形成了更加错综复杂的局势。 　　当蒋介石的英籍顾问端纳两次飞来西安又飞回南京后，12月20日，宋子文不顾何应钦的阻止，从南京乘飞机抵达西安。他在这里面见蒋介石后，又会见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宋子文了解到西安事变的目的、中共和平解决的方针和蒋介石的近况，带着满意的心情，于12月21日飞回南京。12月22日，宋子文又偕同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等人来到西安，进行谈判。在周恩来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和张、杨的共同努力下，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经过12月23、24日西天谈判，双方达成了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力；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六、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如命令中央军入陕部队撤出潼关，西北各省军政由张、杨负责等)。 　　续范亭听到谈判的顺利发展，感到非带高兴。他在12月24日的日记里写道：“张为人斩钉截铁，确有英雄气概，此次因张、杨两公意志坚决，故人心镇静，日见光明。各省只要有相当认识，必同声相应，故要使之了解此一片苦心耳。古人云，使功不如使过，若无‘九·一八’之屈，亦无‘双十二’之申也。” 　　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也正逐步加深，他在同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一致抗日为全国人民之意识，而共产党人实运用之。绥远抗日捐款之巨，闻二千七百万，亦诚可惊，然使无人运用必难到此程度。吾人身为国民党员，此后应若何奋发?共产党此刻之有助于中国亦颇令人感佩。”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