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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西安的革命风暴——讨伐亲日派的檄文

穆欣

事变以后，张、杨在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兴革措施，如在12月14日撤销“西北剿总”和成立抗日联军军事组织，改组陕西省政府，释放政治犯与清除内部坏分子等；同时解散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迫使原西北地区各级国民党党部的组织活动陷于停顿。 　　续范亭这时与一些在团结抗日问题上志同道合的老国民党员，于12月中旬发起组成“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党部筹备委员会”。据当时西安报纸报道，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在于“实现各党各派伟大联合，一致对外。肃清党内亲日分子，遵行总理(孙中山)遗言”。参加这一组织的国民党员主要有续范亭和景梅九、李寿亨、焦子敬、师子敬、刘允臣、刘蔼如、曹俊夫、范紫东、李维武、史侠侯、尚卫民、王婆楞等。他们有的是老同盟会员，有的是“华山聚义”的参加者，有不少续范亭的挚友，都是民国史上的叱咤风云人物。1936年12月22日在西安《解放日报》发表这一个组织成立的消息的版面上，同时发表了社论《争取联合战线胜利与国民党的新生》，对它的诞生表示欢呼祝贺。社论指出：“正统的国民党，在西北是以新的姿态出现了，而且一出现就遇着战斗的环境，面向着伟大的历史任务，每个忠实的国民党员都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这个任务，用一切实际的工作去证明国民党真正的新生。首先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号召全国的忠实国民党员，特别是武装的国民党员，到华北、绥东、东北去，和人民革命军、义勇军呼应地进攻日‘满’军阀，同时要毫不姑息的和亲日汉奸斗争，反对汉奸们的造遥诬蔑和挑动内战。……”这个组织曾经建议抗日联军军委会早日发动援绥义旅，御侮复土，建树勋绩，听奠定天山之凯歌。1937年2月7日，西安报纸曾报道说：国民党西北临时党部筹委会发表《告全国救国团体书》，望各抒救亡意见，贡献于三中全会，以期实现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意志。这个组织适应当时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实现各党派大联合，一致对外”，等符合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愿望，有利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当时由于南京方面大军压境，大战一触即发；同时派遣特务、汉奸，对张、杨各部胁迫利诱兼施，第十七路军有的部队显出动摇迹象。12月20日早晨8时，杨虎城接续范亭到新城西安绥署大楼。杨虎城对他说：何应钦大军西逼潼关，轰炸渭南，前线告急。而负责守卫潼关的第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迟疑不决。前次曾派人前去加以抚慰，了解他已被国民党特务包围。冯钦哉借口事变前没有和他计议，大发脾气。若果前敌有失，则将影响西安的安危。素知冯钦哉对范亭兄十分敬仰，请能前去加以说服。续范亭欣然领命，从新城回来，10时就乘汽车出发，即经渭南渡河，下午6时抵达冯钦哉师驻地大荔县城。冯钦哉这时不仅仅是动摇，实际上已向反叛走得很远，南京方面饵冯以西安绥署主任和陕西省政府主席的位置，促其通电背叛张、杨。冯钦哉虽与南京方面信使往来，已有默契，此刻尚未行动。范亭询知冯钦哉对于这次事变的意义，确实很不了解。就耐心开导，晓以大义，劝告他说，张、杨此次所举是伟大的事业，可以永远垂诸史册，永世不朽，岂可以浅见相律，卖友求荣!冯钦哉听后，也曾现出深受感动的样子，表示矢志无他。 　　实际上只是假意敷衍①。第二天早晨，范亭便与冯钦哉分手，临行时叮嘱冯钦哉“一个忍则可以成功”。续范亭于12月22日经三原回到西安，途中深有感触。他在这天日记中说：“途中悟‘贵莫大于无官，富莫大于无钱’，无官者见人不屈，无钱者见贼不惊。”他是“悟”出了冯钦哉的病根所在，也深感冯钦哉前途未卜。12月24日，杨虎城又派续式甫前往大荔，继续劝说冯钦哉“悬崖勒马”。原来冯钦哉虚与委蛇，听了续范亭、续式甫一番规劝的话，满口应承，骨子里却早已蓄意背叛。及至张学良在南京被扣受“审”，冯钦哉就公开投靠蒋介石了。1937年1月5日，南京政府明令任命“冯钦哉为第二十七路军总指挥”(令冯“遗憾终生”的是，原来答应的省主席一职没有兑现)。三月下旬，冯钦哉又“由潼关乘车东下”，“即转杭谒蒋委员长”去了。做骨雄姿的续范亭最瞧不起这种软骨头，异常蔑视冯钦哉的变节行为。许多年后，想到这事，他在随手写的一则随笔中，以讽讥诙谐的笔触描绘说：“冯钦哉秉性顽固思想老，官迷财迷打仗就偷跑，蒋介石对他放了个屁，他说其中味道好。主席不成终身恨，巴不得向天控告，无耻极了极了。” 　　这次西安事变不论在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还是东西方各帝国主义中间都引起强烈的反响，它在中国各地方实力派头目中所引起的反应也很强烈。惯于投机的阎锡山，在西安事变期间再次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他在事变发生后，急于了解情势变化的风向，就给张、杨拍电报说，要派代表前来“磋商”。续范亭接受张、杨委托，负责接待山西方面代表的工作。当时在西安的山西、绥远两省各界人士很多，这年12月中旬先后成立“晋绥旅陕同胞救国同志会”，和“山西旅陕同乡援助晋绥抗敌将士委员会”等组织，续范亭和正在西安的许多知名人士都被推举为这个组织的负责人，这时他们公推续范亭等代表山西旅陕同乡，准备对即将到来的山西代表表示欢迎。续范亭对阎锡山的为人了如指掌，对阎派代表来西安的目的，他是非常怀疑的：是出于和张学良以往的交情?是为日本侵略者(*左扌右通)进了山西的大门?还是来窥探虚实，衡量利弊，耍弄狡兔三窟的伎俩?总之他对阎锡山是十分警惕的。 　　早在西安事变以前，阎锡山和张学良就有比较密切的来往。1936年4月间，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举行秘密会谈，商定了东北军与红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以后，还曾经飞往太原，把有关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红军出兵山西的意图等，都告诉过阎锡山。阎对张学良的看法和做法也表示过同意，意欲与张学良配合采取一致行动。这年10月，蒋介石第一次到西安时，阎锡山因想要了解蒋介石到西安的情况，便于蒋介石离西安去洛阳“避寿”的第二天(10月31日)，乘飞机到达西安。阎锡山了解到蒋介石正在西安压迫张、杨进行“剿共”的情况后，又同张学良一起到洛阳，以“祝寿”为名窥察蒋介石的动向。张学良在洛阳因力劝蒋介石抗日遭到责骂，阎锡山在无人处曾拍着张学良的肩膀底声说：“汉卿，蒋为人刚愎自用，不听意见，光劝不行啊!我们要想另外的办法。尔后你有什么主张，请随时通知我，我决计支持你”，骗得张学良竟把阎看做可靠的同路人。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于12月13日特地打电报给阎锡山，征询“我公有何见教”的时候，不料阎锡山却在14日复电中满口官腔，厉声斥责，质问张、杨：“第一，兄等将何以善其后?第二，兄等壮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第三，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第四，兄等保证不演成国内极端残杀乎?”还说他对张、杨八项主张的通电和张学良给他的来电“环读再三，惊痛无似!”而且出卖朋友，将他给张学良的这个电报告知南京当局并且登在报上公诸于众，特别是阎锡山对记者谈话时，竟然肉麻地说：“余生平最大痛苦，除父丧外，即以此为最。”12月20日，阎锡山又拟派代表赵戴文(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山西清乡督办)到西安来，以从中调停为名，做一笔投机生意。想提出要求，把蒋介石送到太原，由他保护(挟持)，妄图把蒋介石作为他操纵摆布全国局势的一张王牌。 　　阎锡山的代表12月20日没有到西安来，后又通知改在12月25日，由赵、徐和傅作义、王树常一起前来。对于阎锡山要作什么“调停人”、“保证人”的阴谋，张学良这时早已看清他的嘴脸，洞察到他的居心所在，坚决予以拒绝。12月24日，张学良在金家巷的办公大楼里同设计委员会一些成员开会时，因为先前设计委员会曾有人提出过放蒋“要阎锡山做保证人”这样的话，他便严正地指出：“至于提出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那更是不可能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儿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西安事变以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是同阎锡山说过的，他也曾向我们表示赞成和支持的。这次事变发生之后，我们打电报告诉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内战乎，扩大内战乎’，最后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送到南京的报纸去发表，不知道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 　　到了12月25日这天，续范亭在午后前去西安绥靖公署探望杨虎城。来到新城，得知虎城不在绥署，正在和宋子文等人谈判。他又转往陕西省政府，见到省政府秘书长杜斌丞。杜斌丞当即告诉他，阎锡山的代表说定今天从山西到西安来，总部已经通知各机关、团体、学校前往机场结队欢迎。…… 　　续范亭因受张、杨委托，负责接待山西的代表。他马上打电话到总部去，询问山西方面的飞机何时到达，答复说是尚无准确消息。这时有人走进来，告知续范亭，曾亲眼看到许多群众结队前往机场，见有七、八辆汽车一同开往机场。续范亭一听十分着急，以为山西代表们已经来了，急忙乘坐汽车驰往飞机场去。续范亭坐在车上，反复考虑怎样同山西的代表们进行斡旋。阎锡山派人到西安公开申明来意，续范亭是清楚的；张、杨对阎锡山的态度，他也明白。……四点多钟，汽车行至西门，却遇到从飞机场返回的各群众团体、男女学生、工人，他们正在成群结队地往城里走。等范亭赶到机场，欢迎晋绥代表的群众已全散去，只见机场上并排停着两架大型飞机，已经发动待飞，旁边停有汽车六辆，不知何事。范亭等向机场人员询问，一位副官告诉他们，山西方面的飞机没有来。在事变发生后的这些日子里，南京方面和各地方实力派的代表来来往往，络绎不绝。续范亭以为或许是其它代表离开西安，对这两架行将起飞的客机没有在意，就上车回家去了。 　　当天晚间8点多钟，续式甫派车来接续范亭到陕西省政府(这时续式甫已改任省政府的财政厅长)。续式甫告诉他说：蒋介石已由张学良陪同抵达洛阳了。续范亭猛然听到这个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脑际立即浮现出白天在飞机场上所看到的情景，恍然大悟，原来是蒋介石飞走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双方经过谈判达成六项协议后，周恩来曾于12月24日晚间与蒋介石见面。蒋介石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红(指红军)抗战等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至此，和平谈判初获胜利。张学良爱国抗日的心情十分迫切，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诚挚的。但是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对蒋介石的阴险毒辣认识不足，对蒋可能背信弃义的行径缺乏警惕。他以为这次事变让蒋介石吃了苦头，如今蒋介石既然答应抗日救国，就给他撑点面子；同时，张学良自以为他的无私和至诚可以取得蒋介石的谅解，所以想亲自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时在如何放蒋和何时放蒋的问题上，西安三方面还没有商量出一致的意见。12月24日，张学良曾向一部分高级将领和设计委员会透露了自己的想法，但并未能说服大家。第二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一些高级将领联名给宋子文写了一封语气强硬的信，信上提出：商定的条件必须有人签字，并且中央军必须首先退到潼关以东才能放蒋。否则，虽然张、杨答应，我们也誓死反对。蒋介石、宋子文见到此信，十分恐慌，急切要求尽早离开西安。张学良也怕闹出乱子，12月25日下午3点多钟，事先未和杨虎城商量，他就拉着杨虎城陪同蒋、宋等悄然离开住地，乘车直奔西郊机场。当时机场上还集聚着一、二千名准备迎接山西代表的青年学生及各界群众，蒋介石误认为是对付他的，非常紧张，慌忙地对杨虎城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蒋介石这时还把答应过的六项条件重申了一遍。为了使蒋放心并以人质担保，张学良当即表示愿陪送蒋介石返回南京。接着他就在飞机旁写了一个手令：在他去南京期间，东北军由于学忠统帅，听从杨虎城指挥。跟着张学良就登上飞机，立即起飞。杨虎城对张学良事前未与他和周恩来商量，就陪蒋介石离西安的突然决定和行动，十分惊愕，他很担心，想留住张，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续范亭在这天的日记里写道：他听了续式甫的话，“始则哑然。继而曰，原来如此如此，白昼之事始明其所以。遂与诸人判断其事，予以为必系条件已拟妥，改组政府，共同抗日，各凭良心以救国，遂有此拍胸脯之大方举动。中国人做事，往往以义气出之。大部类此，果因此一大方而国家真有办法，亦历史之佳话也。而动机则在各省一时未能相应，观望之态，令人生厌，我胡为而不做一大方人情耶。或系日人急迫所致，未知孰是。予料此去必不失言，唯中国大民族始有此磊落之举也，愿拭目待之。”他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还曾对蒋介石产生过某种幻想： 　　“读阳明三章，知为学工夫，千古圣贤莫不以改过克己，为始终一贯之道。西安韩先生教人静坐亦以克已为务，而必先从小者近者克起，先自身、家庭，而后社会、国家、世界得之矣，诚谓之高人也。阳明曰：‘有悔悟然后有奋发，有奋发亦能有悔悟。’张以‘九·一八’之悔悟至今五年，故有今日之奋发(伊自云知革命之真理始二年)，蒋有双十二之屈辱，必有悔悟奋发，大勇者，改过不吝(汤语)，中国之兴有赖两公之奋发矣。此次事变，张、杨均以诚信二字处之，吾故曰万无不成之理。知汉公同赴洛阳，令人五体投地，至诚感人，皆因爱国真心，革命真确之认识，方克有此，各以至诚相见，中国必兴无疑。中国革命以来，此为第一件伟大之举。吾以之感泣者再再。” 　　但是他对放走蒋介石终是很不放心。虽然事前张、杨也曾谈到，西安三方已经协商，如果蒋介石答应团结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但是一旦蒋介石真的离开了西安，乍一听到此事还是感到突然和意外。好似放虎归山，不知其后局势将会如何发展，有些惴惴不安。当时他还不了解张陪蒋走的内情，心想中共代表团竟然同意这样快地释放蒋介石，让他飞走，心中难以理解。蒋介石到了南京自食其言，扣留、囚禁张学良的消息传来，才使续范亭如梦初醒，感到无比的愤慨。这天他无心打拳，也不能安心坐下来读书，完全打乱了平日的生活秩序。他在1937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因时局陡变，吾心愤慨，对于打拳读书稍懈，深愧，因思为文告国人。”这时他多日反复思索的千言万语一起涌上心头，由于时局逆转激起的无限忧愤，就象决了堤的洪水倾泻出来，汇聚成为一篇义正词严的《续范亭掬诚敬告国人书》： 　　人祸中国，党国俱非，世有正义，有志者应有所依，是非不彰，千古同悲，吾人流血，应有代价也。范亭去岁此时适在南京，痛心国亡之无日，复凛人心之颓坠，冀欲耸动于万一，启迪国人之同情，用有陵园切腹之举。自愧牺牲未洁，神灵不享，几死者再，偷生至于今日。及归西安，适有张杨二公兵谏之举，动机纯洁，意义伟大，确为中华民族找出路，为弱小民族争公理，永息内争，共同抗日，天经地义，人神共鉴。范虽羸弱，然亲见亲闻，良心上实予以万分之同情也。今日国家危局，一言难尽，谨引阳明先生《陈言边务疏》一则，以为鉴戒。其文曰：“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内为顾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内挟交结壅塞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迂逛，进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刚正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今幸上天仁爱，适有边陲之患，是忧虑警省、易辕改辙之机也。此在陛下，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惩艾而振作之也。”其言哀且直，发之衷肠，痛切陈词，而安所避忌，为人辟国家者，不能顾一身利害生死也。政治黑暗，千古同慨，亡国惨痛，有史皆然。呜呼，君非甚愚孤立而蒙蔽甚多，今乃民主共和之国，而有专制流毒之苦，何以至此，虽愚者亦当窥其病之所在矣。蒋先生欲趋独裁，而国人未能有以矫正之，或私心利禄以助其长，或因循苟安以观其败，然人情不远，有心者固早已决其必至误国而亡国。此五年以来，革命者之所以牺牲奋斗而不辞也。西安事变后，张副司令本其革命之认识，坦白之心理，毅然亲送委员长返京，以谋永息内争，共抗敌人。委员长‘此后有内战我负责’之言固在，乃何应钦以叵测之心理，媚日之下策，进兵二华，意欲蹂躏西北，遂其野心。在此局势之下，西北数千万军民固已早知是非曲直之所在，决秉其爱国之精诚，革命之正义，以千万人头撞彼炸弹而毁灭之。所可惜者，弹尽，而敌弹掷来，人人头上有一颗也。吾知坐镇边疆之雄与夫爱国之士，自能本其时代之认识，良心之裁判，有毅然之主张出现，以定国是。则少数媚外之野心家，不但不能一手掩尽天下耳目，亦且不能使其部下爱国分子，甘心自杀而降敌，则亦徒见其心劳日拙，自趋绝境而已。果使何应钦为领袖，吾甘愿蹈东海而死，而不愿见中华民族，黄帝子孙，四五千年之结晶，土地人民财产断送于小小倭寇之乎也。病躯未健，本其良心与认识，藉奉一二于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之前，书短情长，未能尽意，区区之辞，希垂察焉。 　　这是续范亭带着尚未痊愈的病体，用血和泪写成的一篇讨伐南京政府亲日派的檄文。爱国忧民的赤胆忠心跃然纸上，给予人们强烈的感染力量，增强人们斗争的勇气和希望。在这篇锋利的檄文中，亲日派头子何应钦固然是首当其冲，对蒋介石虽未公开点名，他的影子却始终在字里行间欲隐还现，对于广大读者自是不言而喻的事。作为一位爱国的儒将，续范亭的情操纯真质朴，文字铿锵有力。在西安事变的革命风暴中，他就是这样以一员特殊的战将姿态，参加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无论是他正气磅礴的诗文，还是矢志不二的革命实践，都收到了特殊的非凡的社会效果。 　　①据冯钦哉自述，12月l2日拂晓，杨虎城打电话给他时，他曾“要杨虎将军不要听张学良的命令，而要接受我拥蒋打张的主张”；并予当天作好部署，“准备配合中央军进攻西安，营救蒋介石”。又说：杨虎城先后派续范亭、续式甫、冉寅谷、许海仙、赵子余、鱼存之等人为代表，“到大荔劝我与杨虎城合作，……事已至此，无法挽回。对他们的劝说一概拒绝。”而对这个时期何应钦、孔祥熙等派去的代表，“要我拥护‘中央’，营救蒋介石，我当时表示坚决惟国民党中央命令是从。”(冯钦哉：《西安事变时我反对张、杨，拥护蒋介石的经过》，见《西安事变亲历记》第五五六——五五八页)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