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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的转折点——自我思想剖析

穆欣

西安事变的前前后后，续范亭逐日写的《有感随录》，翔实地记录了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在认真思考救国救民的出路的同时，他广泛涉猎了《列宁传略》、《甘地传》、《中山先生传》、《王阳明集》、《外国名人志》，以及中国名将梁忠甲、韩光第、法国名将福煦、霞飞的传略等，此外还有一些佛经。12月9日，即西安事变的前三天，他在日记中写道：“读名人志，欲取甘地精神为基础，中山主义为骨干，共产社会为归宿。法、美两国爱护和平亦甚可嘉，余多糟粕，虽亦显赫一时，乃人类和平之障不足取法”。12月13日，即西安事变的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予之革命主张为甘地精神，中山主义，共产归宿。此次动机纯洁之革命，若能不画小圈，防止争权夺利与幼稚病，则行之虽左，亦愿努力到底也。”续范亭的这两段话，集中概括了他当时思想的三个来源。 　　首先，他读《甘地传》、读佛经，接受了印度文化的些微影响。 　　续范亭读佛经，十分赞赏“心物不二”的教义。他说：“佛云‘心物不二’，物多则心乱，物净则心净。所谓内外如一、浑然一体也。心物双泯，然后此真独醒。时刻省察，保而勿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悟本来空寐则无心，而意不妄作。悟究竟空寐，则无物而心不固执。此澈上澈下工夫，全在自己领略”。(《有感随录》11月25日)我们知道，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由每个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嗔、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所以，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叫做“涅槃”或解脱。续范亭读佛经，并非为了做虔诚的佛教徒，而是从佛教经典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因此，他讲“心物不二”，旨在屏弃“物欲”，即所谓“物多则心乱，物净则心净。”在他看来：“心物双泯”方能“真独醒”，做到“不妄作”、“不固执”。续范亭对佛教经典，有“自己的领略”，非但不拘宥于佛经的教条，相反却往往赋予新解。例如，他在11月25日的日记后半段又说：“众人无私则是佛，佛若有私也居众人之列。此心廓然大公，不计祸福。公理人道之发扬，全在革命者之努力，不管他墨索里尼、希特勒、东海无赖小倭日，决心奋斗，终当扑灭。” 　　显而易见，续范亭十分善于从自己对佛经的领“悟”，表达自己对现实政治生活中某些重大问题的立场。比如，他曾从“佛之度人有千百亿化身，能对千百亿人表同情，而相之则千百亿化身也”，说到“吾以此悟，站在某人立场说之则易入，因我先表同情，则两电交感，交感之后，则容易接受所谓忠告，而善导之，古之说士其亦有道乎?男女间之言最易入，因先有感自易应。蒋夫人或有利于中国以其劝蒋力改其非也，其为后妃乎，为妲姬乎?”最后，他又概括地总结出：“自救莫要于悔过，解纷莫急于认错，服人之心莫要于公正”的警句来，用以抨击蒋介石。 　　续范亭读《甘地传》，十分推崇甘地精神。西安事变后，12月1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甘地说：‘我并不曾把我看作什么了不起的人物，我不过把我看作一个印度及人类卑微的仆人而已。我不过遵循我所知道的真理作去。’至哉言乎。不甘作少数人之殷勤奴，而愿作全人类之卑微仆。呜呼!革命者无此心肠，不配革命，勉之。”续范亭推崇甘地，还在于甘地说过：“对个人无恶感，对压迫印人制度不妥协，是我道德上之责任。”这些可以说是续范亭对“甘地精神”的概括。 　　其实，甘地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他的思想基础是正统的印度教的教义。他反对建立以现代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式的社会，而主张建立以真理和非暴力为甚点的和谐的社会。他主张恢复印度传统的农业与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恢复手工纺织，限制大工业的发展，不轻视物质财富的生产，但更重视现代人的精神完善。他力主以非暴力手段领导印度人民进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被印度人民誉为“圣雄甘地”。续范亭从甘地的生平活动中，发现甘地思想中闪光的部分，加以赞扬，是有其现实针对性的，对立面就是那个“有虚荣领袖之欲”的“独裁”者蒋介石。 　　续范亭思想的第二个来源，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续范亭认为：“《三民主义》乃孙先生一生奔波所得，究古今研中外，演绎复归纳，归纳又演绎，逻辑无讹始得成立。此学吾人当真实体认，勿满勿馁勿欺，用毕生之力以赴之，方可云救国，方可云救世。法西斯乃帝国主义之回光返照；对马克思，总理(孙中山)则称之为病理学家，前者为敌，后者为友可耳。不要忘了自己的立场，又岂可认贼作父也”(《有感随录》11月26日)。西安事变后四日，续范亭读《中山先生传》，“愈知革命者非有鞠躬尽瘁之决心，不为功，若自己有虚荣欲享高名，亦可致败。”由此可见，信奉三民主义，是续范亭当时思想的主流，不仅宣布“吾人当真实体认”，而且表示要“用毕生之力以赴之”。他站在三民主义的立场上，赞赏孙中山称马克思为“病理学家”而视作朋友；他痛恨帝国主义法西斯，告诫人们不要“认贼作父”!因此，续范亭所信奉的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所倡导的真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假三民主义毫不相干。 　　续范亭思想的第三个来源，是通过读《列宁传略》等书而得到的“共产归宿”。西安事变后三日晨，他读《列宁传略》，认为“共产党革命之目的为解除人民穷乏困苦，其意诚善”。但是，此时的续范亭对共产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所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接着写道：“然人类之痛苦非止穷乏，如心之烦恼，事之纠纷，物之不足，皆其主要条件，故革命必须兼顾此三者，即我所举之‘心、事、物’。印度文化大部解除心之烦恼也，中国文化大部解除事之纠纷也，西洋文化大部解除物之贫乏与不均也。三大文化各有不足，而实以相辅相成，故必须此三大文化合而为一，则人类之和平始可达到。”显而易见，续范亭当时称道共产主义“其意诚善”，但是他脑子里还有不少糊涂观念。他对世界三大体系文化的分析，也陷于表相，然而他认为只有“三大文化合而为一”，“人类之和平始可达到”的观点，却又蕴含着客观真理。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续范亭先后与共产党人南汉宸、周恩来等正式接触并促膝交谈之后，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认识才逐步加深，思想上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除此之外，续范亭还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曾读《阳明集·陈言边务疏》，对王阳明抨击明王朝政治之腐败，感慨万端，并且托古喻今，猛烈抨击蒋介石及亲日派何应钦。续范亭还在不少地方对传统文化中的“礼”、“道”观念作了发挥，表明中国传统文化曾给予这位革命者提供了思想资料。 　　总之，西安事变前后，是续范亭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从此，他由一个旧民主主义者，开始转变为一个新民主主义者。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