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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历史的转折点——会见周恩来

穆欣

自从12月12日蒋介石被捉，直到12月25日张学良陪同他离开西安前往南京，对蒋介石如何处理，是杀?是放?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 　　12月12日，事变当天下午宣布成立的设计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上商谈事变以后急待解决的问题时，就围绕怎样处置蒋介石问题，非常慎重地进行了讨论。这次事变来得突然，捉蒋介石以后究竟怎样处置，张、杨事前没有来得及商量，而且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张、杨的想法也不完全一致，张、杨的部下当然更难一致。据设计委员会成员申伯纯回忆，这次会议“在开始讨论时，一种主张认为‘擒虎容易纵虎难’，蒋介石对外卖国，对内残杀同胞，罪大恶极，现在既是把他捉住了，就应该杀了他。另一种主张虽然也认为蒋介石是肯定应该杀的，但由谁来杀，值得考虑。因为张、杨究竟是蒋介石的部下，而共产党与蒋介石有血海深仇，与其由张、杨动手，不如把蒋介石送给红军，借红军之手杀了他，这样比较名正言顺。还有一种主张是认为杀了不好，不如把他送到苏联去。另外还有一种意见是不主张杀，理由是：‘张副司令说了，只要蒋介石答应我们抗日，我们不但要释放他，还要拥护他作领袖呢!’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现在已经打电报给中共了，要中共马上派代表团来共商抗日救国太计，共产党在政治上比我们高明，这样大的问题，还是听听共产党的主张再做决定吧。”(《西安事变纪实》) 　　在这个问题上，续范亭的想法前后有过变化。事变发生之初，他从张、杨口中得知，已经发出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团来西安的时候，他曾在心里想：这一回蒋介石碰上了冤家对头，多半是活不成了。在他看来，蒋介石曾杀害了无数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这次共产党杀掉蒋介石，乃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全国人民也会一致拥护。所以当他乍一听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中，有不赞成杀掉蒋介石的建议，十分惊奇，疑惑不解。及至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来到这里，西安三方同蒋方人员开始谈判，这个问题暂时冲淡了。直到双方达成六项协议，和平谈判初获胜利的时候，放蒋问题又提到日程上来。由于蒋介石提出：对于双方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人格保证，不作书面签字，回南京后分条逐步执行。这时在张、杨内部以及社会上，有不少人认为“不签字就放蒋是没有保证的”，甚至有人慷慨激昂地主张尽快把蒋干掉。当续范亭见蒋介石已由张学良陪同离开西安的时候，尽管感到突然和惊异，却尽量从好的方面去想，对蒋介石一度仍有过某些幻想。他在12月27日记述：“昨午沈师长谈伊对张之东去，亦认为伟大之举。委员长固当不易中变，惟南京环境殊可虑，予亦料大关键无问题，群小包围之下必有多少纠纷。又戏言西班牙斗牛习惯故有今日之惨战，中国之卖牛习惯或借此以免内战。卖牛习惯者则卖主与买主互相在袖中一捏手，便算交易成功，并不须写契约，各凭良心而已，此正吾民族之伟大处。”但在蒋介石食言，对张学良进行审判以后，他由失望而怒火中烧，痛斥蒋介石集团的背信弃义行径，以前曾产生过的许多疑虑、忧愤，重又在头脑中出现。 　　正当他为此焦灼不安的时候，续范亭家里来了一位多年不见的知心好友、共产党员南汉宸。——南汉宸早年曾与续范亭共事，同杨虎城有着长期的友谊关系。1927年夏，南汉宸就曾应邀到杨虎城的第十军工作。1930年杨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委任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朝夕相处，如同手足，帮他出谋划策，主持省政府的各项工作。由于南汉宸的大力协助，陕西省各项工作变得焕然一新，更加受到杨的器重，省府一般事务都交给他全权负责。1932年夏因受国民党特务的猜疑追踪，南遂向杨提出辞职。杨虎城资助南汉宸夫妇东渡日本避难。归国后在天津、上海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仍常设法与杨虎城联系。 　　南汉宸同续范亭结交更早，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早在1922年，续范亭和续西峰、孙岳等在天津从事反对北洋军阀活动的时候，孙岳部下就有南汉宸的许多旧相识，屡次邀南汉宸出山。第二年，南汉宸来到天津参加陕军第一师，续就认识了他。1926年春，续范亭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第六混成旅旅长时，南汉宸为该旅的参议。以后，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在帝国主义指使下合围国民军时，南口战役失利，第三军第一师师长徐永昌想投降阎锡山。续范亭、南汉宸坚决反对，表明即使饿死沙漠地区，也绝不向阎某俯首“称臣”。为此双方争论了半夜，最后商谈破裂，从此分手，徐永昌投降了晋军；续范亭、南汉宸率第六混成旅与武勉之的骑兵旅撤退到绥西五原，另建军部，推邓宝珊为第三军军长，1926年10月，南汉宸参加国民军联军组成的参观团访问苏联，并在行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西安事变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周恩来征得杨虎城同意，决定调南汉宸来西安协助代表团工作。南汉宸于12月25日离开天津，到西安后即被派往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总部处理第十七路军和西安绥靖主任公署的公务，并参加了西安事变后专门成立的设计委员会的工作，和王炳南一起成为杨虎城处理繁重公务和各种人事关系的左右手。 　　南汉宸在年底到达西安，立即前往中共代表团报到。他把党所交付的工作稍事安排，就抽出时间赶往续范亭的寓所去探望这位赤心报国的老友。两位阔别多年的挚友，在这场革命风暴中相唔，喜出望外。这时续范亭对当前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还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思想上正有一大堆疑问得不到解答。因此，他一见到南汉宸，来不及详细叙述别后各人的经历，就把话题转到国家大事方面。范亭劈头问汉宸：你们为什么主张释放蒋介石?汉宸向他详细分析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外局势，以及这次事变的性质、前途和处理方针。向他指出：蒋介石被扣押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派别，都围绕着放蒋介石与杀蒋介石的问题大做文章，形成一个极其紧张复杂的局面。在此紧急关头，如果杀掉蒋介石，势必导致全国更大规模内战的爆发，推迟全国抗战的实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亲日派所拍手称快的。如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释放了蒋介石，就能够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实现全国人民的抗日愿望，挽救国家民族的危局。共产党正是从国家民族的前途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我们党的种种努力，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因此蒋介石就被释放。南汉宸说：“杀掉蒋介石，这很容易，不过抗日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续范亭说：“可是，他杀过你们多少人呵!”南汉宸说：“共产党是不念旧恨的，现在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谈话之间，南汉宸特地向续范亭传达了周恩来的一段话：“我们共产党人比谁都清楚蒋介石的罪过，他真是罪恶滔天，血债累累!他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背叛了革命，他发动了十年内战，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革命人士和善良人民；他对外采取不抵抗主义，把祖国大好河山奉送给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逮捕法办，罪有应得。但，现在不是杀蒋介石的时候，因为他还有实力，杀了它，势必引起全国性的内战，对团结抗日不利。即使杀了蒋介石，还会有第二个蒋介石，何应钦马上就会当蒋介石。” 　　范亭对汉宸说：对蒋介石，我有很深的体会，我不相信他会真正执行协议。南汉宸说：现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怒潮不断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爱国力量也会逐渐形成，这就有了迫使蒋介石接受抗日的可能，他不抗日就无路可走。我们不怕他出尔反尔，不讲信用。如果他在这里答应了，回去又变了卦，那就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了他背信弃义的面目。所以真正的保证不是别的，是全国人民坚决要求团结抗战给予蒋介石的压力；是国际和平阵线不能容许蒋介石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面紧密团结，在西北形成一支强大的力量，蒋介石是不能为所欲为的。 　　听了南汉宸的这一席话，续范亭深深地被感动了，打心眼里敬佩共产党人的远见卓识和伟大胸怀，他由惊愕转为欢欣，由疑惑不解转为坚信不疑。 　　自此以后，南汉宸便时常来看望续范亭，同他促膝谈心，纵论国事，并给他带来毛泽东的著作和在延安出版的《红色中华报》，以及各种马克思主义书籍，不断地帮助他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 　　就在张学良受审的时候，为了揭破蒋介石背信弃义的反动嘴脸，敦促蒋介石履行在西安达成的协议，12月28日，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伪造的所谓《对杨的训话》，发表了《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在这篇著名的《声明》中，公布了蒋介石允诺的六项条件，指出蒋介石是因为接受了这些条件才恢复自由的。 　　毛泽东发表这篇声明的背景是：12月26日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为了制造反革命舆论，歪曲西安事变真相，为惩治张、杨罗织所谓“根据”，由陈布雷炮制了一个所谓《对张、杨的训话》。当晚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播发，第二天就在国民党控制的各种报纸上全文发表。为了哄骗人们相信这篇无中生有的《训话》确有其事，发表时还在前面加了按语，煞有介事地声称，这是蒋介石离开西安前，亲自对张、杨口述，由宋美龄笔录下来的。蒋介石在这篇纯属捏造的《训活》中，胡说什么张、杨发动西安事变是受了“反动派之煽惑”，他所以能返回南京的原因，是因为张、杨受了他的“人格”、“正气”、“精诚”的“感召”，还自我吹嘘说他向来“言必信，行必果”，“决不有丝毫自私之心”，“决不计及个人之恩怨”，等等。《训话》从头到尾，全是骗人的谎言。 　　毛泽东发表的《声明》，首先指出蒋介石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话》“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蒋氏果欲从这次事变获得深刻的教训，而为建立国民党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结束其传统的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错误政策，将国民党引导到和人民愿望不想违背的地位，那末，他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毛泽东在《声明》中概括地说明了“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以此揭示了西安事变发动的真相，粉碎了蒋介石在《训话》中对西安事变的诬蔑之词。同时严正警告蒋介石：“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声明》把蒋介石的胡言乱语驳斥得体无完肤，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续范亭思索过而未能解决的许多问题，都从这篇重要文告中找到了答案。 　　随着时日的推移，续范亭心中的疑虑打消了，对中国共产党的性质、纲领、方针和政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思想上产生了一个新的飞跃，他终于认清了形势，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认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才能实现，革命才能胜利，中华民族才能彻底解放。跟着共产党走，这就是续范亭的结论。 　　一天上午，续范亭沿着鼓楼东大街散步。他一边走，一边思索着当前形势所引起的许多问题，其中包括今后自己的去向如何安排。——留在西安呢，此刻连杨虎城都处在困境中，自己留在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给杨虎城也帮不上忙；回甘肃的部队去嘛，那里的情况早已有了变化，而且地处边壤，偏僻闭塞，距离抗日前线又远，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西安的局势密云不雨，绥东抗战的烽火吸引着他，鼓舞他的爱国激情，一度曾想奔赴绥东前线。12月5日他曾在日记里写道：“予动赴绥远之念，并允代办同乡会慰劳前方将士之事。”如今经过西安事变这场革命风暴，此念早已淡漠。有人劝他到山西去，在长期流落他乡的漫长的岁月里，他何尝没有过思乡的情愫，许多亲人使他眷恋；而且前来西安途中，在洛阳同好友刘定安分手时也曾相约，要他回晋观察一下形势。可是，在山西当权的阎锡山是他的死对头，自己曾经有过永远不为阎锡山做事的誓言。只要想到阎锡山几十年的所作作为，随时都会燃起他的满腔怒火。对于回山西的事，他很不乐意考虑。这样想来想去，不觉已近中午。有些问题他想同南汉宸交换意见，就顺路到九府杨虎城公馆去找他。 　　南汉宸看见他来，非常高兴。两人一起吃过午饭，就亲切地交谈起来。当续范亭说到街头漫步时所考虑的问题，讲到有人劝他回山西工作的时候，南汉宸马上接过他的话头说：我也正要同你商量这件事。我们也希望你能回到山西工作。续范亭有关不愿回山西的各种原因，南汉宸都不以为然，逐步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国共合作抗日，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合作抗日，你怎么不可以同阎锡山合作抗日呢?你不是一再说过，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英明的，正确的么?他们二人围绕着回山西与否这件事继续商讨的时候，南汉宸告诉他，这不但是中共代表团的意见，也同杨虎城商量过，准备请范亭以杨虎城代表的身份，回山西推动和协助阎锡山进行抗日。说到这里，因为午后南汉宸要到中共代表团开会，续范亭就站起来告辞了。 　　续范亭刚回到家不久，南汉宸突然兴冲冲地跑来了。范亭见汉宸着急的样子，还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南汉宸进屋就说，周公现在有空，希望和你见面谈谈。又说：周恩来本来说要亲自前来登门看望你，因为有很多事情缠身，一时无法走开，再三让我向你表示歉意。范亭闻此，兴奋不已，遂即与汉宸一起乘车前住七贤庄一号红军联络处。 　　周恩来是续范亭倾慕已久的中共知名人物。在这次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临危不惧，力挽狂澜，他那光明磊落，胸怀宽广的为人，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政治风度，使续范亭十分敬佩。初次相见，周恩来又是那样的谦逊、热情，刚一见面，就对续范亭忧国剖腹，奔走抗日的事迹表示钦敬，使范亭惭愧又感动。在七贤庄一号这座深院的会议室里，周恩来同续范亭进行了连续六小时的长谈，非常诚恳耐心地对续范亭就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抗日救国政策和当前的局势作了深刻的剖析。同时也谈到了山西的形势变化，指出目前寇深祸亟，华北危机日趋严重，日军的触角现已深入到阎锡山的势力范围绥远，行将扣打山西的门户，严重地威胁到他本身的安全。在形势的逼迫下，阎锡山也打出了抗敌救亡的招牌，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这次西安事变实现和平解决，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成功，即将出现国共合作的抗日局面，这对于阎锡山也是很大的推动和影响。周恩来表示他和南汉宸心情一样，想请续范亭考虑回山西工作的问题。周恩来虽然没有一一回答续范亭所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也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由于周恩来对全国局势和山西形势的精辟剖析，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范亭的思想问题，解除了返晋的顾虑，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这次长谈，使他对周恩来增加了了解，更加敬重。周恩来在西安事变中沉着机智，力挽狂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法政策，和在西安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以及那样英明过人的智慧，敏捷的洞察力，豁达大度，坦诚待人的举止风度，哲理严密、扣人心弦的谈吐，象遇到良师一般，给续范亭留下了毕生难忘的深刻印象。若干年后，续范亭在《赠周副主席》这首诗中赞誉：“站正立场理不穷，樽俎折冲难重重，奸雄满腹欺凌意，早在周郎一笑中。” 　　续范亭一生的政治经历在西安发生最大变化的是，开始同共产党人有了直接的接触。经过南汉宸多次面谈和周恩来的这次亲切长谈，使他进一步认识到西安事变的重大意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有了更加深刻而具体的了解，这对于他的思想发展和以后的革命行动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中国时局转换的枢纽，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及其以后的各项正确主张和卓有成效的努力，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这个事实极大地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西安事变不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西安事变是中国人民由国内革命战争走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折点，也是续范亭一生中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的分水岭，这次爱国革命行动的实践，为他实现这种转变创造了一切必要的条件。在西安事变的过程中，续范亭亲自经历了并直接看到我党所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进行抗战的表率作用。范亭从我党主张释放蒋介石的事实中，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完全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大公无私，捐弃前嫌，仁至义尽的伟大气魂。这不仅坚定了他的革命信念，更使他坚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成功。从此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把平生的理想和党的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他曾怀着对往事无限痛惜的心情对朋友说：“要是早就认识了共产党，我也不会到中山陵去自杀了。”十年之后——1946年4月间，续范亭在一首白话诗中写道： 　　“西安事变”找到了共产党，使我认识了中国革命的总方向，由此转了弯， 　　他在写此诗的前后时间里，还写有一首《问题来了不要愁》，意味深长地谈到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对他思想转变所产生的巨大作用：“问题来了不要愁，必须先把重心求，站在革命立场上，运用思想方自由。只因陷入唯心论，一生总在错误中，自从科学有方法，世间真理渐相通。”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