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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在山西战场展开

穆欣

山西为中心的西战场，当时正是关系着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中最主要的战场，也是我军战略上最机动的战场。就其战略地位来看，山西地处黄河中游，东邻河北，北界察绥，南抵河南，西壤陕西，是中共中央所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全省位于高原，群山绵亘，重门叠户，层层包裹，形似天然屏障，享有“里山外山，表里山河”的盛名，战略地位具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优势。由于它的重要战略地位，山西历来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抗日战争爆发以来，随着华北战局的急骤发展变化，山西省战略地位的特殊意义就更加突出。早在1936年春天红军东征时，中共中央根据山西政治、军事的战略地位及其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就曾决定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山西。这个时候，针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和国民党在华北正规战争的溃败局面，毛泽东认为挽救华北危机，扭转华北战局的根本力量，唯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即原先的红军)；同时必须坚持山西阵地，首先在山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造山西的战略支点，才能达到支持和发展华北抗日战争的根本目的，毛泽东以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革命胆略与远见卓识，当机立断地改变了国民党原来的部署，指示华北党委和八路军首先在山西实行战略展开，在全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和由此所造成的抗日斗争的政治形势，也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首先确定发动山西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根据。毛泽东在这年9月发出的一封电报中说：“山西将成为华北的特殊局面。这根本的是因为有红军，其次则是阎锡山与我们结合起来。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应坚持这一方针，部置全省的游击战，坚持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人民参政及改造晋军的根本方针。” 　　1937年9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举行扩大会议以后，周恩来受党中央、毛泽东的重托，前往山西太原，就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等问题，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进行谈判。准备在谈判中提出，八路军拟在恒山山脉以涞源、阜平、灵丘三县为中心建立抗日根据地，计划在东至宛平、平山；北达阳原，涿鹿的区域布防活动，创造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周恩来同行的有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第一二〇师副师长肖克，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等。行至侯马车站，聂荣臻等下了火车，率部从北上。这时日军已从晋北攻进山西境内，阎锡山的晋绥军和增援入晋的蒋系军队，少数进行了顽强的抵抗，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大部分则是一遇日军便望风而逃，犹如退潮一样溃败下来。山西危殆，大祸临头，阎锡山主观上有了进一步依靠共产党的愿望，尽管他仍然疑虑重重，但是对于周恩来的到来，也象对于八路军入晋一样，还是表示欢迎的。 　　周恩来从潼关渡过黄河到达风陵渡时，阎锡山派来他的秘书梁化之和专列火车，已在那里等候。他和梁化之略事寒暄，就乘火车续行。火车开到临汾，停下来住了一夜，于9月5日下午抵达太原，梁化之安排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等一行在太原绥靖主任公署的高级宾馆下榻。宾馆设备豪华，招待周到。但周恩来说：“这里出出进进都是阎锡山的人，我们内部谈事情不方便，还是搬到雪枫那里住吧!”大家表示赞成。第二天就搬到东坝陵桥成成中学内八路军太原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彭雪枫)。 　　当时阎锡山正在前方行营。9月6日，周恩来等在太原先同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秘书长贾景德及梁化之谈话。他们对周恩来热情欢迎，但在谈到各种需要解决的问题时，不能作主，概须由阎锡山决定。周恩来看到“山西一切事无阎作主不能做”，为抢时间同阎锡山会谈，7日凌晨就偕同彭德怀、徐向前、南汉宸前去太和岭口，直接和阎锡山谈判八路军开赴山西作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诸问题。阎锡山正在部署大同会战，见周恩来一行到来，满面春风，热烈欢迎。这时续范亭正在行营，他随同阎锡山参加了这次会谈。 　　在同阎锡山谈判中，周恩来首先谈到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对他的“联共”态度及“守士抗战”主张给予积极的评价，希望他能不负国人期望，履行诺言，与我们合作到底。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主张建立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人士的共同联盟，要使山西同胞不当亡国奴，只有联合起来，发动民众，共同抗战。”并就成立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问题进行商谈。关于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作战部署、方针问题，周恩来指出，我党根据自己的兵力及战术特长、开赴冀察晋绥四省交界的地区，以山地战、游击战侧击西进和南下的日军，配合友军正面作战。八路军拟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为根据地，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主要依托的恒山山脉，地跨山西和河北两省边境。阎锡山在谈判中表示：同意八路军在太行山北端进行游击运动战。凡二战区我管的地方，在前线地区可以按你们所说的办；至于河北等地的事，那需要去找刘峙、徐永昌他们谈。双方还商谈了平型关、雁门关防御问题。周恩来提出：拟令第一一五师前去五台、灵丘地区，配合友军在平型关翼侧待机歼敌。阎锡山表示同意。这次还曾提出八路军入晋部队的薪饷和装备问题。我方指出，八路军薪饷短缺，装备很差，要同强敌作战，必须解决后勤供应问题。我军急需补充的枪炮、弹药、被服以及通信器材，应在部队路过太原时予以解决。薪饷问题，应与第二战区的友军同等待遇。阎锡山口头上都答应了，但是后来只给了点棉衣和弹药。 　　其时刘峙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徐永昌是河北省政府主席，二人均在保定。徐永昌过去长期在山西军政界做事，曾任山西省政府主席。他也是崞县人，是续范亭的同乡；在国民军时代，又曾和续范亭同在第三军孙岳部共事，两人是多年的朋友，关系比较密切。刚比，当周恩来决定前往保定时，南汉宸建议续范亭一同前去，参与会谈。9月8日，在太和岭口谈判告一段落后，周恩来一行即由山续范亭陪同，前往大同、雁门关地区勘察，在大同会见了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9月9日回到太原，稍作逗留，即又联袂乘坐正太路火车东行，前往保定，与刘峙、徐永昌商淡八路军以恒山山脉涞源、阜平、灵丘为中心展开活动的地区诸问题。刘峙和徐永昌均表同意。周恩来一行离保定后，又经石家庄、娘子关勘察。13日返抵太原，他们此行所得的印象是：刘峙、徐永昌和傅作义，对抗战信心不足，兵力部署松散，河北前线主力布防在石家庄以南地区；傅作义部主力，远离大同，都在雁门关内外。雁门关、娘子关的国防工事都不坚固，炮兵阵地工事未修进出的道路，大炮难以运进工事；只在城墙上挖了三层射孔，没有遮掩，难以御敌。结论是“看来石家庄、太原难保”。——事后南汉宸说：我们当时的口号是“保卫山西”。如果阎锡山真的保卫太原，我们也想帮助他坚持一个时期。在太原期间，我和周恩来、续范亭、彭德怀等几个人到保定去了一趟，看看情况。保定是徐永昌指挥。徐永昌请我们吃饭，敌机来了，有人就在我们吃饭的地方周围打信号弹。大家看了以后，觉得保定是不能守的，我们还曾到大同去看看情况，傅作义负责守大同，他的部队在雁门关以南，缺乏作战的信心。我们又到雁门关看了一下，那里地形很好，但是工事不能打仗，看来雁门关也守不住。看了一遍以后，知道太原守不住。没有想到后来忻口还支持了一阵，那还是我军在忻口以北积极袭扰交通线，阻断了敌人的交通运输，才帮助支援阎锡山搞了个忻口会战。 　　他们一行从保定回到太原，周恩来即请续范亭陪同南汉宸前往太和岭口，向阎锡山面谈保定之行的经过。 　　9月21日，周恩来又偕朱德前去太和岭口。这时大同已于9月13口失陷，日军主力正由冀晋边境的天镇、广灵向平型关扑来，妄图抄击雁门关之后方。由于晋北前线与平汉前线战局的迅速恶化，9月初旬曾同阎锡山商淡过的，原先决定八路军主力全部在恒山山脉创造游击根据地的计划已不适用。正如毛泽东在9月17日发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首长的一份电报中指出的那样：“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敢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毛泽东在电报中提出了新的部署计划：“依上述情况及判断，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钳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一)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下，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二)我四方军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三)我一方面军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就在周恩来、朱德到达太和岭口的这一天，9月2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电报中又说：“阎锡山现在处于不打一仗则不能答复山西民众，要打一仗则毫无把握的矛盾中。他的这种矛盾是不能解决的，你估计放弃平型关，企图在沙河决战的决心是动摇的，这种估计是完全对的。他的部下全无决心，他的军队已失战斗力，也许在雁门关、平型关、沙河一带会被迫地举行决战，然而大势所趋，必难持久。不管决战胜败如何，太原与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可言的。……” 　　根据山西战场的形势变化和毛泽东提出的新部署计划，周恩来和阎锡山重新商谈了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的部署问题，并且取得了阎锡山的同意。 　　谈判开始时，阎锡山有意要八路军打正面，让八路军正面堵击日军，既打击了日军进攻，又消耗了八路军的兵力，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对于国民党方面想把我军推到前线正面，借日军的手来消灭异己的可能性，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已经预料到了。因此周恩来严肃地指出：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我军不可动摇的基本作战原则。因此，我们不能，而且不赞成打正面，只能在敌人后侧协同游击。我军有着长期运动战及游击战的素养，将要发挥在这方面的特长，来影响友军，发动群众。我军的主要活动地区在敌后。我们深入敌后，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截断敌人大道交通，夺取敌人辎重弹药，使它既没有一个安全的后方，又没有一条保险的后方运输线，我们这样做，比那种不顾主客观条件，在阵地上与敌人拚消耗的做法更有利于抗战，更有利于友军，也更有利于敌后的人民群众。 　　朱德说，当然在有利条件下，我们也同意我军配合友军进行运动战，以主力部队在山地寻求敌人一部而消灭之。 　　对上述的战略方针，阎锡山不好再说什么，沉默一阵，他说，目前日军已经逼近内长城防线，希望贵我双方的军队紧密配合，在这里挡住敌人。 　　周恩来说，是的。我一一五师现已赶到灵丘一带，准备于侧翼待机歼敌，配合友军防守平型关战线，至于我一二〇师，是否开到晋西北地区，向进攻雁门关之敌的后方出击，配合友军防守雁门关? 　　阎锡山点头答道：就依周先生意见，请将部队迅速开进预定地区。雁门关方面的具体事宜可与杨爱源联系。 　　周恩来每次会见阎锡山的时候，都与阎锡山进行长谈，向他分析战争形势及其可能的发展，说明中共中央对于各种重大问题的观点、方针，以及八路军的战略战术，等等。这时由于山西战局更加危险，在晋绥军的高级将领中笼罩着悲观失望情绪。阎锡山原本就怯懦成性，临敌惊慌，此刻在思想上也充满了失败情绪。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同阎锡山又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给他分析形势，说明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尽管暂时还是敌强我弱，只要坚持抗战，必然是敌人逐渐地败弱下去，我们会一天天强大起来。同时向他指出，坚持抗战必须以坚持华北战争为中心。华北抗战能持久，日军将无法实现其全部阴谋。关键是要改变过去单纯依靠军队的片面抗战，改变过去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动员广大民众参战，使这次抗战真正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战争。如能这样，华北持久抗战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战争的性质，今后在华北各大城市相继沦陷，战争进入极端困难的时候，将成为游击战争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经过几次谈判，周恩来的谈吐、作风都给阎锡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私下里，他对周恩来的政治家风度和伟大人格，对周过人的才智和精力，无不表示钦佩。初次见面以后，阎锡山就在他亲信面前说过：“我最近见了周恩来，这个人很聪明、很灵活，眼珠一秒钟能够转好多次。”这次会见，阎锡山还要求周恩来给他写一个第二战区的作战计划，周恩来仅用一天的时间就把作战计划写好了，送给阎锡山。阎锡山看了很吃惊，连说：“写得这样好，这样快，如能这样打，中国必胜。”他慨叹：“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以后，周恩来还向阎锡山介绍了八路军的作战方法，阎锡山很佩服，曾通令晋绥军各部向八路军学习战法。 　　周恩来到行营的时候，还接触过一些晋绥军的高级将领，如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等。阎军第六十一军军长陈长捷，就经过续范亭的介绍，见到了周恩来。陈说：“他为我们讲授了运动战和游击战的要旨，并一再指示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才能取得抗战的伟大效果。” 　　这时八路军的三个师正源源开进山西战场，许多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汇集到太原。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在这里除了同阎锡山进行谈判；同开进山西战场的国民党各派军队将领周旋；他还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整个战略部署，指导八路军三大战略部队的展开，指导山西和整个华北的抗战工作。1937年9月14日，周恩来从山西前线发给毛泽东、洛甫的一封电报中说：“华北局工作已谈定，以争取山西为华北抗战根据地做中心，加紧布置绥冀察的游击战争。对直南、鲁南及山西，应以武装民众进行战争动员为工作中心，而尤以汾河流域及直南夹太行山脉为最急，以吕梁为后路。”他根据山西敌后日军十分空虚的实际情况，就八路军展开的具体部署和“注意扩大本身，动员群众参战，组织抗日游击队”等问题，及时向党中央提出建议，深得中央的赞许。此后，他还代表中央和军委一再指示各地方党及八路军各师、旅政治部，“要以自己公开面目和主张动员群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运动，要使自己成为统一战线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在此期间，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主力分别进入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北，以吕梁山脉为中心的晋西北，以太行山脉为中心的晋东南，开始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八路军三大战略部队开到山西作战，对山西的抗战，并对全国的抗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山西的抗战局势，从此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如果没有这三大战略部队的到来，山西的抗战形势是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改变的。周恩来坚决贯彻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正确方针，对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抗战的新局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拔剑长歌一世雄——续范亭生平/穆欣著.—太原：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