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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七、第一战区司令官

周溯源等

全面抗战后，国民政府军委会针对敌我两军态势，把全国对日作战地区划分为十个战区，另加两个对日敌后作战的小战区，即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1939年1月，国民政府特任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部设在洛阳，辖11个集团军，并可调用第二、第三、第九、第十战区的部队，共约200万人。 　　第一战区范围东到黄海，包括江苏、皖北、山东；北面包括冀察两省及山西东南；南界信阳县与淅川县；西抵潼关达山西河津一带，为全国最大的战区。 　　朱韵珩此时带着全家老少在成都安顿下来。一天，宋美龄打电话告诉朱韵珩，卫立煌已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在抗日初期，按国民政府的先例，凡司令长官都兼任该战区内最大一个省的省主席，以便军政统一。可卫立煌自从任司令长官以来，许久未接到省主席的任命。他想与自己地位差不多的刘峙、顾祝同，早就当上了省主席，唯独他例外，显得太难堪。于是他一面直接打电报向蒋介石提出要求，说明他的战区范围大，兵员多，军政统一是工作上的需要，一面托好友为之说项。9月，行政院终于发表了他兼任河南省主席之职的任命。他受命后，把孙中山先生送他的亲笔题的照片置于座右，让先生的精神监督自己的工作。卫时年43岁。 　　卫立煌的第一战区的北、东、南三面都是日军。华北是我国战略要地，历代史实都说明，华北一失，余下的国土就很难保住了。保卫华北，黄河是天堑，因此必须保住黄河。卫将自己的基本队伍第十四军驻在黄河前沿，担负确保黄河的重任。卫要求属下各部门都要坚决执行抗日军略，奋勇争先。为了抵抗日军在装备上的优势，卫把精兵分别部署于对敌有重大威慑作用的地区。日军采取相应措施后，他又更换部署，灵活使用“引而不发”的战术，步步争取主动，尽量开展敌后游击，以牵制日军活动，使日军疲于奔命。每遇作战，卫从不让他的任何部队战到精疲力尽，总在恰当之时予以轮换，使各部队常保锐气。 　　同时，他要求长官部各部门对各系部队，一视同仁，待遇一致。只要是抗日的，都应该欢迎。有人破坏团结，他认真处理；有人动摇，他责备、教育；要是有人投敌有据，则坚决处分，直至枪毙。而对八路军，则作为最重要的友军看待。 　　卫立煌刚刚兼任河南省主席职务才一个月，10月中旬突然接到一封加急电报，电文是：“尊夫人因手术事故，抢救无效，于10月某日夜间逝世。请节哀，并示后事处理办法。”卫闻之心痛如焚。这位统帅百万大军的抗日名将，内心里同样有儿女柔情，当时便嚎啕大哭起来。他失去了人生佳侣，失去了十多年休戚与共的良伴，失去了维系家庭幸福的支柱，怎么不哀泪纵横呢?他向蒋介石打电话，要求准许他到成都去料理朱的后事。蒋回答，自抗战后，将领们丧偶有好几起，后事都是叫他人代办的，是否可以冷静一下再说。但卫语气坚决，蒋介石便破例照准，并派专机接送。 　　第二天，卫乘飞机赶到成都时，天已入暮，即刻由严啸虎陪同驱车赶到停放朱韵珩灵柩的寺院。当时成都还没有殡仪馆。朱是基督教信仰者，本不应放在寺院内，这只是权宜的安置。卫走到朱的棺木旁，要开棺看一眼，他不相信她会死的。因棺木已封闭，不能再开，在场的亲友又力劝才罢。他一直坐到深夜，不肯离去。他的真挚深情，感动了所有在场的吊唁者，许多人都站在屋外流泪。最后还是严啸虎想出办法，说是老太太坐在门口等他，他若再把老太太急坏，那可就担当不起了。加上子女们一拥而上，连拉带推，才使他离开寺院。一周以后，卫带着身穿重孝的一男一女两个最小的孩子，乘坐蒋的专机回防。 　　回到洛阳以后，愈增对朱的怀念。多年以来，盼望卫立煌当省主席的，除了他自己，他的部下，还有他的夫人。朱韵珩不是追求利禄，而是从事业考虑的。她是孤儿出身，对贫苦孤儿非常同情。多年以来，一直盼望好好办些儿童福利事业，办学校，办医院。当时的社会环境，办慈善事业很困难，在一个省里，只有官办的“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才有权办这种事业。按照国民党的惯例，各省的新生活运动妇女委员会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夫人担任，省里的财政厅也只看省主席夫人的面子拨款。朱韵珩从创办一个理想的慈善机关的目的出发，早就盼望当一个省主席夫人。她看见几个和卫立煌地位相等的将领都当过省主席，论资排辈，评叙战功，卫立煌没有一点比别人差。她算定省主席夫人名义总会来到，要不了很久。哪知道事实出乎她意料，卫立煌一直没有当上省主席，直到当了战区司令长官之后还迟迟不见省主席的影子，致令她“赍志而没，长怀无已”。这件事更增加了卫立煌的不平和忿怒，感到蒋介石对他太刻薄寡恩。卫立煌当河南省主席以后不久就在洛阳创办了一个和平小学，以此悼念夫人朱韵珩。 　　卫立煌兼任省府主席后，感到最麻烦的事，就是怎样对付地方势力。当时地方上有三个人企图争夺省主席一职，其中有个叫李敬斋的省党部主任委员，曾和卫的秘书长闹过误会。卫知道后感到抱歉，又不便解释。以后，卫感到秘书长需要调动，在考虑继任人员时，选用了李敬斋的亲信李汉珍任秘书长，以表明他不用私人。李敬斋看到卫立煌起用他的亲信担任要职是看得起他，关系随之好转。对另外两个争夺者，卫立煌也妥善地处理了同他们的关系。 　　对于河南省政，卫立煌要求按照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作为各项措施的最高准则。为了避免安徽同乡觑隙渗入省府机构，凡皖籍人进入省府，必须经他亲自批准。原河南省府的厅长、处长，除秘书长一职新任命以外，概不更动。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卫又向中央推荐了四位委员，两位河南人，两位安徽人。卫立煌对各厅、处的工作很关注，但不强迫命令。他没派私人友好当县长，也没派人当税务人员。找他谋事的同乡，一概回绝。卫的老部下叶粹武想谋洛阳专员一职，托人在卫面前求情。卫考虑叶和自己有多年的老关系，有所倚仗反而不便工作，于是他采用请现任专员吃便饭，不断加派他的工作的办法，使叶知趣而退，打消了当洛阳专员的念头。 　　卫立煌新官上任，很想在地方上做做一新耳目的事情。河南省原有一所省立河南大学，抗战开始后迁至河南西部嵩县、镇平等地，为国民党内的顽固派CC和中统、军统特务所把持。校长王广庆，是前清科举中的监生，思想陈腐，代表各种反动力量。他们不是引导青年向上，而是压迫青年，摧残青年，毒害青年，对学生们实行法西斯专政，不断地把较有头脑的学生逮捕送进劳动营。卫立煌了解到河南大学办成这个样子，很是忿慨。认为现在是抗战时期，不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反而管得像个囚犯一样，是不对的。他想起临汾山西省民族革命大学的热闹情形，想起延安抗大的朝气蓬勃景象，于是决定对河南大学进行改造。他拟了个改造方案，决定换掉校长、教务长、秘书长，保住原有的范文澜、稽文甫等知名教授，由新领导倡导移风易俗。虽然不必把河南大学办成延安抗大那个样子，但可以把河南大学办得较为开明一些，以五四运动后的北京大学为榜样，有点学术气味，有点民主气味，有点抗战气氛。由于当时的环境不允许他大改大革，这个改造方案也就胎死腹中了。 　　“卫立煌剪旗袍”，也是抗战时期一幕怪有意思的喜剧。卫立煌在山西前线的这一段时间，深入群众，得知民间疾苦。他看到老百姓贫苦到了那个程度，还要担负繁重的支前任务。现在到了洛阳，看到上层女士仍然过着享乐腐化、醉死梦生的生活，觉得非常不顺眼。他感叹地说：“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他记得到延安参观时，全城妇女都着军装，精神抖擞；而眼下洛阳满城扭扭捏捏，花里胡哨的旗袍，没有一点“抗战城市”的振作精神，很想改造一下。他曾跟随蒋介石强迫人民推行过“新生活运动”，但不懂得人民的生活习惯不是军政长官的一纸命令就能强迫改变的，他也没有和僚属们商量商量，头脑一热，就贸然在一次很热闹的集会上，对着洛阳上层高贵的太太们和新生活妇女委员会的委员们宣布：“你们要转变到战时生活上来，把你们的旗袍剪成短褂，不然日本飞饥来了，跑警报也不方便。要是你们不剪，我就下命令给洛阳警察局长，看见大街上有穿旗袍的，都强迫给你剪短。”他说到做到，会后，当真下令给洛阳警察局长：禁止妇女穿旗袍上街。但是这个命令没有发生效果，洛阳穿旗袍的照样穿，并没有减少。只是一些官太太们在见卫立煌时临时换上短装，来个瞒上不瞒下而已。 　　同年11月11日，国民党顽固派与确山县民团惨杀了留在竹山的新四军负伤人员和家属200余人，抢走军服1000余套，全国为之震惊。卫立煌得知后，撤了南阳专员朱玖莹的职，把负有责任的宛属十三县的联防主任别廷芳传呼到洛阳关闭起来，其余有关人员也分别予以惩处。这是对地方上的封建势力一次很沉重的打击。别廷芳号称宛属十三县的土皇帝，骄横一时，气焰很高。这次被关禁后，卫本来要枪毙他，由于河南人李汉珍等人死保，才暂缓处决。别廷芳经此打击，名声一落千丈，气得吐血，不久死去。于是，当地群众风传一句话：“卫立煌气死别廷芳。”这反映了群众对卫支持的态度。 　　同年12月中下旬，阎锡山下属的孙楚指挥所属部队在晋东南摧毁了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救亡团体，杀害牺盟会干部和晋西支队隰县后方医院伤病员。这就是有名的“十二月事变”。当孙楚在遭受新四军决死队的反击时，卫立煌严守中立，无动于衷，孙在晋南的部队损失十之七八。事后，孙楚谒见卫立煌时大吵大闹，说卫“保存实力”，“见死不救”，“上了共产党各个击破的当”。 　　蒋介石在晋南吃了大亏，决不善罢甘休，一面下令八路军撤出太行山以南地区，一面给卫立煌打电话，要把八路军赶出去。卫回答：“这样内战就打大了，影响抗日。”被蒋大骂了一通。卫立煌只得遵命来到晋城，召集第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第九十三军军长刘戡和第十四军军长刘铁开会，要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候命行动。但私下却和朱德总司令谈判，双方议定：以临(汾)、当(留)公路及长冶、平顺、磁县之线为界，南为国民政府军队驻区，北为第十八集团军驻区。按此协议，第十八集团军退出了太行山以南地区，使蒋不得不承认了一个事实上的“特区”。 　　为了庆祝这次和谈的成功，卫立煌和朱德都希望来点文娱活动。但此时的晋城已是“浔阳地僻无音乐，终身不闻丝竹声”，于是别出心裁地来到打铁作坊看打铁。当下双方人员汇于炉前，但见炉火正红，火星四溅，两位领导人敬酒为贺。 　　1940年初，国民政府军委会任命卫立煌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此后不久，蒋介石为了凑集力量封锁陕甘宁边区，来电调走卫的抗日精锐部队：陈铁第十四军，刘戡第九十三军。经卫多方力争，只留下第十四军。冀察战区原定的任务是：在两省边区与日军作小规模战斗和敌后作游击战。卫接任后，在任务中增加一条，即必须与八路军改善关系，团结御侮，一致抗日。 　　同年3月，朱怀冰第九十四军与八路军发生摩擦。朱为第九十四军军长兼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是陈诚的嫡系，外号摩擦专家。他纠合庞炳勋部，专门挑是非，进攻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遭到八路军的坚决反击，眼看要全军覆没，发了个十万火急电报给卫立煌，要求支援。电报像雪片飞来。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内部，议论纷纷。参谋处和军政处力主迅速驰援，但卫立煌总是镇静以待，不下命令。四天后，朱怀冰3个师1万多人被八路军歼灭，他本人只身狼狈逃离。关于这件事，不仅顽固派，连卫立煌的老部下也不满意，认为卫犯了大错误，不好向上交待。卫立煌自己当然知道这会给攻击他的人以把柄，但仍坦然处之。 　　4日，卫立煌来到重庆开会。会上，卫因与蒋介石在怎样对待八路军问题上意见分歧，所以很不愉快。又因苏联大使曾到卫的住处拜访，卫又作了回拜，蒋介石更认为他目无法纪。各派政敌，正好乘机攻击他。但由于他在对日作战上无过，河南省政上也无可指责，加之全国所谓杂牌军队在第一战区最多，他从未并吞过他们，大家都拥护他。所以开完会后，仍回洛阳任职。 　　当时在太行山区，国共双方军队的摩擦日渐紧张。卫想缓和当时的局面，就打电话给朱总司令和胡宗南，提议到洛阳进行和解商谈。朱总司令和康克清以及随员一行应邀来到了洛阳，刚刚开始讨论，卫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说“这件事你不要管”。卫碰了很大的钉子，觉得对不起朱总司令，设宴盛情招待。朱总司令也告诉卫说，他和毛主席都知道卫的处境不好，要卫在必要时骂骂八路军。卫说：他宁可保持沉默，决不骂八路军。朱总司令一行临别时，卫特地派人送给康克清一支名牌的自卫手枪和一支刻有他的姓名的精致钢笔，作为纪念。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卫立煌派了他的部队协同作战。延安出的《解放》周刊第116期上，还登了卫发给朱总司令的电报：“……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帷予敌寇以致命的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的鼓舞。我×××部配合贵集团军于×日向当地顽寇袭击……。”应该说，卫立煌的这些言行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中是不多见的。 　　卫立煌对叛变投敌的汉奸，是严厉惩处，不留情面的。石友三就是被他枪毙的。在民国几十年的历史中，在无数次军阀内战当中，石友三是一个翻云覆雨、朝秦暮楚、“倒戈”次数创全国最高纪录的军阀。他最初为冯玉祥部下，后来弃冯投蒋，不久又反蒋投阎，后来又投张学良，跟着又反张。到了1933年中日塘沽协定签订时，石友三已经成为汉奸，当上日本军队的别动队。后来看见宋哲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图谋在这个半独立的派系中升迁，又从日本方面反正，跟宋哲元当了一个冀北保安司令。抗日战争开始时，张友渔带了许多爱国青年进入石友三的军队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石友三听了以后，对于八路军表示仰恭，并且好像良心发现似地说道：“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才知真他妈只有王八蛋才当汉奸!” 　　抗战开始那年冬季，石友三成为宋哲元下属的一八一师师长，随着抗日队伍退到冀南和豫北，一面借重进步青年装成愿意和八路军友好，一面又派人和日本暗中勾结。次年石友三升为六十九军军长、第十军团长。蒋介石为了在冀察树立和八路军对立的力量，抢占八路军在敌后发展的根据地，特别给予石友三以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及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这样的高衔。后来，石友三为了讨好蒋介石和日本，便逐步驱逐其军队中的进步分子，多次杀害八路军的地方工作人员。当石友三的部队划为第一战区卫立煌节制时，卫开门见山，向其规劝：绝对不可以和日本人勾结，当汉奸遗臭万年。石友三表面上唯唯喏喏，实际上还在搞自己的一套。到了1940年下半年，石友三投降日本的事渐渐暴露，卫立煌乃电告石友三，继续苦口婆心地劝告他：“你和日伪的往来，已闹得满城风雨，大家都知道，重庆也知道，但我并不轻信，希望你自己好自为之。听说你想当省长，当省长并不难，我把我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让给你做如何?假使你愿意做，我向中央保荐，一定成功，你的尊意如何?”石友三接到卫立煌的电报，假惺惺地表示感谢和谦逊，发誓要“追随钧座抗日到底，不敢二心”。 　　石友三部下有个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虽与石友三是西北军的老同事，实际与石有利害矛盾，且思想不一，不甘心随石当汉奸，早就想把石友三干掉。在石友三司令部中有个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三十九集团军政治部主任臧元骏，自己带有电台。卫立煌早就指示臧元骏，如果石友三执迷不悟，一定要当汉奸，找个机会把石友三干掉。因此到了1940年11月，高树勋和臧元骏等在经过缜密的准备之后，把石友三扣押起来。卫立煌立刻向高树勋发出电报：“立即正法。”这样，这个最狡猾的军阀石友三就被枪决了。这是抗战以来继韩复榘之后的第二名省主席兼带兵官被镇压，在第一战区震动很大。过去的观望、动摇分子，受到警戒，也不得不表示抗战到底了。 　　1941年3月中旬，蒋介石密电召卫去重庆述职。蒋对卫在第一战区偏袒八路军，颇多责备之词。卫说当前的大敌是日本，八路军和地方军，同是抗日部队，都应一视同仁，并无偏袒之事。至于给八路军的给养，他是按中央规定发的，如八路军不抗日，那就另当别论。目前他并未发现八路军只积存弹药并不抗日的现象。蒋介石声言要撤他河南省主席之职。卫对此不服，一气之下，请假到峨眉山休息。蒋介石趁卫去峨眉之机，派何应钦到西安，改变了卫的许多军事部署，散布了多种对卫不利的言论，以作撤换卫的准备。 　　日军对卫扼守中条山，恨之入骨。中条山正面约270公里，纵深约50公里，前扼山隘，背临黄河，是黄河的天然屏障。日军两次进攻泽潞，八次进攻中条山，均被卫运用灵巧战术和不断更换部队的办法，使日军连连失败。日军称中条山防线是他的盲肠症。1941年5月初，日军多田大将、莜冢中将集中了11个师团共15万人向中条山进攻，决心突破这道防线。日军此次进攻，正值卫立煌上峨眉山之际，卫的参谋长急电何应钦，可何应钦明知卫在何处，却不通知卫。还是卫从峨眉山回重庆的途中自己得悉前线的紧急情况，当即日夜兼程赶回洛阳。此时，日军已攻占了垣曲县黄河渡口，进而由北向南对中条山达成了大包围态势，反复进行“篦梳扫荡”。卫即刻与前线取得联系，电令一个军留守中条山内，继续与日军周旋，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其余各部队，从敌之薄弱环节处钻出包围圈，向敌人背后攻击。18、19日两天，其他各军均分别突围转回敌后，使敌腹背受击，攻势混乱。27日，敌军在慌乱中停止行动。这次大会战，历时21天，敌军除投入空军外，还施放了毒气，并曾占去了几个渡口。卫部虽失去了中条山的几个山隘，但主力部队在极恶劣的条件下，突破包围，转向敌后攻击，使日军不知所措，始终不能确实占领中条山全境，只是卫部在开始遭到突袭时，伤亡较大，卫立煌长兄之子道钧，于此役阵亡。日军虽吹嘘自己胜利，其伤亡人数亦高达3000人。中条山会战，日军的战略和政略目标均未全部达到。各部队在战略转移后，原有地区立刻由机动灵活的八路军进入，频频出击日军，对日军造成更大的威胁。 　　这次战役，延长了卫的任期。他在作战役总结时，指责何应钦乘他不在，任意改变他的原来部署，并调走了主力部队和中央炮兵团。何应钦采取了忍耐不言的“战术”。当卫立煌把总结报告呈给蒋介石，蒋复电要卫只许承认错误时，卫也学了何应钦的“战术”，忍耐不言。 　　这年9月初，日军华北方面司令官更换为熟悉中国情况的冈村宁次大将，参谋长为后宫中将。9月底，冈村宁次集中其第一一○师团、第三十六师团、第三十五师团及独立第四旅团，另有化学兵及战车、重炮、飞行部队共约5万余人，分兵三路，在界马、大黄琵琶、陈荣泽口渡黄河进犯郑州。卫立煌向在重庆的何应钦打电话，要何把调走的精锐部队调回。在电话中双方的语气都很尖锐，卫质问何应钦，现在日军已南渡黄河，没有兵拿什么去打仗?这次何应钦不再忍耐不言，与卫争吵起来。卫挂上电话，越想越气，便直接摇电话给蒋介石。蒋介石同意由西安派兵增援，但远水救不了近火。由于郑州守备空虚，卫立煌来不及调派兵力，10月4日，郑州即被日军占领。卫认为郑州是中原重镇，郑州一失，则中原难得，应在短期内收复。于是他调集孙连仲、刘茂恩及川军李家钰等地方集团军，协同孙蔚如的第四集团军和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准备于13日拂晓实施全面反攻，收复郑州。临时前进指挥所设在黑山关，靠近前线，卫亲自指挥。10月12日深夜，卫调兵遣将告一段落，突然接到第三集团军薛师长的电话，报告他的部队不能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卫当即严厉地告诉薛：“你的情况并不困难，我既命令你，就已经考虑过你是能做到的。你若不按时到达，我只好按军法从事。你是师长，明知不能越两级和我说困难。是谁叫你打这电话?我要连你的后台一起查办!现在是打日本，是国难当头，枪毙几个临阵退缩的人，好鼓一鼓士气!”当时有些地方部队听说要打反攻，都怕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掉，因而观望不前。卫立煌的这个电话一传开，就没有一个敢这样了。因而，于10月31日一举收复郑州。卫立煌一面祝贺将士们，一面命令他们继续猛追，不给日寇以喘息之机。当日，卫便带领指挥所全体人员进了郑州城。日寇在郑州的指挥官鲤登少将，仓皇逃命，连军大衣等日用品，都未能带走，可见卫部攻势之猛烈，行动之神速。卫在郑州部署好防守任务后，很快返回洛阳，受到数万民众的夹道欢迎。 　　12月初，蒋介石电令第一战区平汉铁路以东划归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缩小了卫的管辖范围。12月中旬，卫立煌参加了国民党的九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卫反共不力，责备甚多。卫据理力争，毫不相让。争论要点大致如下： 　　蒋：八路军几年中大大有了发展，编制如前，人数剧增，由4万人增加到40万人。我多次要你注意，你没有认真对待。 　　卫：八路军力量增强，有利于抗日。他们一部分在防区，一部分在敌后作战，虽归我指挥，但其力量的发展，我们无法限制。 　　蒋：朱怀冰上告，他被八路军包围攻击，发急电向你求援，你四天不发兵救他。 　　卫：朱怀冰有三个武装很好的师，与八路军虽曾有冲突，但几天后也就自行停止，使日军来不及利用这个机会。我若发兵去救他，事态扩大，必被日军利用此机，那我军损失更大，后果不堪设想。朱怀冰身为军长，事先从未与我谈过他要去攻打八路军，临危之时才来电报，他是一个军，八路军只出现一个师的番号，从兵法上讲，没听说大的反被小的吃掉。 　　蒋：你发100万子弹给八路军，数量这么大，事先怎么不请示? 　　卫：我军北伐以来，凡是对敌作战的部队，所用弹药都是实报实销，不用先向上级请示。八路军若无弹药，如何去打仗?他们归我指挥，我怎能下令让没有弹药的部队去打仗?八路军如果把弹药积存起来不去打日本，那我就要负责任。据各部汇报，他们打灵巧战术，又在敌后打游击战，现在没有任何实据说他们只游不击。 　　蒋：中条山战役，曾万钟首先溃散，你责怪何总长，我要你承认错误，是为你着想。你在电话中和他争吵，你是他的直属，关系怎能闹成这样? 　　正在这时，侍从室副官进来报告，蒋的另一约会时间已到，争论只好暂时罢休。蒋临走时，招呼卫留下来吃晚饭。晚餐时，都只说些愉快的事，气氛缓和下来。蒋要卫在重庆待命，多住几日。 　　新年除夕，蒋设家宴辞岁，请柬送到卫的住所。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强性子一发作，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只打了个电话给蒋的侍从室呈蒋，说他另有约会，要去国母宋庆龄处赴宴。是日晚，蒋家高朋满座，独独少了个卫立煌，原定14人，只到了13人。蒋迷信十三为不祥之数，临时把秘书李惟果拉来凑数。蒋在饭桌上怒形于色，责骂卫立煌目中无人，不整治整治还了得。卫知道后，也不去向蒋作任何解释。 　　1942年1月中旬，洛阳形势暂时稳定，卫立煌被革去二级上将军衔，随后又被免去河南省主席职务，与蒋鼎文对调。也就是卫立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原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调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两个司令部从参谋长到下面的工作人员均不更动。表面上看起来是平等的对调，但此时西安行营与初建时不一样，已名存实亡，不过是转转公文的机关，并无多少公事可办，实际是削除了卫的兵权。 　　一个月之后，卫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他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站内有和平学校全体学生和他的一些袍泽们在等着欢送他。这一天大家都未上学、上班。据说在洛阳市，只有70年前，前清一位道台离任时，有过这样的动人场面。他一进车站，军乐齐鸣，各集团军总司令和他长官部的同事们，纷纷与他握手言别。列车开动后，他立于窗口，心情激动，热泪盈眶。 　　卫立煌到达西安后，天天带孩子游览古迹，不管西北行营的事。因为西北行营的主要业务是反共、对付延安，他觉得干这样的事对中国抗日不利。他坐了两个月的冷板凳后，于3月初的一天晚上，卫突然接到蒋介石打来的电话，询问他愿不愿意去缅甸与英国军队联合作战?这时太平洋战争已开始，日军侵占缅甸，截断了中缅国际公路，并由缅甸向云南边境进攻，中国正考虑派远征军入缅作战。卫立煌经过考虑，答应了蒋的要求。9日，卫乘飞机到达重庆。 　　卫到重庆，蒋立刻接见他。蒋对卫在华北不积极反共，把他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职务上撤下来，已解心头之恨了。而对卫立煌能打仗还是很相信的。到缅甸又不会再接触共产党，所以决定再度起用，派他带领远征军入缅，让他担任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随后下达了委任令。卫立煌急忙作好了赴缅的准备。但就在此时，原第十八集团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被戴笠收买，和盘托出了卫与八路军的关系。蒋介石得知后，对卫非常恼怒，就改变了原来的任命，以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 　　卫立煌被困置在招待所里，不被召见，不闻赴任之命，经旬累月，寂寞苦闷。有一天，他去看望周恩来，周恩来见到他后第一句话就说：“你是受了我们的累。”这一句动人心弦的话使卫得到极大的安慰。 　　过了两个月，未闻蒋介石再提卫立煌赴缅甸之事，卫也从旁得知袁晓轩出卖了他，觉得不宜久待重庆招待所，只好上书蒋介石，请求回成都奉养老母。蒋同意了，并批发了一笔钱——其意思似乎是养老金。卫派人到银行领出，钞票一大麻袋。这时法币已经贬值，钞票不值钱，卫立煌给每个随从抓一大把，算是酬答他们的多年辛苦了。从1942年夏季，卫立煌开始了他在成都的赋闲生活。 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周溯源等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