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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十、辽沈战役：代陈诚挨打

周溯源等

1947年10月，卫立煌在蒋介石来电催促之下，结束了他的欧美十国之行，飞回上海。蒋介石随即召见他面谈。蒋说他对东北局势很担心，问卫有什么看法。卫说他胜利后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又刚从国外回来，说不出什么意见，也不愿顺着报纸上的话来说。蒋于是立即派人给卫介绍东北情况，让他迅速了解东北局势。不久，蒋又通知卫出席军事会议，告诉卫准备成立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剿总”，想特任卫为东北“剿总”司令。卫立刻回答，辞修(陈诚)已在东北，驾轻就熟，现在换人恐怕不好。蒋却说：他要是能胜任，我就不借重你了。会后，卫回到家，正想找旧部门来研究推却办法，参谋总长顾祝同和蒋介石首席智囊张群随踵赶到。他二人以老同事身份，力劝卫就任新职，说这才是真正的临危受命，国之栋梁。卫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自己对东北陌生，怎能受命去误大事。顾、张二人各说一套打气的话，又对陈诚诸多指责。但顾、张虽巧舌如簧，均未能说服卫。最后，陈诚的老婆谭祥也来了。谭祥说：“辞修病得没法，只有请卫先生去东北才有办法。”先说之以理，后动之以情，装作一副可怜的样子说：“卫先生一去东北，就是救了我们一家。”韩权华在旁听着，心想：“救了你们一家，不是坑了我们一家吗?有权有利的事你们就争，弄得不可收拾了，就把烂摊子交给别人，叫别人去当你的替死鬼，这叫什么心理?” 　　蒋介石再度找卫立煌谈话，首先给卫戴高帽子，蒋说：“东北是一个比西欧大国还要大的地方，那里重工业占全中国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的人心。‘安危须仗出群才’(孙中山从前曾给蒋介石写过一副对联，曾取此句意，蒋介石终身引为骄傲。这句原是杜甫的诗句)，没有得力的人才是镇守不住的。过去几十年，有几次靠你挽救了危险的局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在到了这个紧要关头，我看只有你能担任这个重任，才让你去东北，相信你一定能够挽回不利形势。”接着，蒋又说：“现在把东北党政军各方面的大权都交给你负责。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提出来，我们优先解决。”蒋见卫不吱声，进一步声明；“我看你用不着顾虑，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能由你来负。”卫立煌听了此话，像是有些感动，于是说：“没有军队不能打仗，现在东北的军队都被围困了，没有大量的增援是不行的。”蒋说：“这个好办，我先给你增援五个军好不好?在后勤方面，优先补给东北。”卫立煌见他的总统说的这么好，不好再说什么了，答道：“既然如此，我先去看看再说吧。”蒋见卫答应了，很高兴，立即提出他的作战计划：“稳定沈阳局势，确保北宁路的安全，从共军手中夺取主动权。”这就是要卫立煌打通北宁路，和关内保持联系，改变东北战局。 　　1948年1月17日，南京政府明令卫立煌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东北行辕代主任，并在报上公开发表。之所以代主任，是为了给陈诚一个面子，保留陈诚的职称，等陈诚离职以后再调整卫的名义。至此，卫不得已，只好于21日飞抵沈阳。 　　卫进入东北以后，即着手收拢部队，集中兵力，固守要点，稳定局势，并注意对部队补充整训。他对解放军继续进行的冬季攻势采取稳重态度，尽管解放军攻击新化、盘山、辽阳、法库、鞍山等城市，守军将领一再告急，蒋介石再三电令他派兵解各地守军之围，他总是把主力集中于沈阳附近不动。他说：“解放军的目的和战术是围城打援，我们不能上解放军的圈套。”5月初，蒋介石决心要撤退沈阳地区国民党军队的主力，秘密通知卫，并要卫到南京面商。卫认为，东北解放军主力现位于辽北与辽西地区监视沈阳与长春部队的行动，如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向锦州撤退，背辽河、新开河与饶阳河三条大水侧敌行动，有被层层截断，分别包围被歼的危险。他对廖耀湘说：如果要撤退沈阳主力，应“先多派几个军到锦州来，向东打通锦沈交通，沈阳部队西去与东进的部队会师，再一同北上。把长春被围的部队拉出来，然后才能议撤退”。但他又怕与蒋介石当面发生摩擦，乃派廖耀湘和参谋长赵家骧代他到南京见蒋。廖将卫的意见向蒋汇报后，蒋同意“沈阳主力行动可稍微推迟一个时候，但必须立即准备好，待抽调的军队到达后，即开始行动”。 　　为了坚守沈阳，卫立煌大肆抢购粮食。他规定，在各军驻防地区和中间地带征购粮食时，发给部队二成奖金(买1000元粮食，发200元奖金)。久困在沈阳市区的国民党军队趁购粮之机，大肆进行抢劫活动，把农村的鸡、鸭、猪、牛一抢而光，给沈阳附近的老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卫立煌还得意洋洋地说：“沈阳部队今冬的粮食没有问题了，存的白面和白米等到紧急时再吃。” 　　在东北战场上，除了以卫立煌和廖耀湘为首的“东北剿总”外，还有一个以范汉杰为首的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双方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卫、廖常给住在锦州的范汉杰出难题，要求锦州军队东进恢复沈、锦间交通，强调只有这样，才能走活东北这盘棋；而在锦州的范汉杰，不仅对东进问题根本不予考虑，相反地，认为沈阳部队西上援锦是负有责任的。蒋介石开始发表范汉杰为冀热辽边区司令时，范内心不想把脚踏到东北这摊烂泥坑里去当替罪羊，因此，他把司令部放在秦皇岛，后在蒋介石一再催促下，才很不情愿地把司令部转移到锦州。卫立煌本是硬着头皮来沈阳替陈诚挨打的。他最初对范汉杰在辽西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反正大厦将倾，犯不着闹什么争执。以后在解放军组织战役的空隙时间，局势表面上略趋稳定，卫立煌以为东北局面还有所作为，于是积极起来，整顿队伍，争取美援，想再大干一下。这就感到范在东北分了他的权，有些碍手碍脚。1948年7月，卫立煌到南京请蒋介石免除范汉杰的冀热辽边区司令，改任范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至此，东北反共的军事大权，完全落入卫一人手中。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东北野战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暂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先把锦州啃掉，把国民党军队关在东北，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东北野战军奔袭北宁线，各兵团从四面八方直驱锦州城下。24日，蒋介石急调卫立煌至南京接受任务：即以沈阳主力直出辽西径解锦州之围，并夹击锦州地区的解放军。卫去南京路过北平时对傅作义说：“蒋先生听话有先入为主的习惯。他对东北的指挥，在兵法上犯了三大忌。兵法上说，勿以三军重而轻敌，勿以独见而违众，勿以辩说为必然。这三个勿，蒋先生都犯了。我到南京后，若蒋先生坚持原见，不听东北将领的一致意见，那么必败无疑。”到南京后，卫不赞成蒋介石的作战方针，主张应候关内增援部队径解锦州之围后渡大凌河、出沟帮子，向辽西地区前进时，沈阳主力才能西出与东进兵团会师。蒋不采纳卫的意见，要他立即回沈阳指挥部队出辽西。卫含糊其词地推脱说：回去与负责将领仔细商量后再作处理。蒋派参谋长顾祝同随同到沈阳，监督他执行命令。 　　卫立煌回到沈阳后，顾祝同催促他执行沈阳主力出辽西解锦州之围的计划。顾祝同深知蒋介石最关心的是他在东北的几十万军队。这些军队大部分是由美国人精心装备起来的器械最新的精锐部队。他要拼命保住这一笔至关重要的资本。面对顾祝同的督促，卫立煌忿然地说：“我宁愿不干，也决不愿使沈阳主力单独出辽西。”顾说；“这是总统的命令，不能违背。”卫便与顾打赌：“单独出辽西，一定会全军覆灭。你不信，我俩打个赌，划十字。”卫立煌坚持要蒋介石从关内出兵。而蒋介石之所以坚决不答应，因为有他的苦衷：他在南北各个战场上都打败仗，每个战场都在向他紧急求援。自1946年7月内战全面展开以来，国民党军队已被消灭了整整200多个旅，他实在调不出军队来。顾、卫争执后，顾回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了卫不执行命令的情况。蒋便于10月3日亲飞沈阳，大骂东北高级将领不想打仗，躲避战斗，消极被动。要求大家按照他的部署去打，“不成功，便成仁”，为他送死。然后撇开卫立煌，直接命令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组织机动兵团出击。 　　10月15日，锦州解放，范汉杰被生俘，其守敌10万余人全部被歼。被围困年余的长春守军闻知，军心顿散。长春城内粮食和燃料早已没有了，长期依赖一点空投的物资无济于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有些街道死尸横陈，无人埋葬。在锦州战役开始时，长春守敌一度考虑突围，打算逃往沈阳，但是没有这个力量。到了锦州解放以后，长春守敌明白已无出逃的希望，于是就有六十军军长曾泽生起义之举，其余的跟着投降。长春守将“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缩在长春中央银行用耐火砖砌的大楼里面，蒋介石打算用直升飞机降落在中央银行的屋顶上去救郑洞国，郑打电报回答说：“现在已经来不及了。”郑也投降了。长春宣告解放。此时，蒋介石依然想夺回锦州，打通关内外的联络，令廖耀湘兵团加速向锦州前进。10月下旬，廖兵团被歼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 　　廖兵团被歼，沈阳岌岌可危。当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攻市区时，卫立煌依然留在这座危城之中，默默地端坐于总司令部。蒋介石一直没有命令卫退走，是让他起一个象征作用，表示在东北还有他的一员大将军留在那里，东北还没有解放呢。现在眼见卫快要成为解放军的俘虏了。卫被俘他是不惋惜的，或许打死了更好，害怕的是他手下的大将军被俘投降，他自己的面子上也不光彩，所以直到10月30日，蒋才派飞机把他接走。 　　卫立煌飞走后的第三天，沈阳解放。至此，东北全境解放。蒋介石“无可奈何花落去”，只好在卫立煌身上出气，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说：“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周溯源等著.—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