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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路 横山起义前后①

师源

师源② 　　1945年春，组织把我由关中分区调往西北局工作。西北局组织部干部科长胡大明通知我，组织决定让我搞兵运工作，瓦解敌军。 　　几天以后，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统战部全体人员会议，并通知我参加。就是在这个会上，习仲勋同志亲自安排和部署了我党和我军在陕北的兵运工作。习仲勋同志说：陕北榆林、神木、府谷、横山一带虽然是国民党二十二军和一些保安部队活动的地区，但基本是杂牌军，封建意识很浓厚，我们的工作必须做得超出这个封建关系之上，才能取得成绩。师源同志必须认识到这个问题，才能很好地开展工作。师源同志的任务就是到一线去做兵运工作，瓦解敌军。我说一定努力完成任务，最后，习书记说：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让师源同志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统战部长是由地委副书记刘文蔚兼任的)。根据习书记的指示，会后，我即去绥德地委走马上任了。 　　当时，我的主要任务是寻找胡景铎同志，在他身上做工作。但是，胡景铎人在哪里?他现在的情况怎样?我却一无所知。在绥德住了几个月，虽然也常常见到国民党部队三三两两的逃亡人员，但是，解决不了我的主要问题，我心里非常着急。 　　那么，为什么我要把胡景铎作为这次工作的主要目标呢?习仲勋同志又为什么特别指示要我去做这个具体工作呢?第一，1928年前，在陕西富平县立诚学校，胡景铎与习仲勋是同学，1930年左右与我也同过学。当时人称胡老五、胡老六，也就是胡景通、胡景铎弟兄俩，我都熟悉。但思想上最接近的还是胡景铎同志，上学期间以及毕业以后，他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曾同我两次找过共产党，没有找到。以后景铎上了黄埔军校洛阳分校，毕业后分到国民党八十四师新兵连任连长，在高桂滋部下，在西安南郊驻过防。1937年以后带部队到山西中条山同日军作战，表现非常英勇。1942年，高桂滋升任十七军军长，提拔胡景铎为二五二团团长，驻军固原一带。胡又一次派人找习仲勋同志，但可惜没进得了边区，又没有联系上。景铎同志在思想上始终是接近我党的。为了寻找胡景铎的下落，我再三考虑，向绥德地委提出到榆林去摸摸底。 　　我考虑去榆林，主要见两个人。一个是胡景通(即胡老五)，一个是胡希仲——胡景铎的侄子。通过他们二人打听胡景铎的情况。绥德地委请示习仲勋书记后，习指出：应该去。应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以谈判边界纠纷为名去。西北局即向邓宝珊、左协中发了电报，称：某年某月某日，我们派八路军参谋师源同志到贵部谈判边界纠纷，请你们接洽。电报发出后，我即准备了马匹、军衣，并带了一名警卫员从绥德出发，约两天时间赶到了榆林。离城约四、五华里，邓、左就派了一些军官到城外迎接我，进城后住在事先安排好的宾馆。 　　第二天，我分别拜见了邓宝珊和左协中军长，记得当时两人都是中将军衔，邓是晋、陕、绥国民党“剿匪”副司令，左是二十二军军长。拜会以后，邓宝珊因公务去了绥远，由左接待我。左把国民党榆林县城的党、政、军大小官员集中到军部宴会厅，欢迎八路军的师参谋。宴会上，有些国民党官员，特别是邓宝珊的政治部主任等人，他们讽刺我，我针锋相对地予以回击，把那个政治部主任骂了一通，当晚，左协中穿着长袍马褂、叼着水烟袋把我请到他家。左对我说，你来谈判边界纠纷，你放心，我绝不会打共产党的，除非蒋介石下硬命令避不过了，我向空鸣几枪就算了，你回去把这个意思报告西北局，同时转达党中央，我说一定转达。 　　两天以后，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设宴请我，还请了两个陪客。记得家宴很丰富。饭罢之后，喝茶说闲话时，胡景通向我提出口头威胁：“师参谋，咱们是老熟人，我向你说实话，你这次来，可不能瓦解我的部队，要瓦解，我是要杀头的。”我笑了笑说：“我是光明正大来谈判边界纠纷的，你把话说到哪里去了?”但我还是希望他打开话匣子接着继续说下去。他果然滔滔不绝地说开了：“景铎现在横山波罗堡驻军，他是保安团的副指挥长，我已警告他，叫他好好训练部队，不要和共产党来往。”我一听这话，心里很高兴，因为我来的目的就是打听胡景铎的情况，让他说出来了，但我表面未露声色，寒喧了一会儿便告辞回了宾馆。 　　我还想见一下胡希仲，以便多了解一些情况。只知道胡希仲在榆林的一个医院住，派警卫员找了几天也没找到，但是我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所以就动身返回绥德地委了。 　　我把在榆林的主要收获向绥德地委作了汇报，并由地委统战部从绥德师范挑选了一名学员，名叫吴启政，看上去有十八九岁的样子，这个人办事沉着，也很机智。在绥德统战部培训了个把月以后，我给胡景铎写了封信，意思说：景铎同志，好久不见，十分想念，想见一面，不知可否。我安排吴启政带了几盒香烟，把信装在一根纸烟里，并附有记号，嘱咐他千万不能丢失，到了波罗堡就说要见胡景铎指挥长，不见本人不要拿信，不能随便乱给。吴启政化装成商人，到了横山县波罗堡，见到胡景铎，把信交给了胡景铎同志。胡立即用同样的方式给我回了信，内容大概是：来信收到，希你很快来，我们见面。我就带了一名随从，秘密地来到波罗堡，与胡景铎见了面。胡把我安排住在李振英(胡的一个骨干，八中队长)所在的连里，波罗堡任何人都不知道。当晚，胡派了他最可靠的警卫员萧景寿来接我，由李振英安排了秘密住处同我见面。 　　故友见面特别亲切。我首先说明这次来是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委派的，仲勋同志非常关心你，也非常关心你的前途。胡听了非常高兴。我们谈了两个晚上，从国际共运谈到中国革命，从斯大林谈到毛主席、朱总司令，更多地说到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我们回顾了在富平立诚学校的经历，胡还谈了他多次找党的经过。就这样，胡下定了跟共产党走的决心。但是这个事情究竟怎么办?他要我回去跟仲勋商量。同时，景铎向我提起许秀歧同志在石湾驻军，是他的机枪连长。为了隐蔽和安全起见，景铎建议以后联系最好通过石湾找到许秀歧，让许派人同他接头。 　　许秀歧，是我在富平立诚学校的同班同学，以后在国民党富平县大队担任班长。1937年，我在富平第一完小任教并以地下党员的身份领导抗日学潮时，许秀歧得知县保安团要夜袭学校，并准备将我乱棍打死的消息后，立即给我通报，使我能有所准备。1938年春，因为这次学潮，伪富平县教育局撤销了我的教师职务，我便同其他同志在富平庄里镇发起组织了抗日义勇军，招募了30余人。许秀歧同志闻讯后，带了10多个青年来参加。 　　队伍拉起后，军饷发生困难。当时胡景铎任八十四师新兵营长，驻防西安市郊区春林村，正好回庄里探亲。我就找到他说明情况，他立即同意将这40多人收编，加入他的营。同时我向他暗示：这40多人全是进步青年，你必须安排好。胡果然不负重任，将这支抗日队伍保护了起来，并特地给许秀歧安排了非常重要的机枪连长职务。这40多人中，有好几名共产党员，他们在胡的队伍中成立了秘密党组织。胡带着这40多人回到西安，很快便开到了中条山抗日前线。正因为有这个原因，所以我了解许秀歧同志，因此胡一提通过许秀歧联系，我立即表示同意。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在波罗堡同胡景铎同志谈话期间，萧景寿同志一直在外面站岗放哨。我同胡的见面以及谈话内容，他都是清楚的。胡对萧景寿同志讲，你一定要保护好师源同志，咱俩现在是一个头，我的头掉了你的也就掉了，你的掉了我的也就掉了。事实证明，萧景寿同志很好地完成了胡景铎交给他的任务。 　　景铎告诉我，他可以对许秀歧说一说，就说我来过了。另一方面让我也派人去同许秀歧同志取得联系。所以回去以后，我又派吴启政同许秀歧取得了联系。许秀歧确定机枪连班长张玉斌作交通员，有什么事找到他，他派张玉斌护送，去见副指挥长胡景铎。 　　这些情况，包括胡景铎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于习仲勋同志的要求，我回绥德地委后，直接用电报向习作了报告。习仲勋同志接到报告后亲自来到绥德地委同我交谈，了解情况。记得当时习仲勋与我同住绥德地委统战部的一间房子，我把情况详细地向他作了汇报。他考虑要办好这件事，首先应该解决胡景铎的党籍问题，然后由胡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培养骨干，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到一定的时机再举行起义。 　　1946年夏，国内形势出现了新的情况，蒋介石800万军队，正是气势汹汹的时候。蒋介石准备发动全面内战，进攻全国各个解放区。在西北，就是进攻陕、甘、宁边区，特别是进攻延安，进攻党中央和西北局所在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给蒋介石以有力的打击，西北局习仲勋书记经请示党中央，决定加快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决定让我立即去波罗堡见景铎同志。当时，仲勋同志让我还是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以谈判边界纠纷的公开身份到波罗堡去。这一次，我带了两名警卫员，都穿八路军军衣，事先同景铎同志作了联系。到波罗堡以后，景铎把我安排住在武子真家，武是胡老五的国民党住波罗堡的书记长，他知道我是来谈判边界纠纷的。这次，我对景铎说，你的意思我向仲勋汇报了，他准备先接收你为中共党员，以便开展工作，他问你还有什么要求，请提出来。景铎听了高兴地说，组织问题解决了，我就毫无挂牵了，就一心跟共产党走了。他说，我这里有张亚雄、许秀歧、姚绍文、李振华等几个骨干，还要进一步做好魏茂臣(新编十一旅的副官主任)、杨汉三(八十六师的一个骑兵连长，驻在榆林附近)的工作，请你回去给仲勋汇报，再给派一些人来协助我。 　　回来后，我把景铎同志的打算、要求向绥德地委作了汇报，特别又向仲勋同志作了专门汇报。当时西北局作出的第一条决定，就是先解决景铎同志的党籍问题，没有预备期，景铎的入党介绍人是习仲勋同志，入党时间是1946年春，当即由我派人通知胡景铎为中共正式党员。接着，陆陆续续地给景铎派了40多个人，记起来的有王钰、任强、孟长海、朱光、雷玉洁等，全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是经过石湾许秀歧那个连过去的。一到那里，就把衣服换了，穿上了国民党的军衣。由张玉斌领着去见景铎，景铎把这些人大部分安排在营连掌握部队，少数在团部。 　　当时在波罗堡，副指挥长是景铎，而指挥长却是他的哥哥驻在榆林的二十二军副军长胡景通兼任。胡景通背着景铎把波罗堡的实权交给了参谋主任薛宏道。有时副指挥长向军需上要个东西，批个条，没有参谋主任的签字，都拿不出来，景铎同志对这一点很不满意。 　　景铎同志入了党，接受了任务，接受了党派去的干部，又积极发展部队中的骨干，这一切薛宏道都不知道。我第二次去波罗堡，住在武子真家里，现在看来，武当时确实没向榆林方面说一句坏话。如果他说一句，这事也就办不成了。我前面说过，他是胡老五的国民党书记长，杂牌军的，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关中人跑到陕北，也不过是想挣几个钱罢了。至于薛宏道，他也说不出什么，大概因为我是以公开身份去的，他抓不住什么把柄吧。 　　景铎同志除了安排好我们派去的人之外，还抓紧培训部队中营、团以上的骨干，起义前已发展了8人，计有张亚雄、许秀歧、李振英、丁彦荣、姚绍文、李振华、魏茂臣、杨汉三，他们都由胡景铎同志介绍入党，都有预备期。 　　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为什么没有解决萧景寿入党问题呢?因为当时注意力主要放在了有军权的人身上，那8个最低也是连长，可以带过来100多人。萧景寿已经接受了党的任务，为党做工作，是非常可靠的，所以在起义以后的1946年11月解决了萧的党籍问题。 　　胡景铎除了抓这8个营、团以上的骨干以外，还举办了班长以上的骨干训练班，办了三期，每期一个多月，一期100多人，共300多人。景铎亲自给他们讲课，讲的内容大体如下：一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再是蒋介石排斥异己，要消灭杂牌军。他说，我们驻波罗的这些人都是杂牌军，蒋介石最终是要吃掉我们的。这样，波罗堡的其他人包括薛宏道，只知道胡副指挥反蒋，并不知道胡已跟上共产党走了，保密工作做得很好。 　　就这样，胡景铎同志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顺利进行，骨干有了，班以上军官培训了，派去的人也都安排了。 　　根据当时全国的形势和胡景铎同志的准备情况，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向党中央报告，根据党中央指示，习仲勋召开西北局常委会，对起义的各项工作作了研究，并指派了西北局统战部的一名科长范明(因为我再去就会暴露目标)去波罗堡向景铎同志传达西北局关于起义工作的时间和安排问题。范明同志化装成立诚学校教员，带着绥德地委统战部的介绍信到波罗堡见到胡景铎，传达了西北局的指示，同时进一步了解了景铎同志的准备工作。范明同志总共去了两次。习仲勋同志请示党中央以后，西北局决定10月10日起义。范明同志第二次去，正式传达了西北局的决定，景铎表示同意按这个决定执行，并积极准备起义。 　　就在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积极进行的时候，也就是1946年9月20日前后，榆林方面突然通知让景铎同志去榆林。景铎同姚绍文等几位同志商量，究竟去不去?他们一致认为应该去，因为不去，就会引起榆林怀疑。于是，景铎带了萧景寿和黄疙瘩两个警卫员去了。这次榆林之行，景铎已有预料，知道凶多吉少，所以他把马喂在榆林城外。一旦有情况，便于脱身赶回波罗主持起义。在榆林方面，也是只知道波罗反蒋。胡副指挥长说话随便，对蒋介石不满，抓不住其它辫子，无法采取行动，只能采取蘑菇的办法，今天请吃饭，明天让看病，后天让把经费领上带回去。实际上胡景铎去银行取钱，银行又说没钱，只不过是想把他拖住罢了。那时，原驻在榆林的新编十一旅副官主任魏茂臣已经到了波罗堡准备参加起义，八十六师的杨汉三连队还在榆林附近驻，杨汉三连的一个班长在榆林驻军首脑机关服务，因而及时得到消息，说是榆林方面是有意识地要把胡景铎挽留一段。班长报告了杨汉三，杨汉三立即转告胡景铎，让他赶快走。胡景铎带上萧景寿、黄疙瘩走出城外，骑上马很快回到横山波罗堡。 　　胡景铎回到波罗堡，绥德地委统战部立即报告西北局，起义如期举行。10月11日，即起义的前两天，西北局决定，由联防军副司令王世泰、副政委张仲良两同志到绥德地委部署，支援胡景铎部队的起义，我军三五九旅，还有绥德分区的一部分军队策应这次起义。10月12日，高朗亭带绥德分区的一部分军队到了石湾同张亚雄、许秀歧取得联系，以保证起义的顺利进行。同时，由绥德军分区给我们调了一个加强连，由地委配备了电台和报话员、译电员，我和范明带领。这个连下午出发，走了一夜，13日天麻麻亮时赶到波罗堡南一华里许的小山包上。天亮以后，城里看得十分清楚，我们看到胡景铎由指挥部出来用望远镜进行了望，看到我们以后，景铎很快带萧景寿赶到城门。南门是由李振英把守，景铎让打开南门，亲自跑到城外，说：“快进来，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带着一个连进了波罗堡。进去以后，我让这个连把指挥部先防守好。 　　10月12日晚上，胡景铎同志已经通过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的办法，把薛宏道、王达生、莫居坤等10余人叫到指挥部先下了枪，然后把他们软禁在一间房子里。这些人很纳闷，直到这时他们还不知道副指挥长要干什么。我们进城以后，立即给西北局发了电报，报告胡景铎起义成功。当时起义的有5个团，约5000多人。一团是张亚雄、二团是魏茂臣、三团是杨汉三、四团是张伟如、五团是王永清。王是被迫起义的，对这一点，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所以把他放在横山以北。至于张伟如，我在波罗堡见过他，还同他谈过话，但起义后不几天，张伟如就带了少数干部跑了。这次起义，由于我党的周密安排和部署，由于胡景铎同志的努力，因而未放一枪一弹，未伤一兵一卒，解放了无定河以南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2万余人口、30多个城镇，这在我军的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 　　这里，我还想强调两个人，一个是驻石湾的保九团少校军需主任范止英。起义前，范止英就配合张亚雄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还有一位是秦悦文，他是石湾保九团的副团长，驻在高家沟，掌握一个大队，四个连。起义前夕，胡景铎同志给秦写了亲笔信，劝他起义。张亚雄拿着这封信从石湾赶到高家沟交给秦悦文。秦看了信以后，立即表示随胡起义，并当即召开高家沟全大队驻军会议，传达了胡的指示，宣布全大队起义，把部队平平稳稳地拉了过来。 　　起义后两三天，在响水堡东北方向无定河北岸，榆林方面派二十二军两个营来打起义部队。我们早有准备，他们一来，正好进了我们三五九旅的口袋，不到一个晚上，就把他们全部消灭了，只有一个指挥官跑了。 　　横山起义，我们不但把国民党的横山县党部书记长、县长和全体成员统统抓了起来，还把逃亡在石湾的绥德、米脂、吴堡、佳县、子洲、子长6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党部的全体人员以及一个乡公所的人员，全都抓了起来。我见了薛宏道，薛惊奇地说：“我现在才明白了原来副指挥长是跟上共产党走的，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说：“早告诉你这事就办不成了。”我对薛宏道、王达生等人说：“你们都有家，还是回家住吧，现在胡副指挥起义了，只要你们住在家不胡来就行了。”他们一看我这态度，都很高兴，就回家去了。他们回去以后还轮流请我到他们家吃饭，算是把这些人稳住了。 　　起义以后，延安新华电台向全国广播通告了这一消息，称：1946年10月13日，胡景铎将军率部起义，我们称其为原国民党骑六师起义。为什么要用这个名称呢?因为蒋介石排斥异己，把原驻陕北一带的骑六师视为杂牌军取消了。我们称胡景铎的起义为骑六师起义，只不过是借用这个旗号，富有号召力罢了。这支部队正式编入我军，称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广播后两个多小时，蒋介石就派飞机两次在横山县城和波罗堡上空飞行，第一次侦察，第二次进行轰炸。轰炸的时候，胡景铎已经带上部队到响水堡一带去了。我一人在波罗堡指挥部队守摊子，带着译电员保持同西北局和胡景铎同志的联系。一颗炸弹落在离我一米多远的地方，但是没有爆炸，要不然，我早就完了。这次起义，也就是横山的第一次解放，我们派了县长等干部进驻横山，记得我还带了几个人随他们一起到县城里看了一看。 　　在响水堡消灭了榆林方面派来的两个营以后，西北局决定把起义部队拉到武镇整编，我把在横山抓到的那些人用几十匹马全部带到武镇，交给了绥德地委保卫处。对薛宏道、王达生这些人还是让他们随部队行动，没有给他们职务，但是给发衣服，吃好的。整编工作由西北局派贾拓夫、张仲良二同志主持。整编前，王永清叛变了，张伟如跑了。所以实际整编时只有三个团和后勤部，后勤部长是范止英，副部长李炳荣，卫生部长姜哲，共3000多人，有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约40挺、步枪3000多支。整编以后，党中央西北局决定把部队调到延安。12月，师部和这三个团开到延安，住了一个多月。 　　在驻延安期间，有这么几件事值得回忆记载。第一，党中央和西北局的领导同志在枣园接见骑六师团以上干部。记得参加接见的有毛主席、刘少奇、朱总司令、周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还有任弼时、彭德怀、习仲勋以及接应起义的联防军副司令王世泰和副政委张仲良等同志。先是刘少奇讲话，毛主席来了少奇同志就请毛主席讲话。我记得毛主席讲话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胡景铎同志，你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同志的船，你这个道路选择的是很正确的。”同时还说了一些鼓励的话。之后还举行了宴会，同时毛主席还单独接见了胡景铎和他的夫人张颖玲同志。第二件是那八位骨干、预备党员，在西北局补行了入党仪式，会上习仲勋、杨明轩讲了话。第三件是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同志给骑六师连以上干部在交际处会客厅讲话，讲了4个多小时，主要讲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宗旨、任务、方针与方法。这一讲，大家才知道八路军的政治工作是干什么的，心里更亮堂了。第四件是调整了部队的领导班子，把范明同志调离，秦武山任政治部主任，我是副主任，杨拯民任副师长，刘玉堂任组织科长，其他干部还有宣传科长陈辛火、保卫科长杨振烈等等。司令部只记得参谋长是李振华、作战科长是范元寿，还有个科长叫杨士仰。骑六师领导班子配备齐后部队在南泥湾驻了20几天，胡宗南也就开始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骑六师就正式编入第一野战军第四纵队，纵队司令王世泰，政委张仲良。 　　这里，我想强调一下骑六师进驻延安的意义。当时，是否让骑六师进驻延安，是存在争议的。延安是党中央的所在地，是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而骑六师做为一支刚刚从国民党方面起义过来的队伍，其思想以及人员成份应当说还是比较复杂的。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能够决定让骑六师进驻延安一个多月，这充分说明了中央对胡景铎同志以及对这支部队的高度信任。事实证明，这支部队是可靠的，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在延安，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隆重接见骑六师团以上干部，毛主席还特地单独接见胡景铎同志和他的夫人，这无疑地又给骑六师全体起义官兵以莫大的荣耀，应当记入这支起义部队的史册。 　　在胡宗南进攻陕北时，第四纵队在王世泰、张仲良的指挥下，在关中正宁、旬邑、赤水一带牵制敌人，对于支援彭总率领的四五个纵队在陕北的行动起了很大作用，他们牵制了敌人若干个师，打了不少仗，打职田镇也参加了，几乎每天都在打仗。记得打什么镇子，是个土寨子，我们用轻机枪打，敌人也用轻机枪还击。我们喊话，敌人不投降，就把迫击炮架上，“嗵嗵”两炮，敌人马上插上了白旗，把城门打开。我们把敌人全部俘虏了，长短枪都下了，并且活捉了国民党伪旅长兼旬邑县县长边翼藩。 　　1947年初夏，第四纵队集合在桃树庄，任务是消灭敌人的一个团。由于侦察的失误，从早晨到中午，误以为敌人在架锅造饭，再仔细一侦察，发现敌人有几个旅的兵力，比我们多得多，所以司令王世泰、政委张仲良下命令全纵队立即由桃树庄向山里撤退，在撤退的过程中，敌人突然向骑六师的防线冲了上来，我军正在防守的一个连被敌人切断，孤立无援，被逼到山沟。连长朱光和全连战士奋力抗击，英勇就义。 　　桃树庄这一仗，骑六师损失了一大半人，我们在深山里住了三四天才出来。这时，如果还按原来的编制，已经没有那么多人了。上级决定师长、副师长，还有政治部主任都随纵队部活动，其余的编了一个团，直属纵队指挥，团长张亚雄因负重伤到后方治疗，职务由师参谋长李振华兼任。我是团政委、党委书记。 　　“两忆三查”和新式整军运动中，我们又开到志丹县。经过忆苦思甜、发扬民主和解决官兵、上下级之间的关系，部队的斗志更加昂扬。张亚雄同志的伤好了，又回到部队，仍任团长。同时，上级又派了个副团长叫储士明，是长征过来的，政治处主任是赵征。 　　“两忆三查”之后，给骑六师补充了一些边区子弟兵，骑六师又扩充成三个团，一团团长张亚雄，副团长储士明，政委魏玉晶；二团魏茂臣因为身体原因，让李荣枝担任团长；三团团长还是杨汉三。一个团就是1000多人，加上师直属部队共3000多人，骑六师正式设政委，名叫李宗贵。纵队政委张仲良找我到纵队谈话说秦武山同志已经调走，让我到师里担任政治部主任。师长还是胡景铎，副师长还是杨拯民。当时李振华已经调到警一旅去当参谋长，骑六师的参谋长是张涛，主任是我。 　　这以后，还在瓦窑堡住了一些时间，几个大的战斗骑六师都参加了。比如一野打宜川的瓦子街战斗，消灭国民党二十九军，胡宗南的王牌军军长刘勘和一个师长严明，都被打死，把胡宗南打得害怕了。瓦子街战斗以后，部队休整了很短一段时间，接着又参加了西府战役和扶眉战役，我们骑六师在乾县武则天陵上打侧翼。战后，骑六师开到了宜君。 　　1948年冬季，西北局与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当时司令员是贺龙，副司令员是王维舟)决定，由贺龙司令员下命令，取消骑六师番号，把骑六师的三个团编成一个团，3000多人，团长张亚雄，副团长储士明，政委魏玉晶，主任还是赵征，胡景铎同志被任命为攻打榆林的北线副司令。改编后的骑六师称二十八团，以后交给十师，二十八团以后还打了许多胜仗，张亚雄、储士明同志都是很清楚的，我这儿就不多说了。 　　到宜君以后，“联司”下命令把我们师部的干部都调回延安另行分配工作。1948年，“联司”司令员贺龙和政委习仲勋下命令让我到关中分区任政治部主任，骑六师其他同志的分配去向我就不知道了。 　　总之，胡景铎将军率领的骑六师起义，是在蒋介石还有800万军队，气焰正是嚣张的时候举行的。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胡景铎同志能毅然地、毫不犹豫地率领部队起义，这在西北地区是很成功的一件大事。 　　① 本文系师源同志供稿，尚土同志整理。 　　② 师源，陕西富平人，横山起义的参与者，起义后任骑六师政治部副主任。现已离休，住西安市兰州军区干休所。 　　 胡景铎将军/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