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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之路 难忘的岁月——纪念横山起义五十周年

张颖玲

张颖玲① 　　1946年10月13日，景铎率部在横山起义。五十年来，每逢10月13日这个日子，总不免引起我对当年一些情况的回忆。因为横山起义不仅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个重要事件，而且对于我的丈夫胡景铎更有一层特殊的意义，它是我们人生旅程中的一个特别重大的转折点。 　　1945年农历2月2日，我随着景铎及其率领的家乡子弟兵，从富平庄里镇出发，绕道陇东、宁夏，穿越内蒙南部的毛乌素沙漠，跋涉40多天，到达目的地陕北横山县波罗堡——国民党陕北保安指挥部。景铎是一名军人。他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投身戎伍，先后在关麟征、高桂滋的部队任职。七七事变后，在山西前线和八路军并肩作战中，他对共产党、八路军英勇杀敌、坚决抗战的行动深为敬佩，而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极为不满。1944年，在十七军撤到后方(陇东固原地区)休整的时候，他气愤地离开了十七军，回到富平家乡，召集旧部和家乡进步青年，重新组建了一支部队，北上榆林，投奔他大哥胡景翼的至交、时任国民党晋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当了陕北保安副指挥。他的目的是想由这个远离蒋介石、胡宗南控制的地方，就近把部队拉进陕甘宁边区参加革命。他一到波罗，就给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写信，希望他的这位老同学帮助他进入边区。 　　1946年夏初，习仲勋派师源来波罗与景铎联系。在仲勋和师源的帮助下，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胡景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在部队里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景铎的一批政治上可靠的朋友和部属姚绍文、李振华、张亚雄、许秀歧等也加入了党的组织。这是非常秘密的事情，我也是以后才知道的。我当时只觉得景铎的情绪不同往常，回到家总是乐呵呵的，时而逗孩子玩，时而拉起架势唱几句秦腔，《空城计》、《司马拜台》、《祭灯》等戏是他最爱唱的。 　　中秋节刚过，范明来了，景铎说他是立诚学校的教员，可是两年前我还是立诚的学生，怎么没见过这位老师呢?不管景铎怎样解释，总消除不了我对这位客人的真实身份的怀疑。范明被安排在附近的教堂里住宿，他和景铎的谈话是在我们家的里间屋子内进行的。每当他们谈话的时候，景铎就叫我坐在门口放哨，如有人来就大声咳嗽一声。他们谈了些什么，景铎从来不向我透露一句，但我从他们那种神秘的情景中已经猜到这位范明老师是从边区来的，是和景铎商量大事来的。景铎守口如瓶，我也滴水不漏，因为内战已经打起来了，榆横地区与边区的关系已成敌对关系，和共产党来往是要杀头的。 　　范明走后，景铎的心情似乎沉重了许多，常在院中转来转去，一声不响。接着又忙了起来，时而去石湾，时而去高镇，时而去榆林，马不停蹄。我对他的所有活动是确信不疑的，但又为他的安全提心吊胆。因为他常在公开场合发表反蒋言论，那些特务分子和反共分子是不会不知道的。 　　10月12日晚上，景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今晚有主要事情要办，你在家里守着电话，如果榆林有人问我，你就说我出外视察去了，12点一过，就把电话线拉断，千万记住。”说罢就披上衣服走了。我心想，一个重大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天没亮，绍文来了，他叫我把屋子收拾一下，说是要招待几位客人。不一会，两个卫兵把指挥部大院里的特务排长扭送进来。接着是参谋主任薛宏道、第三大队队长高乐天、政训官武之真等，一个个被缴枪后带了进来。有人大喊大叫：“这是干什么?开什么紧急会议?副指挥人呢?”绍文不许他们喊叫，他说：“请各位等一会，副指挥马上就到。” 　　一会儿，景铎回来了。他态度威严地说：“蒋介石发动内战不得人心，现在解放军已经进城，我决定马上起义。你们愿参加的跟我一起干，不愿参加的可以随时离开，我保证你们的安全。”薛宏道等人只得表示服从命令。 　　天色大亮，景铎亲自出城，把范明率领的接应部队迎进城，集合全体官兵，正式宣布起义。 　　各地消息不断传来，石湾、高镇、横山县城的部队都在胡景铎命令下参加了起义。从此，我就跟景铎一起参加了革命队伍。 　　横山起义胜利后，景铎率起义队伍去了武镇，我和孩子还留住波罗。他们走后，胡宗南派飞机来狂轰滥炸，把个小小的波罗镇震得山摇地动。但是胡宗南的那些空军飞行员也同他们的“胡长官”一样不中用，炸弹大都扔在城外，只有一颗丢在我家附近的空地上还没有爆炸，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过了一个多月，景铎派人接我到武镇，接着就和部队一起奔向延安。一进边区，好像天也变了，地也变了，人也变了，我从精神上得到了解放，担心受怕的情绪一扫而光。沿途到处是热烈欢迎的场面，到了延安更是夹道欢迎，万众欢呼。群众是那么热情，首长是那么亲切，真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其实这是初到时的错觉，大家都以同志相称，已无宾主之分，都是一家人了。 　　一连几天，边区党政军民各界纷纷举行招待会、欢迎会，使起义官兵深受感动。特别令人激动的是12月24日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宴会，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朱总司令、彭德怀、习仲勋，还有邓颖超、康克清大姐都来了。仲勋同志把我们一个个作了介绍，毛主席和我们一一握手，他握着景铎的手说：“景铎同志，你能在革命困难时期下邓宝珊的船，上习仲勋的船，你的选择是很正确的。”他还说：“你们率部起义，为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 　　宴会开始了，大家按排定的位子入席。我和景铎坐在主席两旁，我的另一边是美国记者斯特朗女士。毛主席非常随和、亲切，问我们到延安后生活怎么样，习惯不习惯，有什么困难没有，等等；他还抱起我的孩子逗一逗，引起大家阵阵欢笑。主席还在宴会上发表了很重要的讲话，我因为要照管孩子，没有听好，只记得主席用两只船作比喻，说国民党是只大船，但它是一只破船，一定要沉没；我们是一只小船，但它是一只新船，很结实，一定会走向胜利。 　　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和讲话，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给了我们最崇高的荣誉。从横山到延安的日日夜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怀的岁月。 　　50年过去了，几经曲折，几度沧桑，而党和人民没有忘记横山起义这个事件。今年，中共陕西省委、榆林地委、横山县委决定举行纪念大会，在波罗镇树立纪念碑，并出版有关专著和资料，以纪念横山起义五十周年，我和所有参加过横山起义的同志们一样，感到无限的欣慰，已逝的景铎同志也当含笑九泉了! 　　1996年10月13日 　　① 张颖玲，女，1927年生，陕西耀县人，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胡景铎遗孀。1943年与胡景铎结婚，跟随胡景铎到陕北横山参加起义。解放后，先后在陕西省交通厅运输局，西安、咸阳、关中运输公司工作，曾任政协西安市第七、八届委员，1986年离休，住西安市。 　　 胡景铎将军/中共富平县委党史研究室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