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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坚持开明、进步的政治态度

王劲

不与共产党、红军为敌 　　在自己政治处境困难的时候，邓宝珊同情共产党的态度始终不变。 　　1931年冬，邓宝珊暂住西安，他在老皇城南门外有一所院子。一天，中共陕西省委军委负责人汪锋被国民党特务追踪走到这一带，当他想到这是邓宝珊的公馆后，便快步进去找葛霁云。特务失去了跟踪对象，又不便进邓的公馆去搜，就悻然走开了。汪锋在这里住了两天，经葛霁云介绍认识了邓宝珊。邓很痛快地向汪表示，你在这里住多久都行。 　　1932年5月，谢子长到兰州活动，经当时任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的杜斌丞介绍，和邓宝珊在城外五泉山会晤，当时常黎夫也在场。他们就如何抵制蒋介石剪除异己和联合抗日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谈得很投机。后来，邓赠送手枪两支，子弹二百发，由常黎夫转交谢子长。①葛霁云随邓宝珊到兰州前，蒋介石要邓迫葛离去，邓佯作不知。到兰州后，特务对葛追踪很紧，中共党组织调葛离开兰州，前往苏联共产国际本部工作。② 　　杨嘉瑞是20年代初邓部的士兵，历任班、排、连、大队长。1926年，葛霁云推荐他当了邓宝珊的副官，次年初在西安由葛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9月，杨离开邓去洪湖革命根据地。邓宝珊到甘肃后，杨来到兰州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中共陕西省委所派的一些同志，利用邵力子、邓宝珊来甘后政治上控制不严的条件，已在积极开展恢复甘肃党组织的工作，建立了一个中共特别支部，常黎夫任书记，杨嘉瑞是该支部的成员。为了影响邓宝珊，杨嘉瑞于1932年冬去会见邓。杨向邓讲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并说自己在洪湖当过红军团长。邓宝珊听后郑重地说：“共产党我是同情的。”后又送杨二百块银元和一领羔子皮皮袄，实际上是资助中共地下组织的经费。全国解放后，杨曾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 　　1932年底，中共甘宁青特委在兰州成立，吴鸿宾任书记，孙作宾任特委军委书记。次年2月，特委军委发动靖远保安队和当地农民暴动，宣布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中共党员、原保安队队长王儒林任总指挥。3月，中共党员贺晋年发动兰州水北门兵变，策动邓宝珊特务营一个排起义，然后到靖远红沙岘与抗日义勇军汇合。后抗日义勇军遭甘、宁、青三省国民党部队“会剿”失败，特委军委书记孙作宾以及李慕愚等36人被捕，押送兰州甘肃省警备司令部。邓宝珊闻讯让侄子邓鸿宾(行署少校、中共党员)出面活动，将孙作宾等主要人物要出放了。其他人也以“民族斗殴”、“青年闹事”为词陆续释放。 　　1935年夏，谢子长发展的中共党员牛化东在靖远县被保安队逮捕，押来兰州。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邓宝珊部的团长陈国宾营救。陈转请于邓，并说靖远保安队有个牛团长，可能是把人抓错了。邓宝珊即打电话叫查询，适靖远保安队的牛团长外出，邓就叫陈国宾保释了牛化东。牛化东后在新十一旅任副团长，1945年10月发动新十一旅在三边起义。解放后曾任宁夏军区副司令员。 　　邓宝珊在兰州期间，救助出狱的共产党员还有紫宗礼、苏河、徐启东等。 　　这一时期在邓宝珊身边以秘书、副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汤昭武、杨子实等人。 　　由于邓宝珊政治上开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在新一军中活动受到保护。在邓部工作的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以后逐渐走上革命道路的不乏其例。杜汉三曾任邓的教导队队长，后任新十旅第一团团长，驻在定西。1937年5月，中共中央派彭加伦到兰州筹设办事处，杜留住了九天。杜思想进步，十分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请彭加伦每天给该团连以上干部作时事和抗日形势的报告。杜汉三又亲自陪彭到兰州，帮助彭寻找办公地址。后来他又主动找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谈心，通过谢邀请雷鸣、黄俊耀等到他的团部当政治指导员和剧团团长。此外还让官兵大量加入抗日民族先锋队。他让士兵把大幅拥护共产党抗日和国共合作的标语贴到定西的大街通衢，团部礼堂也悬挂起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在邓宝珊赴榆林后，杜汉三团仍留驻定西。朱绍良因此下令停止对该团的供给，并强行撤换了杜的团长职务。杜汉三因此长期“赋闲”在家。他暗中参加革命活动，1947年经葛曼(葛霁云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在党的领导下参与组建了“西北前进同盟策动委员会”，密谋在陕西渭南地区发动武装起义，事泄后在西安被捕，于解放前夕惨遭杀害。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经甘肃进入陕北根据地。红军到达四川后，蒋介石严令驻甘的嫡系和杂牌部队全力堵截红军。惟独邓宝珊持消极态度。 　　这年夏天，红二十五军团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进发。驻静宁、会宁、隆德等县的新十一旅，在邓宝珊授意下放弃庄浪，集中于静、会、隆三个县城。红军由静宁城外绕过，守军亦未出击。驻隆德的一个骑兵连，与红军一经接触，就撤回了城内，红军攻占县城数小时后东撤。同年9月，中央红军由岷县进入甘肃中部，国民党军抵抗无力，红军突破固原——平凉一线封锁，从环县、华池进入陕北。这次，在新一军防区也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 　　1936年夏，工农红军二、四方面军入甘，朱绍良要邓宝珊亲到定西督师，以其新一军的两个旅在定西、靖远、会宁一线堵截红军。8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派赵树雄到兰州会见邓宝珊，做和他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赵树雄到兰后，在邓宝珊公寓详细转达了徐向前等领导的意图和信件。邓宝珊将军当即表示：国难当头，我中华民众应竭尽全力同仇敌忾，驱除敌寇。并表示红军如通过西兰大道，他决不做戕杀自己同胞的祸首。临行，邓宝珊取出一件狐皮大氅，让他转交徐向前。不料，赵树雄出邓公馆的行迹，引起了特务的严密监视。邓宝珊又让秘书驾小车将他送往洮沙。他回陇西后，向徐向前等汇报了接头送信的情况，受到徐向前总指挥的赞扬。当时，新十旅第一团驻在马营镇，该团在华家岭的骑兵连，一见红军就撤退，中途曾与红军遭遇，接火即撤。后来该团全部撤回定西城。在会宁会师的红军，曾派出侧翼掩护部队，攻占了定西东山一带部分阵地。新十旅第一团三营营长李彦和轻举妄动，自己率部出击，被红军击退。第二天，邓宝珊由兰州抵定西，下令固守阵地，不准出击。红军方面并不打算进攻定西，双方互不相犯。红军完成侧翼掩护任务后便撤走了。 　　新十旅第二团随旅部驻靖远，集结于县城内。9月上旬红军到达岷县后，该团团长王五田奉朱绍良指令，领第二营进驻城南70里的红堡子，以便与驻会宁西区的新十一旅互为策应。10月11日，红军徐向前部突然北进，王五田立即撤退，黄昏时行抵小路子，与红军遭遇。红军放出信号弹，吓得该团官兵慌忙溃退，王五田与营长李万福也随队逃走。王在乡里隐藏十余天，未敢回城。李万福逃回靖远城内，旅长李贵清下令紧闭城门。红军亦未攻城。直至红军过了黄河七天后，乡民进城购物，李贵清方知红军已去，遂派兵四出侦察，并向朱绍良虚报战绩说：“曾与过境红军，作了殊死战斗。” 　　新十一旅驻会宁城有两个连，10月2日晨被红军先头部队缴械，然后以军乐鼓号把两个连长礼送出城。朱绍良闻讯大怒，电令该旅旅长刘宝堂“立即收复会宁，否则即派飞机轰炸该旅”。刘被迫集结该旅驻定西以东的部队，反攻会宁。到达城下时，正值中午12时，第一团中校团副张锡轩，站在一高地上观察城内情况，立被城上红军击毙。遂围城准备夜间攻击，突然接到邓宝珊由定西转来朱绍良的命令，称红军将会师会宁，大军云集，着该旅立即撤退，于拂晓前退守定西清凉山。这一行动实际上是邓宝珊作用于朱绍良后实现的。原来，上年红二十五军团过境时，新十一旅未主动出击，朱绍良深为衔恨，这次决定让它与红军拼一下，胜了自己可以邀功，败了也乘机牺牲这个旅，削弱邓的实力。邓宝珊闻讯，赶去对朱说：“共军此次由南、北两面会集会宁，兵势之强胜于往昔，我们和他们打起来，将是一场恶战，牺牲一个旅有什么用，还是把它撤下来吧!”朱碍于情面，才勉强下了撤退令。这支队伍走到西巩驿时，又接到飞机以沙袋投下的字条说：“附近山头，已被红军占领，希立即撒出。”该旅便在飞机掩护下撒下山，退到定西东山。同年10月下旬，红军分别向陕北、靖远进发。新十一旅奉命尾随，实际上并无接触，一部由一团团长陈国宾率领，尾随红军到靖远，眼看着红军渡河而去；一部由旅长刘宝堂率领，跟在红军之后到达陕甘边境，便返防静宁一带了。③ 　　维护民族团结的楷模 　　邓宝珊在甘肃期间，一直兼任省政府委员。他于1934年负责处理甘南双岔事件的经过，反映了他尊重少数民族，注意调查研究，晓以大义、秉公断案的作风，在甘肃各族人民中留下了一段维护民族团结的佳话。 　　民族问题在甘肃历来是一个重大而又敏感的问题。清代和民国时期甘肃历任文武官员能妥善处理这类问题的，可说是凤毛麟角。生长在西北、深谙地方民情而又笃信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邓宝珊，在这一问题上表现了与国民党统治时期一般军政界人物迥异的特点。在当时条件下，作为一个汉族军政官员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最重要的是：一要交好上层，二要谨慎、公正地处理民族之间或民族内部的争执。邓宝珊到甘肃后，凡遇到有关民族之间的争端总是注意分清是非，支持受损害的一方。1933年下半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决议要把甘南夏河地区划归青海省辖。这一消息使甘南藏族群众和民族上层十分震惊。该地区原先饱受青海马麒家族的残酷统治和无情掠夺，经过斗争，才于1928年初由拉卜楞设治局改为夏河县，从马麒所辖西宁道划归兰山道管辖。国民政府行政院的决议意味着这一地区将重新为“青马”所统辖。当地藏族上层领袖人物、拉卜楞寺活佛嘉木样五世之兄黄正清，听到消息后立即打电报给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和蒙藏委员会，要求改变决定，继往兰州向甘肃绥靖主任兼省主席朱绍良面争。在兰州，黄正清在省政府一次会议后见到邓宝珊，当晚即到邓家拜访。邓宝珊仔细听了黄正清讲的情况，明确表示夏河的属归应尊重当地僧俗群众的意愿，鼓励黄去南京请愿。黄到南京，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行政院院长汪精卫陈述情况，力争挽回原议，终于由行政院下令撤销了原来的决议。 　　第二年，邓宝珊受命处理甘南双岔事件。④甘肃南部藏族地区，系安多藏区的一部，即今天的甘南藏族自治州。这里当时分布着25个藏族部落。各部落间常常因为砍伐林木、争夺草原而起争端，屡酿械斗惨剧。当地官府和甘、青两省的汉回军阀乘机插手，坐收渔人之利，以致冲突连绵不绝，愈演愈烈。1933年，双岔、西仓两部落的草山和林地纠纷更加升级。在多次派员解决无效后，国民党甘肃军政当局不得不再派邓宝珊为查办大员前往查处，于1934年11月20日会衔发布了训令，要求“刻日起行，前往肇事地点”，就地解决问题。 　　邓宝珊接受任务后，即让新一军秘书长王新令收集有关资料，不仅了解事件本身，也对“番情”、“番规”各个方面，特别是宗教方面的情况注意收集、研究。对事件及藏区情况经过初步了解后，乃公开向社会发表办案方针：(一)以往查办“番案”者，率多贪婪妄为，藏民望而生畏。邓某此行誓以廉洁从事，公正处理，不蹈前人覆辙。(二)以往办理“番案”之员，率多带重兵，名为安抚，实际上是胁迫接受处理。本次绝不重兵压境，务使两地藏民不畏威而怀德。(三)以往办理“番案”，多取压制手段。此行决以和平方式处理，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从11月28日起，办案人员先后启行。12月5日抵拉卜楞寺。当地僧俗群众在寺外马莲滩举行隆重欢迎仪式，五世嘉木样致欢迎词后，邓宝珊即席讲话说：“此次奉命前来查办双岔案件，当广泛征求各方面对处理此案之意见，特别希望嘉木样大师、黄司令、邓县长全力帮助，参酌‘番理’‘番规’，秉公和平处理，以敦睦汉、藏及肇事各方之感情。务使双方相持已久之纠纷，得以适当、公正的解决。此外，并要考察当地各种实际情况，以资建议政府，改进文化、教育与耕耘方法。”最后要求肇事各方头目及活佛“即日前来，听候处理”；“各寺院僧众及附近居民，亦须各安心生产，不可妄生惊疑，以免滋扰”。 　　同时公布夏河保安司令黄正清和夏河县县长邓隆为“查办大员公署”顾问。在黄、邓和随行之新一军秘书长王新令协同下，邓宝珊就“番理”、“番规”和肇事人的情况作了广泛、深入的调查了解，作为处理事件的依据。 　　双岔事件的起因是两个问题：(一)双岔林场问题。在双岔、西仓两部落间，有一片纵横开阔，水草丰饶、森林茂密的林场，藏语叫“阿涅达赖”，意思是“插剑祭神的地方”。这一片覆荫绵长、兼有林牧之利的地方，许多年来成了双岔、西仓两部落争夺的对象，曾屡起争端。1921年，五世嘉木样活佛坐床后，宁海镇守使马麒的势力侵入拉卜楞地区，西仓头人唐隆郭哇和红布花觉即投靠马麒，双岔土官阿拉木教则仍倾向拉卜楞寺。双方各有两千余人，枪五百多枝。1933年，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进驻临潭，临近双岔，阿拉木教又投靠于鲁。双方势均力敌，各有背景，互不相让，武装冲突，时起时伏。(二)宗教问题。双岔寺活佛桑岔仓，是拉卜楞寺四大赛赤(佛位)之一，成人理事后中断了对土官的固定布施和牛羊供应，并以寺内一喇嘛还俗到土官衙门当了管家一事，衔恨阿拉木教，派武装喇嘛冲入土官衙署将还俗者抓回，复求助青海马步芳(马麒已死)，打算彻底驱走土官。阿拉木教乃求救于鲁大昌。鲁派员“调解”土官与活佛之矛盾时，西仓头人唐隆郭哇率骑兵百余人，将赛赤佛接到自己部落，并于第三天乘大雾笼罩时袭击了驻临潭的鲁大昌部谷开基骑兵团，消灭了一个连，谷开基被打死。赛赤活佛见事态扩大，遂携走双岔寺院之银钱财物，焚烧了寺院，逃往西仓久住。鲁大昌部受挫，不得不撤退。得势的唐隆郭哇逐日抢劫双岔部落，大肆烧杀。在冲突中，西仓寺也毁于大火。至此，双方剑拔弩张，戒备森严，形势紧张。这才引起了省府方面的特别重视。 　　在对有关情况作了深入了解之后，邓宝珊一方面与助手反复研究、多次商讨，决定现场处理，当众宣布结果，以收教育僧俗群众之效。同时，他经过慎重考虑，也决定了在处理此案中扫除历来办理草山、林地纠纷时的陈规陋例。 　　12月12日，“查办大员公署”抵黑错(今合作)，时肇事双方的头人、活佛、土官均已到达，听候处理。邓宝珊派帮办裴建准、马训，以及黄正清、邓隆、王新令等向他们说明情况，宣布和平公正解决之宗旨。又历数小争引来巨祸，荼毒僧俗民众之先例，晓以迷途知返的道理，令其反省。几天的审理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结果双岔头人对查办大员的处理方法心悦诚服，表示无条件接受处理，并保证今后与相临部落和睦相处。但西仓头人和赛赤佛仍态度强横、强词夺理。继而邓宝珊亲自晓以利害，使之改变了推诿责任的态度。 　　25日，邓宝珊亲自召集并主持大会，肇事双方及各部落头人，还有僧俗千余人与会，会场设在黑错寺院。会上宣布了裁判结果，主要内容如下： 　　(一)赛赤佛与双岔土官因小事引起忿争，致酿兵祸，乃不遵清规、有违佛法之行为，罚洋六千元。今后当忏情修悔，不许干预土官权限，不准与唐隆郭哇勾结。如不遵守，即将呼图克图(授予藏、蒙地区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别号)名号褫革。唐隆郭哇以事不干己，怀挟旧忿，受人勾煽，聚众越境截杀官军，事后又不遵从省府命令进省，应罚洋四万元。准减罚款为三万一千元，并交还第十四师枪支。双岔土官小事不忍，致起大祸，念该员迭次呈报有案，从轻将双岔林场收省上直接管理，准该土官继续使用。 　　(二)西仓寺无故被焚，政府恻念殊深。应予帮助修复，拨给木料及款项。 　　(三)整编第十四师肇事官兵，概交甘肃绥靖公署军事裁决后以军法论处。 　　(四)明文规定：“最要者，唐隆、双岔皆系甘肃地方，属夏河县管辖……嗣后地方有事，概须呈报夏河县政府、拉卜楞保安司令部处理。大事转呈省政府处理。不得越界控诉。” 　　(五)双方具结，保证永久互不侵犯。 　　宣布之后，各肇事人因邓宝珊主张公道，并革除历来在少数民族地区办案官员索取贿赂，接受馈赠的陋规，故众皆心悦诚服。继又召集各部落头领，提出了一些有关行政管理的要求，其中特别提到“寺院、头人对藏民及汉回民众等一律平等待遇”，“不准打人，虐待部民”；“藏民子弟若能送学校受教育者，准优免当兵义务，头人不得干涉阻碍”，“黑错原有营房旧址改建学校，教育汉、回、藏子弟”。 　　邓宝珊此行，对随从人员约束甚严。途经各地一概不受民众的供应和招待，要求进入“番地”后不准乱窜寺院，不准调戏妇女，违者严惩。先行派出骑兵两名，携带绥靖公署及省府会衔的“不受任何招待”的布告，沿途张贴，俾众周知。办案过程中，邓宝珊除按藏族礼节接受哈达之外，拒收各头目所献的全部礼物。往昔办理“番案”，往往是官吏对少数民族敲诈勒索的好机会。就在这次案件发生的先一年，夏河县和陌务头人发生械斗，查办大员来“办案”，藏民所送现款就近一万银元，酒食供应，索需日繁。结果问题并未得到认真解决。邓宝珊此次一来就宣布要革除陋规，当地上层人士多有不信者，仍然循例办事，准备了马匹、钱款、珍贵皮毛等。直到此案处理结束，他们才确信当时真有廉洁之人。使藏区僧俗更感意外的是，查办人员的伙食也由“查办大员公署”自己办理，不接受当地供应和招待。 　　对邓宝珊不接受馈赠之事，参与办案的帮办和一些随从，竟在私下啧啧烦言，表示不满，认为邓宝珊标新立异。邓得悉后十分生气，立即召集全体人员讲话。他说：“我们是本地方人，藏族民众发生这样的事是不幸的，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决不能收人家一文钱，一只羊。”为了照顾随行人员的情绪，邓除批评外，又指示从公杂费中开支买了十几只羊，犒劳部下。对惯于官场世故、自私短识的两位帮办，邓特与之个别谈话，严厉批评：“我们看到藏族人民的艰苦、贫困，应有同情之心，还忍心向他们勒索?”邓宝珊主张解决民族纠纷，唯有平等、公正一途；只有诚恳对待，才能在各民族之间建立真诚信任的感情。这种慧眼卓识在当时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至今一些甘南藏族老人忆及此事，犹称赞不已。 　　最后，在各部落头人临别时，邓宝珊分别等级，以省府名义赏给银质奖牌，以及马缌、砖茶、糖、绸缎等。对于保护地方及有勋劳的头人，如陌务部落的红布公布才旦等，另给馈赠，以资勉励。受奖头人感到无比荣耀，满心欢喜而归。行前，邓宝珊又备了酒席宴请各位头人，双岔、西仓的头人、土官也均应邀出席。宴会气氛热烈、感情融洽，冤家变成了朋友。 　　本案处理结束，邓宝珊仍往黑错，认真处理善后事宜。一时不能收尾的工作，逐一交给黄正清、邓隆办理。在广征各方人士对此案处理之意见后，稍事休整，于1935年1月3日登程返回省垣。过岷县时，训诫鲁大昌不要自行扩兵，更不能向防区民众摊派粮秣、饷糈。鲁的新编第十四师，名义上是新一军编制，但鲁大昌割据自为，从不听邓的话。朱绍良为便于驾驭，放任鲁之行为，该师军饷不通过新一军拨发。这次值鲁大昌插手藏区事端，支持械斗之一方，酿成大乱，自己也受了损失，理亏气沮，又慑于邓宝珊的威望，只好诺诺称是，事后也有所收敛。 　　1月13日，行抵临洮，新编第十四师团长任谦通过王新令向邓宝珊反映，国民党当局要在临洮修建一个长2000米、宽600米的飞机场，已征得地方缙绅意见，场址选在临洮县城郊东山根。这里有几千亩良田，其中还包括一些学田，老百姓坚决反对。一些开明人士为了保住良田主张飞机场址选在县城外的河西滩上，则仅损坏几家豪绅的水磨坊。然而，这些豪绅却不答应。邓宝珊回到兰州后，立即向朱绍良说明了这些情况，并坚决主张将飞机场改建在河西滩。临洮人民因此称赞邓关心民瘼的德意。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处理类似双岔事件的纠纷，由于办案人员偏袒一方，无不留下隐患。邓宝珊这次甘南之行主持公道，促进团结，废除旧规陋习，减轻人民负担，制止了部落间冲突。对藏、回、汉民族隔阂，也有所弥合。当年夏秋，双岔土官、西仓头目、赛赤佛先后来兰，亲向邓宝珊表示感谢。1984年，藏族爱国人士黄正清为了纪念邓宝珊，著文盛赞邓在藏族人民心目中树立了“公正廉明的楷模”。 　　西安事变后襄助杨虎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行径日益猖獗，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每一个爱国者都在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忧心忡忡。邓宝珊此时的心情，从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 　　鸿山先生道席： 　　顷接挺傭来函并附先生致于院长、杨主席两稿，拜读之余，且佩且奋，慨自暴日侵陵，华北摇动，覆亡之祸即在日前。而环顾国中民气消沉，人心散涣，瞻念前途，痛心疾首。先生以关中儒宗，古稀高年，奋进疾呼，亲赴国难。义声所播，无不闻风兴起。宝珊分属军人，为国效命，义所当然。只以饷械两绌，兵力有限，刻正简练部伍，并会同各方，募款购械，以俟稍能应敌，即当躬与抗战。比闻高风，盖足壮我声气。惟先生高年硕德，似应暂在后方计划一切。至于冲锋陷阵，躬冒矢石，尚有壮年后进，望先生指授方略足矣，似不宜亲赴前方也。不知高明以为然否。专此，敬颂 　　道祺 　　晚 邓宝珊 拜启 　　他十分关注国际形势和日本对华侵略的动向，1934年5月，在一次讲话中说：“最近国际间的情形，据报纸所载，最重要的就是国联谋与我技术合作，而日本极力反对，即诉诸武力亦所不惜，以致惹起英美各强国联合制日的趋势，世界各报纸群相攻击，甚或书面质问。日本以众怒难犯，即假词将有吉调回，同时把原定的焦土政策，变为以飞机轰炸的铁鸟政策。现在因畏怯欧美各国之攻击及我国之积极抵抗，又转变为水鸟政策，就是变刚硬的策略为柔软的方针，集中全日本的外交人才，对欧美各国施其造谣煽惑手段，竭力破坏中国。在各国因为不明了中国国情的关系，当然有受其愚弄的。如萨尔尼多小国竟然宣布承认‘满洲国’，现在日本对华北的侵略表面上似趋向缓和，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丝毫放松，像派员测量地图、调查物产等等，仍旧秘密进行，而最近又在台湾召开对岸会议，对华北、华南同时压迫。”⑤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邓宝珊十分赞同中共中央“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赴晋、冀、鲁三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同年10月，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为了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抗日，11月间，毛泽东派汪锋持他分别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信到西安进行联络工作。可惜邓宝珊当时不在西安，未能见面。后来当邓从杜斌丞处知道这一消息，曾准备亲自往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已回瓦窑堡，终未实现。 　　12月26日，新一军中将总参议、邓宝珊“华山聚义”时结识的挚友续范亭，因痛恨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决心以一死唤起国人，实现全民抗战，前往南京，剖腹中山陵前，幸为人及早发现救治。续范亭是11月初离开兰州，来到南京的。一月多来，奔走国事。在此期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续范亭对五全大会抱有希望，希望国民党政府能做出坚决抗战的决策，但是，会议的结果令他十分失望，五全大会并没有做出任何像样的决定，续范亭的希望彻底破灭了。12月9日至16日，北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学生爱国示威运动，得到全国各地人民的热烈响应和声援，这次失望中的续范亭仿佛又看到了某种希望。为了唤醒国人的爱国意识，抗议蒋介石“消极御外，积极内战”的反动举措，他故有此切腹明志之举。事前，他写有“绝命诗”五首和《敦促抗日绝命书》。其诗第一首云：“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邓宝珊在兰州闻讯，立电慰问：“于院长尊密请转范亭兄：接友琴梦九电，惊悉吾兄忧国至深，愤而自刺，闻之实觉不安。除兑洋五百元暂作医药费外，报国之日方长，尚希旷观静摄，特电示慰。弟宝珊叩俭。”⑥同时，派出代表携款去南京慰问，协助抢救⑦。续范亭伤愈出院后，杨虎城、邓宝珊又和国民军时期的一些老朋友，共同捐助了一笔钱，资助续范亭去杭州疗养了一段时间，续范亭当时拒绝了蒋介石的巨额赠款，但对老朋友的馈赠则欣然接受。1936年，杨虎城、邓宝珊等又接续范亭到西安。⑧ 　　同年，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队，同蒋介石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与他们的爱国思想格格不入；蒋介石驱使他们的部队“剿共”，又使之面临着被红军打垮的可能。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影响下和中共中央团结抗日号召的感召下，张、杨二将军认识到内战不能继续，只有和中共联合一致抗日，才是一个爱国者的唯一出路。 　　11月下旬，张学良、杨虎城在甘肃平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密筹谏蒋之策。参加的有张的心腹将领王以哲、于学忠、高福元、张君尧等。于学忠时为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因与张学良不睦，蒋介石暂去其省主席职，专任甘肃绥靖公署主任)。几天后，张学良亲至兰州与于学忠密谈。12月10日，张、杨多次劝谏蒋介石失败，决定对蒋实行“兵谏”。张学良电召于学忠到西安，参加了11日召开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杨虎城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合署名。第二天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当晚7时，驻兰州的于学忠部队奉张学良命令，将驻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特务营，以及省会警察局解除了武装。扣押了军统特务头子史铭、绥靖参谋长章亮琛等人，公布张、杨八项主张，响应和支持西安事变。⑨ 　　张学良、杨虎城“兵谏”之举，事出突然，而且十分秘密，远在兰州的邓宝珊未能与谋。但事变前邓曾几度赴内地途经西安，与张、杨晤谈，深知他们厌倦内战的思想。 　　13日，杨虎城给邓来电。邓宝珊同情张、杨义举，赞同八项主张。但考虑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为了缓冲甘肃国民党军队的对立，未直接通电表态。他只通过自己的好友、陇南交通司令马锡武(回族)通电拥护八项主张，间接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于学忠部在兰州也未对新一军采取任何行动，而以友军视之。邓宝珊则把驻静宁的新十一旅调往榆中，给东北军让开了西兰公路。 　　12月17日，《大公报》记者范长江来到兰州，他告诉邓宝珊：中共方面已派周恩来、叶剑英到西安帮助解决事变。毛泽东、朱德等人恳切希望国民党当权者采纳张、杨八项主张，变内战为抗战，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至此，对西安事变的解决一直怀有无限忧虑的邓宝珊心底才为之舒朗。原先闻说苏联报纸对张、杨迭有指责，邓宝珊不免对中共态度有所等待。了解上述情况后，他不禁对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公态度无比钦佩。 　　及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的消息传来，邓宝珊情不自禁地顿足长叹道：“怎么这样荒唐，虎出牢笼，总是要反噬的!”张学良被扣南京后，引起驻陕东北军的内部混乱，少壮派军官一致要求举兵营救。蒋介石又派陈诚、朱绍良、蒋鼎文三路大军准备进攻西安。杨虎城部下冯钦哉也暗中与中央军樊崧甫秘密接头，自寻出路。深感处境困难的杨虎城，邀请邓宝珊立即赴陕，帮助自己应付艰难的局面。⑩ 　　邓宝珊于1937年1月上旬到西安。刚下飞机就急赴杨公馆，正遇东北军青年将领聚集在此，群情激愤，一致要求杨虎城出兵与南京方面一拼，救出他们的少帅。邓帮助杨极力抚慰东北军将领，他表示一切应等商量后再定，如果要打，他愿与杨将军一道指挥。继而，他与杨虎城深入研究当时形势。邓向杨指出，在蒋介石大军压境的情况下，举兵一战无异以卵击石。况且，张、杨既已通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因张的被扣而杨举兵拒蒋，则违背发动“兵谏”的初衷，也与中共和平解决方针相悖。他忠告杨，仗一旦打起，定招致更大的困难，那时民族的罪人，不但有蒋，也将有杨了。 　　邓宝珊又与陕西知名人士杜斌丞、刘蔼如等仔细磋商统一认识后，转相进言，使杨虎城的态度趋于冷静。邓宝珊又与杨虎城等一起，对东北军主战将领好言劝慰。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和来西安的红军将领彭德怀、徐海东，以及东北军将领于学忠、王以哲等，均积极开展说服东北军主战派的工作。这样，西安局面转向稳定。尽管中间发生了王以哲被杀的不幸事件，但军事对峙还是和平解决了。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最后阶段，由于蒋介石的背信弃义和不断施加压力，杨虎城处境日益艰难。他与邓宝珊反复计议，认为当时只有请准国民党政府给自己以出国考察名义，暂去海外，俟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再行回国为上策。以此委曲求全，保存实力。接着，邓宝珊受杨之托，三次南行，在蒋介石面前折冲樽俎，使蒋介石同意了杨的出国要求。邓宝珊为自己复出的事，曾坚决拒绝面谒蒋介石。这次受朋友之托，毅然前去见蒋，杨虎城对此十分感激。三次南行见蒋的经过概述如下。 　　邓宝珊第一次去见蒋是1937年2月。当邓于2月8日赶到南京时，方知蒋介石已去杭州养病，于是连夜赶赴杭州。蒋于9日晨在航空学校官邸召见了邓。初见时蒋态度十分严峻，声色俱厉地说：“杨虎城，我有什么对不起他，竟然跟上张学良一起反我?他跟张学良比跟我好?”越说火气越大，虽然腰伤疼痛，但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并愤愤地说：“他不服从命令，我就以武力解决。”此时宋美龄来给他倒了碗茶，蒋犹怒气未息。邓宝珊稍候后，从容向蒋进言道：“这次西安事变，是一个非常事件，假如先总理在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现在出下了，我希望委员长以圣贤兼豪杰之心来处理这件事。这样更会引起中外人士敬佩!”蒋听后颜色稍霁。邓方提出部队整编和杨出国问题，蒋答应考虑后即行答复。当邓辞去时，戴笠送邓到门口拍着邓的肩膀说：“邓先生真会讲话!你怎么想起这两句话呢?”邓宝珊后来在榆林曾给自己的亲信人员说：“蒋介石以总理继承人自居，最怕人说他背叛总理遗教。我说先总理在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就点到他的痛处。我说希望他以圣贤兼豪杰之心来处理这个问题，就开拓了他的狭隘胸怀和自认为受屈后的愤怒心情。引而不发，给他指出，按总理三大政策办事的人，就是圣贤豪杰。蒋终于不得不审度形势，权衡利害，非和平合作，就不能维持他的领袖地位，而要落一个继续把国家民族拖入内忧外患的罪魁祸首。”10日晨，蒋介石邀邓便宴，侍从室主任作陪，宋美龄代为做主。其间，蒋介石来到席前指示，杨虎城可以出国，名义用军事考察专使或其他，俟后再定；十七路军番号暂时不变，由孙蔚如带领，孙暂兼陕西省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职务何人接替，等研究后再发表；至于东北军整编问题，即通知于学忠照办。邓当天就转回南京，第四天返回西安。 　　杨虎城对出国问题，此时又产生了犹豫。但很快发现蒋介石对十七路军耍了不少阴谋，仅次于孙蔚如的将领冯钦哉公开投蒋了；连他最亲信的警卫团团长李振西也叛变了；王劲哉、杨子恒亦为蒋收买。如再不暂时出国一行，将来可能垮成光杆司令。不久，蒋介石电召孙蔚如，并宣布准杨辞职。杨于是下定决心，准备出国。邓、杨计议，筹组了出国随从班子。 　　邓宝珊返回西安转达了蒋的指示后，在3月13日，又复去南京见蒋，报告结果。并代表杨感谢蒋的“宽大处理”。蒋介石表示满意。邓在南京滞留期间，常赴于右任处畅谈往事和当前政局。多次见面的还有陈诚、何应钦、宋希濂以及国民军时期的旧交徐永昌、石敬亭、何遂、李云龙等，所谈均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及将来对日如何作战的问题。《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记者范长江也特地从上海赶来晤谈，时局之外，范长江详细给邓谈了他去延安采访的观感。两周后，蒋介石又一次接见了邓，告诉邓，已确定杨虎城以军事专使名义出国考察，旅费及出国手续已着军委会和外交部办理。嘱邓转告杨准备出国。接着问邓对代理甘肃省主席的安排意见(11)，并在邓未及回答时说：“我看还是你去的好。”邓了解蒋说此话心口不一，意在试探自己有无野心，便回答说：“我是甘肃本地人，对地方上的事情确有许多难办之处。甘肃情况复杂，我不一定受地方人士的欢迎。”他所指的“地方人士”系指隶籍甘肃，当时分别割据着青海、宁夏的马步芳与马鸿逵，二人都觊觎甘肃省军政大权，视为控制西北的关键。蒋当然意会到了这一点，接着问：“那你看谁去合适?”邓事前对此已有考虑，朱绍良告诉他曾向蒋保荐过自己，但他深知蒋介石是不会同意的，况且自己此行主要是完成杨虎城委托的使命，因此尽量减少和蒋的矛盾。所以，他回答说：“宗南去比较好。对甘肃情况熟悉，地方人士也无话说。”蒋介石听后立即点了点头，表示接受邓恳辞之意。同月下旬，杨虎城被迫到杭州见蒋。蒋、杨见面时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李志刚等。(12)事后，邓宝珊又去了上海，为杨虎城出国预为安排。他通过郑毓秀的关系，与上海“黑社会”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联系，做了杨虎城到上海后的安全保证。然后迅返西安。 　　5月27日，邓宝珊陪杨虎城搭乘欧亚航空公司客机由西安飞上海(13)。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为杨虎城送行，亦同机飞往上海。在上海完成了出国前的各种准备事项后，杨虎城由邓宝珊陪同去南京，向各方友好和有关方面人士辞行。此时蒋介石已去庐山，电请同意后，邓又陪杨去庐山谒蒋面辞。在牯岭见面时，蒋嘱杨：“你到国外，对西安事变的说法要注意!”杨未答话，邓目杨代答：“当然不能违背《西安半月记》的精神。”会见中，蒋对邓说：“你回兰州兼任警备司令，代理甘肃省主席已决定派贺贵严(即贺耀组)去了。”毕，蒋设便宴招待了他们。第二天，邓、杨就回到上海。 　　6月29日，邓宝珊等在上海码头送走了杨虎城一行。然后，邓立即回到了西北。同年10月下旬，杨虎城从欧美之行的最后一站马赛给邓宝珊拍来电报，收报处是兰州。时邓宝珊已前往榆林。电报内云：“抗战发生，弟身为军人，不能再滞留国外，决定日内动身返国，拟先在兰州小住后，再率队奔赴前方。”新一军留守人员一方面把原电转给榆林，另一方面由军部秘书甄载明与副官处商筹安排杨虎城归后住处。然而，杨虎城归国后不久，即被蒋介石诱往南昌软禁。从此永绝了与邓宝珊相见之日。 　　① 原中顾委委员、陕西省人大副主任常黎夫的回忆。手抄件。 　　② 葛霁云后到新疆做马仲英的工作。马仲英到苏联学习时，葛同行。继又代表马回国与盛世才谈判，遭盛暗害。另有一说讲他返回苏联后下落不明。 　　③ 新十一旅此次与红军作战情况，参见石佩玖《记西安行署驻甘行署和新一军概况》，文史资料专辑《邓宝珊将军》，第107—109页；刘宝堂作战报告，《三军大会师》，第839—841页。 　　④ 关于双岔事件的处理经过主要参考了张润民《邓宝珊处理双岔事件的终末》一文，载(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00辑。 　　⑤ 《甘肃省政府公报》，第3卷，第21—24期合刊(1934年)。 　　⑥ 《续范亭纪念册》，华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⑦ 《中共党史人物传·续范亭》，第5卷，第250页。 　　⑧ 参见南新宙《续范亭传》，第四、第六节，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⑨ 参见《民国人物传·于学忠》，第2集，第102页；张令暄《兰州百年大事记》，《兰州文史资料》，第4集，第118页。 　　⑩ 本书关于邓宝珊这一时期的活动参考了甄载明先生《西安事变中的邓宝珊将军》，手稿，系作者本人提供。 　　(11) 1937年3月，蒋免去于学忠甘肃省主席职，改由朱绍良再度兼任，朱以事冗不能到任。 　　(12) 李志刚《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将军出国经过的回忆》，《杨虎城将军在欧美》，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见面时间从米暂沉《杨虎城传》第163页。邓宝珊这次陪杨见蒋，甄载明文未记。 　　(13) 陈元方、史础农编著《西安事变与第二次国共合作》，1986年版，第237页。 　　 邓宝珊传/王劲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