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著名爱国人士及侨胞 > 邓宝珊 > 全文图书 > 邓宝珊传

第四章 团结抗日 支撑北线

王劲

一 出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请缨抗战 驰赴榆林 　　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派谢觉哉为驻兰州代表。7月29日，谢觉哉从西安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到达兰州，领导中共驻兰州办事处的工作。①谢觉哉到兰州后广泛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政策和主张，积极在国民党上层和社会各界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抵兰后第三天(7月31日)，即致信邓宝珊约期见面。会见时他们交谈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问题，双方意甚融洽。当谢觉哉向邓宝珊提出了一些需要帮助做的事情后，得到邓的慨然应诺。在国民党甘肃省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邓宝珊受谢觉哉之嘱托，为民主、民运问题呼吁。邓宝珊的积极态度，也影响了代理甘肃省主席贺耀组。在国民党省党部宴请谢觉哉的宴会上，邓宝珊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发表了赞同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的意见。谢认为邓“发言较左”，而对国民党省党部田昆山、马愚忱等人，则认为“似鲜大作为”。②办事处处长彭加伦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兰州国民党上层人士对团结抗日的态度时，也说“以邓宝珊为最好，贺耀组次之，民政厅长罗贡华也不错，其他的多是糊涂虫”，“邓宝珊政治眼光比较远大些，对我表示最好。关于我们的许多主张和在甘肃北出的许多问题都极表赞成”。③谢觉哉致贺耀组的信，凡重要的都要抄送给邓。从谢觉哉当时的日记中可以了解到，1937年10月邓宝珊离兰州赴榆林前的一段时间里，谢、邓过从甚密，谢老晚间常至邓宝珊处长谈，深夜方归。邓部新十旅第一团团长杜汉三，经常从定西来到兰州会见谢觉哉，他有时偕谢老游览五泉山，有时邀请谢和国民党上层人士小宴，扩大了谢的社会接触面和影响。中共地下党员汤昭武等利用在邓宝珊部担任官佐的身份，积极开展工作，与八路军办事处保持联系。邓宝珊对他们的活动是有所了解的，但绝不干涉，并给以保护。为了宣传抗日救国，打击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破坏抗战的一些言行，谢觉哉经常变换笔名在当地报刊上发表评论文章。谢的文章在当时兰州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中，引起了很大反响。邓宝珊对谢觉哉非常敬重，每天阅读谢老用笔名发表的文章，亦能断定出自其手笔。④邓的开明、进步立场，为谢觉哉所赞赏，他在给中共中央反映抗日战争初期甘肃政治概况的报告中曾经提到，在此间他所接触的国民党上层人士中，“邓是很明白的人”。⑤ 　　卢沟桥上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序幕。在前方军民浴血奋战的同时，后方广大民众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国际形势和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推动下，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讲话，正式宣布对日作战。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英、美在华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自己的统治也岌岌可危，进一步促使他加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对日本采取军事抵抗的行动。 　　在举国上下共赴国难的浪潮中，邓宝珊部新一军将士义愤填膺，个个请缨杀敌。邓宝珊早在1935年7月“何梅协定”签订后，就深感寇深国危，亟图联合华北的杂牌部队，共同抗日。此时他报国之心更切，迭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要求调赴抗日前线，同时积极支持兰州地区的抗日救亡活动。他在兰州抗敌后援会上大声疾呼，希望全省各阶层人民同仇敌忾，支援前方。对于来华援助抗战事业的苏联友人，也主动趋访，联络交好。⑥1937年10月，蒋介石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率领甘肃地方部队开往榆林。 　　邓宝珊前往榆林总军坐镇，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历史安排。说到这一点，应当叙述一下“国共共荐”的一段史实，可为抗日战争历史增添一则佳话。 　　榆林是历史上的军事重镇。明代成化七年(1471)置榆林卫，徙延绥镇来治，以后通称榆林镇，是当时的九边之一。榆林城北红石峡的岩壁上，至今还留有“威镇九边”的石刻。正如榆林地方史志所载，它“北瞰河套，南蔽延绥，东连太原，西接宁夏”。具体言之，榆林的东部与晋西北毗邻，西部经三边连接宁夏，南部则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北毗伊克昭盟，可至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在晋、陕、绥边境的广阔地域之间，榆林是一个中心城市。日军占领天津后继续西进，由于国民党军队在察哈尔、绥远、山西战场节节失利，向晋、陕、绥边界地区的山岳地带溃退，使榆林逐渐临近前方，成为阻止日军西进的重要屏障。然而，当前线各方面部队退向榆林时，如果不加以整饬制约，势必造成混乱局面。所以需要一个能够多方面协调、善于运筹内外的军事首长坐镇，以收重振军威、协同御敌之功。 　　榆林驻军原为国民党第八十六师。这支部队的老班底是原陕北镇守使、地方军阀井岳秀的武装，坐地发展已有20年的历史了。所部兵力连同地方团队，约有一万五千余人，一度曾统辖陕北23个县，根基深厚，内部稳定，外部势力很难打入。1936年井岳秀因手枪走火殒命，他手下的勇将高双成旅长继承其位。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八十六师防地相应缩小，仅据有横山、榆林、神木、府谷四县。抗战爆发前，蒋介石为了从北边加强对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围剿”，派徐之佳任八十六师参谋长，包介山为政治处主任，以图渗透并逐渐控制这支队伍。徐、包虽极尽分化、收买之能事，但终难奏效。此时退到榆林的各色军队互不统属，军纪废弛，蒋介石欲派遣亲信坐镇，却忌难以节制高双成；若提升高双成，则高又无法驾驭局面，因高长期处于沙城一隅，在北方军队中无广泛的联系与影响。 　　就在蒋介石为此事举棋不定之时，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向他提出由邓宝珊驻节榆林。蒋鼎文此举是杜斌丞建议的结果。原来，当日军沿平绥、正太铁路向西推进时，曾任过杨虎城秘书长的中共党员南汉宸与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就抗日形势的发展进行计议，认为太原、归绥、包头的失陷已势所难免，晋、绥方面的军队撤下来，榆林必定混乱不堪。北线不稳，延安必受威胁。蒋介石若将榆林军务畀之反共亲信，并能在榆林站住脚，将为陕甘宁边区留下长期隐患；如其不能在榆林立稳，则会使这一地区出现各路杂牌摩擦火并、祸起萧墙之乱。因此，南汉宸请杜斌丞以西安绥署顾问的身份，建议蒋鼎文保荐邓宝珊前往坐镇榆林。⑦蒋介石迫于西线情势的危急，遂下达了任命邓宝珊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的命令。 　　第二十一军团的建制包括：新一军，由邓宝珊自兼军长，实际只含新十旅和新十一旅；第一六五师，此系由甘肃地方武装鲁大昌的新编第十四师改称；第八十六师，已在榆林。全部官兵约二万余人。 　　命令公布后，新一军官兵杀敌有望，整装待发。出发前，兰州各界人民群众在东校场举行欢送大会，邓宝珊在会上表示效命疆场，誓死报国，不辜负甘肃九百万同胞的殷切期望，也不负身为中华民族军人称号的决心。他说： 　　现在我是奉命杀贼了，并且马上就要离开我最亲爱的父老兄弟诸姑姊妹而率部到前方去，当然这是人生一件极光荣的事情，同样也即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到前线之后，我没有别的报答各界，我只有一本如果你无故放弃了尺地寸土，便是中华民族千古罪人的决心，始终拥护抗战……奋斗到底，誓与倭寇硬拼。要之，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今后的一切，都得要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而牺牲。 　　他接着向本省各界贡献了几点意见： 　　一、对日作战这显然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同样政府的国策，也就是“持久抗战”的决定。此后战区自然会渐形扩大，而战争也更日趋激烈。我们甘肃虽然地处后方，但在海口被封锁以后和晋绥吃紧之时，环境地位，都显得万分重要。我们生于斯，长于斯，家庭财富以及祖宗坟墓都聚于斯，此时必须帮助政府努力的扩大加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必要建设，使得甘肃能够成为健全的新的甘肃，免去中央西顾之忧，作为抗战的最后基础。二、民族为现代战争主人，本省文化虽然落后，但民间的民族意识，绝不让任何地方较为薄弱，不过认识缺乏，须要我们领导人唤醒罢了。此时各界必须一致的总动员，尽量的起来参加省内的各种抗战工作，接受政府的领导，消除一切的消极与成见，因为只有这样方能够加强国家的力量，解脱民族的危机。三、本省虽然民族复杂，但这只不过是一种信仰的不同，实则同为一个中华民族，在这几年相处的非常之好，此后大家尤应相亲相爱，和衷共济，否则，敌人进了堂奥，我们的一切都要变成了焦土，这还不够我们警惕吗?四、在这国难时期，汉奸是无孔不入的，本省地位既如此重要，难免不有汉奸活动，深盼各界同胞自动起来帮助军警机关使这些败类根本不能潜伏。临了，更希望大家坚强的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之下，用千百倍的努力……奋斗……我愿意极诚恳的代表各界把这一部抗战的先锋率领着去先与敌人一拼。同胞们，让我来陆续的报告给你们所期待的佳音吧!就此敬谢各界同志同胞的盛意!⑧ 　　继而命令在甘肃部队按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序列出发。自己以榆林情势紧急，仅带参谋长俞方皋和两名译电员，先行由兰州经西安飞赴榆林。 　　交好高双成 稳定榆林军事形势 　　高双成(1882—1945)，字立卿，陕西蒲城人。辛亥革命前夕经井勿幕、井岳秀介绍加入同盟会，在陕西起义中曾随军进入山西，与清军作战。后长期跟随井岳秀。他因系行伍出身，故勤于练兵，性格豪爽，处事果决。然而交游不广，政治识见较浅。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有两个方面的思想压力：一是与陕北红军的关系问题。内战时期，八十六师在蒋介石威逼下，曾与陕北红军作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由于形势和政策的转变，双方停止了战斗。高双成本人任旅长时，就对与红军作战表现了消极态度，曾释放过被捕的共产党员杨玉峰、刘绍让、王寿长、刘海泉等。任师长后，又将执行蒋介石命令最力、迫害过许多进步青年的旅长姜占奎解职。红军方面，也对高作了许多争取工作。曾派周小舟于1937年4月到榆林与高晤谈，达成了榆林和延安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口头秘密协定。尽管如此，高双成还是忧心忡忡，怕八路军大军压境，自己无力招架，最后失去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这块地盘。二是各地杂牌队伍的粮秣供应问题。晋、绥的国民党溃军云集榆林地区，拒之不可，不拒则势必造成混乱，穷于应付。具体说来，随着察哈尔全省及绥远、山西广大地区被日寇占领，沦陷区的部队和国民党党政机关纷纷退到榆林。它们计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东北军何柱国的骑二军军部及所属骑三师、骑六师余部七百多人⑨，蒙旗独立旅白海风部，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刘效贤部，归绥宪兵司令马秉仁部，包头警备司令陈玉甲部和察哈尔、绥远两省政府及所属各县僚属、爱国人士。各部退到榆林后，争粮要草，各行其是。榆林及其附近各县地瘠民穷，粮秣供给向来困难，骤然增加了这么多负担，实在难以应付。因此人心骚动、无所适从，临近的伊克昭盟蒙古王公也感到十分不安。 　　邓宝珊的到来，使高双成感到有了依托，十分满意。邓在陕西地方军人中声望素著，有这样一个足智多谋、善于运筹的上司，高自然轻松多了。同时，他了解邓向来不扩兵据地，不会对榆林地方势力造成威胁。特别是甘肃部队仅新一军的新十一旅开来榆林，邓这个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在军事上主要是依靠八十六师，高双成的戒备心理开始放松了。 　　邓宝珊乘飞机抵达榆林之日，高双成亲率当地军政官员到城南机场隆重欢迎，邓下机后，向趋前的高双成快步走去，紧紧握住高的手说：“立卿兄，我给你当参谋来了!”高听了这话，恭恭敬敬地举手敬礼道：“军团长，欢迎你来领导我们抗战。”进城后，高双成先接邓至他的师部西花厅下榻，后又在城内钟楼下为邓找了一院房舍作为办公地点，亲派警卫、侍从，关心、照顾十分周到。 　　到达榆林的最初几个月里，邓宝珊的主要工作是稳定榆林的形势。邓向高双成分析当时抗战局势，认为由华北向西进犯的日军，在占领山西太原以及绥远的归绥和包头后，兵力已感困难，一时尚无力组织向西北一线的新攻势，尤其难以离开交通干线向纵深地带发展。榆林方面最重要的是安抚撤退下来的部队，稳定榆林和伊克昭盟抗日军民的情绪。邓、高商定，从八十六师中挑选精锐与自愿归附的绥远地方武装合编成立伊东游击纵队，下辖五个支队，驻扎在西起羊圈圪巴，东至新民堡一线，与驻守昭君坟的绥远抗日自卫军刘效贤部防地衔接。由八十六师团长高致凯带领该团驻东胜，兼纵队代司令，策应指挥包头滩上的部队，封锁包头至萨拉齐县(今土默特右旗)河防，构成第一道防线。为确保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扎布及其辖区的安全，令蒙旗独立旅白海风驻守札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南部)至郡王旗(今伊金霍洛旗北部)一带。从八十六师调派一营军队驻沙王府(在札萨克旗)至榆林之间的十八台，并由该营分兵一连警卫沙王府，构成第二道防线。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担任绥远至晋西北黄河线上的防务，并负责监视对岸河曲、偏关、清水河、托克托、萨拉齐县的日军动向。热河先遣军白凤翔部驻扎达拉特旗的十里长滩，与包头日军隔河对峙。东北军何柱国骑二军军部和骑三师驻神木与府谷间。八十六师杨仲璜团驻府谷，预防日军从保德西渡。八十六师左世允旅驻神木，居中指挥和策应东西两面部队。另外划归二十一军团指挥范围的神木贺家川至吴堡军渡沿黄河一线防务，则由当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负责。 　　经过一番整顿和部署，不但使各部在绥远以及与晋西接壤的广阔地域发挥了抵御日军南下、西进的作用，而且使榆林人民供应粮秣的负担得以减轻，伊克昭盟得以稳定。包头滩上的部队粮秣，转从五原地区组织调运。 　　为了打消高双成对陕甘宁边区的疑惧，邓宝珊循循善诱、尽心开导。1938年元旦后的一天晚上，邓、高进行了一次长谈，下面是邓宝珊当时的副官石佩玖记录的邓的一段谈话内容：“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它要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处在危急存亡的关头，就不能再打内战了。全国人民要求国共合作，团结抗日，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共团结就可以挽救危亡，否则就是民族的罪人。所以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现在国共合作了，但还不巩固。要巩固，就得双方谅解，共同努力，拆除过去的敌对堡垒，互助互让，才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肖劲光、高岗、陈奇涵等来榆林，就是谈我们之间的合作问题的。共产党的原则是‘互助互让’。就是他们要巩固和扩大，也帮助我们巩固和扩大。肖、高等一再地说明，他们放弃暴动政策，不挖友军的墙脚，不在友军内搞秘密组织，要我们放心。同时他们也要求我们这样做。如果从我们做起，我们能真诚实现这个原则，八路军就不会侵犯我们。共产党的方针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听了邓宝珊语重心长的一席话，高双成接着说：“他们和我谈了这些问题，但我觉得打了几十年，一下子和好怕做不到。军团长说得很透彻，我心里的疑虑解开了。以后就这样办。”⑩ 　　第二十一军团所属的第一六五师在开往榆林时，其师部到达西峰镇后，先头部队四九四旅已抵达定边、环县，蒋介石突令停止前进。不久，又下令四九四旅撤回甘肃，副师长兼旅长蒋云台调中央军校高教班学习。该旅后由朱绍良整编吞并。师长鲁大昌调为新二军军长，由于该军是一个名不副实的空架子，鲁实际被剥夺了军权。第一六五师被调到陕西郃阳，排以上干部一律换成中央军校毕业生，原来的军官大部分被遣散。继而下手的是新一军的新十旅。1938年夏，该旅开到泾川时，亦奉电停止前进，由胡宗南派员整顿。嗣后于1939年2月，将该旅开到陕西凤翔，改为暂编第十五师，以胡宗南的亲信、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刘志宏为师长，李贵清为副师长。原新十旅参谋长李平之积极参与了这次“改换门庭”的活动，结果却未被安排任何职务。其他官佐和第一六五师官佐一样，遭到了被遣散的命运。李贵清不久也扫兴下台。只有新十一旅最先开到陕北三边，幸免被吃掉的危险。第二十一军团的遭遇，是蒋介石利用抗战之名，行瓦解、吞并杂牌军之实的一个典型例子。由于新十一旅已划入二十二军，1939年夏，新一军的番号也被明令撤销。 　　邓宝珊尽管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但他却毫不动摇抗日的意志。他常对人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不凭自己部队的多少来抗战，只要有我邓宝珊一个人，也要联络各方，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蒋介石对邓宝珊的军团总部和新十一旅，在经费和装备上大肆尅扣，每月仅给总部经费一万元，新十一旅经费一万四千元。八年抗战中，邓部一直过着含辛茹苦、缺吃少穿的生活。邓宝珊本人也一切从简，事事注意节省开支。他在军事实力上要依赖高双成，这是邓、高互相依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共事七年多(11)，一直以抗日大义为重，了解日益加深。邓宝珊对高双成谦逊有礼、依为肱股，高对邓则始终尊重信赖，从未表示轻视情绪。虽然部属间不无矛盾发生，榆林国民党特务系统头子和一些居心叵测的其他分子也常常想在邓、高之间挑起不和，却均未能奏效。邓宝珊与高双成之间的团结，消除了派系纷杂的驻榆林国民党部队之间的摩擦，这是榆林地区军事形势稳定的基本因素。 　　协调好了和高双成的关系，榆林军事形势基本稳定后，邓宝珊对地方事务也表示了关切，并积极参加了一些民众活动。 　　植树造林，改造沙漠。邓宝珊到榆后，看到榆林城外东、西、北三面黄沙漫漫，似大海波涛此起彼伏，一望无际，在炎热的夏天沙被晒得发烫，有的地方甚至连一棵草都看不见，黄沙随风逐渐南移，有的地方沙与城墙一样高。他对军政负责人说改造沙漠唯一的办法是植树，这要动员大家动手。每年植树时他都亲自参加。城东的东门沙是植树造林的重点地区，俗语说“十年树木”，经过多年的努力，那里起了很大变化，呈现出一片绿树成阴、碧草丛生、积水成潭的景象，植树造林改造沙漠初见成效。这是当地军政商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与驻军首脑邓宝珊的提倡和支持分不开。 　　提倡移风易俗。榆林人的习惯是男女结婚之时讲究排场。抗日时期兴起集体结婚这一新的风尚，邓宝珊积极赞扬，尽管许多结婚的人他并不认识，但多次亲自参加集体结婚典礼，并在会上讲话表示祝贺，他的行动对移风易俗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二三十对男女集体结婚，这样的仪式在榆林师范学校礼堂举行过多次。 　　河曲会议和成灵西移 　　1938年初，国民党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笫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邓宝珊、马占山、何柱国、门炳岳为副总司令，统一指挥晋、陕、绥交界地区的部队。入夏，傅作义反攻归绥失败后，退驻晋西北。6月，北路军总部由山西离石县柳林镇移驻黄河东岸的河曲。 　　北路军所属部队，有土生土长的当地部队，有从沦陷区撤退下来的部队，也有邓宝珊的甘肃部队，派系复杂，军事指挥困难，彼此缺乏配合。为此，是年9月5日至13日，傅作义在河曲召开北路军各方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协商合作抗日问题。对于关系微妙的北路军各部来说，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奠定了抗战时期晋、陕、绥边区的安定局面。邓宝珊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重要作用，他和傅作义之间的友好关系，也是从这时开始的。 　　邓宝珊接到傅作义关于开会的电报后，出于从速解决晋、陕、绥边区抗日部署问题的迫切愿望，欣然启程。离开榆林的第一天，他就因受热感冒了，但仍带病坚持赶路。行经神木，受到八十六师左世允旅的隆重欢迎；行抵府谷，八十六师杨仲璜团列队迎接。驻府谷黄河对岸山西保德县城的骑七师师长门炳岳，亦过河在府谷城西十里处迎邓。第二天，邓宝珊回访保德。当他在门炳岳陪同下巡视城区时，看到是年2月日寇扫荡造成的破坏惨状，内心充满了愤懑。 　　到达门炳岳师部后，在交谈中，门表示了对傅作义的不满，认为傅在反攻归绥时，错误地命令他在马蹄渡布置防御阵地，致使骑兵不能发挥作用，部队遭到重大损失。事后傅非但不引咎自责，反而诿过于他。诉说时情绪激动，怒色溢于言表。邓宝珊为促成傅、门和解，遂以顾全抗日大局力劝，他说：“湘文兄，你要豁达大度，不要计较，和衷共济。”但门仍不愿前往参加会议，遂作别。 　　邓宝珊和傅作义初次见面，受到了傅的特殊礼遇。9月3日，邓一行在麻地沟与傅作义派来迎候的人员相遇。翌日晨，乘坐傅专门预备的船只过河，傅作义、马占山、何柱国等在岸迎迓。岸边高悬“欢迎革命先辈邓副总司令”的巨幅标语，这是傅作义推崇邓参加辛亥革命和护国、护法斗争的光荣历史。邓宝珊肃立船头，向傅作义举手行礼，口称：“总司令好!”上岸后，邓与傅、马、何三位将领一一握手，并检阅了仪仗队，然后骑马进入河曲县城。 　　为争取晋、陕、绥交界地区国民党各派部队与共产党团结抗日，中共中央派南汉宸、罗贵波前来参加河曲会议。南汉宸还邀请了续范亭一同前往。(12)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进了各派部队团结对敌。 　　河曲会议虽然没有形成什么决议和报告，而且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提前结束了会议。但是，会议期间各方面代表相互拜访，频繁接触，确实加强了与会各派系将领之间的团结，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了解。后来，傅、邓、马、何对八路军一直表现了友好态度，抗日的积极态度也始终未有变化。 　　邓宝珊在与会的国民党将领中，是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最早、对团结抗日政策体会最深的一位。加之他谈锋甚健，言语引人，对傅作义、马占山、何柱国影响不小。有一次，在与傅作义谈到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时，邓宝珊说，百川(阎锡山)先生凭借“山河之固，关隘之险”，在内战时期保住了山西。在抗战中他还是按老经验办事，结果吃了败仗。这本是他自己指挥不当，却把罪责推到部下身上，说什么人不争气，枪毙了李服膺以整饬军威，实际上是杀鸡给猴子看。他叫你死守太原，使你损兵折将，几乎一蹶不振。我认为抗日是持久战争，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应该对敌我态势作充分估计。现在敌强我弱，我们不能以主力与敌硬拼，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自古两国交兵，全师为上。如果部队被敌人消灭，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了。应该养精蓄锐，避实就虚，选择适当时机、适当地形，给予分散的敌人以歼灭性打击。并以小部队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消灭敌军。等到战略反攻的条件成熟后，再和日军决战。邓宝珊一席话，说得不苟言笑的傅作义情不自禁地点头微笑起来，表示赞同。接着，傅作义问邓宝珊：“你看休整地点，哪里合适?”邓回答说：“黄河虽大，富了后套宁夏。地利很重要，昔日刘邦屯汉中而成帝业，……”意思是绥西是傅理想的驻扎之地。(13) 　　河曲会议后，傅作义于是年冬被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他接受邓宝珊建议率部转移到绥远省西部的陕坝、五原驻扎，从此脱离了阎锡山的控制。在绥西经过一段时间整休，傅作义部在1939年底至1940年5月，先后发动了包头、绥西、五原三次战役，三战三捷，在抗日战争史上影响很大。邓宝珊于同年(1938年)被任命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傅部董其武副之。董其武到榆林和邓宝珊见面后就匆匆去绥西了。驻达拉特旗十里长滩等地的何柱国的骑二军，后来也经榆林、绥德、延安南调。这样，绥西等地的防务得到了加强，晋、陕、绥边区国共之间的摩擦和国民党部队之间的矛盾，最大程度地减少了。邓宝珊统一指挥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积极发展与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支撑北线，对抗日战争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部队是高双成的第二十二军。该军的基础为八十六师，1938年5月将新十一旅编入，以徐之佳为师长；又将原八十六师骑兵团与伊东游击纵队合编改为骑兵师，先后以左世允、胡景通为师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协调指挥的部队有：(1)国民党中央军新编第二十六师，该师师长何文鼎。后扩编为第六十七军，何升为军长，同时兼师长。(2)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3)张砺生的察哈尔第一游击军，后改称晋察绥边区挺进军。(4)董其武的第一百零一师。董升三十五军军长后，与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的协调指挥关系不变。(5)1940年傅作义部成立的暂编第三军，孙兰峰为军长，亦与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建立协调指挥关系。 　　邓宝珊驻榆林期间，参与迁移成吉思汗灵榇于甘肃榆中县的兴隆山。此举后来亦为人们所称道。 　　在绥西伊克昭盟的伊金霍洛，有著名的成吉思汗陵园。“伊金霍洛”是蒙古语，译成汉语就是“主人的陵寝”的意思。成陵与中国历代帝王的陵墓不同，既无封土，又无庙堂，只是在浩瀚的沙漠中一座平台上矗立着两座蒙古包。成吉思汗的银棺，被安置在后包里。银棺内并无尸骨，当初放进的不过是他的衣冠而已。相传成吉思汗死后，按其遗嘱埋在这片地方，再由马队自由驰骋，踏得下葬处莫从辨认。待到第二年青草长起，就更不知其所在了。他两个后妃的陵寝，在成陵南面，距此尚远。陵内竖立着成吉思汗出征时使用过的长矛，这是战神的象征，蒙古语谓之“苏鲁定”。“苏鲁定”上的缨子，据说是成吉思汗每杀死一个敌人后取其一根头发做成。陵园附近驻有达尔哈特蒙古人。“达尔哈特”是“护卫者”的意思，他们的祖先，都是成吉思汗的御前亲军。世世代代驻守于此的达尔哈特蒙古人，专司守陵、祭祀之职责。成陵是蒙古民族所敬仰的圣地，每月初一有月祭，每季有季祭，最大的祭日是春季农历三月二十一日，称为“三月会”，届时各地蒙古农牧民不远千里，络绎而至，虔诚的顶礼膜拜，场面十分热烈。隆重的祭奠仪式进行中，唱颂歌曲，颂扬成吉思汗的伟绩，歌声雄壮动人。 　　七七事变后，内蒙东部为日军侵占，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民族败类阴谋盗走成吉思汗灵榇，东移归绥，以此欺骗、裹胁蒙古族上层和群众归附其统治。1938年后，日伪军不时派飞机在伊金霍洛上空侦察。伊克昭盟盟长沙王看到形势紧急，驰电重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要求派兵保卫成陵或迁移它处，以免为敌所乘。伊金霍洛时在邓宝珊部队防护范围之内，邓以情况紧急，也采取相应措施：一方面保荐逃亡在榆林的土默特旗总管荣祥为蒙旗宣慰使，另一方面电请重庆国民政府批准内迁成吉思汗灵榇，以绝日伪盗取企图。重庆军委会于1939年5月下令移灵，派蒙藏委员会蒙事处处长楚明善等为迁灵专使，伊盟盟长沙王、绥远省主席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等为起灵致祭官，骑二军军长何柱国为护灵专使，移灵西迁。此时何柱国已派出两团骑兵，协助该旗驻军白海风旅把守要隘，防敌偷袭。在傅作义、邓宝珊参加的起灵仪式上，由沙王主祭，对成吉思汗及其后妃灵榇以及“苏鲁定”、宝剑等物祭奠后，用大车运载至榆林，换乘汽车，运往了大后方兰州附近的兴隆山。(14)成陵迁移时，沿途受到极为隆重的迎祭。到达榆林的时候，由北门进城，穿城而过，直出南门。榆城全市悬旗，出城列队欢迎的公务员、军队、学生、商民甚众。城内居民亦立于街衢两旁，列队欢迎。迁移陵寝大队到达时，全城鸣放爆竹。迁移陵寝大队序列为：绥蒙指导长官公署代表陈玉甲率骑兵前导，僧乐继之，守护陵寝的“达尔哈特”乘马，其中司乐之“雅木塔特”乘马列队行在僧众之后，“达尔哈特”乘马，持成吉思汗遗剑以及“苏鲁定”随行。达尔哈特人等均蒙装，戴纱帽，着圆领衣。达尔哈特骑后，即为成吉思汗及其后妃的灵榇。银棺用红缎包裹，以二骡相舁，成吉思汗及其后妃之棺共三副，俱为箱形，顺序则成吉思汗之银棺在最后。棺后为赴伊金霍洛致祭的邓宝珊、高双成、石华岩等和楚明善、唐井然、黄布札布诸护陵专员，均乘马鱼贯而入。(15) 　　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人、蒙古族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成吉思汗灵榇的西迁，稳定了蒙古王公的抗日情绪，对增强蒙、汉人民的团结，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成灵内迁，当灵榇途经延安时，举行了万余人参加的盛大祭奠，谢觉哉主祭，滕代远等陪祭，中共中央、毛泽东以及八路军总部、边区政府都献了花圈。(16)祭奠的灵堂设在十里铺，灵堂中央高悬“世界巨人”横匾，两旁悬对联： 　　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地团结起来 　　承续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 　　反映成灵内迁的记录影片放映后，鼓舞了大后方人民的抗日热情。这件事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于右任1941年到兰州后曾作《谒成陵》曲： 　　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越调·天净沙)(17) 　　此词风传一时，毛泽东在延安闻之，亦颇欣赏。后于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到于右任处赴宴，于盛赞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于说这两句诗对“青年上进，鼓励有加”。毛泽东笑而回答：“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启发人之深也。”(18) 　　邓宝珊在榆林期间，对伊克昭盟蒙古王公做了许多团结工作。尽力搞好各旗布防外，时常督饬驻蒙旗军队不得扰民。成灵西迁后，蒙旗王公情绪得到安定，盟长沙王和达拉特、杭锦、郡王、乌审、准格尔、鄂托克等旗王公、官员，每年都亲来拜会邓宝珊，感谢对他们的保护。邓每次接待他们也总是优礼有加。 　　1941年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长捷在伊克昭盟施行民族压迫政策，蒙族人民不堪其扰，激起了事变。该年初，陈长捷根据传言(说札萨克旗的西官府同情共产党)把西官府骗到东胜枪毙了，这就引起了蒙族群众的愤怒和反抗。4月，札萨克旗保安队劳赖带兵夜袭了亲近陈长捷的蒙政会委员白音仑，打死白音仑及蒙汉官兵三十多人。陈长捷仍不醒悟，反而大兴问罪之师，抽两个团包围了札萨克旗，占据沙王府，并追击沙王至台葛庙附近的红柳区。双方发生激战，造成地方与驻军间严重流血事件。事件发生后，蒙古王公和牧民群众怒不可遏。在大敌当前的抗日时期，发生这样的萧墙之乱，引起了各方面的震惊和关注。邓宝珊、高双成闻讯，即派总部副官处长彭尔玉、八十六师副官主任王公弼前往乌审旗西南部寻找沙王，请其到榆林居住，以保证其安全。经邓、高了解详情，函电交驰，多方调解，事态方告平息。蒋介石派傅作义和姚琮往札萨克旗向沙王赔情道歉，送法币二百万元作为重修王府之费，陈长捷被撤职查办。伊克昭盟方恢复安定。 　　抗战期间，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驻陕西府谷哈拉寨镇。这个镇在历史上曾属于内蒙古准格尔旗，因被毛泽东称誉为民族英雄的抗日名将马占山驻节于此而名闻全国。1937年，正当国难当头，马占山带领组建不久的挺进军，奉命“警卫伊盟，兼守河防”，于当年底进驻内蒙古准格尔旗，后移师于此。八年浴血，马占山以哈拉寨、准格尔为大本营，整肃军纪，操练兵士，率部屡出奇兵，给侵略者以重创，有效地守护了河防，防卫了伊盟。归绥保卫战，东胜擒奸，关河口激战，大营盘守地，夜袭河口，收取萨县，挺进百灵庙，移师张北，数千名将士战死沙场，血染荒原。 　　1942年，为纪念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马占山将军在当地各界人士的支持和捐助下，建造了一座忠烈祠，以告慰忠魂、激励后人。忠烈祠依哈拉寨外山势而建，凿岩而进，辟为厅堂。山上建有纪念塔，山下建有八角亭，即拜碑亭。内立由邓宝珊将军为抗日将士题写的十四个苍劲的大字：“碧血有痕留战垒，青山无语拜碑亭。”傅作义将军的题词是“浩气长存”。塔上有一副对联：“飒爽英姿铁马金戈，一梦峥嵘片石透风。”横批为“塞月千秋”。 　　①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此后中共驻兰办事处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但人们习惯上一直称它为“八路军驻兰办事处”。 　　② 《谢觉哉日记摘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0页。 　　③ 《甘肃党史资料》，第2辑，第27页。 　　④ 《谢觉哉日记摘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30页。 　　⑤ 谢觉哉《抗日战争初期甘肃政治概况》，《谢老在兰州》，第178页。 　　⑥ 参见《谢觉哉日记摘抄》，《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30页。 　　⑦ 参见石佩玖《邓宝珊将军与延安合作抗日史实》，民革中央编《民革同志回忆抗战》，第114页。 　　⑧ 《甘肃省政府公报》，第428期(1937年)。 　　⑨ 骑六师白凤翔部随即改为热河先遣军，驻达拉特旗十里长滩。继转黄河北敌后作战，何柱国骑二军一部接驻十里长滩。 　　⑩ 参见石佩玖《邓宝珊在榆林》，文史资料专辑《邓宝珊将军》，第127—128页。 　　(11) 高双成于1945年元月病逝。见后第187页。 　　(12) 南汉宸，时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组织部长。罗贵波，时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政委。续范亭，时任“总动委员会”主任委员。 　　(13) 参见石佩玖《邓宝珊在榆林》，文史资料专辑《邓宝珊将军》，第136页。 　　(14) 参见《伊金霍洛》，《团结报》，1987年1月24日。 　　(15) 谢再善《成吉思汗陵寝概况与内迁经过》，《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7卷之79辑，第132—133页。 　　(16) 《延安各界人士隆重举行成吉思汗祭典》，延安《新中华报》，1939年6月。转引自《文史通讯》，1981年第4期。 　　(17) 《于右任诗词选》，第350页。 　　(18) 李世军《太平老人纪事》，《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第3—4页。 　　 邓宝珊传/王劲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