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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九一八事变后复出军政界

王劲

一 从驻甘行署主任到新一军军长 　　复出原因和来甘经过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共赴国难”为由，极力动员邓宝珊“出山”，与蒋介石合作。次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打响后，国民党政府在洛阳建立陪都，邓宝珊被任命为陪都委员。2月，邓赴洛阳准备迎接国民政府西迁。这是邓宝珊复出军政界的前奏。他为什么在这时同意复出与蒋介石作一定程度的合作呢?邓宝珊的这次复出，是多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点： 　　九一八事变震惊国人，日本并吞中国的野心彻底暴露。全国舆论中抗战的呼声很高。在此情况下，于右任的劝说对邓宝珊发生了一定作用。这是第一点。 　　中原大战后，甘肃政局动荡，一些地方人士担心战乱延续和扩大，希望有一位能起安定、平衡作用的军政人物来甘肃，收拾局面。“雷马事变”中他们已暗中派人与邓宝珊联系。邓以自己对家乡负有责任，萌动了复出之念。这是第二点。 　　杨虎城治陕后，邀杜斌丞归陕参与决策。杜斌丞向杨提出了“西北大同盟”的建议，要杨带头搞“西北大联合”，进而实现“南北大联合”，联合非蒋介石嫡系的各派力量，共同对付蒋的分化瓦解政策以求得自存。①中原大战后邓宝珊处境十分困难，杨虎城既同情邓之遭遇，又为了完成上述他的“大西北主义”的计划，邀邓参与其谋，治理甘肃。这是第三点。 　　现将具体经过叙述如下，可加深我们对上述复出原因的了解。 　　1930年中原大战时，国民军旧部几乎全部离开甘肃投入战争，仅留雷中田一旅维持残局。及至中原大战中冯军瓦解，甘肃各地回汉军阀乘机恢复势力，省府政令仅行于兰州及附近数县。青海马步芳家族势力突增猛长，延及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各县)和河西走廊；马廷贤盘踞陇南14县；鲁大昌占据临洮、岷县、陇西等十余县；陈珪璋据陇东。地方军阀攻城掠地，争战不已，各在防区内拉兵要饷勒索财物，人民负担格外沉重。1929年，甘肃曾遭百年不遇的大旱灾，饿殍遍野，庐舍为墟，社会经济元气大伤。继冯玉祥的重要将领、甘肃省主席孙连仲率部东开，为筹措军饷军需而征粮派款，无疑又是一场浩劫。生灵涂炭、满目疮痍的甘肃亟需一个和平养息的环境。但这在当时几乎是一个梦想，因为“雷马事变”的发生使甘肃政局情况更加复杂化了。所谓“雷马事变”，是1931年8月25日发生在兰州的一场政治事变：原代理甘肃省主席马鸿宾在就任省主席20天后，突被蒋介石所派之党务观察员马文车，伙同新编第八师师长雷中田，扣于兰州。雷马夺权后实力有限，难于左右形势，蛰伏四川的失势军阀吴佩孚乘机来甘，说服雷、马释放马鸿宾，一时俨然以兰州政界的主宰自居。 　　正当事变发生而未了之时，一些甘肃地方人士开始了迎邓宝珊回甘的幕后活动。陇东地方军阀陈珪璋，此时有暂作整休、以求徐图的打算，积极支持这一活动。陈和省会各界拥邓代表秦峻峰协商后，决定派其部政治处长孙伯泉和秦一起密往上海，表示迎邓回甘之意。他们到沪后向邓宝珊谈了甘肃当时的混乱局势，希望邓回甘挽救局面，并盼早日命驾，以慰民心。 　　邓宝珊当时认为，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向反对他的人做些让步。在“共赴国难”的口号下，自己多少可以有所作为。于是表示：“家乡遭此横祸，我极为痛心，但如何回去，还须详作计划。”他考虑的是，如何使蒋介石允许自己回甘，遂让秦、孙二人赴南京见于右任征求意见。 　　于右任接见秦峻峰与孙伯泉后说：“我当然支持他回去，但要以政府派员名义前往，他必须亲来南京一行。他连人家(指蒋介石)的面都不见，叫我怎么出来说话?”邓宝珊得到这一答复后表示：“我是反对过蒋的，现在去向他求职，等于俯首乞降，这是不行的。怎么能作茧自缚、任人摆布呢?”让秦、孙二人先行回甘，自己再想办法。并要他们转告陈珪璋，要好好维持地方秩序，严明军纪，爱护百姓。 　　此前，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杨虎城曾派续式甫到上海请邓宝珊回西安，欲借邓的帮助实现其“大西北主义”计划。邓到陕后，基本同意杜斌丞“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联合苏联，南北团结，反蒋救国”的主张，并把这一计划称之为“大陆国防政策”。但他认为，在当时的形势和处境下，和蒋介石进行一定的合作是必要的。又以自己当时尚未复出为由，婉谢了杨要他久住西安的要求。 　　在陈珪璋派人去上海迎邓后，杨虎城派杜斌丞到甘肃平凉，请陈珪璋到西安，告之有邀请邓宝珊回西北之意，说服陈答应支持陕军入甘，并许以局面安定后，荐陈出任宁夏省主席(时宁夏省主席马鸿逵未到任，他人代行省政)。恰此时蒋介石深恐吴佩孚利用甘肃乱局东山再起，命令杨虎城派孙蔚如率陕军入甘进攻兰州。陈珪璋为孙蔚如部让开大道，并亲率步兵一旅，骑兵一团随行助战，直趋省垣。1931年12月，孙、陈军在定西大败雷中田军后于11日进驻兰州。雷中田、马文车、吴佩孚仓皇逃离甘肃。 　　此后，于右任、刘守中、杨虎城积极为邓宝珊活动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一职。邓宝珊也派自己的私人代表王新令先行回到甘、青活动，联络地方军政人士，收集情况，为入甘预作准备。不久，自己赴洛阳就“陪都委员”职，就近观察甘肃局势，等待入甘时机。 　　孙蔚如入甘后，大局初定，遂生剪除陈珪璋之念。陈珪璋(1901—1932)，别号汉卿，甘肃庆阳人，幼年读过私塾，后因家道衰落辍学。稍长当店员，即入伍当兵，1925年为陇东地方武装首领黄得贵的副官，国民军入甘，黄败出走大连，陈珪璋于1928年与赵文华等纠集人马，组建一团，并任一营营长。及赵死，被部众拥为团长。蒋介石与冯玉祥矛盾激化时，陈珪璋于1929年秋迎黄得贵返甘，蒋介石给予黄得贵“甘肃讨逆军第二路司令”的名义，陈隶其下，但黄、陈不久即产生矛盾，陈于1930年逼走了黄，自任司令。陈又败于冯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四路暂编第一旅”，驻西峰镇。中原大战爆发后，陈乘冯军主力东调，进驻平凉，将原有四个团扩编为五个旅、两个骑兵团，以“陇东路联军司令”的名义抢占地盘，取得陇东17县的统治权。1931年，陈接受蒋介石任命，为“陆军新编第十三师”师长，曾应杨虎城电邀，赴西安与杨达成陕军入甘协议。1932年2月，孙蔚如伙同杨子恒诱杀陈珪璋于兰州。青海马麟恐陕军继续深入，损及自己，急忙打电报给南京政府，声称如果中央不管甘肃问题，“青海将派兵讨伐，以安黎庶”。国民党政府认为，上海战事一时不能结束，西北如果再不安定，将动摇其统治。遂催促已发表的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尽快赴任②，并任命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规定“甘、宁、青部队悉属之”③。 　　蒋介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一事，颇有耐人寻味之处。当时即有表示疑惑者说：“邵君在中央久任要职，人皆知为一文士之吏，方今各省军人兼政局面中，凡国人莫不视为新奇。”④国民党中央政权此一举措，主要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不能允许在西北形成新的对抗中央政权的实力派别。中原大战后，冯玉祥的国民军退出其经营多年的大本营西北地区，但此时国民党中央政权还暂时无力经营西北，乃拟借重西北回族实力派的力量，稳定西北政局。不料，吴佩孚借“雷马事变”，图谋借机东山再起。蒋介石以鞭长莫及，遂命杨虎城“负责调节”。杨派孙蔚如师入甘，打败雷中田，进驻兰州。蒋利用杨虎城的力量驱逐了吴佩孚，却又对其加以防范，仅给孙以职权不明的“甘肃宣慰使”一职，随即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其用意十分明显，即阻止陕西的势力形成难以驾驭之局。其二，从底定西北，完成一统天下的远略考虑，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认识到，中央势力迟早必须揳入西北。甘肃虽经济落后，但政治、军事上的地位和作用，却十分重要，左右可拴制青、宁，西进则可控制、稳定新疆局势，故实影响全局。然而，军事上的切入，必先作政治上之揳入。此时，仍尚有困难。其三，邵之被赋此任，亦与“日寇深入，政府西迁，开发西北之呼声，因之日高。中央之对于甘肃，自然不能再如秦人之视越，漠然视之，任其破坏”⑤的历史背景有关。⑥ 　　1932年4月，邵力子、邓宝珊联袂从西安出发，到达兰州。行前，邵力子以甘肃局面混乱，自己对西北情况人生地疏，不愿贸然介入，在西安候邓二十余天。这中间有一个小插曲，很能反映邓的政治性格：邓接受驻甘行署主任一职之后，传来陈珪璋被杀消息，便在西安质问杨虎城。杨虎城诿之于孙蔚如，孙蔚如诿之于杨子恒。邓宝珊对此极为痛心，他认为陈虽系一地方军阀势力，但前曾积极参与迎自己入甘的活动，并有败雷中田之功，无端被杀，将招致甘肃地方人士的不满。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代表杨虎城入甘，何以向地方人士解释?痛心之下，当即摒挡行装，计划去北平暂住。杨虎城赶到旅舍挽留，邓已购好车票，坚决登程。邓到北平后，各方好友前来婉劝，杨虎城一再来电促返，告以邵力子已等待多日。感于情不能却，更因甘肃军政急需整饬，邓宝珊乃取道山西回西安。在太原，阎锡山送给邓晋造手提式冲锋枪100支，50瓦电台一座，并介绍了卫虚若等几十人随邓工作。邓又约续范亭一起入甘。到西安后，杨虎城介绍其参谋处长王鼐为行署参谋处长，参谋李春煊、副官雷天和等随行，并发给德造手枪100支、轿车两部。邵、邓这才走马上任。 　　和邵力子合作治甘的军政举措 　　驻甘行署成立后，蒋介石一方面利用杨虎城、邓宝珊稳定甘肃乱局，另一方面采取措施防止他们在甘肃扩大力量以及相互合作的发展。具体方法是：令马鸿逵从河南返宁夏就任省主席一职，在青海则提高马步芳地位，允其扩充势力；同时让胡宗南的中央军第一师进驻陇南重镇天水，策动马青苑师在天水叛离杨虎城，将孙蔚如的第十七师调离甘肃。 　　在处境困难的情况下，由于邵力子的开明作风和以诚相待，邓宝珊还是努力为安定家乡军政局而做了不少工作。邵力子是当时政界要人，此前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7年5月从苏联归来后又任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大”、“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蒋介石为了利用邵力子的影响和才能，一再对邵表示信任和重用。但邵力子追求民主和进步，有早年探索马克思主义和加入共产党的一段历史，对蒋并不惟命是从。邵力子对邓宝珊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和依靠，遇事都要同他商量。邵力子认为邓在甘肃说话有影响，和各方面人士都能尽力处好关系，尤其善于解决各种纠纷，是自己的一个好帮手。邵、邓从这时建立起来的私人友谊，一直延续到他们的晚年。 　　邵、邓履任之初，甘肃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连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情况十分严重。就各省军队言，有陕军、宁军、青军、甘军，战乱中产生的甘肃地方武装更是各地都有。以军队为资本的地方势力割占地盘，分割政权，国民党中央政权虽被奉为正朔，但其政治、经济、军事的综合权威远未确立，地方势力的军权大于地方政权、党权乃至中央权威。军权干预政权最集中地体现在“拨款制度”。所谓拨款制度，即是由省政府财政厅来指定某行政区域作为一支或几支部队(间或有行政机构)的供应地，由驻军通过县政府提取财政厅划拨的款项。拨款制度是怎样起源的呢?原来，“甘肃地瘠民贫，向为受协省份，民国肇建，协款告绝，收支已属不敷；自民国十五年后，变乱相寻，军赞膨胀尤巨，省库负担，达千余万元；司度支者，无法应付，乃借拨款为一时应付之计”。本来，这种做法是省政权对军权不得已而作出的让步，难免授予军队干预地方行政之机会，而且，拨款制度“历年既久，百弊丛生，受拨机关，往往借口提款无着，自由就地征发。而各县支应提款人员招待等费，亦悉数向民间摊派。人民额外负担之重，几十百倍于正供。至各县长拨预征就地借垫之款，更无法统计，财政紊乱，无逾于此”。⑦ 　　针对这种情况，邵、邓的军政举措主要是： 　　(一)收编地方势力，稳定社会秩序 　　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虽然成立了，但甘肃局面仍处于无法统一的割据状态。杨子恒在平凉俨然以陇东王自居，马青苑在陇南自行其是。最有实力的地方部队，是驻岷县、陇西、武都一带的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是该师师长。鲁原是甘肃督军陆洪涛部宋有才旅的一个团长，陆的部队被入甘国民军打败，鲁大昌潜居北京，成了失意军人。一直到蒋、冯矛盾激化时，他去南京向蒋介石“毛遂自荐”，讨到一个“甘肃讨逆军第一路司令”名义，归后积极活动，搞起了一支四五千人的武装，后陈珪璋部旅长蒋云台来投⑧，人数逾万，遂有当时之局面。鲁在北京，曾有请邓援引之事，邓鄙其为人，婉拒之。鲁现在既有割地为王之志，又有曾为邓不屑之前隙，对邓宝珊这个“光杆司令”当然采取了淡漠、抗拒的态度。 　　还有一情况是，当冯玉祥军的孙连仲等部队离开甘肃后，冯后方空虚，甘肃各地封建势力乘机而起，纷纷组成许多各霸一方、互不统属的地方武装。同时，因社会动乱，很多地方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股匪，其中不少是由民变武装蜕变而成的。他们专以抢劫为事，到处流窜，危害人民。蒋介石为了搞乱冯军后方，专给失意的野心军人和土匪头目委以“讨逆军司令”的名义。民间称他们为“满天飞”式的司令。 　　面对上述情况，邓宝珊处以冷静，他采取“剪其枝叶”的办法，将小股地方武装、土匪队伍收编为地方保安队，指定驻地，拨给粮饷，不准其再行发展，也不准再滋骚扰。对不服从收编和收编后纪律很坏的，则以军事办法解决之。被收编的小股武装的成员，随着生活的安定，娶妻养子，购置薄产，反嫌保安队待遇微薄，纷纷回家种地去了。例如天水“善慈会”(群众叫“扇子会”)首领罗和尚(罗锦章)，活动在天水西和、礼县之间，收编后驻天水太京乡银坑里，再无越轨行为。后罗死，部众星散。 　　对于杨子恒、鲁大昌等，邵、邓既不能“去其根本”，只能在“统一军政”名义下，约束其任意扩兵和无度征敛。这样减轻了民间负担，又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和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争战。 　　至于在甘的外省“客军”，邵、邓欲借地方民意和中央权威调离。对此，陕西与青海的地方实力派虚与委蛇，使邵、邓苦心孤诣的努力未能奏效。 　　(二)整理财政，安抚流亡 　　财政紊乱，亦为甘肃当时最大问题之一。孙蔚如入甘，急功近利，先欲以武力改组政府、支配政治，结果失败，各界哗然。继从各县直接拨提军费，又分设陕西省银行于兰州。这使弊端百出的甘肃财政，更加混乱。邵、邓以最大努力与之折冲，迭次召开会议，厘定预算，核减军费。通过全省军粮饷会议，核定了各军粮数及饷款，初步统一了全省财政与部队经费。虽一时还是由部队向各县自行提取，但粮饷数字则由省上统一掌握，按月按部筹拨。孙蔚如部移驻平凉，索开拔费200万后，每月协饷由50万减至30万。杨子恒任陇东绥靖司令，协饷减至10万。 　　邵、邓的这些努力，当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但暂时对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恢复，还是创造了一定条件。数年以来，甘肃受政治腐败及军阀战争的影响，人民负担甚重，“于田赋外，尚有地亩罚款，无论种烟与否，按亩摊派，河西各县，数目最巨。驻军借口拨款之短欠，任意征敛，以致流离满途，至有捐赠土地，而无人敢受之现象”⑨。在恢复军政秩序的同时，邓宝珊不遗余力地协助邵力子安置流亡，恢复生产。 　　由于邵、邓的坚持，各地自行摊派、催讨的现象终于有所收敛。大大小小的地方势力受到限制和削弱，人民负担有所减轻，挽救了流亡，民困有所改善。 　　这段时间，邓宝珊决计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为表示自己决无扩张野心，驻甘行署成立之初，邓以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王鼐为参谋处长，具体办公机构暂不设置。而续范亭与王新令的主要工作，仍是帮助整饬省政。延至同年秋后，在各方催促之下，始建立办公机构。 　　邓宝珊之所以积极致力于甘肃乱后图治的工作，并坚持不树个人势力，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开明思想和作风。他从自己切身经历中体会到，中国政治不良，与野心军人跋扈、牟取私利有很大关系，所以他想走一条“政治改造”的道路。他的这种认识，当然有很大的片面性，实际上也无法实现。但也反映了他基于孙中山民主主义思想而产生的对军阀割据的不满。另一方面，也与他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有关：当冯玉祥发起中原大战反蒋时，邓宝珊曾向冯建议：“今日的讨蒋战争，是一场争天下的决斗，胜了全国归你有，败了留下陕甘也难保。应将西北部队全部调出，仅留一部守备兰州。”冯从其言，倾师出动，因是甘肃空虚，土匪蜂起，乡人受害。邓以近两年来家乡罹此浩劫，自己言出有责，莫能自释。此番有机会补过，自然要全力以赴。这从他1932年底在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得到证明： 　　现在全甘军队人数，共有八万余人，灾后全省人口仅有五百万余人，而军政支出年约一千二百余万，除妇女不计外，老幼年均每人负担要在五元以上，这样重的负担，恐怕各省再莫有此了!希望大家在此次会议上，开诚布公，尽量供献意见，以期讨论出良善办法，建立预算案，减轻人民负担。要知道现在甘肃社会经济完全破产，而军队的命脉建筑在社会经济之上，若使我们仍然漫无计划，向人民任意征索，使人民无生路，势必演成更危险的状态，前途何堪设想!所以我们为自己为人民为社会打算，应当迅筹救济办法，渡此困难环境。⑩ 　　邓宝珊这次回甘，本来还肩负有杨虎城实现“大西北主义”的重托，但因孙蔚如举措失当，蒋介石又采取种种防范措施，这一计划成了泡影。幸邵力子有体恤民瘼、改良甘政之宏愿，邓宝珊方未失望于此时。一年之间，邵以强毅，邓以坚忍，风雨同舟，刚柔相济，荜路蓝缕，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仅能如愿之二三，但总算达到了一些恢复社会秩序和社会生产的目的。是年11月，兰州警备司令段象武、公安局长马华瑞鼓动“学潮”倒邵力子。甘肃教育经费多年来十分拮据，此前教员索薪，经邓宝珊从中调处，省政府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除发放教职员少数薪资外，并将榷运局盐税收入(盐余)作为兰州中等以上七个学校的教育专款。但榷运局长及办事科长并不认真执行，不肯按员发放，几经交涉，答应发放一个月薪资的几分之几，遂起风潮。索薪教员代表和财政厅长发生冲突，邓宝珊在山字石家中亲切接见代表并加以安慰，邵力子亦来到邓宅，表示慰问。当晚，索薪代表在邓宅过了一夜。当时，代表和财政厅长冲突的消息传出，各校学生于第二天进城，表示支持。邓宝珊力为邵辩，并一再劝慰学生和教员，说明省财政困难情况，反复开喻，事态遂平息。邵因此益与邓善。 　　1933年1月，邵力子赴南京述职，旋改任陕西省主席。邓宝珊受邵委托代理省主席事务。(11)此后数月，邓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辑流亡，提倡兴办实业，发展民生。3月，省政府以兰州户口稀少，财政困难，无设市必要，呈准行政院撤销兰州市建制。4月，全省改用银币，停止使用银两，并规定折合标准为原银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三个月后，相应实行田赋折征废“两”改“元”。(12)时有藏族人士贡觉才让(汉名王佐卿)在兰州兴办家庭工业社，制造肥皂，邓宝珊、续范亭都极为支持，邓为他题词“救国之基”四字，以为勉励。又建设厅曾发生拖欠工人薪水数月之事，邓了解后立即命令补发。工人本要求补三个月工薪以救断炊，邓说：“工农是创造社会财富的人，饿着肚子咋能干活，叫财政厅拨补六个月。”财政厅以拨款有困难告邓，邓仍坚决地说：“你们拨给，我再想办法，一切责任由我来负。” 　　1932年到1936年，邵力子先后任甘肃省、陕西省两省主席，1936年12月离陕到南京就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次年7月抗战爆发，他决定将留在西安未及运走的藏书捐献给甘肃天水县。1938年曾被邵力子聘为陕西省政府顾问的天水籍学者冯国瑞把邵力子的藏书从西安抢运到陕西省西部的凤翔县城，之后又经二次转运到天水。其间运输十分困难，甚至雇用了驮盐的骆驼，经陇县、清水县等地才好不容易将全部图书运达。邵力子捐赠的图书运到天水后，即由天水县政府筹集资金，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7月成立了“甘肃省天水县图书馆”。天水县图书馆馆址在县城南王公祠，改建后的祠堂辟中院为“邵力子先生纪念馆”，于右任题写了匾额。邵力子捐赠的这批图书，总共5242种，16626册，合册帧照片等，约有5万卷以上。这批书籍经整理，可分为五类：一、丛书十余种，多为陕西当地文化人之汇集，或其所集为当地人之文物；二、方志、游记、地理类图籍多种，系关于陕西省者十之九，甘宁青次之；三、关于陕西及甘宁青西北各省人之所著多种；四、国人对于陕西及西北各省关系之所著多种；五、陕西及西北各省地理实境之照片多种。邵力子捐赠私人藏书于天水，反映了他“以西北文物还之西北，就地存储，公诸社会”的大公思想。(13) 　　与朱绍良和“诸马”的关系 　　风闻邵力子离甘之事已定，国民党中央将任命为害陕西八年之久的河南军阀刘镇华主甘。对此，甘肃政界和青海马麟都去电报反对。邓宝珊在陕军时曾长期与“镇嵩军”作战，深知刘镇华之为人，恐其主甘糜烂家乡，立即派秘书长王新令去南京，力挽邵力子回甘。王到南京，知邵回甘已不可能，转而活动由邓宝珊继任主席。王向于右任说明这个意见，于答：“我早有此想，已与邵公向蒋提出过，人家以政府刚提出防止军人干政为词拒绝，说今后主席要用文人。我以刘允丞(守中)与宝珊交情笃厚，将来合作不成问题，又向蒋推荐刘继邵主甘。你可去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处探听一下情况。”王见到汪精卫，汪拿出一份蒋介石从南昌发给他的电报叫王看，内云：“于院长保举刘守中为甘肃主席，我意朱绍良虽系军人，但离职日久，为人稳练，请与于院长商酌发表。”汪对王说：“这事委员长已经定了，只能这样了。”原来蒋介石认为甘肃乱局已定，绍力子的使命已经完成，邵、邓的合作也该结束。他要另派“高手”来抑制邓宝珊了。蒋既对邓仍怀疑忌，又知邓与刘守中、杨虎城关系密切，自然不同意刘守中主甘。 　　王新令返回于右任处陈述情况，于知事已不可挽回，只有让邓与朱周旋，看情势的发展再定行止。6月，朱之任命公布，王新令便以邓宝珊代表名义见朱，表示欢迎。同月下旬，朱在王新令陪同下，和其秘书长李勉堂一同登机飞往兰州。7月1日，朱正式就任甘肃省主席。在朱绍良的就职典礼，邓宝珊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监誓员身份发表了“训词”，他说： 　　……宝珊奉中央党部电派监誓，我今天站在中央立场上，对他勉励几句： 　　回想自北伐成功以后，中国在国际的地位，越发的伶仃了，各帝国主义惟恐我们革命成功，所以武力的宰割，经济的侵略，越发的尖锐化了。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已非我土，几千万同胞的哭声，无日不隐约在耳；一月一日榆关被夺，热河相继沉沦，又是今年最大的伤痕! 　　至若列强的裁军会议，日内瓦同盟，都是各帝国主义者怀着鬼胎，在那里秣马厉兵，作弱肉强食的酣梦。但是我们的势力，虽这样的孤单，世界的风云，虽这样的险恶，我们仍要艰苦卓绝，精诚团结，在死里求生，并要本着先总理呻吟床褥时的呼号去努力奋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这便是先总理与世长辞的时候对我们的遣训，也是本党今天对朱主席的嘱托。 　　朱主席的责任，就是要把本党的意旨，和中央政府的法令，一一的去实行。我们留心看看，甘肃的人民颠沛流离，非饥即寒，尤其是社会的不安，政治的颓废，更是无可讳言的。在这种惨苦的情形之下，希望朱主席作救济全甘的领导者，发扬民气，努力西北建设。但是这样重大的事情，不是一人能完全担负的，也不是一手一足能迅速奏效的，还要大家共策共励，戮力同心……我们知道朱主席是本党的中坚，在革命过程中，他有不少的事绩，昭昭在人耳目。从此他担起甘肃政治的责任，领袖群伦，使西北的一切，渐次入于正轨，甘肃的民众，都能得到安宁，这是我代表中央勉励朱主席的最大意义。(14) 　　继由行政院监誓员曾友豪发表训词。 　　朱绍良是国民党大员莅甘任主席之第二人，在国民党军人中亦属老资格人物。他1909年赴日本学习军事，1910年加入同盟会，次年因父丧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前往汉口参战。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昌行营参谋长、第九军军长，四一二政变后任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后任南京政府军委会委员兼军政厅厅长、办公厅主任。中原大战时在陇海线战场任左翼总指挥，围剿红军中先后任第六路军总指挥、第三军团军团长、总司令部参议。在国民党势力进入甘肃，统治西北的过程上，朱绍良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朱绍良到兰州后，颇有向邓使出一招“杀手锏”之意。邓宝珊审时度势，为了家乡的安定，自己既不能急流勇退，也不能和朱硬干，只能与之巧为周旋，立存于艰难之境。当时国民党甘肃党部常务委员田昆山联络了一些地方士绅，以攻击邓宝珊而取悦于朱绍良，造谣说邓在代理省主席事务期间，把禁烟罚款40万吞入私囊。朱到后不久，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杨德亮，带部队把驻甘行署教导队在兰州东校场的营房包围，捕去政治教官梁干丞。梁系共产党员，时任中共甘宁青特委军委书记，不久被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中共党员谢冠军(行署特务营二连连副)。为此，邓宝珊的堂侄邓鸿宾(中共党员，行署特务营二连连长)也被撤职。于是，兰州政界掀起了一阵反对邓宝珊的舆论，说行署教导队“红”了，还说“邓宝珊过去就是反对委员长的”，“邓宝珊与杨虎城勾连，要控制西北与中央抗衡”，等等。其时，省政府中山堂发现一张中共地下组织的传单，于是反邓之声悄然而起，反动分子随意指说邓身边的人为共产党。 　　邓宝珊对此初不予理睬，继而感到任其发展，将引起株连，进而影响社会，不仅对自己处境不利，亦将波及亲朋部属。遂在一次扩大的“总理纪念周”会上，表示要离开兰州，以临时赠言的方式讲话说：“近来兰州出现了很多谣言，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猜疑，这完全是不必要的。共产党并未在脸上刻字，哪里肯定谁是谁不是呢?就是委员长的左右，又有谁能保险没有共产党呢?希望大家和衷共济，一切处以镇静，勿再听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 　　朱绍良虽系蒋介石嫡系，但出身官僚家庭，自己在宦海中早年也有几番沉浮，积累了一些世故经验。到甘肃后本欲一试锋芒，既而感到形势复杂，亦不敢轻率从事。同时，邓宝珊并无实力，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所以决定看情况发展再作行动。当晚，就和秘书长李勉堂带了两瓶白兰地到邓家，表示要痛饮一番。举杯之间，朱说：“邓先生今天讲得太好了，太痛快了!我们希望和邓先生长久共事，这样的态度是最好的了。” 　　酒过三巡，朱绍良以试探性的口气问邓：“甘肃人反对你，连李贵清也反对你，这是什么原因?”邓宝珊心里明白，朱所说的“甘肃人”乃是那些夤缘求进之徒。李贵清正是这样一个小人。原来孙蔚如于1932年冬离开甘肃时把两个在甘肃收编的杂牌旅交给了邓宝珊，一个是李贵清的新十旅，一个是石英秀的新十一旅。朱绍良到甘后，李贵清也附和反邓。邓听朱说完，很坦然地回答道：“这个并不奇怪，他搞那一点人枪，是很不容易的，当然要极力把它保存下来。朱先生是中央大员、委员长的左右手，李贵清跟上朱先生，就可以生存，见机而作。‘弃暗投明’，虫蛾尚且如此。李贵清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他话中有话，但又说的都是事实。朱绍良听了笑着说：“邓先生太豁达了!太豁达了!”从此改变了对邓的态度，在几次公开讲话中说“邓先生胸怀坦荡，磊落无私”，进一步向邓表示亲善。朱绍良第一次履任甘肃省主席(15)，省政府委员除朱外，还有邓宝珊、李极中、许显时、喇世俊、张维、水梓、朱信富。由于邓宝珊一心以地方安定、社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恢复为己任，颇得社会各界的信赖，故在朱绍良自己因事离甘时，指定由邓代行主席事务。 　　“西北诸马”在民国时期，是颇有影响的地方军阀势力。他们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子承父业，不断扩充实力，行成了半独立状态的区域性家族统治。“诸马”军阀起源于左(宗棠)系湘军收抚的同治年间回民起义领袖马占鳌，中经董福祥的甘军时期，积蓄了力量。到了民国建立以后，逐步占据了青海、宁夏、凉州等地，有了坐大的地盘。“西北诸马”有“前五马”与“后五马”之说。“前五马”指活动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马安良、马廷勷、马福祥、马麒、马麟，“后五马”指活动于蒋介石统治时期的马步青、马步芳、马鸿宾、马鸿逵和马仲英。30年代初，正是马步芳和马鸿逵分别把两个军阀家族推向“鼎盛阶段”的时候，邓宝珊在甘肃也遇到了如何处理和“诸马”关系的问题。 　　邓宝珊对“青马”(主要是马步芳)和“宁马”(主要是马鸿逵)的裂土为王是很不满的。但在民族成见由来已久的甘肃，为了立定脚跟，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必须与邻省青海、宁夏协调关系，以求缓冲。邓与邵力子联袂入甘前，已派王新令到青海联络交好马麟。马麟继其兄马麒主政青海(16)，只图“守成”，不图发展，和其侄马步芳意见相左。邓宝珊、王新令认为，交好马麟既可外却强力，又可抑制马步芳之嚣张。邓宝珊和邵力子入甘后，马步青自山西宋哲元部归，青海方面请改编甘州、凉州的马麟部队为甘肃骑兵师，委任马步青为师长。邵、邓就请国民党中央给他以骑二师师长名义。已而请改一旅为步兵，以节民力，不增饷项。不料马步芳、马步青借口步兵人数多于骑兵，在河西大肆征拔壮丁，引起社会骚动。邵、邓又电请国民党政府严电制止。可见，邵、邓对“青马”叔侄两辈是区别对待的。马步芳、马步青势力盘踞河西，邵、邓亟图收回甘、凉、肃三地财政权，和马步芳之间是有过斗争的。 　　宁夏马福祥、马鸿逵父子对邓宝珊持排斥态度。邓来甘肃前，马福祥就反对邓归来。在汪精卫主持的国民党临时中委会议上，当提出对邓的任命案后，何应钦首先表示同意，其他委员也没有什么异议，本应立即通过，讵料马福祥起而反对，他认为此案既是任命军事官员，应通过军事委员会。汪精卫反驳说：“国难当头，中委大多数在场，还一定要通过军委会吗?”马才默然。但事后又大肆活动，企图为儿子马鸿逵活动这个职务，直闹到蒋介石跟前。蒋对邓素有芥蒂，听马福祥说“邓宝珊身边有共产党(指葛霁云等)”，便又犯了踌躇。蒋向刘守中征求意见，刘说：“邓宝珊英而不雄，不争实权，处世随和，善于排难解纷，他和邵力子同去甘肃，可以起到协调各方、消弭祸乱的作用。至于他身边的葛霁云等人，都不过是老部属、老朋友的关系，这些人北伐时和共产党有些往来，马福祥怎么能说他们都是共产党呢?”经过斡旋，蒋介石才下令邓宝珊尽快赴任，但叫人转告不得起用葛霁云。 　　尽管有这一段历史纠葛，邓宝珊对“宁马”仍一持和平态度。1932年夏，马福祥病逝于涿州。邓宝珊认为，马福祥毕竟不同于其他回军悍将，后期转向全国政界活动，职至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是影响较大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其对于回汉团结和国家统一问题，尚不乏可称道之处。因此，送挽联曰：“燕市语犹温，忍看蓟野星沉，陇镇月冷；令威魂倘返，定伤山川未改，景物全非。”“山川未改，景物全非”寓意甘肃由于地方武装势力割据，以及绵亘多年的“河州事变”(17)致使社会生产凋敝的状况。意在说服马鸿逵体恤家乡民生困难，勿事骚扰。 　　虽然名义上青、宁军事应受驻甘行署节制，邓宝珊知其不可，只望他们各守其境，敛其觊觎甘肃之心，亦为不得已的办法。及邵力子飘然远举，朱绍良前来甘肃，情况变化，邵、邓抑制“诸马”之想，皆成空言。朱的中心思想是：国民党中央尚无暇经营西北，与其积极革兴，毋宁消极维持。将河西实权畀之青马，以为羁縻。“青马”“宁马”也以朱绍良后台坚实，中央军已入甘肃，对朱卑礼厚币，备极谦逊。“两马”就是在与朱绍良的互相利用中乘机扩大实力的。此段时间，邓宝珊与马步芳、马鸿逵关系淡漠，几至不相往来。 　　新一军的成立及其概况 　　蒋介石统治时期，一个非其嫡系而又不向其俯首听命的国民党将领的处境如何，我们从抗战爆发前邓宝珊的情况可以看到一斑。 　　蒋介石对地方杂牌军惯用的手段之一是挑起火并，让他们互相消灭。人们称蒋这种作法是“以毒攻毒”。1933年6月，国民党军委会北平分会委孙殿英为青海西区(柴达木)屯垦督办，率部西来。孙殿英，河南永城人，赌棍、土匪出身，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地方军阀。命令发表后，震动了甘、宁、青三省的统治者。马鸿逵、马鸿宾担心孙“假途灭虢”、消灭自己，马步芳担心孙来青海反客为主、“鸠占鹊巢”，朱绍良弄不清蒋介石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也不安起来了。 　　邓宝珊对蒋之用心洞若观火，深切地感到一场灾难将降临甘、青、宁，自己的处境将更加不妙。秘书长王新令向他进言：“你的驻甘行署主任，快要站不住脚了。最好借此机会，顺水推舟，给朱送个人情。”王已风闻马步芳、马鸿逵乞援于朱，有拥朱为统帅，联合拒孙之意，希望邓乘机表个态。邓、王当下议计，决定由王联络、奔走，促成邓和马麟一起联合各方保举朱绍良为“特派驻甘绥靖主任”。蒋介石接电立即照准。驻甘绥靖公署成立，原“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便失去存在必要，奉令撤销。朱绍良以邓宝珊有“推举之情”，保荐邓一个新编第一军军长的职位，所辖仍是新十旅和新十一旅。朱还把李贵清叫去训了一顿，最后说：“邓先生是西北一个人才，跟上他，你还可以多存在一个时期，否则你这点队伍难以保存。”1935年9月国民党政府给高级将领正式授衔，邓宝珊被授予中将(18)。 　　孙殿英军西来，蒋介石出尔反尔，又令孙军停止前进。这样，朱绍良指挥“三马”(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在宁夏彻底打垮了孙殿英，结束了民国史上一场“奇异的战争”。 　　揖让换来“新半军”。驻甘行署成立时，除各处室设置外，还有一个随营军官学校，安置军官一百多人，由邓兼任校长，下设一个大队部，分辖两个队——军官补习队和军士教育队。经费每月25000元，官佐不分等级每月每人给维持费20元，士兵一律10元。逢年过节，加发维持费一个月。不久，补习队部分人员调充特务营等单位的连长、排长，教育队的人员，除拨特务营当班长的以外，尚余八九十人，与新十一旅派来受训的十余人，编为一个教导队，由特务一营营长杜汉三兼任队长。由于新十旅和新十一旅是新附之众，邓宝珊可以指挥的队伍，不过行署两个特务营及军官队、教导队而已。新一军成立后，一部分人被裁遣，大部分人留用。特务营等并入新十旅编为一个团，原新十旅的第一、二团并编为一个团。新十一旅不动。另成立军部特务连、骑兵连(后并入张英杰部，编为骑兵营)。全军经费32000元，军部8000元。饷项开始按级别发给，上校100元，中校80元，少校60元，上尉40元，中尉30元，少尉24元，准尉20元，上士9元，下士8元，上等兵7.5元，一等兵7元，二等兵6.5元，均包括给养在内。两个旅各12000元，官兵仍按维持费发给。全军共有人员六千余人，各种枪支四千五百余，重机枪28挺，手枪四百余把，各旅当时曾派人出去招兵，为邓制止。新一军始终只有四个团多一点之众，当时人们就讥之为“新半军”。 　　军部干部情况为：参谋长张性白，政治训练处处长俞墉，总参议续范亭，秘书长王新令，军需处长郝梦九。(19)张性白为朱绍良所派来。俞墉为蒋介石所派，同来者还有蒋的外甥黄正山，黄来先任政训处处长，俞副之。旋黄离去，俞墉接任。蒋介石嫡系始终没有放松对邓宝珊部队的监视，胡宗南的团长林树人，曾兼兰州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一段时间对邓的秘书长王新令像拜门一样，每天拿着新作的诗词或字画，到王处请教，来时执弟子礼。后来才知是来间接了解邓的思想和行动的。张性白又引进黄埔系新人谋图取代邓的嫡系。 　　为了应付蒋与朱绍良、胡宗南的监视和瓦解阴谋，邓宝珊一方面作出“疏懒”之态。军部事务均交部下办理，自己不作过细之问，有人称他“邓不管”。他还经常往来各地，好作较久盘桓，人们又叫他“邓半年”。另一方面，由他的心腹干部对蒋介石势力的渗透，进行抵制。按国民党军委会规定，各部队排以上干部的任用，必须是各军校的毕业生，提升亦是如此。新一军为防止黄埔系的篡夺，采取了两个措施：一是对黄埔毕业生委以较高的副职，使他们既感满意，又一时不能掌握部队；二是极力选拔原有军官，保送到国民党办的各种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队，争取进修取得资格。所派人员先后进入南京军校高教班、洛阳军官训练班、天水军训班进修。同时军部自办三期军官教育队，孙远志任教育长，把黄埔九期毕业生全部调为队长和教官。这样，既提高了部队质量，又把黄埔系人员调离了基本部队。这些人为了急于争取到升官机会，多数很快自寻出路了。至于派到新一军的政工人员，只能在“总理纪念周”上作些时事报告和反共宣传，而且永远是老一套，久听生厌，军官、士兵渐渐也不理会他们了。当时新一军流行有“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政工人员上台乱叫”的说法。 　　这样，在抗日战争爆发前，新一军得以幸存。邓宝珊于危机时的良策，使他在蒋介石营垒中保存了暂时栖身之所。其用心良苦，可以想见。正因为新一军得以保存，抗战爆发后，邓宝珊才可能驰赴榆林，为国共合作和抗战事业做出了一番贡献。 　　新十旅是陆洪涛的甘军旅长黄得贵的残部。黄被刘郁芬打败后流亡大连，复被陈珪璋请回。后黄、陈反目，黄得贵被陈暗杀，其部下李贵清投孙蔚如，编为新十旅。入新一军序列后旅部设在靖远，第一团驻定西，第二团驻靖远。抗战爆发后在开赴榆林途中，李贵清、李平之(新一军代参谋长)、傅子赉(接杜汉三的一团团长)等投靠胡宗南，决定将新十旅开陕西扩编为师。当开抵泾川时，奉令停止前进，整顿后开到陕西凤翔，改编为暂编第十五师。胡宗南另派刘志宏为师长，李贵清只捞得个副师长。后李因失望回了老家固原，从此再无所闻。 　　新十一旅是三边(陕北安边、定边、靖边)地方武装纠合的一支部队，石英秀领其众，早年投靠了宁夏的杂牌军苏雨生部。苏雨生于1929年被马鸿宾打败，逃往陕西。石英秀为马鸿宾所收编，但又得不到马的信任。陕军入甘，杜斌丞通过曹又参的关系(杜在榆林中学当校长时，曹亦在该校当老师，故有旧谊)说动石英秀归顺陕军。但石对孙蔚如多有不满，及邓宝珊偕邵力子来甘过平凉时，石从驻地庆阳前往拜谒，表示输诚之意。邓怕影响和孙蔚如关系，只抚慰了一番，要其好好约束部众，保证地方安宁。孙蔚如离甘时，以石英秀、李贵清部皆依附之众，不好统驭，而石、李亦有不愿离甘之意，孙便将两部转交给了邓宝珊。编入新一军序列后，新十一旅部驻静宁，后移驻榆中，第一团驻定西巉口，第二团驻静宁，后移驻榆中。1935年，石英秀病死，刘宝堂继任旅长。这支部队后来开到榆林，是邓宝珊可以直接指挥的唯一部队。由于环境特殊，蒋介石虽用了不少心机，但一直存在了下来。1945年10月，新十一旅部分官兵因不满蒋介石内战政策，起义于陕北三边。 　　① 马文瑞等《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杜斌丞》，《人民日报》，1980年10月8日。 　　② 1931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已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主席。 　　③ 王新令《近三十年甘肃军政之变迁与得失》，1937年，手稿。 　　④ 李少英《为诸新贵进一言》，《泾涛》(北平)，1932年第6期。 　　⑤ 国章《建设甘肃之基本问题》，《泾涛》(北平)，1932年第6期。 　　⑥ 参见刘进《在地方势力与中央权威之间——邵力子主政甘肃透析》，载《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 　　⑦ 朱镜宙《甘肃省政府财政厅二十四年工作择要报告》，(兰州)，甘肃省政府财政厅编印。 　　⑧ 蒋云台本欲投邓宝珊，因孙蔚如从中阻扰未成，转往鲁大昌处找出路。 　　⑨ 王新令《近三十年甘肃军政之变迁与得失》，1937年，手稿。 　　⑩ 《甘肃省政府公报》，第l卷，第30—34期合刊(1932年)。 　　(11) 《甘肃省政府公报》，第2卷，第39—41期合刊(1933年)。 　　(12) 《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47页。 　　(13) 志广《邵力子赠书天水图书馆》，《团结报》，2004年2月5日。 　　(14) 《甘肃省政府公报》，第59—62期合刊(1933年)。 　　(15) 朱绍良这次在甘肃的任职，时间截止到1935年11月，继任者为于学忠、贺耀组(代理省主席)；朱第二次任甘肃省主席是1937年12月—1940年11月，同时兼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 　　(16) 马麒为马步青、马步芳之父，是马步芳家族势力的奠基人。1931年秋病逝于西宁。 　　(17) 国民军刘郁芬处理民族问题不当，引起马仲英1928年4月领导的河州(今临夏)回族群众的反抗。但马仲英缺乏政治目标，在流窜中骚乱社会生活甚巨。 　　(18) 据《国民政府公报》，1936年1月24日。 　　(19) 潘益民《兰州之工商业与金融》，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6页。 　　 邓宝珊传/王劲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