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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与陕甘宁边区的睦邻关系

王劲

延榆协防 抵制进攻边区 　　邓宝珊前往榆林时，就考虑了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问题。由兰州出发的同时，已派秘书汤昭武到西安，取得杜斌丞的介绍信后，再去延安联系。朱德总司令首先接见了汤，听取了有关情况后说：“邓先生坐镇榆林的消息，我们已经得到了。对此延安方面非常欢迎，愿与邓先生合作抗日。请转告我们的意思。”几天后，毛泽东又接见了汤，他说：“邓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将来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好是没有问题的。请你转告邓先生，有什么需要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帮助。”并嘱汤：“既然邓宝珊军团长已经到了榆林，你就不必回兰州，直接去榆林好了，尽快向他转达我们的欢迎之意。” 　　为了沟通与陕甘宁边区的关系，邓宝珊到榆林后，又派副官石佩玖与八十六师副官高少白，带着他与高双成的信件，前往陕甘宁边区绥米佳吴清①警备司令部所在地绥德，拜会了陈奇涵司令员。此后，邓宝珊在绥德设立了办事处，派绥德开明士绅、前八十六师驻太原办事处主任刘绍庭为办事处主任，负责与延安方面的联络工作。抗战期间，榆林与延安方面频繁的信函往还，许多都是通过刘绍庭传递的。他既是榆林总部的派出人员，身为八十六师参议，以后又是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以这样特殊的社会身分，他经常风尘仆仆往来于延安——榆林道上。 　　驻绥德办事处设立后，陈奇涵司令员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司令员肖劲光、陕北联防司令高岗，先后到榆林与邓宝珊、高双成晤谈，相互达成了和平相处的口头协定。邓、高在安辑流亡部队的同时，还认识到，联合友军八路军，协守黄河防线，是当时又一重要任务。邓宝珊的指挥范围，东南自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起，沿陕甘宁边区至三边；东北自军渡沿黄河右岸直到包头、五原以南的伊克昭盟全境。经商定军渡至贺家川一段边区通往晋西北的河防，由边区部队驻守，其余由榆林部队负责。位于陕北绥德地区和山西临县交界处的碛口和军渡，为陕甘宁边区与前方各抗日根据地的两个重要通道，由于边区与榆林建立了良好关系，使这两个通道一直畅通无阻。1938年3月和1939年夏，日寇两次进犯山西保德和陕北府谷两县，榆林部队渡河迎头痛击，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则从侧翼截击，迫使日军仓皇撤退。两次共击毙敌二十余人，生俘日军二人。抗战的头几年，榆林和延安几遭敌机轰炸，双方都互通电话，进行联合防空。延、榆之间，邮电往来不受限制。边区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著作单行本，都给榆林的机关、部队邮赠。1939年4月，邓宝珊由北路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肖劲光给他打了一份电报，表示祝贺，电文一开头就写道：“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一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猷而建奇功，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给邓以很高的评价，并寄予了巨大期望，表示双方应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反击日寇的侵略。6月到7月间，肖劲光到绥米一带河防部队检查战备工作，也到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去拜会过邓宝珊，受到邓宝珊的热情款待。当时同去的还有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教授。李是曾被国民党政府非法迫害过的全国闻名的“七君子”之一，后来在解放战争初期又因争取和平民主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那年他是专程到榆林去看望邓宝珊的，路过延安时，与肖劲光结伴而行。交谈中，邓宝珊流露出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很不满，而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陕甘宁边区建设，表示拥护和赞赏。肖对邓能够坚持抗日，坚持对我党我军友好的态度，也表示了赞扬和感谢。双方都同意团结对敌，遇到事情多商量，互相体谅，友好相处。② 　　两方合作的重要方面之一，是维护延榆交通的畅通。1938年3月，邓宝珊命令新十一旅二团派两连兵力保卫连接榆林至边区的公路安全，他叮嘱驻鱼河堡的副官长张润民说：“你们的任务是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进入!”这一状况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胡宗南曾私下三令五申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的人员和物资，但邓宝珊和高双成都不予执行。不仅货运无阻，人员往来方便。还尽量利用私人关系，从国统区为延安方面采购急需的物资。延安方面则对榆林军队赴西安接运武器弹药、被服装备以及从关中接收壮丁，给予借道北上的充分方便。双方真正体现了“互助互让”的精神。 　　榆林是国民党政权在陕北仅存的一个据点，也是陕甘宁边区北面的屏障。榆林的军事政治形势还直接影响绥西伊克昭盟的稳定。因此，国、共双方对这里都很重视。在关系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中，有邓宝珊这样一位主张国共合作、团结御侮的高级将领左右其间，可说是民族之幸。国民党中央的决策者如能真正给他以信任，将会十分有利于抗战事业。但是，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蒋介石不忘反共，给全心全意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不断制造困难。 　　1939年底，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他调动胡宗南的20万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从南、西两面封锁并发动进攻，同时命令邓宝珊督饬榆林军队从北面封锁边区。胡宗南曾给邓发电报说：“兄部新十旅经弟整顿充实，改为暂编十五师，由刘志宏任师长，请即调榆。”邓宝珊看破这是胡宗南的增兵之计，立即复电称：“榆林粮秣困难，供应现有部队尚感不足，如再添一师，势难维持，弟意不调。”抵制了胡宗南增兵榆林、进攻陕甘宁边区的企图。1940年3月，蒋介石避开邓宝珊，直接给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一份十万火急的亲译电报，命令他“迅速派兵两团，截断螅蜊峪、宋家川等地沿黄河通往山西的渡口，阻止八路军过河。违令停饷”。原来此时侵华日军向晋西北发动了大扫荡，坚持在敌后抗战的八路军，采取了“精兵简政，坚壁清野”的对策，把晋西北的一部分后方机关转移到黄河西岸，进行休整。蒋介石此举弃抗日大计于不顾，以图借机消灭抗日力量。高双成经与陕北保安指挥官胡景通商议，向邓宝珊报告了此事。征得邓的同意后，给蒋介石复电说：“八路军在绥德、横山之间的周家*(上山下佥)集结兵力三千多人，有进攻榆林打通神(木)、府(谷)，连结晋西北的企图，若我进至黄河岸边，八路军就会乘机袭占榆林，如何处置，谨乞电示祗遵。”同时，通过刘绍庭向延安方面表示“我交朋友就要交到底，彼此心照，不再明言”。事后，延安方面负责同志转告邓、高：“边区在极其困难之际，榆林方面拒不执行蒋介石派兵进攻河防渡口的命令，是对抗战做了一件大好事。” 　　1940年，蒋介石布置了一个从北面加强兵力，配合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施加军事压力的计划。任命陈长捷为邓宝珊的副总司令兼伊克昭盟守备军总司令，并作了相应的部队调整，让陈指挥新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和骑七师朱钜林部进驻桃力民。桃力民位于伊克昭盟北部的黄河右岸，介乎五原、三边、包头、榆林四地的中心。在这里派驻重兵，本可向东进，进攻包头、归绥日军，但陈长捷的目的是包围陕甘宁边区，积极向南推进。正在紧张关头，延安派南汉宸到榆林，与邓宝珊等密谈。南阐述了对形势的看法，希望榆林方面作出积极反应。邓与高表示：“榆林同陕甘宁边区唇齿相依、休戚与共，没有延安的支持，我们早就被胡宗南吃掉了。榆林上次抵制出兵边区，已使蒋、胡深为疑忌，现在陈长捷率三个师由伊盟向陕北推进，首先要消灭的怕是榆林部队。我们和边区将继续真诚合作。”以后邓、高以粮秣运输困难终未配合陈行动。后来陈长捷因迫害蒙族人民，引起伊克昭盟事件被撤职了。③ 　　1940年底至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惊骇中外舆论的皖南事变。此时，绥德等县的反动武装蠢蠢欲动。中共方面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调王震的三五九旅到绥德，王震兼任绥米佳吴清警备司令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邓宝珊对王震态度十分友好，王震也多次到榆林与邓相见，亲密无间。 　　邓宝珊不仅在自己指挥的范围内反对进攻八路军，同时积极支持了山西新军(抗日决死队)对军阀阎锡山的斗争。第一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的军队(旧军)在晋西向新军发动进攻。叫器：“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④结果被八路军、新军所击败。邓宝珊知道消息后，对阎锡山很是反感。他深知阎锡山“土皇帝”的劣性未改，对人说：“阎锡山搞什么‘唯中哲学’、‘二的运用’，无非是玩弄权术，这次栽了个大跟头，完全是自作自受。”1940年初，阎锡山在晋西北的专员白志沂、保安副司令钟有德率领残部逃过黄河，到达榆林附近。邓宝珊和高双成商议，指定他们暂时驻扎在榆林北郊的一个小村子内，不让其进城。白与钟无奈，不久便率部去了宜川秋林。 　　互相信赖 消除摩擦 　　八年抗战中，蒋介石除几次发动反共高潮外，还一再指示其亲信和其他反共分子制造摩擦，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和革命根据地带来困难。但邓宝珊与高双成始终与陕甘宁边区保持“互助互让”、和平相处的关系，努力消除辖区与邻区的国共摩擦。 　　太原失陷后，阎锡山于1939年1月辗转来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其领导的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和山西省政府机关，亦设于此。阎锡山欲重振旗鼓，但他实行的是所谓“军农合一”的政策，借抗战名义对人民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和经济上的剥削；同时破坏民众抗日组织——抗日决死队，即山西新军。山西新军的领导人是续范亭、薄一波、南汉宸等⑤。1939年5月，续范亭和南汉宸先后到榆林，请邓宝珊设法解决晋西北的摩擦问题。邓宝珊电邀阎锡山驻晋北的将领杨爱源、孙楚等来榆林，与之谈论了抗战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希望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避免摩擦，共同抗日。后来他们经延安去秋林见阎锡山，征得阎锡山的同意把部队由晋西北转到晋西去了。邓宝珊当时认为，阎锡山在晋西北的部队，必然要阻止八路军通过那里去敌后。所以，说服杨爱源、孙楚离开。他曾给杨、孙讲：“共产党去敌后是好事，他们发展了，一则可以拖住日寇的后腿，不能向我们进攻；二则可以减少百川(阎锡山)在秋林的压力。你们为何不到晋中铁路西侧的富饶地区去图发展呢?蹲在晋西北那个穷乡僻壤，有个什么好处?”这样，说动了两人，转向晋西以图晋中去了。 　　抗战初期，绥德专区各县形成了两个政权。原来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陕北国共两党的军队都在原地停止了战斗，不久中共方面派周小舟到榆林与高双成达成和平相处的协议，高双成就把驻绥德专区各县的部队撒了回来。但那里的国民党行政机构和人员没有撤出。所以各县既有陕甘宁边区政府派驻的县长，在广大农村领导群众进行生产、宣传抗日；又有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委派的专员、县长，住在城里“吃冤枉”⑥。 　　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是个有名的“摩擦专家”。1939年春天，何绍南乘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前线抗战的机会，指使安定县(今子长县，县治在瓦窑堡)的县长兼保安队长田杰生，借口征兵问题，破坏团结，与驻杨家园子的八路军发生冲突。并把边区派的安定县长薛兰斌以会商事情为名，骗到他的县政府扣押了起来。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据报后，令邓宝珊派兵一团，前往调停。邓宝珊意识到，安定冲突如不尽快解决，就会破坏团结、影响抗战。与高双成商议后，决定派胡景通前往。胡景通长期受中共统战工作的影响，团结抗日思想明确，又对邓、高从来推崇忠实，宜当受此重任。胡到定边后，陕甘宁边区政府方面派胡的旧友、中共党员马玉章前来联系。胡表示自己“决不吃摩擦饭”，决不偏袒国民党方面，并命令田杰生立即释放薛兰斌。在事件解决过程中，有一天晚上，中共方面通报胡景通：“何绍南指使其部属，要暗杀调停部队的军官，嫁祸于八路军，以引起冲突，扩大事态。”胡景通立即下令部队作了严密预防，全体官兵夜间一律不准外出。是夜，城内鸣枪数十响，胡部保持镇静，严阵以待，使敌人阴谋未逞。第二天，经调查是当地联保主任南寿棠所为。胡立即召开军民大会，捉来南寿棠示众，下令押出枪毙。南见此状，吓得瘫倒在地，连呼：“冤枉啊!冤枉!是何专员派人来让我干的。饶命啊，饶命!”周围的群众和地方士绅这才恍然大悟，愤愤不已。胡景通见首恶已经暴露，群众也受到了教育，便免处南寿棠死刑。 　　后来，王震部进驻绥德，地方安定。不料1940年10月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早已离职的何绍南又生坏招：他保举八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包介山(系胡宗南亲信)为绥德专员。包介山到绥德“接任”时，在汽车里带着化了装的何绍南，企图到绥德狼狈为奸。车到绥德，当地百姓发现了何绍南，大喊：“何绍南来了，何绍南来了!”包、何以阴谋败露，无法在绥德搞反动活动，仓皇烧毁文件，率领所带卫队一面开枪，一面逃出城去。八路军也未阻拦，就这样把何绍南一伙“礼送”出境了。这就是当时有名的“绥德事件”。国民党借此大造反共舆论，企图挑起更大事端。包介山、何绍南逃到榆林镇川堡，邓宝珊、高双成命令他们住在那里。包、何要求进城汇报，遭到邓、高拒绝。包介山与何绍南又提出领军队进入榆林，为邓、高阻止。事后，王震亲到榆林，感谢邓宝珊与高双成，又重申“互助互让”原则，表示一定与榆林友军友好相处。邓、高赞同王震意见。此前，长期困守安塞县境内旦巴寨子的地主武装曹焕章自度再难存在，突围向榆林逃窜，被群众打死在中途。至此，陕甘宁边区内的反动武装势力，就彻底瓦解了。 　　察哈尔游击军总司令张砺生，1938年秋率部到榆林。当时只有三四百人，到后大肆扩充，曾给三边反共地方武装张廷芝、米脂的地方势力杜立亭、高景明等以中将支队司令名义。张的第一支队司令徐守尧部和杜立亭、高景明的部队，驻在榆林东南地区的通秦寨、打火店、清泉寺、赵庄一带。张砺生文人出身，不善约束部队，因此察哈尔游击军的纪律很坏，官兵不时越界潜入陕甘宁边区的佳县、米脂境内抢劫烧杀、奸淫妇女，被当地群众拿获惩办过几次。邓宝珊为避免和边区发生摩擦，征得傅作义同意，命令该部于1940年秋移驻桃力民。张砺生虽有不悦，但虑及和邓的关系，未便反对。同时邓婉转向张提出“察哈尔游击军应当争取在察哈尔敌后活动”，张亦无词辩驳，勉强接受了命令。但张砺生收编的张廷芝部不肯转移，仍驻在安边堡东北三十里的堆子梁，给邓宝珊留下了一个隐患。 　　1941年3月，国民党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邓宝珊，要他饬令新十一旅派队协助驻宁条梁陕西省保安第十三团，给被困在阎家寨子的国民党军送粮。邓复电熊斌说：“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陕甘宁边区一百多里，在我无足轻重，如果送粮，就会引起摩擦，影响国共团结，不如撤出。”接着新十一旅旅长刘保堂也电称：“保安十三团团长张廷祥奉陕西省保安处电令向阎家寨子送粮，要我部派队协助。”邓复电：“已转请熊主任核夺，可暂缓送。”可是刘迫于压力，和张廷祥一起把粮送了。回程中张廷祥还偷袭了边区部队，把八路军营长柴福俊打死。邓宝珊对此十分生气，后来一再训诫部下要严防这一类事件的发生。 　　邓宝珊对陕甘宁边区的友好态度，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多方反对。胡宗南的增兵之计(即调新十旅改编的暂十五师到陕北)，除了进攻边区的意图外，亦有控制榆林形势，以削弱邓宝珊指挥能力的打算。蒋介石为了抑邓和掌握随时取消邓宝珊地位的主动权，在榆林安排了许多特务。当时，中统、军统的人员在这里的有：榆林党务督导处主任荆宪生、徐玉柱，总部政治处主任朱耀武，八十六师参谋长徐之佳(后为师长)和政治处主任包介山，晋陕绥边区调统室主任郝杰山，军统特务张尔雄、郝登阁，榆林专员富文，平绥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刘桂，察哈尔蒙旗党务特派员马鹤天，榆林县长肖履恭，他们领导的机构往往就是特务麇集的所在。蒙藏委员会绥蒙工作组和边疆通讯社也是特务机关。如边疆通讯社的社长赵尺子，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务，他经常混在其他人中，一起接近邓宝珊，他的目的是从中探听一些对他有用的情报，以便向主子邀功请赏。邓对赵的虚伪和做作很讨厌。此外，以西安军委会办公厅高参名义来的褚大光和该厅汇报秘书王绍猷，以朱绍良的第八战区长官部参谋名义从兰州来的张立平，都负有特务使命。还有一些身份和来历不明的神秘人物，如马华野、寸士杰、赵清云等。邓是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人，目光敏锐，凭着政治上的敏感，他对这些人的面目很快就有了了解，有他们在场的情况下，他通常只是谈一些大道理及诗文字画、风土人情，以及戏剧、古玩等。那些鼠目寸光、心怀鬼胎的特务哪里是他的对手! 　　特务们搜集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情报，监视邓宝珊的总司令部和所辖部队的动向，拉拢、分化伊克昭盟各旗王公。每天榆林城内十几部特务电台频繁地向外发送着电波。这些人表面上对邓宝珊都很尊敬，暗中却紧盯着延安方面来的人和邓亲信的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一些是中共地下党员)。肖劲光、王震等来榆林时，特务千方百计充当招待人员，跟前随后，寸步不离地监视着。邓宝珊对此类人防范很严，令城防部队严密稽查，同时叮嘱左右提高警惕。慑于邓宝珊、高双成在榆林地区的威望，以及确实难得有隙可乘，特务们才始终未能在榆林酿成大的事端。这些人暗中分化邓宝珊的部队的活动，也没有奏效，因为邓在注意防范的同时，还适时地打击特务活动，灭其气焰，使他们中的一些人狼狈不堪。 　　抗战时期邓宝珊对延安方面的友好态度，由于特务机关报告，蒋介石时有所闻，但他抓不住处置的把柄；又因榆林情势复杂，为稳定局面，他人确难取邓而代之，只好让邓一直坐镇榆林。当初，蒋让邓宝珊来榆林，不是没有利用邓从北而遏制陕甘宁边区之意，所以也曾通过胡宗南对邓进行拉拢、利诱，但邓都不为所动。蒋介石利用邓宝珊遏制陕甘宁边区的打算落空了。 　　延安方面的谅解与支持 　　中共领导人把邓宝珊部看作可以信赖的国民党抗日友军。在抗日时局每出现新情况时，都及时向邓通报信息，中共中央有关抗日策略的决议、报告、宣言，边区政府的施政纲领和重大决策等，也经常及时送往邓处。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曾致函邓宝珊，全文如下： 　　宝珊仁兄左右：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 　　专此。敬颂 　　戎绥 　　弟 毛泽东上 　　十二月五日⑦ 　　毛泽东十分重视对邓宝珊的团结工作。八年抗战中，他派往榆林方面的信使不断，其中有八路军高级将领、陕甘宁边区党政负责同志和爱国民主人士。皖南事变酝酿中，何应钦、白崇禧受蒋介石之命发出1940年的“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缩编，集中于黄河以北。毛泽东预料形势将有巨变，通过刘绍庭致邓宝珊一信，并由刘详细转达对时局看法和对邓的期望。请邓认清反共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准备打内战的阴谋，反对分裂，坚持抗战。抗战期间，毛泽东多次让南汉宸、续范亭以老朋友身份联络邓宝珊，坚定他团结抗日、民主建国的思想。 　　1939年8月中旬，王震接到中央军委调第三五九旅回师陕北的命令，于1939年10月4日到达绥德，并立即被任命为绥德警备区司令员。抗战初期王震与邓宝珊有过交往，对邓宝珊维护团结抗日的态度非常赞赏。他到绥德不久，报经中共中央同意，亲往榆林访晤邓宝珊，商谈合作抗日的方策。邓宝珊热情地欢迎他的来访，赞赏王震有关团结抗战的主张。邓对何绍南的胡作非为原本不满，视为蓄意分裂，破坏团结的败类，表示不会偏袒姑息他们。他虽不能直接控制何绍南的行动，却可利用他在陕北举足轻重的影响，告诫何绍南少惹事端。在严守河防的同时，王震还对何绍南的反共破坏展开坚决无情的斗争。王震把群众控诉何绍南的罪状一面上报陕甘宁边区政府，一面转告榆林方面的邓宝珊。1940年绥德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电报指示王震妥善处理，电报特别指出：“久已告诉你们暂时不要把米脂及葭县边区化，此两县应暂维现状。因米脂原属榆林专员区，葭县有高双成潜在势力。此两县又均接近榆林，而榆林一带是邓(宝珊)、高(双成)、马(占山)、刘(宝堂)、朱(子文)等许多中间势力集中地。我们的政策是极谨慎地争取这些中间势力，顽固派正用全力与我们争夺这些中间派，用尽挑拨离间的能事，故你应十分注意这些。”“邓宝珊是三省边界总司令，肖劲光与你都是他的下级，如他有电来应好好回答。对他应称‘钧座’，自己称‘职’。高双成是军长职位，亦在你上，如有电来，你回电亦应如此称呼。对他们要取报告及请示态度。”“对友军、对绅士和对顽固派完全不同，你们需要注意研究这些问题，要使他们觉得我们是讲道理的。”他还奉中共中央之命，带着毛泽东写给邓宝珊、高双成的亲笔信，再次前往榆林访晤邓宝珊和高双成，向他们说明何绍南如何挑衅及其哗变逃走的经过，诚恳表示愿与他们继续保持友好关系，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王震后来说：“主席叫我去找邓宝珊，叫我称他‘钧座’。派我到榆林，是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势力。邓宝珊叫我老弟，叫我打麻将。那天还有高双成，他们故意叫我赢了很多钱，但我没有拿就走了。”⑧ 　　毛泽东还指示中国共产党有关负责同志在处理与邓宝珊的部队和驻地的双边关系时，充分照顾邓宝珊在国民党内的处境。1942年10月，山西新军成立五周年纪念时，邓宝珊发去了热情的贺电，其赞成民主的立场和对共产党的友好态度跃然纸上。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将此贺电发表，延安电台收到后，毛泽东立即在给中央晋绥分局的电示中予以批评，指出这样做“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适合的”⑨。同日(10月28日)，毛泽东又专就此事给晋绥分局书记林枫打去电报。内容如下： 　　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十八日将邓宝珊对新军五周年纪念贺电播来延安。除令延安总社不要发表外，请你对晋西北分社及《晋西日报》加以指导。此类电报只能口传，不能发表，以免影响邓宝珊之地位。此外，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⑩ 　　中共方面深知邓宝珊在国民党内的困难处境，一方面体谅邓宝珊与高双成，对延安、榆林之间因国民党顽固派分子挑衅发生的问题，决不归咎于邓、高二人；另一方面，在蒋介石、胡宗南策划削弱邓宝珊力量时，帮助邓渡过困难。1941年9月初，军委会西安办公厅派一姓魏的高参为点验委员来点验晋陕绥边区部队。魏某先往桃力民点验了新二十六师和骑七师以及察哈尔游击队军第一支队后，到安边点验张廷芝的察哈尔游击军第二支队和陕西省保安十三团。保安十三团团长张廷祥和张廷芝是堂兄弟，张家是靖边县金凤坪的恶霸地主。张廷芝与新十一旅旅长刘保堂有隙(11)，必欲置刘于死地。陕西省保安处处长徐经济，秉承胡宗南旨意，先已策动张氏兄弟反共和暗算新十一旅。此时，他们以为时机已到，于9月3日借宴请点验委员为名义，请新十一旅连长以上军官赴宴。席间，张廷芝突然击毙刘保堂，张廷芝扣押了新十一旅十多个军官。继而派部队分头进攻，企图解除新十一旅驻安边部队的武装。新十一旅排以下官兵奋起抵抗，双方激战至天明，经地方士绅出面调停，张氏兄弟放回了被扣的新十一旅营、连长，带领部队撤至城外70里的白泥井。事变之日，新十一旅第一团少校团副牛化东因事去了定边。牛是中共地下党员，闻讯即与驻定边的八路军警备第三旅旅长贺晋年联系，商定贺带部队在安边附近长城外埋伏，作为援军，牛化东到白泥井组织反攻。新十一旅官兵推举第一团第一营营长曹又参为指挥官，牛化东为副指挥官，进攻安边。攻城之前，派人进城，以同乡关系争取了城内保安队中队长杜廷发、夏品三，到时开城门接应。9月10日凌晨，新十一旅一举攻入城内，击毙了张廷祥之父张玉亭，活捉张廷祥，将其活祭了刘保堂灵牌。张廷芝与其父张兰亭带队逃跑，新十一旅派队追击，在乌审旗西南白城子彻底将其击溃。这起安边事变，由于八路军的支持，反动的张氏兄弟玩火自焚，被新十一旅消灭了，可谓咎由自取。国民党暗算新十一旅由来已久：新十一旅的老根底，是三边地方人士组织的武装，但发展在甘肃。到陕北后，主要兵力两度驻在三边。该旅许多军官和八路军中的本地人有同学、同事或亲友关系，少不了访问叙旧，往来频繁。榆林和三边的国民党特务因此勾结起来，指名诬告新十一旅军官“通共”，企图制造口实对他们下毒手。蒋介石侍从室据报要求邓宝珊查办，邓总是以“亲朋往来，人之常情”解释，使特务的诡计不能得逞。 　　国民党顽固派对邓宝珊基本部队的“暗算”未成，又来了一个“明调”。决定把新十一旅由三边调到桃力民整训，而把桃力民的二十六师何文鼎部换防三边。延安方面认为，这不是“换防”，而是要吃掉邓宝珊的基本队伍，同时为进攻陕甘宁边区创造条件。于是，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王震率部进驻靖边县的毛团库囵，指挥三个团“包围”了新十一旅所驻各据点，从11月中旬到12月上旬，每夜进攻各据点，声言先消灭新十一旅，再迎击二十六师。邓宝珊派副参谋长于浚都到靖边见王震，王震叫于转告邓：“狼要来吃羊，我轰狼来了!”邓宝珊于是了解了延安方面这次进攻三边的意图，便打电报告急。胡宗南不得不停止调走新十一旅的部署。这时全国反对内战的呼声很高，蒋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三边形势趋于缓和。王震返回绥德时，曾与贺晋年一起到安边，与新十一旅新任旅长陈国宾交谈，解释中共方面对新十一旅明围暗保的内情，并请他们转达对邓的问候。宾主尽欢而别。 　　除了通情报和帮助邓宝珊巩固自己的部队外，抗战时期延安对榆林国民党军的支持还有(12)： 　　(一)帮助榆林方面购买军粮 　　榆林地处陕北高原最北部，土地贫瘠、灾荒连年，军食往往发生困难。国民党当局对杂牌军的供应，刁难甚多。榆林部队不得不常到陕甘宁边区购粮。在蒋介石对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边区军民的粮食也很困难，但出于抗日大局的考虑，尽力节约出粮食支援榆林方面。有一次，听闻榆林急需军粮，驻绥德的王震司令员即派粮食科科长和田子亨去榆林，谈妥帮助榆林方面购粮二千石，并很快兑现。1943年二十二军派军需处副处长严佑民来延安采购粮食，住了好几个月，延安方面帮助他解决了购粮和新兵过境的吃粮住宿问题，并受到了朱德、贺龙、肖劲光等八路军领导人的接见。 　　(二)给予运输方便，免税免检 　　榆林军队的军需补给品，由西安方面拨发，经延安运输最为方便，否则要绕道宁夏、伊克昭盟，行程两倍有余，沿途无兵站设施，困难极大。延安方面对榆林军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被服装备等，给予运输方便，并保护其不受意外损失。由于国民党当局歧视杂牌军，榆林军队的军饷、军需常常受到克扣，迫使他们的运输队每去关中时，都要兼带土特产去做生意，货物中有羊毛、驼毛、酥油、蘑菇、毛线、地毯等。对这些货物按理都应由边区税务所、检查站抽税和检查，但边区政府为了表示对榆林军队的支持，决定予以免税免检。每次过境，由榆林方面通知延安交际处，再由交际处转告边区沿途检查站、税务所，使其运输队畅行无阻。这样，有时不免有国民党顽固派的特务混乘车辆上往返榆林、西安之间，但为了照顾同榆林部队的关系，延安方面只是加强安全保卫措施，不予公开揭露，以免榆林方面难堪。 　　(三)热情接待过往陕甘宁边区的榆林部队官兵 　　不论总司令、军长、师长，还是中下级军官乃至士兵，无一例外地给予热情接待。高级人士，安排参观、游览、出席欢迎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下级军官和士兵，则在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有文艺演出，即请他们前往观看。榆林部队的新兵，大部分由关中人口众多的地区招募，过陕甘宁边区要经过十一个兵站。边区对兵站用粮给予照顾，优先提取，最后在边区粮食局汇总后按优惠价格结算。每批新兵过境，边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部都给予照顾，有时组织欢迎和欢送，使新兵认识抗战的伟大意义，提高他们的爱国热情。1941年春节期间，有几队榆林部队的新兵过延安，边区政府即组织群众去给他们扭秧歌，还送了猪肉、豆腐等过年食品。在敲锣打鼓的气氛中，新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新兵过境中，往往有一些人患病，边区政府积极为之治病，暂时走不了的，就送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等单位继续治疗。某次有一个患天花重症的新兵，到延安后不能随队北上，全身脓肿，无一处完好的皮肤，身上发散的臭味惹得苍蝇满屋乱飞，经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介绍送往八路军医院，治疗月余方愈，自行赴榆林归队。 　　延安和榆林方面的睦邻关系，打破了胡宗南、阎锡山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加之绥远的傅作义部队、马占山部队以及蒙古族沙王等都与陕甘宁边区保持了友好关系，结成了一个地方实力派与边区团结抗战的联盟，大大有利于抗日形势，促进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晋西北的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可靠的后方，解除了后顾之忧，全力以赴地开展对日作战。 　　陕甘宁边区与榆林方面的团结合作，树立了一个抗日根据地与国统区、中共与国民党、八路军与国民党军团结抗日的范例，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孤立共产党和人民抗日武装做出了贡献。 　　① 即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等县，1937年10月底由八路军接防。 　　② 《肖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59—261页。 　　③ 详本书第166—167页。 　　④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3页。 　　⑤ 1939年山西新旧军发生“十二月事变”后，新军各部、队成立临时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罗贵波任政委。 　　⑥ 西北方言，是群众对剥削人民的官吏的讽刺，白吃饭、混饭吃的意思。 　　⑦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2页。 　　⑧ 《王震传》，上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38—146页。 　　⑨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7页。 　　⑩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98页。 　　(11) 张廷芝被张砺生收编后，曾亲去甘肃固原(今属宁夏)找国民党十七军军长高桂滋要枪械，以扩充队伍。刘保堂暗中电高桂滋“张数世为匪，祸害陕北”。高桂滋遂冷遇了张廷芝。 　　(12) 参见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第280—281页；《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第78—83页。 　　 邓宝珊传/王劲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