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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榆林地区军民的抗日斗争

王劲

高双成将军的抗日热忱 　　高双成行伍出身，注重练兵，早年总结出了“跑步、射击、服从”的六字训练要诀。他考虑到本部的军官多从士兵中直接提拔，勇敢有余，谋略不足，因此为适应陕北地形的需要，提出六字要诀，力图把部队训练成一支战斗力强的快速队伍。关于六字要诀，他曾给人解释说：“跑步练好了，打了胜仗敌人跑不了，打了败仗敌人追不上；枪法练准了，才能不失战机地消灭敌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服从我，我服从上级，才能上下一条心，指挥员说到哪里做到哪里。”外部势力不易侵入他的部队，与此大有关系。后来随着武器的改进和战术的演变，高双成及时派出各级军官去外地学习，又招纳四方人才，提高部队应战能力。曾往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有胡景通、杨仲璜等，去南京、洛阳、太原国民党军官学校学习的，更不可胜数。1937年起，高双成以外出学习归来的军官和接纳的人才为教官，办起了八十六师训练团，轮训各级青年军官。邓宝珊到榆林后，部队训练进一步加强，内容、方法均大加改进。 　　高双成成长于陕西地方部队中，政治上虽一度盲目。卷入军阀争地之战和攻打红军的内战，但其民族感情未曾泯灭。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的爱国主义情绪不断提高。邓宝珊到榆林后，高双成抗日保国思想更加明确。他所辖的部队遂成了北线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时期高双成受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全面抗战路线的影响，一再向部队讲：“人民是我们的掌柜的，我们是人民的伙计。我们要当好伙计，要完成好保国守土之责!”日寇侵略到绥、包和晋西北以后，他经常激励官兵说：“我们吃了陕北百姓几十年的饭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日本鬼子和我们只有一河之隔，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保住陕北。我等可殁，陕北不可不存!我们要用这个决心报答供养我们多年的百姓。” 　　自从榆林方面把东边的河防交给了八路军的后方留守部队后，既疏通了陕甘宁边区通往晋西北的关隘，也缩短了八十六师的防区范围，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包绥的日伪联军。 　　邓宝珊不断在思想上帮助高双成，军事上给其以指导。此外，还不断保荐提升高双成的地位，这一方面加强了两人之间的信任和团结，同时也鼓舞了高的抗战热情。高双成升任二十二军军长后，对邓更加竭诚拥护。高的部下和家属受其影响，也很敬重邓宝珊。二十二军从上至下，无人敢轻慢邓和他总部的人员。1941年，河南省的济源、温、孟等县群众，不堪日寇蹂躏，兼之水旱灾荒严重，逃来榆林者三百余人。在饥饿和疾病交加之下，日有死亡。二十二军中的河南籍官佐组织了同乡会，发起募捐赈济。《陕北日报》登载了这一消息，邓宝珊看后十分支持。他对高双成说：“我要劝嫂夫人捐赠十万，以襄善举。”高说：“那就请总司令命驾!”邓宝珊亲往高宅募捐，高夫人立即慷慨解囊，捐助法币十万元。连同榆林军政机关、军民的捐助共三十多万元，办起了一个毛纺厂，安置逃难来榆林的河南难民生产自救。后到1943年秋，蒋介石任命董钊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榆林的特务乘机制造谣言，离间邓、高关系，说什么“董是邓调来取代高的”。更荒诞的是：董钊和西安某校校花童芝君续弦已半年多了，特务们却说，邓要把正在上大学的女儿订婚于董。一时人言啧啧，疑团满布，高双成也陷入了恼怒和苦闷之中。邓宝珊适从重庆归来，了解情况后立即意识到这是蒋介石玩了一个“掉包计”。原来，邓在重庆感到内战气氛严重，打算将来找个借口离开榆林。所以给蒋写了签呈，保举高双成为副总司令，以为自己移交的过渡。岂料他离开后发表的却是董钊!邓一面请胡景通向高作解释，一面急电重庆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要他尽快从中斡旋，告诉蒋介石，榆林军务离开高无法开展。旬日后，蒋批准高双成为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的命令来了，高前疑尽释，恢复了对邓的信赖。他给人说：“总司令到底是咱们的人!” 　　1945年1月，高双成偶患伤寒症，病情转重。榆林方面急电陕甘宁边区派医生前来会诊。延安方面即派八路军后方医院医生中的高手携带药品赴榆。行至中途，高已逝世。邓宝珊亲自主持高双成丧事，榆林、延安、西安不少军政单位发来唁电。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携朱德总司令和边区机关送的挽联、挽幛，赶来榆林致祭。边区参议会、政府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送的挽联是： 　　练兵辛勤 驱逐倭寇著功勋 　　救国友谊 传来讣报悼善邻① 　　后高双成的灵柩运往蒲城安葬，经过延安时，中共中央为高举行了致祭大会。朱德、林伯渠、贺龙、李鼎铭等人前往致祭。陕甘宁边区对高双成的隆重哀悼，是表彰他团结抗日的功绩，而高双成晚年可风，多赖邓宝珊的合作帮助。 　　八十六师驱逐北线日伪联军史实 　　1938年和1939年，八十六师配合八路军、山西新军两次击败日寇在黄河防线上的进攻后，东线战事，完全由晋西北的八路军和山西新军支撑，日寇再未能窜拢到黄河岸边。榆林军队的抗战就主要在包头滩上了，作战部队是邓宝珊、高双成组建的伊东游击纵队。 　　伊东游击纵队以八十六师的两个精锐步兵团和绥远地方抗日武装结合组成，成立于1937年年底。由高双成亲自兼任纵队司令，团长高致凯(中共地下党员)为代司令，王伯谋为参谋长。下属的五个游击支队，队长为邬青云、王永清、张步成、陈秉义、段宝珊。整个纵队步骑总数共八千多人。纵队司令部设在东胜县。 　　抗战期间，伊东游击纵队在黄河上下，对敌作战近百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战役十余次，使敌人损失惨重。日寇侵占我西北的计划在傅作义、邓宝珊部的打击下未能得逞。八十六师伊东游击纵队的战斗，保护了陕北和伊克昭盟的安全。伊东游击纵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的官兵九百余人，连同受伤人员共两千五百多人。对国家和民族作出了重大贡献，是西北地方部队在抗日前线表现突出的部队之一。 　　下面记叙几次重要战役的情况②： 　　(一)协助东北挺进军夺取达拉特旗 　　达旗位于伊克昭盟东北部。该旗的康王投降了日寇，王府附近驻有日军几百人，对驻在准格尔旗一带(总司令部设在哈拉寨)的马占山东北挺进军威胁很大。马占山想除去这个敌人据点，但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兵员也感不足，就请伊东游击纵队协助作战。1938年春，伊东纵队第一支队一千三百多人，配合东北挺进军血战两天，迫使日军狼狈逃往黄河以东。首战告捷，挺进军和伊东纵队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康王被俘，解往重庆。同时被俘的达旗伪军队长马子希经教育放回，重招旧部，后来一直和抗日部队合作抗战，再未变节。 　　(二)东胜阻击战的胜利 　　1938年4月，驻包头的伪蒙军李守信部三千多人，配合坦克十多辆、野炮数门、飞机数架，并由一部日军配合作战，长驱直入猛扑我伊东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东胜县。适八十六师旅长左世允视察前方，即指挥三个支队和地方团队阻击。高致凯代司令当时驻附近小淖，派步兵两营以急行军赶到参战。敌坦克在沙漠中失灵，敌我混战在一起，故敌人的飞机大炮不敢投弹、射击，敌势因之顿挫。而我官兵乘势英勇冲杀，日伪军逃窜，又被我追击，遗尸遍野。 　　(三)爆破队在包绥铁路沿线破坏敌人交通 　　伊东游击纵队组织了一个敌后爆破队，以原二十二军干部训练班的爆破教官王果亭为队长，队员30人，每1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3人为一组，皆精壮果敢的士兵。他们于1938年5月渡过黄河深入到敌占区的包绥铁路沿线，熟悉了群众，取得支持，买到敌伪“良民证”，开展游击破坏活动。爆破队在敌后配合伊东纵队李师纲、杨子俊、阎寿珠三个游击连队，神出鬼没地炸毁敌人铁路、桥梁、车皮、汽车、仓库、营房二百多次。他们还联络大青山的八路军游击队长耶大六，共同侦察敌情，遥相声援，捣毁了日寇尔格森俱乐部，炸毁机车一台，炸坏磴口铁桥。王果亭之妻白秀英自高奋勇，随丈夫北上。她学习八路军作风，给士兵们做饭，拆洗衣服，看护伤兵，并在战斗中担任与八路军游击队的联络工作。白秀英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女性。日寇被爆破队所困扰，悬赏5000元伪蒙钞捉拿王果亭。1942年6月，王果亭在又一次去炸敌人军车时，因地痞败类告密，遭敌截击，他与敌激战，负重伤而牺牲。 　　(四)壮烈的新城防卫战 　　1938年12月5日接到毛泽东的信后，邓宝珊下令北线部队严密防范。次年1月，驻包头黄河南岸大树湾西南方十公里处新城的伊东纵队第四支队，得悉包头敌军有集中兵力攻取该处之计划。纵队司令部即派精干连长张志琳前去增援。该连官兵年龄多在30岁以下，久经战斗，作战经验丰富，是军长高双成十分赏识的一个连队。新城地势低洼，土质松散，容易塌陷，稍稍下挖，就有地下水渗出，构筑工事不易。纵队令支队长陈秉义灵活指挥，不必固守，以歼敌为务。第三天拂晓，包头敌军倾巢出动，进犯新城。我军奋起迎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敌人。敌人暴虐狠毒，施放毒气，使我抗日官兵头痛难忍，继以湿毛巾捂住口鼻，准备撤走。但敌军从四面围上，又以飞机大炮交替轰击，城内工事全被震塌，官兵伤亡甚众。敌人还是日夜轰击，新城内弹坑累累，张志琳全连壮烈牺牲。陈秉义苦苦坚持了三日后，方乘夜撤出。时阵地全毁，人员伤亡过半。伊东纵队即派第五支队由板汗圪堵迂回攻击敌后，高致凯代司令和王伯谋参谋长率主力于夜间反攻正面。乘夜间敌机不能出动之时，发起进攻，激战两小时后，夺回新城，敌人逃窜。此役敌我伤亡都在200人以上。 　　(五)奇袭大树湾受挫 　　大树湾是包头敌军外围重要据点之一。1939年4月，驻大树湾南十公里处羊圈圪巴的第二支队队长王永清探悉，该处敌军兵力减少约半，请求伊东纵队让他率队去打。战士们衔枚夜行，来到大树湾寨下。不料当即为敌发现，枪弹如雨而来。王永清指挥部队从三面攻敌，杀声震天。包头之敌闻讯乘汽车赶到，我军处两面夹击之中。王永清部系地方团队组成，缺乏训练；王本人不知道互相掩护撤走的战术，一声下令撤退，骑兵首先撤下，其他部队亦多混乱，伤亡不少。而纵队派去协助作战的程思义连，虽连长在激战中阵亡，但部下平时训练好，枪法准，腿脚快，实战经验多，且战且退，脱离了敌人火力范围。此次战役虽然受挫，但敌伤亡多我一倍以上，计八十多人。 　　(六)攻击柴磴和昭君坟的战斗 　　昭君坟是包头外围敌军据点之一。其东五公里处有一个日寇占领的小据点叫柴磴，在敌我对峙中经常发生小规模的战斗，有几次也曾发展到团以上兵力的战斗。每当伊东纵队攻打柴磴时，昭君坟的敌军就赶来增援，使我军不能得手。伊东纵队欲拔去昭君坟这个敌人据点，因日军重兵驻扎于此，敌我兵力武器皆甚悬殊，不能下手。1939年6月，日军大部东调，昭君坟只留敌军千人。高双成派张云衢来指挥进攻昭君坟。伊东纵队以四千兵力从三面夹攻，担任主攻的是步兵李师纲营、迫击炮和重机枪连各一。又以第二、第五支队的骑兵协助作战。在夺取了附近几处高地，昭君坟城寨亦有几处被突破。讵料包头方面的日寇援军乘汽车大量赶来，形势顿变。日军从东、北两边潮水般地涌来，敌机数架则在我军上空投弹扫射，伊东纵队伤亡太大，只得下令撤退。二、五支队骑兵撤下后，步兵相互用火力掩护撤退，敌军猛追不舍。幸我后继步兵一营赶到，占领了高地，轻重武器齐发，毙敌百余人，掩护主攻部队撤下。此役伊东纵队伤亡二百余人，战马一百多匹。李师纲营长作战阵亡，是八十六师抗战中牺牲官兵中军阶最高的人。敌人伤亡更多。张云衢是八十六师战将之一，失利后羞愤难忍，6月间又组织数次进攻，以灵活机动的打法，毙敌二百余人，击毁敌军车五辆，俘虏日军队长士兵共三人，夺战马五十余匹，其他战利品无算。然后返回榆林。同年11月，王伯谋领第三纵队，配合傅作义部反攻包头，渡河奇袭磴口火车站，狙击归绥敌人援军，斩获亦多。 　　(七)渡河奇袭与击落敌机 　　1939年11月，黄河已经结冰，冰面形成坦途，人马车辆均可通行。伊东纵队先发制敌，在一个北风凛冽、尘土飞扬的夜晚，调集五个支队的骑兵三千多人，暗渡黄河，三面合围敌军驻地鄂尔各塞。一时枪声大作，喊杀声连天，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慌成一团，纷纷四散逃命。及至天明，毙敌三百余人，重伤不能动者百余人。击毙敌军团长一人，缴获了许多战利品。为防敌援军赶到，立即撤退，不能带走的物资付之一炬。各支队满载战利品而归。这是伊东纵队奇袭日伪军战斗中最漂亮的一仗，因此也引起敌人的不断反扑。敌人经常派队在飞机掩护下进攻我据点，我军也加强了对空狙击的准备。1940年1月19日上午，日寇飞机数架掩护一个步兵团，向我一支队驻地梁家圪堵进攻。一支队官兵依靠阵地工事射击地上来犯之敌，同时组织对空射击。当一架敌机在杨占山团的上空扫射时，我抗日勇士将其击中，该机坠毁，机上四名敌人全部丧生，地面敌军亦狼狈逃走。此役缴敌军汽车二辆及枪支等。飞机残骸送榆林展览，重庆军委会为此嘉奖了作战部队。 　　(八)因指挥失当再次受挫的新民堡战役 　　1939年底，伊东纵队为加强对敌作战，把司令部移驻到了更接近敌人的新民堡。1940年1月底，得悉包头敌军要进攻新民堡的消息。敌人集中了大量兵力，配备了不少大炮、坦克和飞机。新任纵队代司令张杰召集会议，研究应战之法，多数人主张采取灵活机动战术，避开敌锋，攻其不意。张杰以敌来就走，岂非笑话，不纳众议。遂下令以新民堡为中心，布置各队在周围构筑坚固工事，要求互相呼应支援，准备迎敌。第四天拂晓，敌军来犯，先排列大炮对我阵地轰击，接着飞机投弹。我阵地顿时硝烟弥漫、尘土飞扬，工事多被摧毁，电话线被炸断，各队之间失去联系。这时张杰下令撤退。忽从望远镜中看到，敌人以坦克为先导，在飞机掩护下遍地蜂拥而来。我阵地上之部队顿时混乱，各自急急向西南撤去。因目标集中，遭敌火力追击。伊东纵队参谋长兼第三支队队长王伯谋脚上受伤，几乎坠马。幸遇我军战前所挖躲藏马匹的一条深沟，挡住了敌人坦克，迟滞了敌人步兵行动，我军方脱离敌地面部队的追击。可是，半途又遇敌机投弹和扫射，损失极大。第二天退到东胜，点计兵员，共伤亡官兵近四百人、战马二百多匹、枪弹物资无数，是八十六师抗战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张杰不反躬自责，反枪毙两个连长以卸责任，引起部队思想混乱，造成第一、四支队队长邬青云、陈秉义后来投奔伪蒙军王英的恶果。③ 　　伊东游击队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中，为整饬内部，曾于1939年11月枪毙了是年5月暗杀第三支队队长张步成的野心分子刘牛，此后参谋长王伯谋兼领第三支队。 　　新民堡战役中伊东游击纵队第二、三、五支队损失有半。此后，伊东纵队在包头滩上无力进攻，采取守势。日寇因战略转移，也减少了对北线的进犯。1941年起，日军集中了侵华兵力的百分之六十四以及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更为凶狠毒辣的进攻。④同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北线战事因侵华日军减少更趋稀少。伊东游击纵队防务为傅作义部队接替，集中到沙圪堵与八十六师骑兵团合编为骑六师，左世允任师长。 　　榆林的抗日宣传和文化活动 　　在前方官兵武装抗敌的同时，榆林的抗战宣传和文化活动也开展起来了，偏僻的沙城出现了繁荣一时的抗日文化活动景象。这一切都是和邓宝珊的支持分不开的。 　　抗战时期，大后方有许多文化艺术界人士来榆林宣传抗日。其中不少人曾在榆林工作了一段时间。画家张仃、陈小漪夫妇，进步青年沈求我、姚曾依等，应聘到此工作。当时在这里的进步人士还有：《大公报》驻榆记者杨令德，民族革命通讯社绥蒙分社社长段复生，该社记者孙季白、高鲁以及王毅然、沈逸千等。邓宝珊热情接待了他们，鼓励他们开展抗日的文化活动，同时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建立了此后长久的友谊。 　　邓宝珊的总司令部设在榆林城内，他原先也住在城内。后因日本飞机经常空袭，乃在城东南金刚寺附近修凿了几孔土窑洞，起了个雅名“桃林山庄”，后来还请于右任题了名，刻石置于窑洞正面顶上。院内修了两栋平房，东房门上题“朝爽”，西房门上题“夕佳”，为邓自己手书。“桃林山庄”只有桃树十数株，稀疏难以成林，取名不过寓含了邓宝珊热爱自然风光的一番情趣。主人的抗战热情和文化修养吸引着四方而来的知识界人士。沈求我、杨令德等人每于夜间来访，桃林山庄的窑洞内成了他们高谈阔论的场所。邓宝珊思想开朗、待人平近、知识渊博，时而听四方之士的高论，时而借题发挥自己的见解，主客谈话兴致很浓，有时竟通宵达旦。 　　在邓宝珊的鼓励支持下，榆林文化界出版了一些进步刊物，如《塞风》。当地报纸《陕北日报》也在他的支持下由进步人士掌握了编辑大权，该报原是国民党中央驻榆林党务督导处的机关报，由CC系分子、办事处主任荆宪生把持。邓宝珊到榆林后，给荆“约法三章”，规定除国民党中央社公布的消息外，不准登载涉及国共关系的文章，这样实际上限制了荆刊登破坏抗战的反共文章。他还两度推荐杨令德担任该报主编。杨开辟副刊专栏，发表激烈的抗日言论。曾因一篇短文《斯大林的烟斗》引起风波，国民党顽固分子攻击进步人士亲苏、亲共，喧器一时。因进步人士的反击和邓的不予置理而平息下去了。傅作义总部驻地陕坝的《奋斗日报》，在国民党顽固分子操纵下发表了反共文字，还连篇累牍地刊登某人脱离“奸党”的声明。榆林进步新闻界对此感到愤怒，反映给邓宝珊。邓支持他们写信给傅作义，指其不当，要傅命令《奋斗日报》纠正这种做法。 　　抗战期间，由于延安、榆林间邮政限制的取消，延安书刊在榆林很流行。毛泽东著作的单行本，如《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榆林官兵、知识分子多有阅读者。邓宝珊早年了解社会科学知识时，就曾注意过介绍共产主义学说的书籍《共产党ABC》和《唯物史观研究》。他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理来研究的，认为要搞懂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非了解这一学说不行。在榆林，他对于延安送来的书刊，常置案头，细细研读。社会主义学说讲阶级斗争，他是赞同的，但不同意建立纯粹的工农政权，主张容纳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参加政权。他赞同实行国家社会主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实际上是同意孙中山“节制资本”的主张。对官僚资本主义，他深恶痛绝。 　　1938年11月李公朴访问延安，后来到榆林，与邓宝珊多次会晤畅谈。 　　1939年9月，重庆文化协会总会代表老舍(舒舍予)、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新民报》记者张西洛等人随国民党“前线抗日将士慰问团”到达榆林。邓宝珊和这些政治态度左、中、右各异的文化人接触后，了解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邓宝珊的态度是倾向进步的，这可以从因慰问团的到来引起榆林文化界的一场斗争中看到。在榆林各界举行的欢迎慰问团的大会上，首先由慰问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讲话，继由北路分团团长贺衷寒讲话。贺衷寒在国民党内以反共著称，一上台就大放厥词，叫嚷什么“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含沙射影地攻击陕甘宁边区。榆林的反共分子，从贺的言论中体味到了蒋介石暗中酝酿反共阴谋的动向，遂起而配合。9月17日晚，榆林文化界在榆林中学礼堂开会，纪念九一八事变八周年，并同时欢迎老舍等莅榆。邓宝珊应邀参加集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将结束时，军统分子、反动文人赵尺子突然站起讲话，污蔑抗日是“青年学生受共产党指使，唱歌、喊口号闹起来的”，是“拿国家命运当儿戏”，说国共合作抗日是“国家政策的流产”。赵的汉奸言论激起了与会者的无比愤怒，大家同声高唱《在松花江上》，表示抗议。 　　会后，老舍、张西洛、孙季白、沈求我等人聚于杨令德家中商议，决定给赵以打击，以伸张抗日正气。他们公布了赵尺子的反动言行，进行声讨，并将其驱逐出榆林新闻工作者协会(赵是边疆通讯社社长)。陷入四面楚歌的赵尺子多次求见邓宝珊，想请邓讲话，继续留在榆林，邓宝珊认为他咎由自取，拒绝接见。最后，赵尺子在众口责骂声中逃离榆林，去西安暂住。 　　榆林的国民党特务很多，邓宝珊得时常关照和保护进步文化人士的安全。王震来榆林，有一进步记者往访，邓告诉他接待人员中时有特务充任，是政工方面安插的，谈话时要防止他们偷听。 　　重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派著名导演应云卫率队到伊克昭盟拍摄抗日影片《塞上风云》，途经榆林。邓宝珊作为这一地区驻军最高长官热情接见并招待他们，在演职人员的住地梅花楼举行了欢迎会，此后，多次请他们会餐吃饭，邓宝珊还陪同他们浏览了长城等名胜古迹，一起摄影，并为他们签名留念。后来闻名海内的电影演员吴茵、舒绣文、黎莉莉等在榆林演出了抗日内容的话剧，社会反响很热烈。在他们的影响下，榆林青年学生也排演了话剧《家》。和他们一起来的画家沈逸千为邓宝珊画了骑马像，神态逼真，栩栩如生。电影队在桃林山庄放了电影，据说这是榆林人第一次看到电影，民间轰动一时。 　　延安抗战剧团、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战地文工团，曾先后到榆林、神木演出话剧和《黄河大合唱》等文艺节目，受到榆林军民的热烈欢迎。在邓宝珊的部队中，《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大路歌》、《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等抗战歌曲普遍传唱。士兵们尤其喜欢《游击队员之歌》，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一时之间，处处都是抗战歌声。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二十二军都成立了抗日宣传队，鼓舞了榆林军民的抗日情绪。榆林人民积极支援前方作战的将士，为坚持北线抗战作出了贡献。 　　断然戒烟 卫国忘家 　　邓宝珊一度有吸食鸦片的嗜好，对此是“不必为贤者讳”的。然而他在抗战中毅然戒烟的真实故事，适又反映了他明于大义的坚强个性。民国时代，禁吸鸦片只是官样文章，西北地区又多有种土烟者，吸食土烟之事在社会上比比皆是，对于统治阶级中吸大烟之人，更无人过问。邓宝珊20年代染上这一嗜好后未能戒除。他的总参议高志清，是榆林一位开明地方士绅，亦有烟癖。榆林专员富文，是一个反共老手，原是汤恩伯的参谋长，内战时期，汤进驻榆林，委富文当了榆林专员。富文看到邓宝珊交好延安方面，十分嫉恨，思忖邓不过是个“光杆司令”，便想借故打击，以向主子邀功。经过苦苦思索，他搞了一次“抓烟灯”的闹剧，向邓挑衅。1941年5月的一天夜晚，富文指使青云乡乡长高怀亮，带了几个地方自卫队的人，潜入高志清的住处，抓了高的烟灯。高志清住在“桃林山庄”近旁，他的女佣装作解手溜了出来，跑到邓宝珊处告急。邓宝珊马上意识到富文此举乃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目的是要给自己难堪。气愤之下，立派卫队长到高志清家堵住高怀亮等人，扣了起来。这一夜邓宝珊愈想愈气，既气富文之仗势欺人，又恨自己贻人以把柄。遂立下决心彻底戒烟。此后几十年，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 　　再说富文布置停当后颇以为得计，在专员公署内等候高怀亮等把人抓来。心想看你邓宝珊这次如何下台。不料传来的消息是事情闹大了，方才慌乱了手脚。天亮后，他三次由城内来“桃林山庄”求见邓，均遭邓拒绝。有人建议把跟富文来的护兵的枪下掉，好好给他点厉害看，邓没有表示同意。后来富文只好请高双成和绥境蒙旗副指导长官朱绥光，以及蒙旗宣慰使荣祥等陪同前来给邓赔情。邓态度冷淡，富文悻悻而去。高双成为了表示对邓的拥护，决定给榆林的特务一点颜色看看。他准备了两桌酒席，请富文、徐玉柱等特务头子赴宴，还请了一些别的人作陪。宴会伊始，高双成按着酒盅说：“我高双成在这里二十多年，向来是宽厚待人，也没人敢和我故意为难。现在有人在我的头上撒尿，这我可受不了。我这个人，对劲了怎么都行；人要欺我，我不管他是谁，用一句俗话说‘天高皇帝远，捶头子胜过知府’，看谁打过谁?我希望榆林各方面的同事朋友认清国内形势，不要惹是生非，各自克制。如果一定要搞出些麻烦，那就等着看一下，马王爷是不是三只眼!”一席话，说得“知府”富文面红耳赤，状极狼狈。其他有特务身份的人也暗暗叫苦。开席之后，富文只觉酒食无味，如坐针毡，大汗淋漓，生怕高再说什么。幸高虽一纯粹武人，做事倒能适可而止，不再把事情挑得更明。几天后，邓宝珊在高双成等人劝解下，消了气，放了富文的几个走卒。从此以后，榆林的特务活动，有所收敛。当时，榆林未发生过特务暗杀事件，捕人的事也比较少。 　　日寇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生离死别的苦难。邓宝珊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也未免于遭受这一痛苦。抗战以来，他总军榆林，孤身一人，起居从简，三原和兰州两处家小，完全顾不上了。1941年6月30日，在兰州的崔锦琴夫人听到防空警报，带孩子躲进防空洞中。不料防空洞坍塌，崔夫人偕二子允文、允武和女儿倩子，皆遭死难。⑤消息立电榆林，邓宝珊看电报后沉默不语，双目含泪。三天之内，粒米未下。副官王焕文焦急中想了一个办法，在送给邓宝珊喝的茶水中加了一些营养汤。在他极度痛苦之中，有人把大烟盘具又送到他身边，他未理会，也再未动一下烟具。 　　各方慰问电报纷至沓来。副官们为不引起他过分伤心，一一暂放。十天后呈一名单请邓宝珊过目。邓嘱一一复电致谢，除给毛泽东、朱德的复电中称“润之、玉阶先生”，给郑毓秀的复电中称“毓秀姐”外，其余一律以官衔称之。这次丧事因军务缠身，只派内甥孙伯琦回兰料理。噩耗传到三原，深明大义的张玉燕夫人立即派长女惠霖到榆林，陪伴侍奉父亲一年。次年初秋，惠霖回西安上大学，邓宝珊填了一首《玉蝴蝶》词为她送行： 　　秋风到边关，新凉扑人面。把酒唱骊歌，目送南归雁。 　　志切复国仇，勒马趋前线。挥戈捣黄龙，莫负男儿愿。 　　词中的“雁”与“燕”谐音，邓惠霖乳名小燕，一语双关，词、意皆佳。这首词抒发了抗战情怀，也表达了惜别时对女儿的殷殷期望。崔夫人母子罹难的事发生后，马占山对邓宝珊表示了特别的关切，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于1932年12月因在东北抗日失败退入苏联境内，游历欧洲归国后长期闲居，直到抗战全面爆发，才被任命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1938年5月后一直驻守在榆林附近府谷县的哈拉寨，属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指挥范围。抗战期间，邓宝珊与马占山时有往来。1938年，马占山去重庆汇报军务，归途中在延安南50里的劳山打猎，因枪筒爆炸伤断左手三个指头，先在延安治疗，后到榆林养伤，住了一个多月。其间，邓宝珊、马占山、高双成义结金兰。这次马占山来榆林慰问邓宝珊，特在榆林雄山寺石崖上刻写“还我河山”四字，表达他抗日的决心和信心。 　　邓宝珊戒烟的消息传到了重庆，也传到了延安，两地的朋友都为他高兴；重庆顽固分子对此始则难以置信，后则多方揣测，有说他以往吸烟是对蒋介石的“韬晦”之计，有说他服用了进口的最新戒烟药。实际上邓宝珊戒烟什么药也未用，有人确曾给他送来了各种戒烟药，但他未动过任何一种。他戒烟完全依靠的是坚定的决心和顽强的意志。也有人根本不相信他会彻底戒烟，直到两年后他红光满面地出现在重庆时，才终于信服了这一点。 　　治军思想和战术特点 　　邓宝珊是一位民国军事人物，且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观念，他的治军思想、治军举措和战术均有自己的特点。早年，在伊犁新军中，他受的是近代军事训练；到陕西后，接触的多是出身新军或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归来的革命党人，由于他“勤于修习”，善于领会掌握，因此逐渐积累起了丰富的军事知识。其范围不仅包括军事训练和指挥，还及于新式武器的掌握使用，在护国、护法运动中，他曾参加和负责过制造炸弹的工作。 　　受新潮流的影响，邓宝珊注意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在榆林时期，他常常对亲信的将领说，不论一个人、一个团体，还是一个国家，首先要把握好政治大方向；其次是知人善任，气度要大，作风要民主，经济上一定要公开，这样圈子就能越划越大。并以岳维峻治国民二军失败的例子为儆戒，指出岳政治上没有明确的依托，缺乏主见，被许多眼光短浅和出卖灵魂的贿选议员、马路政客所包围；又自居胜利者，乱摊乱派，充实私囊，引起河南人士和老百姓的不满；再之，在团体中先划了个第二师⑥的小圈子，造成国民二军内部离心离德的状况。他认为，岳维峻政治上的落后是国民二军河南大败的重要原因。 　　不迷信武力，这是邓宝珊不同于一般民国军事人物的一个特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对军阀以武力挟持政治十分不满，欲“开一武力与民众结合之新纪元”，把“武力归之国民”。应该说，这在当时是进步的观点。但由于没有找到中国最进步的政治力量，他的军事才能因此未能得到更好的发挥。 　　邓宝珊对部队训练也很重视。首先，他注意青年军官的培养。早年在陕州、乾州、南阳的军官传习所、教导队都是为了培养合格的部队骨干而设立的。通过有才干的军官训练士兵，提高部队的战斗素质，这是他的基本方针。其次，他强调士兵作战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射击和行军。 　　榆林时期，邓宝珊的治军思想和高双成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了，二十二军军事素质有了很大提高。1939年，高双成之子高凌云从重庆中央军校毕业归来，其同学三十多人愿赴北线参加抗战，一起来到榆林。邓、高用这一批人为教官，举办了二十二军干部训练班。训练班分为军官队和军士队，轮训部队中的优秀军官和优秀士兵。受训者每天早晨跑步、快走一万米，其时身着全副武装，裹腿里绑着沙袋和铁瓦；接着练习瞄准，端枪由五分钟逐渐延长到二十多分钟，有时还在枪口上挂重物以增加训练难度；其余时间讲联合兵种的指挥与战斗，阵中要务令，新式武器的操作技术，班、排、连的攻防战斗和夜间战斗的演习等。受过训练的干部回到基层部队，照样训练他的连队，成果日益扩大和巩固。二十二军战斗力的提高，使它在北线驱逐日伪军的战斗中显示了威力。 　　邓宝珊对部下和在身边工作的人员要求很严格。他不仅考察他们的军事科目，还考核他们对抗日战场形势的了解。对参谋人员的要求尤严，如答复有遗漏，他会严肃的批评，指出：“当参谋首先要具备了解战争全局的能力，做到‘知己知彼’，不然，就会贻误大事!”邓宝珊领军，不论在什么场合和情况下，从不疾言厉色苛责部下，亦从不打骂士兵；传叫工作人员，也不径直叫名字，必加上“请”字。他体恤部下，尊重士兵人格。故在他惨淡经营的部队中，部下多乐为其所用。由于蒋介石、胡宗南的限制、削弱，其部队始终无发展可能，军官升迁的机会非常少，但皆无怨言，无任意离去者。 　　邓宝珊治军还有一个特点是，注意约束部下与友军搞好团结，并学习友军长处。在西安解围作战中，他派人前去参观吉鸿昌部队的攻击战术。抗战中，他教育所属要学习一切抗日部队的长处，尤其要就近学习八路军、抗日新军的长处。 　　邓宝珊长于运筹，指挥作战方面很有名气。国民二军由于种种原因，部队作战能力不如国民一军，但他参与指挥的郑州攻打赵倜之战、豫西打败憨玉琨之战，以及国民军会攻天津之役，都取得了胜利。五原誓师后的西安解围之役，邓宝珊提出迂回作战方案、并事先绘制好了作战地图，为此役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战术方面，邓宝珊善于运用迂回战术，即迂回包抄、奇袭敌人的侧翼后方夺取胜利。这是熟悉他的人所共知的。但是他于正面攻坚、勇制顽敌方面，也不乏战例。我们前面所述的他参与指挥的战役，就是迂回战术和攻坚战术都有所采用的。无论运用何种战术，邓宝珊认为，指挥作战的要旨“在于运用兵力”。护法斗争中发动三原起义时，张义安强调：“兵不在多，主要在于运用。乘我和敌军驻在一城之机，出其不意，先发制人，敌虽多而无备，胜算必操。”邓宝珊结合自己的作战经验，对张义安“主要在于运用”一语的休会尤深，从此默记于心。但他进一步强调，进攻前要有充分的准备措施，特别是协同作战部队的配合问题一定要部署好。抗日战争中，邓宝珊对防守战术亦多研究运用。 　　① 胡景通等《缅怀高双成将军》，《团结报》，1987年2月21日。 　　② 以下战役情况是根据石佩玖先生主动提供的未发表资料改写的。作者订正了一些史实。 　　③ 抗战胜利，邬、陈被傅作义改编，委为师长。后跟随傅在北平起义。邬青云后阵亡于抗美援朝战争。 　　④ 参见龚古今、唐培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稿》，下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笫41页。 　　⑤ 崔锦琴与邓宝珊于1922年结婚后生有二女二子：邓团子(女)、邓倩子(女)、邓允文、邓允武。 　　⑥ 指国民二军第二师。胡景翼在世时，岳维峻为该师师长。 　　 邓宝珊传/王劲著.—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