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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回国慰劳

陈碧笙,杨国桢

一 　　一九三九年冬天，陈嘉庚看到日军大举进犯我国，沿海重要港口相继沦陷，海外华侨不仅回国困难，就是对祖国抗战局势、民众生活以及机工回国服务情况也缺乏确实的了解，对祖国的思念更加殷切。为了慰劳忠勇抗战的战士和灾难深重的同胞，他发起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简称“慰劳团”)，登报通告南洋各地华侨筹赈机关派代表参加。代表资格：(1)须通晓国语和略识中文，(2)没有吸鸦片烟等不良嗜好，(3)每人要自备旅费新加坡币一千二百元，(4)私人如具备以上条件，经当地筹赈会或商会介绍，也可以参加。为了使教育界人士有参加机会，陈嘉庚还特别规定，家庭生活困难者，由所派机关负责补助。慰劳团初步决定来年三月出发，进行往返三个月的慰劳活动。各地爱国华侨团体热烈响应，陆续报名参加者达五十余人。 　　新加坡国民党人对华侨一向自称是代表祖国抗战政府，对重庆政府又冒认是爱国华侨的领袖，把广大侨胞踊跃输将、支援抗战的贡献掠为己有。如果华侨慰劳团真的成行，他们的卑鄙面目便要被彻底戳穿，所以不惜千方百计进行破坏。始则在他们所操纵的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叫嚷：“回国慰劳团必须侨领亲行为合格”。因为侨领多系资本家，既不通国语，又担心个人安全，难得有几个人参加。接着又提出“经费自备，不应动支公款”。实际上慰劳团的经费恰是私人捐助的。最后只好造谣诬蔑，胡说什么：“徒花费十万元巨资，大半为外国赚去，回国慰劳乃形式上无谓应酬，无丝毫实益”等等。甚至由几个人化名致电重庆，诬告慰劳团团员大半是共产党员。种种花样不一而足。有一天，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突然来见陈嘉庚，开口便说：“慰劳团将回国，你何不到重庆?”陈嘉庚素知自己国语不通，年老畏寒，几年来腰骨时常疼痛，经不起久坐，自发起组织回国慰劳团以来，从未动过亲身回国之念，所以坦然回答：“绝无此意”。高凌百又说：“我来新加坡数年，未曾回国述职，想回国一行，可以作你的代表，如何?”陈嘉庚说：“慰劳团有团长，毋须代表。”高凌百说：“我已决定回去，顺便代表而已。”陈嘉庚听了深感蹊跷，几个月来高某反对慰劳团最烈，今日却主动要充当代表，岂不可怪?高凌百声称决往重庆，必非好意，或系别有使命，慰劳团前途实可担心。他筹思之下，越发感到非自己亲往不可，因匆促做出决定，并立即电邀南侨总会副主席、印尼的庄西言和菲律宾的李清泉同行。庄西言回电同意，李清泉去美国未回，陈嘉庚便约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同往，兼任翻译。 　　一九四〇年二月底，慰劳团正式组成。团员五十人，除菲律宾、香港、安南、缅甸等处代表就地启行外，到新加坡集合者有三十余人，开会数次，选出团长和职员。陈嘉庚在会上一再发言指出：“此次回国是代表千万华侨进行慰劳，绝不是应酬游历，大家必须谦逊俭约”，“善保人格”，“更不可夸张自满”。国民党人眼看慰劳团和陈嘉庚就要成行，竟通过一个英国商人向殖民地政府告发陈嘉庚是共产党。大概是谎言造得过于离奇，连殖民地政府也不敢相信，这一着又以失败而告终了。 　　三月六日，慰劳团搭乘“丰庆”号轮船，由新加坡赴仰光，准备由仰光经昆明转往重庆。陈嘉庚为了赶上国民参政会会期，于三月十五日偕李铁民乘英国邮轮离新加坡，十九日抵仰光，为了等候庄西言到来，在那里停留一星期。二十六日，陈嘉庚和庄西言、李铁民等五人乘“康定”号飞机自仰光直飞重庆。 　　二 　　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四时十五分，陈嘉庚等在重庆江底机场下机。重庆各界人士在机场设临时茶会欢迎，陈嘉庚即席答记者问，阐明回国目的。他激动地说：“我离开祖国已十八、九年了，对于国内的情形，很欠明悉。但是我有一颗心，这颗心随时随地都惦念着祖国!……这次我们回来，带来的是一颗心，一颗赤裸裸而又热诚的心”①!他声明自己和庄西言是以南侨总会正副主席的身份回国，准备与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约期会集重庆，并不是慰劳团团长。此次回国的目的，一是向抗战军民致敬慰之意，二是考察战时国内状况，带回南洋向华侨报告宣传，使千万华侨增加爱国热心，以外汇财力助祖国抗战。至于慰劳考察行程，他郑重地表示： 　　“余久未回国，究可往若干处，能否达到，不便预告。若第八路军所在地延安，如能达到，余亦拟亲往视察，以明真相，庶不负侨胞之委托。”② 　　茶会后，各界准备三顶轿子供陈嘉庚等乘坐，陈嘉庚看大家都是步行，也坚持步行登上石阶三百级，到达岸上，然后由庄西言陪同，乘汽车抵嘉陵招待所下榻。这时，他听说国民党政府已拨款八万元，由组织部、政治部、海外部派员接待，市内有名旅馆一二等房位均被保留供慰劳团住宿，深感不安，认为政府如此讲究排场，各界人士以及各省区地方官吏势必群起仿效，在平时尚属不宜，在抗战期间更觉不合。他立即写了一份启事，交各日报刊登，声明慰劳团一切费用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一文，“且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第二天，他又托人借用嘉陵招待所空屋两座，为慰劳团住所，又向某社团借来桌椅、盘碗，准备自办伙食。 　　华侨回国慰劳团自滇缅路进入国境之后，云贵两省国民党政府机关沿途设宴招待，一起接着一起，竟有一地滞留三四天，甚至七八天的。在等候慰劳团到来的日子里，陈嘉庚对蒋介石以下的国民党要人都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蒋介石和国民党军政要人也一再设宴招待，陈嘉庚因此到过嘉陵宾馆好几次。这是一座建筑设备十分富丽堂皇的宾馆，相传是行政院长孔祥熙所开。陈嘉庚起初简直不敢相信，以为孔是最高行政领袖之一，那来如此巨资?又怎肯与民争利?后来孔祥熙亲口承认不讳，他目瞪口呆，惊讶不已。有一次，陈嘉庚应邀到全国经济学社年会演讲华侨投资问题，主席马寅初听后，上台发言说：“现在国家不幸遭强敌侵略，危险万状，而保管外汇之人，尚逃走外汇，不顾大局，贪利无厌，增加获利五七千万元，将留为子孙买棺材?”他越讲越激动，声泪俱下，陈嘉庚深为震动，也深受感动。他万万想不到华侨捐献祖国抗战的血汗，竟是这样落进贪官污吏的私囊!又一次，他在与孔祥熙和教育部长陈立夫谈话中，得知国民党政府准备把厦门大学改为福建大学，他认为这样一来，暂连长汀的厦门大学战后势必迁到省会福州，顿时气得说不出话来，直到三月三十一日晚参加国民参政会举行的茶话会时，才就这件事公开提出质问：一、新加坡当局接办华侨创办的陈笃生医院，尚不肯埋没创办人名誉，我国素称礼义之邦，反欲如是摧残，诚所不解!二、厦门大学是我国研究海洋生物的重要基地，为世界所公认，为何要任意改名?甚者准备放弃?三、厦门是福建华侨唯一出入门户，如无故将厦门大学改名，难免使华侨产生疑问心理，影响筹赈和侨汇收入。陈立夫被质问得狼狈不堪，两天后亲访陈嘉庚，表示此事从此作罢，决不再提。陈嘉庚在重庆还见到了冯玉祥、何应钦、陈诚、白崇禧、戴季陶、孙科、宋子文等人，除个别人如冯玉祥将军还算谈得来外，大多数都没有给他留下良好的印象。在广泛参观访问中，所闻不外是官吏营业，机关滥设，特务横行，民不聊生；所见长衣马褂，脂粉旗袍，灯红酒绿，车马如龙；倡“新生活”而污秽满目，夸“民主”而钳制舆论；谈“抗日”而销售敌货；真是“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他私下叹息说：“那些国民党中央要员都是身居国家要职，但都假公行私，贪污舞弊，生活奢华。那些人都是四五十岁，既不能做好事，又不会早死，他们最少还要尸位二三十年，中国的救星不知在哪里?……国家前途深可忧虑，但现在又不能说。”③在一次招待宴会上，国民党组织部长朱家骅想拉拢陈嘉庚入党，说：“我们欢迎陈嘉庚先生来共同领导国民党!”陈嘉庚一听此言，马上露出很不愉快的脸色。善于察颜观色的戴季陶赶紧转圜说，“陈先生一向为国家社会服务，入党与不入党是一样的。” 　　在重庆期间，中共参政员叶剑英、林伯渠、董必武三人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赠送陕北出产的羊皮衣三件，双方就解决国共两党磨擦问题交谈了几个小时。叶剑英在谈话中表示赞成白崇禧提出的调解意见，“但求能一致对外，中央不再存心消灭延安，则均可接受。”陈嘉庚转达侨胞希望“国内和协对外，期获最后胜利”的愿望，并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陈嘉庚还广泛地接触社会名人、报界记者、福建同乡和厦大集美校友，参观街市、工厂。这时候，陈嘉庚也听到许多恶毒攻击延安解放区的话，如说什么那里的“人民如何苦惨，生活如何穷困，稍有资产者则剥榨净尽，活埋生命极不人道，男女混杂，人伦不讲”等等，觉得与他所接触过的几位中共领导人的言行大相径庭。为着了解真相，他暗下了亲往延安的决心。 　　中国共产党和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在红岩村举行欢迎茶会。陈嘉庚在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陪同下前往参加，到会者百余人，秦邦宪、叶挺也在座。林伯渠主持茶会，首先致欢迎词。陈嘉庚在致答词时，介绍了南洋华侨声援祖国抗战的情况，还特别强调国共两党团结问题，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今日抗战的中国，正如同父母生出来的一对兄弟，或一对姊妹。兄弟姊妹的面目虽不相同，名字虽不相同，但心是一样的。……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过你们共产党革命的目的，辛辛苦苦，流血牺牲，也不过是为改造社会，使国家民族好。我呢，这些年来也挣一些钱，都拿来办学校，所谓取诸社会，用诸社会。我的希望也不过是要社会好。这一点初心，我想我和你们共产党人改革社会的动机原是一样的。”④“若不幸发生内战，海外华侨定必痛心失望，对义捐及家汇不但不能增加，势必反形降低”，“万望两党关系人以救亡为前提，勿添油助火，国家幸甚!民族幸甚!”叶剑英上台致谢，说他欢迎的不是资本家的陈嘉庚，而是欢迎革命的陈嘉庚⑤。会后，陈嘉庚详细询问了到延安沿途交通食宿情况。叶剑英一一作了解答。几天后，毛泽东主席来电，正式邀请陈嘉庚访问延安。 　　四月十四日，慰劳团全部到达重庆。经过十几天紧张的参观访问之后，分成三个团，每团十五人，于五月一日离开重庆，到各地进行慰劳活动。第一团由新加坡侨领潘国渠率领，前往四川、陕西、河南、湖北、安徽五省；第二团由菲律宾侨领陈忠赣率领，前往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六省；第三团由安南侨领陈肇基率领，前往甘肃、青海、宁夏、绥远、四川等省。约定事毕各自解散回洋。庄西言因荷印局势紧张，提前南返。陈嘉庚为了准备访问延安，没有与慰劳团同行。他在侯西反、李铁民的陪同下，于五月五日由重庆飞往成都。 　　三 　　从重庆飞成都，仅一小时航程。陈嘉庚一到成都，便拉着侯西反、李铁民雇人力车前往武侯祠参观。因为他自少年时代看《三国演义》起就对诸葛亮的事迹印象极深，五十年后得偿夙愿，自然是急不可待了。在瞻仰昭烈祠、武侯祠的宏伟庙容之后，他发现昭烈陵墓右侧，正在大兴土木，单从四周基址看，规模比武侯祠、昭烈祠、昭烈墓还要大，经过查问，才知道是四川大军阀刘湘后人为其营建陵墓。陈嘉庚认为刘备、诸葛亮都是历史上的“贤君良臣”，受到人民爱戴，刘湘何人，敢与争竞颉颃，岂不荒谬绝伦?而且建庙之款从何而来?难道不是民脂民膏?他感慨地说：“余意国民政府，若政治有是非，或四川省政府与民众亦有是非，则当加以纠正，不容泾渭合流，鱼目混珠。”⑥ 　　早在抗战前，陈嘉庚就从报纸上看到“四川鸦片之多要算全国第一”，“四川的政治糟糕已极”，“四川匪祸不堪言”等报道，这次听说四川省的田赋已经征收到民国七十年(公元一九八一年)即预收到四十余年以后时，亦不禁为之咋舌。 　　蒋介石此时正以兼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留在成都，听说陈嘉庚来了，先在军校内公宴，陪客有军政要人百余人。次日又特邀午饭，饭后把陈嘉庚留下来谈话，问到成都后还想去什么地方?陈嘉庚答：“还要到兰州与西安。”蒋又问：“还有其他地方要去吗?”陈嘉庚知其意有所指，便直截了当地说：“延安如有车可通，也要去。”蒋介石听了，着急不堪，便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口是心非，背义无信”等等，又说：“周恩来不日可到，看此来有何结局”。陈嘉庚感觉莫名其妙，解释说：“余以代表华侨职责，回国慰劳考察，凡交通无阻地区，不得不亲往以尽任务，俾回洋较有事实可以报告。”蒋介石只好说：“要往可矣，但当勿受欺骗也。”⑦ 　　陈嘉庚参观市容和四川大学之后，又乘车参观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和闻名已久的青城山。五月十四日，乘飞机到甘肃兰州。他除出席甘肃省主席兼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举行的欢迎会外，婉辞一切公宴。陈嘉庚来兰州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想经此前往新疆考察西北路运输状况。因为自抗战以来，国际援助由公路运入我国者，除安南至广西、缅甸至云南的公路外，便是苏联至新僵一路了。经过探访和该线管理机关的介绍，才知道西北公路长三千多里，沙雾常发，沿途添油十分困难，每月运输量不上千吨，另外还有千头骆驼驮载，一次往来需三四个月，月平均亦不过数百吨，合计仅运一千吨多一点，对军运贡献不大，乃决定取消新疆之行。 　　兰州各界准备召开隆重的欢迎会，陈嘉庚听说第三慰劳团已到天水，不日即来兰州，建议届时一并举行，自己则利用这二段时间往青海西宁访问。沿路所见乡村，住宅简陋，村民衣服破碎，不堪入目，男女孩童多露下体，兰州附近十岁左右女子多数缠足。陈嘉庚看见祖国内地如此贫穷落后，伤感无已。 　　陈嘉庚自西宁回到兰州，第三慰劳团已经到达。按照预订计划，第二天出席兰州各界欢迎会，并在会上报告慰劳团回国目的和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情形。 　　陈嘉庚先后在兰州逗留了七八天，参观了旧街道、黄河桥和成吉思汗遗骨，并与路经兰州的绥远省主席兼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会见。这是陈嘉庚回国以来第一次和抗日前线的高级指挥官谈话。傅作义以敌军士气衰落为例说明“胜利决属我”，听后他心中无限欣慰。是时，蒋介石亲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在兰州，“诚意设宴”招待，陈嘉庚辞谢不去。越两日，戴笠特意来告，湖北钟祥、宜昌前线大捷，歼敌三四万人。陈嘉庚以为戴笠专搞情报工作，“其消息必灵敏可靠”，想不到几天后到西安一问，“所闻则大相迳庭”，宜昌早已失陷，敌寇甚形猖獗，不免大失所望。” 　　陈嘉庚在兰州还与第三慰劳团员谈了话，指出：“我们华侨是无党无派的，……不是以任何那一党的立场去慰劳。……我觉得我这次回国，无论国民党共产党，各方面的领袖都要见一见，听听他们对我说的什么话，他们对抗战，对团结，说了真心实意的话，我要听；即使是假话，我也要听听。因为将来有一天，如果有谁不实践他们说过的话……不守信义，那末，我就有好说的了。我可以对侨胞说‘他亲口对我说的，他对我说的话都是假的’……”⑧ 　　这时，他又听说第一慰劳团已抵达西安，为了避免各界重复开会欢迎，便决定五月二十四日乘汽车直往西安，并从那里出发，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 　　① 《渝机场万头攒动，欢迎陈嘉庚先生》上海《国民日报》一九四〇年四月三日。 　　② 陈嘉庚：《自仰光飞重庆》，《南侨回忆录》第99页。 　　③ 庄明理：《悼念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28页。 　　④⑤ 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缅甸《仰光日报》，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晨刊第三版。 　　⑥ 陈嘉庚：《鱼目欲混珠》，《南侨回忆录》第135页。 　　⑦ 陈嘉庚：《蒋公问何往》，《南侨回忆录》，第136页。 　　⑧ 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