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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从抵制日货到支援祖国抗战

陈碧笙,杨国桢

一 　　陈嘉庚从发家到破产所走过的道路，是成千万海外华侨实业家悲惨遭遇的缩影。祖国贫穷落后，政府腐败无能，华侨犹如“海外孤儿”，没有靠山，任凭外国殖民统治者和金融垄断资本家的欺侮摧残。“栋折梁崩，侨将压焉”。陈嘉庚从自身的经历中，对祖国国运颠危，灾难日深，抱有切肤之痛。他殷切盼望着祖国独立富强，不惜为此含辛茹苦，奔走呼号。 　　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本派兵侵占济南，陈嘉庚联合新加坡华侨组织“山东惨祸筹赈会”，被举为会长，召集侨民大会，在两三个月中募捐国币三十余万元，救济被害山东民众，同时积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此时，中国的大革命已经失败，开始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的黑暗统治和各派军阀之间的长期混战。这种局面，是帝国主义列强分裂中国所造成的。陈嘉庚一时还看不清楚国内政局紊乱变幻的本质和根源，他怀着维护国家统一的善良愿望，支持南京政府，并且亲自订下一条“规则”：“拥护南京政府为首要目的”，悬挂在他所创办的《南洋商报》办公处中，要大家共同遵守执行。 　　“鸦片流毒我国，民众受害甚惨”，陈嘉庚自幼就有极深刻的认识。而英国殖民地政府长期实行鸦片公卖，每年获利千余万元，“概系我华侨之脂膏”。一九二八年，国际联盟派三国代表团到新加坡调查，陈嘉庚代表华侨开会欢迎。会前殖民地官员通过闽粤两帮侨领施加压力，再三告诫“切勿提起鸦片事”。陈嘉庚心中“自有主张”，在席上列举许多事实，力证“南洋华侨受鸦片惨害，而尤以马来亚为甚”，要求代表团“劝英政府早日实行禁绝”。自此以后，公卖鸦片始有所缩减。 　　在三十年代初经济危机严重期间，殖民地政府曾拨款改良水利，劝导马来族人民种稻，但却不许占当地人口半数、失业最为严重的华侨参加。陈嘉庚对这种歧视政策深为愤慨，特在华人参事局提议应该一视同仁，允许华侨种稻，虽经会议通过，殖民地政府却拒不执行。陈嘉庚因辞去参事局员之职，表示抗议。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电，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持世界和平，并联络华侨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他后来自述说：“余明知开会发电虽无丝毫效力，然祖国遭此侵暴，海外侨民不宜充耳无闻，自应唤醒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冀可收效于将来。至联络抵制事项，出于不得已下策，任何激烈牺牲，亦往往不能持久，盖由居人篱下，当地当局不但不表同情，尚屡以法律裁制或袒护对方也”①。就在这个时候，陈嘉庚从一家日本煤炭公司南来新加坡的代表口中，得悉日本少壮军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对祖国的前途更加担忧。他先后在《南洋商报》上发表《对日问题之检讨》、《世界是否仍须尊重公理与和平》、《军缩与太平洋风云》等文，阐述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 　　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战争发生，消息传来，陈嘉庚深为十九路军奋起浴血抗战所感动，积极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持十九路军抗战，“全军听到这个消息，都受到极大的鼓舞”。三月六日，他写信给集美学校校长叶渊说：“时至今日，任何人皆应抱牺牲精神，各尽所能，以与暴日抗，希勉励学生，激昂勇气，……今日国家危如累卵，平、宁、沪文化机关几将破产，在此可以维持之校址，师生应当如何互相勉励也”②!这些言行，都充分体现了他的爱国赤诚。 　　陈嘉庚从一九二八年起被新加坡华侨推举担任福建会馆主席，热心华侨社会公益事业，推动华侨团结和爱国救乡活动。一九三五年，中国在外寇日逼的严重危急关头，有十一省发生严重水灾，陈嘉庚出任“华侨筹赈祖国水灾会”会长，积极动员华侨募捐，汇款回国救济灾民。一九三六年，生活书店出版的《永生》杂志，被国民党查封，钱俊瑞等在陈嘉庚的资助下，另行出版《现世界》半月刊，深受读者欢迎，一连再版三次。国民党又以该刊“专门反日，而不反共”，密令禁止发行。陈嘉庚极力支持该刊据理力争迫使撤消禁令。那时候，陈嘉庚还把救亡御侮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上，盼望“祖国政府能治理良好，领导人民团结，为华侨作模范”。一九三六年秋，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组织反蒋的“西南政府”，陈嘉庚在新加坡召集侨民大会，发电反对，认为“外侮日迫，万万不可内哄”；又另电李宗仁、白崇禧，“勿与贪吏陈济棠合污，敌人得陇望蜀，应共筹抵御，不可自生内战。”十二月传来了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被扣的消息，陈嘉庚召开华侨“援蒋救国”大会，声明拥护南京政府，发电要求张学良迅释蒋介石。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国民党人发起献机祝寿运动，要求马来亚华侨捐献一架，陈嘉庚在得到殖民地政府的同意后，担任购机寿蒋会主席，登报并分函马来亚十二区侨领在吉隆坡开会，募得国币一百三十余万元，汇往南京，约可购飞机十三架，比原计划超出十几倍。 　　长期侨居海外的陈嘉庚，毕竟对祖国的政治斗争不甚了解，他拥护南京政府、拥护蒋介石，是因为他认定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强有力的领袖，没有这样一个政府和领袖，便无法团结全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而这样一个政府和领袖是否有决心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在当时是没有认真考虑过的。对于一九二一年成立，在大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大革命失败后经受五次围剿和长征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陈嘉庚还缺乏具体的了解和认识。他曾经指出：“凡被日寇蹂躏诸地，他日日寇败而均可变为赤化矣”，“如果能真赤化，则尤胜于列强公委之共管也”，但又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是“假赤化”的“赤匪”，他们的领袖充其量不过是项羽、李密、陈友谅一类的乱世英雄，而不是刘邦、李世民、朱元璋一类统一中国的风流人物③。正如他后来回忆的：“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辩其黑白”④。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我们不能以此来苛求陈嘉庚。 　　二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芦沟桥事变，二十九军冯治安部奋起抵抗。这一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的开始，中国从此开始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被迫发出了最后的吼声! 　　芦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实行全面抗战!接着又于同月十五日发表《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民族抗战，收复失地，争取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三项主张。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蒋介石迟到七月十七日才在庐山发表谈话，勉强宣布对日抗战，但仍派遣代表与日本秘密谈判。 　　八月十三日，日军大举向四大家族的统治中心上海发动新的进攻，蒋介石被迫将一部分非蒋系的杂牌军调到上海抗战。消息传到新加坡，陈嘉庚以为战争已发动，关系国家民族存亡，事体极为重大，立即由总商会出面发出传单，召集侨民大会，汇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十五日，大会召开，陈嘉庚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新加坡筹赈会”)，由委员三十二人组成。陈嘉庚在会上宣布“大会目的专在筹款，而筹款要在多量而持久”，并自动认捐常月捐至战争终止，每月国币二千元。十六日，委员会开会，推举陈嘉庚为主席，办事处设怡和轩俱乐部，议决捐款分特别捐和常月捐两种，“概作义务捐送”，汇交“中央政府行政院”，“不收政府公债券，不得另设其他捐款机关”。九月，金门失陷，菲律宾闽侨组织福建救济会，马来亚各区华侨也纷纷组织筹赈会，陈嘉庚考虑到没有总机关领导，不但筹汇不能一致，也无从比较成绩，便发起组织各区筹赈谈话研究会。他的建议受到马来亚各区筹赈会的赞同。于是，十月十日，各区筹赈会代表在吉隆坡集会，统一对筹赈的认识和规划。到会代表百余人，推陈嘉庚为临时主席。当时南京政府宣布对所有义捐都发给公债券，菲律宾华侨已经接受，马来亚也有人准备接受，陈嘉庚就此发表意见说；“此次抗战救亡，为有史以来最严重之国难，国民须尽量出钱出力。海外华侨只负出钱一项而已；若不作义捐而贪取公债，出钱之义何在?且何以对祖国同胞?”⑤在陈的热情激励下，“全体决议不取公债”，并决定在年底以前全马要募足坡币一千万元，新加坡募足三百万元，余由各区分摊。 　　国民党政府对日开战后，决定发行“救国公债”五亿元，指令陈嘉庚等三名闽侨在新加坡、马来亚募购四千万元。陈嘉庚认为这样做很不妥当，因为华侨中广东省籍者为数不少，且以新加坡一处领导全马亦不可能，所以他写信提议在新加坡增加三名粤侨，并由全马十二区筹赈机关一致负责进行。这一建议本属切实可行，但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却以“陈嘉庚不肯负责”为词，电告国民党政府，计划另立机构，包办劝募公债，国民党政府还派刁作谦南来帮助，结果被英国殖民当局拒绝，没有成功。这一件事，使陈嘉庚对国民党外交官深为失望，因为他们“在此国家危险时代，尚不自量力而犹醉心虚荣也。”最后，国民党政府仍不得不委托筹赈会负责办理。陈嘉庚为尽国民一份子之天职，根据新马华侨已经捐认大量赈款的情况，承担劝募公债二千万元，自己首先认购十万元，以为提倡。十一月一日，他在写给集美学校董事长陈村牧的一封信中，严正地指出： 　　“金门失陷，厦集已成为最前线，此后厦大、集美两校将损失至如何程度，殊难逆料。然欲求最后之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唯有全国人民抱定牺牲到底之决心以赴之。……兹又开始劝募救国公债，我政府甚望侨胞能踊跃认购，余又不得不同样有相当之表示，以为倡率，故亦认购十万元。即此区区之款，尚须告贷半数，始能足额。值兹国族生命已届最后关头，余惟恨现无百万资产，否则亦必以全数购买救国公债，绝不犹豫也”⑥。 　　在国难当头之际，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南洋华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 　　三 　　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南洋华侨中的抗日救亡活动也进入新的高潮。“七七”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海外华侨输财纾难，统计不下一万万元，其中南洋各地即占十分之八。为了进一步团结华侨，使筹赈救亡工作得收统一行动之效，组织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关，已属刻不容缓。一九三七年秋，菲律宾侨领李清泉写信向陈嘉庚建议在香港或新加坡组织南洋华侨筹赈总机关，不久，印尼侨领庄西言也提出类似的主张，陈嘉庚自揣缺乏相当才望，不敢接受。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一日，厦门沦陷，鼓浪屿中外人士组织“国际救济会”，电请南洋各地华侨筹款协助，同时，“福州救济会”也发来电报提出同样要求。李清泉、庄西言再次写信给陈嘉庚，倡议召集南洋各地侨领开会，讨论救济华南事宜。陈嘉庚认为华侨不便过问祖国军事政治，只同意集议研究推进筹款办法。七月三十日，陈嘉庚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电询：“庄西言建议，在星组织华侨领导机关，此项组织有无必要?环境能否许可?如何组织始有成效?盼核复电渝”。陈嘉庚复电说：“环境无问题，如以国府命令电各属埠，集星组织机关，研究有益筹款，庚甚欢迎”。二十天后，孔祥熙来电：“已委外交部电知南洋各领馆，通知各属侨领派代表到新加坡开会，希筹备一切。”陈嘉庚认为这是政府命令，“当然接受"。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十月十日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召开，到会者有英属香港、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西婆罗洲、西里伯、美属菲律宾、法属安南及暹罗各地四五十埠华侨商会、慈善会、筹赈会代表一百六十八人。暹京曼谷因亲日派当权，未派代表，外埠派有少数代表秘密参加，香港尚未有筹赈会的组织，仅部份闽侨派来代表两名。大会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议决在新加坡武极巴梭四十三号设立总会办事处，每月议募义捐国币四百余万元，并发表《大会宣言》⑦说：“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实为自卫而战，实为维护国际盟约而战，实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大会同人集议伊始，用首次决议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及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大会号召全体侨胞，“今后宜更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愿我八百万同胞自今日起，充大精诚，图大团结，宏大力量，以为我政府后盾，则抗战断无不胜，建国断无不成”云云，接着又在《南侨总会通告第一号》⑧中，重申“焦土抗战”、“全面抗战”和“长期抗战，三个口号，作为全体侨胞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当时在南侨总会直接领导下的分支机构，在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有二十个单位，在缅甸、泰国、越南、香港、菲律宾有三十个单位，在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西婆罗洲有三十五个单位，其他间接接受领导者为数更多，南洋各地华侨如此广泛而有力地组织起来，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四 　　“南侨总会”成立之际，日军疯狂向我华中、华南挺进，广州、武汉相继陷落，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抗战进入危急的阶段。“速胜论”破产，“亡国论”甚嚣尘上。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然发表对日“和平谈话”。十月二十二日，陈嘉庚从路透社电中得悉此事，即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电给汪精卫，严正指出：“敌暂时得意，终必失败，路透社电传先生谈和平条件，侨众难免误会，谓无抗战到底决心，实则和平绝不可能，何若严加拒绝，较为振奋人心也。”⑨次日，汪精卫复电，百般饰词狡辩，说什么“中国为抵抗侵略而战，故对外向无拒绝和平之表示。去岁比京会议，主张调停，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际遂决定日本为祸首，而援助中国。今岁国联大会，援引第十七条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纠纷，中国接受，而日本拒绝，国联遂决定对于日本实行第十六条之经济制裁。凡此皆证明日本为戎首，中国为抵抗侵略，与不拒绝和平，并非矛盾，实乃一贯，和平条件如无害于中国之独立生存，何必拒绝?否则，中国自无接受之理。中国之立场如此，决心如此，光明正大，绝无丝毫屈服之意”云云。 　　陈嘉庚接电后，确信汪精卫对日乞和属实，而外电纷纷传播，国民党政府正与日本政府谈判和平条件，蒋介石将辞职，他更感到情势危急。二十五日，他发电驳斥汪精卫，严正指出：”比京会议，国联大会，诸代表居在客位，任何时可以发表和平意见，但无论诚伪虚实，均不致影响我抗战力量，动摇我抗战决心。若先生居重要主位，则绝对不同，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关系至大。倘或失误，不特南侨不可谅解，恐举国上下皆不能谅解。昨日路透电谣传，和平将实现，蒋公将下野，世界视听为之淆乱，可不警惧耶?万望接纳老友忠告，严杜妥协之门，公私幸甚!”同日又发一电，指出：“武力虽弱，敌寡我众，民气旺盛，长期全面抗战，华侨外汇金钱源源增加，敌决不能亡我，美英苏亦决不坐视。若与言和，各省定必反对，分裂纷乱甚于自杀，务希惠鉴鄙言，抗战到底!” 　　二十六日，汪精卫复电，力持其主张为无上良策，嘱陈嘉庚劝南侨赞同其主张。至此，陈嘉庚知对汪已无挽救希望，即将双方来往五电均交各报发表，另拟一电，极不客气地把汪精卫比作秦桧张昭：“继续抗战，终必胜利，中途妥协，实等自杀，孰利孰害，彰彰明甚。若言和平，试问谁肯服从，势必各省分裂，无法统摄，不特和平莫得实现，而外侮内乱将更不堪设想。坐享渔利，惟有敌人。呜呼!秦桧阴谋，张昭降计，岂不各有理由，其如事实何哉!先生长参政会，犹记通过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之决议案否?态度骤变，信用何在?二次之会，又何必开?海外全侨，除汉奸外，不但无人同意中途和平谈判，抑且闻讯痛极而怒，料国内群情亦必如是。万乞俯顺众意，宣布拥护抗战到底，拒绝中途妥协，以保令誉，而免后悔。”电文尚未发出，国民党政府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便来阻止，说：“这种电报千万不能再发，免使外国人耻笑”。陈嘉庚不置可否，心中鄙其无人格，与汪精卫是一丘之貉。高凌百一走，他便把电报发出，并交各报登载。另外又发一电给蒋介石说：“汪先生谬谈和平，公必被误，万乞坚决实践庐山宣言，贯彻焦土、全面、长期抗战三大策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博最后胜利。若中途妥协，即等自杀!秦桧张昭，无世不有，幸公明察之!”当时重庆及各省为什么对此等大事保持沉默，他想不通，决定将致汪两电发往重庆各日报登载，以打开沉寂局面。 　　过了二天，即十月二十八日，陈嘉庚考虑到重庆各报必不敢登载上述两电，适值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开幕，他便以国民参政员身份，向大会提出“敌人未退出我国以前，公务员谈和平便是汉奸国贼”的议案，用电报发出。那时山城重庆正淹没在亡国论、主和论喧嚣一时的阴郁气氛中，这个电报提案一到，犹如晴天霹雳，驱散了万里妖云，不一会儿就有二十位以上的国民参政员联名签署交付讨论。依照向例，在讨论前，议长须将提案题目向全会朗诵一遍，这次汪精卫以参政会议长担任大会主席，只得硬着头皮向全会高声朗诵，“面色突变苍白，神气非常的不安”。讨论时，虽然有几个“汪记”朋友有气无力地为这位“副总裁”辩护几句，但究竟敌不过一定将抗战进行到底的正义呼声。 　　陈嘉庚的提案，经在文字上略作修改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以大多数赞成获得通过，后来邹韬奋在《抗战以来》一书中追述当时讨论的情景说：“提案的内容只是寥寥十一个大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汪精卫在陈嘉庚提案攻击下，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于十二月十八日离重庆潜逃安南。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调整日本”与“新中国”的基本原则：“第一是满州国与中国完全外交之建立；第二是中日反共公约之缔结，附有各地之驻兵权；第三是在平等地位上中日经济合作，附有日人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自由、华北与内蒙之资源特权。”二十八日，汪精卫自河内写信给重庆中常会和国防最高会议，提议：“我方应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次日在香港公开发表“艳”电，赞成近卫声明的三原则。陈嘉庚闻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致电蒋介石指出：“汪精卫甘冒不韪，公然赞同日寇亡国条件，稽其行迹，不仅为总理之叛徒，抑且为中华民族之国贼!我公庐山宣言，抗战到底，全国拥护，已成抗日铁案，中途妥协，等于灭亡。汪固深知此义，最近参政会决议，公务员中途言和，即为汉奸国贼，汪身居议长，岂竟充耳弗闻?乃敢弃职离都，背党叛国，殆谓南京傀儡，已首席高悬，非彼莫属耶?此而不诛，何以励众?更何以根绝效尤?”强烈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至此，国民党才不得不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但仍未宣布国法处分。陈嘉庚对此种包庇行为极为不满。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他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军事委员会、国民政府及国民参政会质问：“汪与党羽，因中央宽假，得脱身离境，乃复发出艳电，冀摇人心，全国上下，莫不痛恨，咸谓中央必能严令通缉，以正典刑。不意仅革党籍，未及国法”。“今日前方将士浴血挥戈，后方民众卧薪尝胆，战区受难同胞无虑数千万，蒋委座复锐意推动精神总动员，而独容汪贼与其党羽逍遥法外，实南洋八百万侨众所莫解!”蒋介石复电，以“国法未施，已为天下共弃，亦足以垂炯戒”等语相搪塞。汪精卫公开勾结日本，派人在南洋到处活动，散发大量宣传品，企图淆乱听闻，破坏抗战。陈嘉庚复于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发出《南侨总会通告第二十一号》，“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对于汪精卫恶意挑拨的国共合作问题，陈嘉庚着重指出： 　　“自前年西安事变，共党领袖即力主拥护中央，服从三民主义，真诚合作，共赴国难，早为全国敬仰。抗战以来，屡建殊勋，更臻团结；并复宣布拥护蒋公，遵行国策，轰轰烈烈，光明正大，可以质诸天地鬼神而无愧，岂汪贼及其少数嫉忌党人所能破坏耶?”⑩ 　　在反对投降派的斗争中，陈嘉庚不顾个人私谊，不怕得罪国民党巨头，敢于第一个站出来揭露声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罪恶活动，并且追究到底，这种公忠体国、除恶务尽的精神，赢得了许多爱国军民的同情和敬佩。而通过这一场斗争，陈嘉庚也开始觉察到作为抗战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对汪贼的卖国活动，并不是他所想象的那样深恶痛绝。 　　五 　　“南侨总会”成立一年间，陈嘉庚领导南洋华侨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总会的分支组织，发展为八十多个团体。“对祖国战区的筹赈工作，风起云涌，海啸山呼，热烈情形，得未曾有；富商巨贾既不吝金钱，小贩劳工亦尽倾血汗”(11)。在华侨承担常月义捐和购买巨额“救国公债”的情况下，陈嘉庚还勉励闽侨认购福建省公债(各地总计一百余万元)。为了救济残废伤兵，陈嘉庚接受爱国侨胞的提议，由“南侨总会”发出通告，接受侨胞捐献公债券作为基金，设立“救济残废伤兵委员会”。日寇铁蹄蹂躏华中、华南之后，中国海口概已沦陷，对外交通仅存陆路二条，即新疆路线和西南路线，而以西南的滇缅路为主。当时滇缅公路刚刚开辟，路面崎岖不平，十分缺乏有经验的汽车司机。陈嘉庚受“西南运输公司”委托，由“南侨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华侨司机回国服务。数月之间，各地华侨司机和机修工人踊跃报名，热诚回国服务者达三千二百余人。他们自甘放弃海外优裕生活，在腐败的国民党统治下的大西南，流血流汗，艰苦备尝，日夜驾车奔驰于险峻的高山深谷之中，表现出中华海外儿女为国牺牲的崇高品质。为了改善滇缅路管理不善的情况，陈嘉庚还派出代表，携带增设七个停车站的援助计划回国视察。代表归来后，他分别函电昆明“西南运输公司”办事处和重庆军事委员会，要求尽速改进滇缅路的管理。为了提供药品，南侨总会还发动各地华侨捐献，并在新加坡设厂自制匹灵片及仁丹等药。一九三九年秋，英德宣战后，马来亚政府禁止各物出口，制药厂被迫停办，旋将机器运回重庆设厂制造。此外，还募捐了寒衣五十万件，救济祖国抗战后方军民。 　　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与亲日汉奸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早在“南侨总会”成立不久，华北汉奸江朝宗、池尚同(前集美学校校长)、王大贞(泉州人)等联名来电鼓吹对日言和，妄图引诱陈嘉庚和“南侨总会”赞同，陈嘉庚回电痛斥他们“卖国求荣，谄媚无耻，沐猴而冠，终必楚囚对泣，贻子孙万代臭名”!新加坡市政局有一粤侨议员主张订购日本水泥，陈嘉庚在筹赈游艺会怒斥其“忘祖”、“腐化”，于是舆论同声反对，使他不得不收敛作罢。 　　陈嘉庚还热情支持国内人民和海外华侨的各种爱国救亡活动。在一九三九年一年里，他热情协助武汉合唱团、新中国剧团、中国歌舞剧艺社等抗日文化团体到马来亚各区演唱募捐；按月汇款维持因宣传抗日被国民党政府停止津贴的上海《国民日报》(后改为《神州日报》)。他以福建会馆名义，募捐六万余元援助马来亚峇株巴辖日营铁矿的华侨罢工工人，营救因反日示威被当地政府拘捕的爱国华侨。 　　陈嘉庚为争取国际友人援助中国抗战，号召华侨爱国守法，在遵守当地政府法律的前提下，开展爱国救亡活动。一九三九年夏，日本要求英国政府引渡天津租界内的中国白银和反日爱国人士，英驻日大使有妥协表示，海外华侨纷起反对。陈嘉庚以争取英国支持中国抗战为重，召集新加坡侨民大会，号召侨胞“衡其轻重，加以原谅，万万不可作轨外行动”，同时以大会名义致电英国议会，要求主持正义，帮助中国。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做法，赢得英国议会许多议员的同情和支持。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三日，英国政府对德宣战。陈嘉庚于十五日发表《南侨总会通告第二十三号》，号召华侨“推诚拥护英国之义战”。十二月二十八日，新加坡政府以“反英嫌疑”和“暗助非法团体”的莫须有罪名，驱逐“南侨总会”委员侯西反出境。陈嘉庚一面向新加坡当局提出质问，一面召集大会，为侯西反鸣冤，并号召“南侨总会”所属组织更加努力工作。 　　陈嘉庚在致力领导华侨抗日救亡工作的同时，继续关心和支持祖国和南洋华侨的文化教育事业。他创办新加坡水产航海学校，招收学生一百余人，为祖国培养人才，以备抗战胜利后挽回海洋权利之用。他继续出资维持集美学校的经费，还发动集美校友捐款二十三万元修复被炸校舍，向华侨陈六使劝募公债券一百万元，充作集校基金。 　　在战云密布、国势危急的紧要关头，陈嘉庚挺身而出，以身作则，引导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开展，无愧为海外爱国侨胞的一面光辉旗帜。 　　① 陈嘉庚：《九一八与南洋之抵制日货》，《南侨回忆录》第31页。 　　② 《集美周刊》第十二卷第五期。 　　③ 陈嘉庚致集美校董先生函，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集美校委会藏。 　　④ 《南侨回忆录弁言》。 　　⑤ 陈嘉庚：《马来亚筹赈会议》，《南侨回忆录》第45页。 　　⑥ 陈嘉庚信函原件，陈村牧藏。 　　⑦⑧ 均见《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大会专刊》。 　　⑨ 本节所引为反对和议事来往电文，均载“南侨总会”年刊，参见《南侨回忆录》第70—73页。 　　⑩ 《南侨回忆录》第74页。 　　(11)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十三号。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