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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访问延安

陈碧笙,杨国桢

一 　　一九四〇年五月二十五日近晚，陈嘉庚一行来到西安，下榻西安招待所(即“营业旅馆”)。平生阅读历史，陈嘉庚对咸阳、长安印象甚深，这次亲临其地，真是喜慰无似了。 　　当天晚上，第一慰劳团团长潘国渠等即来相会。慰劳团已先到四天，本亦住在这家招待所，后因与中共西安办事处接触，陕西省府要人大为光火，竟将他们强行移居他处，并派“招待员”随同团员出入，加以监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慰劳团抵达西安的次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将军亲自来访，约他们到七贤庄办事处午饭。慰劳团接受邀请时，负责招待的陕西省府第一科科长寿家骏力阻其行，后又拿出请柬一张，说是已有他约在先。朱德将军改约下午三时，并说周恩来由延安经此将往重庆，特多留一天，与慰劳团会晤。慰劳团欣然答应，寿家骏等见公开阻挠无效，便暗中破坏，将汽车开往别处，至傍晚方回，使慰劳团无交通工具而失约。…… 　　陈嘉庚听了潘国渠等的报告后，对陕西省府要人的卑鄙用心深为厌恶和鄙视，在第二天程潜、蒋鼎文、胡宗南等举行的晚宴上，他针对陕西政治腐败的情况，意味深长地说： 　　“我在南洋经营橡胶园，对如何管理橡胶树知之较多。橡胶树最忌的是恶草和白蚁，恶草会把橡树缠死，白蚁会把橡树蛀死，二者如不除绝，橡胶园便无法管理成功。我国现遭进敌人侵略，但最后胜利必定属我，我想抗战与建国，亦当与种橡胶园除绝恶草与白蚁一样，必须清除土劣贪污，则建国决可成功。”① 　　他的讲话，比喻恰当，含义深刻，当时就有人对他说：“先生今晚说此几段话，胜过携来数千万元回国!” 　　在西安的几天逗留中，陈嘉庚和第一慰劳团一起活动：出席在秦王府前扩地举行的西安各界欢迎大会，参观第七军校操演，游览终南山、周文汉武陵、卫青霍去病墓、骊山秦始皇陵和马蒐坡杨贵妃墓。 　　为了实现访问延安的愿望，陈嘉庚亲自访问了七贤庄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接待他的蒋处长告诉他：鉴于前几天慰劳团住处被迫迁移事件，未敢再到招待所联系。陈嘉庚说：“我可以自由打算。前次慰劳团失约，完全是重庆派遣同来者所为，对不起朱德将军的盛意，请代电延安道歉”。随即约定行期和行前的一切应有准备。 　　五月三十日清晨，陈嘉庚、侯西反一行乘坐陕西省政府所备的一辆小汽车和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的两辆汽车离开西安，中午抵达三原县，晚宿宜君县。三十一日早继续出发，中途在中部县(今黄陵县)拜谒了“轩辕桥陵”和“黄帝祠”。近午抵达洛川县，这是国民党政府在陕西境内统治所及的最北的县城，过此便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了。陈嘉庚一打听，知道傍晚便可以赶到延安，心中十分高兴，催促及早开饭赶路。洛川农民、公务员及各界数百人列队欢迎，他除了略有点不安之外，便无暇加以注意了。饭毕登车，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民众”突然送上五件文书，陈嘉庚在车上好奇地略为翻阅，原来都是攻击共产党种种“不法”之词，内容大同小异，如出一手，因而随手撕碎，掷于路旁。后来寿家骏又特意送来一份，陈嘉庚心里想，此事“非出于西安省主席命意，必出于洛川县长主张”，“下属既多生事，上级必增加磨擦”，又“安得不恶感日剧”呢? 　　出洛川，便是陕甘宁边区所辖的郦县地界。自郦县往北，公路崎岖不平，但陈嘉庚响往延安心切，顾不得颠簸，车逢平坦处即疾驰而前，下午四时抵甘泉县休息。当他知道再过两点多钟便可到达时，心情更加激动，路上忐忑不安地自问道： 　　延安，共产党统治下的延安，究竟又是何等的景象呢? 　　二 　　一九四〇年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点半，陈嘉庚一行所乘的汽车比通常行驶时间提前一个多种头到达延安，受到吴玉章、肖劲光、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和三千余名群众的欢迎。 　　在延安各界欢迎大会上，陈嘉庚作了简短的讲话。临结束前，会场后方突然发生一阵骚动，听说有两名国民党特务捣乱，经保卫人员采取果断措施后，几分钟内便恢复了秩序。 　　当晚，陈嘉庚等在招待所山上的窑洞过夜。数口窑洞一字平列，每洞长约三丈，宽一丈，高九尺，正面有用白纸重新裱糊过的门窗，气温较洞外略低，洞内陈设床椅数件，简单整洁。这种窑洞生活，在陈嘉庚生平还是第一次。 　　六月一日，陈嘉庚一大早便起床，北国的清晨，虽然时届夏季，仍然略有凉意。早餐后，参观女子大学，校舍就设在窑洞中，面积大者可容一班约三十余人。不久朱德将军赶来相晤，陈嘉庚一再对上次西安失约表示歉意，朱德答说：这事“完全是省府恶意阻挠，不许慰劳团赴宴”所引起，“省府自来多端恶意，往往如是，致两党意见日深”。近午辞出时，秘书李铁民不慎触车顶碰伤额角，出血不止，经送往医院治疗，看护招待甚为周到。 　　毛泽东主席约定下午四时会见，此时尚有几个钟头的间隙，陈嘉庚吃罢午饭，便与侯西反一起，由服务员引导，缓步游览延安城。 　　延安城内自前年惨遭敌机轰炸，商店住宅倒塌，留下断栋残垣，居民多移住城外附近窑洞。陈嘉庚等走过穿城而过的公路，登上陡坡，浏览全城，只见三面山岭叠伏，宝塔屹立山顶，延河从城边绕过，形势优美伟壮。他默默地想着：延安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战争胜利古城重建之日，这里一定可以发展成为数千万人口的大都市。 　　下午四时，陈嘉庚与侯西反乘车来到杨家岭，毛主席已在门前等候。陈嘉庚被迎进窑洞里，眼睛一瞥，屋内摆设的只有一张陈旧的写字木桌，另有十余张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都是些乡村农民用的旧式家私。共产党领袖的住处如此简单朴素，令他感佩不已。毛主席面容肖俊，蓄着长发，衣着朴素，神态慈祥，亲切地与陈嘉庚攀谈。虽是初次会面，却给陈嘉庚留下深刻的印象。 　　毛主席和陈嘉庚第一次长谈的内容，由于没有记录而不得其详。据陈嘉庚后来的追忆，他向毛主席表示了海外侨胞的慰劳，询问了毛主席的工作生活情况，知道毛主席习惯在夜间工作，鸡鸣后始睡。陈嘉庚劝其改在白昼工作，或更有利于身体健康。谈话之中，朱德将军、陈绍禹夫妇和一位南洋女学生，一位男学生先后到来，参加座谈，陈嘉庚特别注意到他们来时都是“无敬礼便坐，安然座谈，绝无拘束”，这种“平等无阶级制度”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他深感新奇和赞叹。 　　日落时分，毛主席、朱德将军等与陈嘉庚共进晚餐，筵席设于门外露天场地上，对陈嘉庚来说，这是平生第一次赴这种由重要人物邀请而十分俭朴的宴会。十余人围坐一桌，一块陈旧不光洁的园桌面放置在一张旧方桌之上，四张白纸覆盖桌面，作为“桌巾”。开宴之前，一阵风吹落了白纸，便干脆不用，端上饭菜。席间，毛主席非常赞赏陈嘉庚的爱国精神，说：“我们大批的中国人在海外，都是我们的同胞，好好地宣传爱国主义精神，大家团结起来，联合起来救国”。并请他向海外侨胞转达②。这一餐，陈嘉庚吃得非常轻松、愉快，他深深感领了中国共产党和陕北军民对海外中华儿女的厚意深情。 　　在延安的第一天，是陈嘉庚有生难忘的不平凡的日子。他看到了、听到了与国民党统治区截然相反的新鲜事情——这是敌人百般封锁甚至采用各种造谣污蔑手段力图掩盖的解放区的现实。眼界打开了，思路开豁了，多年来的种种迷团也焕然冰释了。对中国共产党英明正确的抗日主张和边区军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充满了敬慕的心情，陈嘉庚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从此开始了转折。 　　三 　　由于李铁民碰伤住院，陈嘉庚在延安多留了几天，因而有机会对延安的政治社会情况，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并与毛泽东主席、朱德将军等进行了数次深入的交谈。有一天，陈嘉庚听说国民党军两师已由胡宗南率领进占郦县宜川，军事形势日形严重，心中焦急非常，适朱德将军来访，便问是否事实?朱答：确有其事，其恶意可知，我暂静观一步，看彼如何行动。越两日，在招待所再一次见到朱将军，陈又提起前事，朱说：“无何变动。”关于国共两党摩擦问题，朱将军详细列举了国民党阻挠边区军民抗战的种种事实，多为陈嘉庚所来闻。他事后在《南侨回忆录》追述说： 　　“……中央对我歧视日深，阻挠特甚。如步枪之子弹，原订每月供八百万粒，如约交付者只一年，过后屡催不交，或交少数。虽向蒋委员长交涉，经下手令嘱交，亦领不足，迄今已八个月无交一粒。又自抗战以来，未有交我一支步枪，一粒大炮子弹，其他可以想见。如君不信，见蒋委员长可问是否事实。前年敌军入山西猛进猖獗，阎将军军队被迫不堪，曾电重庆军委会，拟保主力，全军渡黄河守陕界。何部长将赞成，白副总参谋长则反对，云共产军三万兵，在山西更前线，尚能死守不退，山西军十余万反须撤退，理由何在?于是共商于蒋委员长，赞成白君主张，即电阎将军死守，或化整为零。可见若无我等军队勇敢死守，敌人不但占全山西，就是甘、陕，川均受威胁。又抗战以来中央军官兵屡屡升级，无师不有，而我军牺牲苦战未有升一人，其待遇不公如此。 　　“又前年西安事变，当时订约划出陕北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由共产党主持，归中央政府直辖，与陕西省政府无关，并承认军队三万人，月助军政费六十八万元，共产党则实行三民主义。所订各条件，须经行政院通过，宣布全国各省县咸知，自订约之后，我已实行三民主义，中央行政院亦通过条件，然不肯发表，告知各省县。我所言句句属实，先生如不信，可问中央行政院要人便知。”③ 　　四日下午，陈嘉庚由朱德将军陪同，参观第四军校。学生们正在比赛篮球，看到朱德到来，即有一个学生高喊：“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将军立即脱下大衣，与学生们打了两场篮球。陈嘉庚又一次为这种领袖与群众完全打成一片的作风所感动。 　　五日，与财政、公安负责人谈话。在与财政负责人(福建龙岩人)谈话中，陈嘉庚了解到所有商店都是“商民私人营业，与政府无关”，不论资本多少，政府均无抽税，民众田园“由人民自己管业，政府无干涉，就是新垦荒地亦然”，新垦荒地三年已有“三百余万亩”。政府抽税，每亩“收成产物每季如不上一百斤者免抽，如上四百斤者每百斤抽一斤，如加收一百斤即加抽一斤半，至多抽至七斤半为止”。除此以外，“其他捐税如房租、地租、保甲、糖、盐、布帛等税，完全无有”。陈嘉庚惊奇地问：“果如此，共产党政治何在?”回答说，“已实行三民主义有年矣。”在与司法负责人(厦门大学毕业生)及其他来自南洋的男女学生的谈话中，陈嘉庚得知当地“治安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五十元者革职，五百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公务员薪水每月五元，“虽毛主席夫人，朱总司令夫人，亦须有职务工作方可领五元零用，至膳宿、衣服、疾病、儿童教养、应酬等概由政府供给”。陈嘉庚听后钦佩无已。 　　在与公安负责人的谈话中，陈嘉庚对八路军如此大量扩充，会不会促使矛盾激化，表示忧虑。据答：“不如此，则无以自卫，恐被国民党消灭，且各沦陷区广阔，非如此亦不能抵抗敌人入侵，而非完全对内”。又问如此大量扩充，军械从何处来?答：“一部份抢之敌人，一部份买诸民众”。又问：民众安有许多军械可买?答：“敌我战争胜负之间，遗弃军械势所必有，拾得者双方均有私售于民众，由民众转售而来。本党多组织游击队，兼用旧式武器，夜时杀敌，颇称利便。” 　　五日晚，朱德将军在延安戏院主持演讲会，陈嘉庚在会上报告了南洋华侨支援抗战的情况。六日，朱德将军和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访问西塞县。七日晚，延安各界人士千余人召开了欢送陈嘉庚大会，朱德将军出席了大会。 　　和毛泽东主席相处更是毕生难忘。经常彻夜不眠、为国操劳的毛主席，多次亲临交际处，或同午饭，或共晚餐。陈嘉庚印象最深刻的，是毛主席的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在几次交谈中，陈嘉庚代表海外华侨希望两党能精诚团结，一致对外，“凡有政治上不快事项，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主席满口应承，并托他见到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诚意，同时将在此所见到的一切如实向侨胞报告。陈嘉庚表示这两件事“负责做到”。他此时已经下定决心，“凭自己的人格与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待到南洋，就是出延安界，如有人问，定据实报告”。有一次共进晚餐之后，毛主席在问明寿家骏的住处后，即走入窑洞前一间小平屋，与寿家骏谈了几个小时。陈嘉庚在窑洞口待与毛主席相辞，直等到晚上十时还没有看见毛主席出来，只好入洞就寝④。这件小事给陈嘉庚留下深刻的印象，毛主席同国民党地方政府一个科长尚能如此长谈，足见其襟怀之广阔，态度之谦虚，实非常人所能及啊! 　　四 　　在前后九日的停留中，陈嘉庚在延安所获得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在自己思想上所引起的变化，也是十分剧烈的，他把在重庆和延安两地的所见所闻作了一番比较之后，不胜感慨地说： 　　“余到重庆所见，男则长衣马褂，满清服制仍存，女则唇红口丹，旗袍高跟，染红指甲，提倡新生活者尚如是。行政官可私设营业，监察院不负责任。政府办事机关，除独立五院及行政院所辖各部外，尚有组织部、海外部、侨务会及其他许多机关，各处办事员多者百余人，少者数十人，月费各以万计，不知所干何事!酒楼菜馆林立，一席百余元，交际应酬互相征逐，汽车如流水，需油免计核，路灯日不禁止，管理乏精神，公共汽车、客车、人力车污秽不堪入目，影响民众卫生。报纸为舆论喉舌，责在开化民智，则钳制严密，致每日仅出一小张，何能模范各省?其他政治内容非余所知，第就外表数事，认为虚浮乏实，绝无一项稍感满意，与抗战艰难时际不甚适合耳。” 　　“迨至延安，则长衣马褂、唇红旗袍、官吏营业、滥设机关及酒楼应酬诸有损无益各项，都绝迹不见”。“如‘民众生活惨苦’，则所见所闻都未有，商店自由营业。至于‘男女不伦’，如行路来往，座谈起居，咸有自然秩序。常有一二南洋女生在招待所留晚餐后，将回校须十左右里，余问夜时有无关碍，答绝对无关碍，此处风俗甚好，一人原常夜行，此为余所见者。至于所闻，……虽男女同坐，无人敢戏言妄语，非法举动，都能守分。如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处签押注册、简便了事。……男女衣服均极朴素，一律无甚分别，女衣较长些，人人如是。设有一两人粉装华丽、锦衣特色，不但被人视同怪物，自己亦羞愧不能自然。又如无谓应酬，浪费交际，亦无从开消，虽有资财竟同无用耳。”⑤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陈嘉庚，自然而然地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后来，他在《南侨回忆录弁言》上写道： 　　“耳闻目睹各事实，见其勤劳诚朴，忠勇奉公，务以利民福国为前提，并实行民主化，在收复区诸乡村推广实施，与民众辛苦协作，同仇敌忾，奠胜利维新之基础。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祝也”。 　　在《陈嘉庚言论集自序》中，他还写道： 　　“过去对国事忧虑悲观，无时或已。……民国廿九年(一九四〇年)到延安后，所见所闻，不论政治与军事，大出我之意外。军事则与民众合作，联络一气，同甘共苦，推诚相待。至政治方面，其领袖及一般公务员，勤俭诚朴，公忠耐苦，以身作则，纪律严明，秩序整然，优待学生，慎选党员，民生安定。其他兴利除弊，都积极推行。余观感之下，衷心无限兴奋，喜慰无可言喻，认为别有天地，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前此忧虑建国未有其人，兹始觉悟其人乃素蒙恶名之共产党人物，由是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 　　一九五〇年七月三日，他在写给董必武同志的一封信中，又回忆说： 　　“自到重庆后，其政治腐化，在洋久已了解，唯抗日战争发生后国共合作，深喜有最后胜利可期，不意见重庆政府等人轻视日寇重视延安，蒋匪竟明白告我必先消灭共党，抗战乃能胜利，似有对贵党剑拔驽张之势，我忧虑莫可言喻。盖南洋华侨之助款热诚，数年如一日，众为国共和协的(所)鼓舞，兹若不幸破裂，势必冷淡，鼓励乏词，故忧愁莫可比拟。重庆蒋方既无可挽回，但未(知)延(安)方面如何对待，故决心速往访延安。及毛主席、朱总司令、陈绍禹诸君，俱同声退让，一意抗敌，决避内战，于是使我无限放怀。又最出我意料之外，则政治良好，爱民如赤，勤俭为公，到处如是，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知将来必能振兴中国，了无于〔疑〕义，自是一心仰服，矢志不移”⑥。 　　陈嘉庚从延安的种种新生气象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和光明，又怎能不“无限兴奋，梦寐神驰”，“喜慰莫可言喻，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呢? 　　① 陈嘉庚：《抗战与建国之喻》，《南侨回忆录》第146页。 　　② 据参加这次宴会的厦大校友吴亮平的回忆。 　　③ 见该书第157页。 　　④ 陈嘉庚：《毛主席与寿科长》，《南侨回忆录》第160页。 　　⑤ 陈嘉庚：《重庆与延安》，《南侨回忆录》第162页。 　　⑥ 陈嘉庚信函底稿，集美校委会藏。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