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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为民请命 |
| 陈碧笙,杨国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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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四〇年六月八日，陈嘉庚惜别延安，与侯西反、李铁民等乘汽车经鄜县赴宜川，于十日抵达山西克难坡考察。在那里，他受到阎锡山等山西军政首脑的接待。当谈到白崇禧等正在努力调停国共两党“摩擦”时，阎锡山说：“此非根本办法。如果根本解决，国民党政治须实行改善，则共产党自无效用。否则，虽无共产党反对，他党亦能起而反对。”陈嘉庚认为这是“至情至理”的“金石良言”，表示“敬佩莫名”。十二日，陈嘉庚一行离克难坡南下。十四日中午在洛川午饭，县长前来劝说：“昨宜君界，发生共产党暴动，劫许多人，现宜君戒严，城市紧闭，甚为严重，不可前往。”陈嘉庚不听，继续就道，却一路无事。傍晚抵宜君县，当地县长又来诉说共产党劫杀情事，陈嘉庚叫他们开出清单，次早送去，内容与昨日所说又有所不同。陈嘉庚由是明白这是有意构造，愤慨地说：县长把抢劫推在共产党身上，“上级官吏如偏信之，安得不增加两党恶感?”①
陈嘉庚访问延安，使国民党老爷们惶恐不安。他们深惧这位耿介直言的爱国华侨领袖窥破真情，不利于他们一伙继续在海外进行欺骗活动，慌忙筹划对策。教育部长陈立夫带着国民党中央的旨意，抢在陈嘉庚之前赶到了西安。
十五日黄昏，陈嘉庚刚入西安招待所下榻，陈立夫在蒋鼎文陪同下接踵而至。坐谈之际，陈立夫不问陈嘉庚往延安观感如何，便滔滔不绝地辱骂共产党，“力言往昔共产党经过罪恶”，蒋鼎文偶而插话，“均是证实共产党残忍凶暴”。陈嘉庚默默地听着，不动声色。
十七日，陈嘉庚一行游骊山华清官后回到西安寓所，突然接到一不相识的何某来柬，邀请晚宴。陈嘉庚本想辞谢不往，后来有人来告何君是铁路局主任，因蒋鼎文通知他特别安排座位，不得不前往应酬一番。这是一次奇特的宴会，宾主十一人，互不相识。宴会一开始，东道主何君便绘影绘声地唠叨起以前在某处主持铁路局时，共产党如何勾引敌人，多购敌货，强迫火车运输，如何“利用其匪徒交涉及种种贪污”行为，他又如何“屡阻无效”等等。话音刚落，陪客中有一人续言共产党诸罪恶，一段复一段。此人言毕复一人大骂共产党“不爱国”等等。陈嘉庚逐渐明白“今晚设此筵席，莫非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打定主意静听，绝不答他一语。果然不出所料，其余三个陪客也是“互相言三语四，都是一种口气”。席将散时，陈嘉庚发言说：“国内党人在抗战危险时际，尚不觉悟，深失海外华侨指望。余个人来参加何党，此次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当然备有耳与目，决不致为一部份人所蒙蔽，负华侨之委托也。”②
二十天来往返西安、延安之间的所见所闻，使陈嘉庚澄清了国共摩擦的是非黑白，他“亲见两党不洽者五次，皆由国民党有意构造，如阻止慰劳团赴朱德之宴，洛川唆民众投书，宜君报告劫案，陈立夫、蒋鼎文来寓宣传，何主任设宴是也。”他评论说：“凡人负有社会任务或政治军事职责，若立心抱定忠信公正，不昧良偏私，自欺欺人，何用此鬼蜮手段，而为识者鄙薄，有何裨益，岂非弄巧反拙耶?”③
国民党人的欺骗宣传失败了，陈嘉庚于当晚十二时半离开了古都西安，前往河南前线。
六月十九日，陈嘉庚行抵洛阳，受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省主席卫立煌的欢迎。在洛阳考察参观后，二十三日，到达南阳老河口，和李宗仁夫妇相见。二十五日，乘军事飞机抵汉中，次日又自汉中乘机抵成都，第一慰劳团已在前一天到达，回国慰劳的任务至此完全结束了。陈嘉庚的心情十分舒畅，对团员们说：
“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已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④
慰劳考察的结果，陈嘉庚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已经开始变了，他不再悲观，而是更乐观了。
此时正届夏季，成都气候酷热，陈嘉庚乘车前往峨嵋山避暑半个多月。七月十五日，几经辗转，从峨嵋山乘轿到嘉定，十七日上午乘水上飞机到达重庆。第二天，陈嘉庚听说英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停止滇缅公路运输，心中焦急异常。经多方打听后，始知后方军火原料足供两年，禁运时间仅三个月，且值雨季，对我国抗战影响不大，又略感欣慰；即通过电台对侨胞广播祖国抗战前途乐观，英国亦系被迫实行禁运，呼吁侨胞“万万不可轻举妄动，致生事端。”
二十一日，中共代表周恩来来访，虽是初次会面，相见甚欢。陈嘉庚特意查询参政员调处两党事进展如何。周恩来说：来此一个多月，最初“离题尚远，故屡停止，迨至近日间为英将许日要求，封禁滇缅路，中央乃迁就，现大纲议妥，所差仅小事，料可完满结束”。陈嘉庚听后感到欣慰异常。廿四、廿五两日，叶剑英来访，谈到月前越南海防被日军占领，我国汽油及军用品“存积如山”，因当局“将私货先运”，致“损失七万吨之多”，陈嘉庚又不禁扼腕叹息。
二十四日晚上，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的邀请，到“留法比瑞同学会”演讲《西北之观感》。虽然处在轰炸的疏散期中，又下着大雨，听众仍络绎而来，全场座位皆满。演讲中，他如实介绍了在延安的所闻所见，郑重地指出：“那里自抗战以后，土地革命已经停止了，一切抗日的人都很自由。民众生活也很好，不痛苦。说到教育，也很好，他们用新的方法，已经收到了很好的成绩。……其余如生产事业，他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开荒运动，一年之内开垦了百多万亩田地。这些都是事实”。他详细地描述了毛泽东所住的窑洞，说：“那样简朴是我意想不到的，对他们上下克苦耐劳的、努力求进步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在如此艰苦的抗战当中，大家都应该有这种精神才对”。在讲演中，陈嘉庚还语重心长地呼吁团结抗战说：
“兄弟个人完全没有党派关系，总理革命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同盟会，以后就没有政党关系。侨胞们亦大多没有党派，我们是以国民的立场，认为举国一致，应该加紧团结。除了汪派汉奸，大家都是必需团结的，也是可能团结的。各党派的领袖们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这个不仅仅是国家一时的安危，而且关系民族永久的存亡”⑤。
陈嘉庚演说是用闽南话讲的，但这段话还未经翻译，全场即响起了持久的、热烈的掌声。
陈嘉庚的演讲很长，散会时已是十点了。他的演讲给听众留下耳目一新的深刻印象，正如一位记者所报道的：“大家带着满怀的兴奋在细雨的夜里归来”。⑥
正因为这番演说言人之所不敢言，以事实矫正了抗战大后方的错误视听，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派的造谣诬蔑，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不满和恐慌。第二天，重庆十一家日报中，有五家刊登演词大意，有五家只字不提，《新华日报》则刊登消息一条，并声明：“详细内容，见明日本报特写”。二十六日，《新华日报》在第二版上以醒目的位置刊登了《陈嘉庆先生西北归来纵谈团结抗战》的特写。
在《新华日报》刊出陈嘉庚演讲西北观感的特写之先，国民党当局企图利用陈嘉庚的数十年知交侯西反来劝他改变态度。侯西反向陈嘉庚转述重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大意是：“陈嘉庚住延安七八天之短期，何能知许详细?以华侨领袖地位，未免为共产党火上添油”，等等。陈嘉庚对侯西反严肃地说：“尔可回复他等：演讲及标题均出于贵协会，而非余自动讨好。君与余同行，自知是否事实，何用多费唇舌?我所讲两种系所闻与所见，从中何句失实?君乃党员之一，可以证明。若云有助于共党者，则我所言诸项，贵党必认为良善政治，故云有益共党势力。然事实胜于雄辩，共党果有良好政治，自能树进势力，外间毁誉何关大局?贵党亦行良好政治与之竞争，勿令独占，则不特抗战必胜，而建国亦决必成。……国民外交协会，乃贵党组织机关，要余往讲《西北抗感》，余以为诚意欲知西北事实，而非要余造作宣传共产党罪恶，故接受之。若先有声明是项，则余必不住。余乃凭良心与人格，将所闻所见发表，余决不能昧良指鹿为马!余在延安大小会四五次，未有一句话奖誉他等，虽衷心表同情多项，然绝未轻说出口。所有发言，无非劝诫其忍耐退让，以国家为前提，团结抗战为天职，此为君所知者。尚有西安省府所派寿科长，亦可作证。”⑦
陈嘉庚明知说老实话不能取悦于国民党，必定会引起种种攻击，但他大义懔然，明辩是非，刚正不阿，威武不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人格与良心，才有益于抗战和建国。在严格控制下的“陪都”重庆，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二十八日，蒋介石接见陈嘉庚。当陈嘉庚提到阎锡山所谈：“国民党政治须行得好，共产党自消失无能，否则虽无共产党反对，亦有别党可起反对”时，蒋介石脸色突变，破口大骂共产党“无民族思想”，“无信无义”，“欲抗战失败”。他“面红气盛，声色俱厉”地叫喊说：“若不先消灭共产党，抗战决难胜利。此种事外国已多经验。凡国内反对党必先消除，对外乃能胜利。此项话我未尝向人说出，今日对你方始说出，确实是如此!”陈嘉庚见蒋介石言论“比较在成都所骂更激烈”，不欲多言，只说：“华侨心理，甚盼祖国团结一致对外，若内部事待胜利后解决，……”陈嘉庚说完，见蒋介石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便急行告辞而出⑧。
二十九日，星期天，蒋介石约陈嘉庚到黄山别墅午饭，何应钦、启崇禧、卫立煌、朱家骅、张治中、陈布雷、吴铁城、王泉笙、侯西反、宋美龄等作陪。饭后突来敌机空袭警报，陈嘉庚不便辞回，便与他们坐在会客室里闲谈。蒋介石忽问陈嘉庚：“到国内对国民党观感如何?”陈嘉庚意识到这一次蒋介石要亲自出马拉他参加国民党了，便不作正面答复，婉转地推说：“党务素门外汉，亦无注意，故不能答。”过不一会，蒋介石又问：“对国民党有何感想?”陈嘉庚答：“绝无注意此项事，实不能答。”再过一刻，蒋介石追问不舍，他只好回答说：
“国内国民党事，实不能答，若南洋余却知大概，请贡献数事。然南洋政权属他人，或者党人较可随便举动，故多为人不满。客年拟开国民大会，马来亚应举四个代表，中选四人，运动费开坡币一十万元，均为国民党人占有。就新加坡一埠而言，余所言有三四人最合格，名誉财产均有，并通晓国语，然皆弗克上选。其次，外国人害我国最惨者，前为鸦片烟，近年复添一种新祸，就是跳舞营业。……前英国人要交结一华女，亦非容易，现虽印度人，要寻一青年华女亦易如反掌。其致此之由，系新加坡三大跳舞厅，有一间用华女作俑，故互相效尤，至作佣之人，就是国民党闻人。再次，七七事变后约二三个月，南洋华侨抵制敌货剧烈，新加坡敌人自古巴送到羔丕(咖啡)六千包，重一万余担，无人肯买，乃暗贿总商会会长，每担三元，于是总商会提出议案，要代保证非敌货。第一次开会未解决，再召开第二次，为此人(指侯西反)极力反对不能通过，现总商会有案可稽，此亦党员者。”⑨
陈嘉庚的回答不合蒋介石的口味，白崇禧当即发言转圜说：“此后逐年派专员前往视察，”陈嘉庚却不肯转弯，进一步揭穿：“专员虽去奚益?凡稍有声势官员到南洋，华侨谄媚奉迎，汽车许多等候，应酬不暇，非舞厅则游艺会，若教育机关未一步行到，何能视察实情侦查弊端?”蒋介石听罢，假惺惺地对吴铁城说：“以后派人往南洋视察，须禁止应酬。”⑩他不再追问了，从陈嘉庚口中既然听不到半句附和奉迎、阿谀献媚之词，就更加谈不上拉他入党了。
陈嘉庚不怕邪，不怕压，尊重事实，耿直敢言，国民党人虽十分痛恨他，但一时也无可奈何他。一方面是碍于他的名望，另一方面是怕失去华侨捐献的外汇，断送中饱侵吞的一个重要财源。
二
华侨慰劳团任务结束，陈嘉庚登报声明和辞行后，于七月三十日早晨乘飞机离重庆到昆明，打算参观西南各省，回到福建家乡探亲，然后出国。
起飞前，朱家骅奉蒋介石之命，转告陈嘉庚：“将派王泉笙陪同前往西南各省，明后天王便乘机来昆明。”陈嘉庚明白王泉笙有随行监视之意，一到昆明，便亲笔作书邮寄蒋介石，信上说：
“早间朱君告，钧座拟派王泉笙同余来西南，谅必有人对钧座献言，恐余到西南宣传共产党好话，故派王君来监督。又钧座对余盛气痛骂共产党事，亦必有人报告余在国民外交协会演说各情。余所言乃据所闻所见事实，他等已改行三民主义，凭余良心与人格，决不能指鹿为马也。至若欲消灭共产党，此系两党破裂内战，南洋千万华侨必不同情。盖自抗战以来，欣庆一致团结，枪口对外，若不幸内战发生，华侨必大失望，爱国热烈必大降减，外汇金钱亦必减缩。……余所要求者，完全为国家民族计，与共产党毫无关系。自抗战以来，余绝未与共产党交通一字，亦绝未供给一文钱，此可以对天日而无愧者矣。昨日钧座在黄山推诚下问对国民党感想一事，至再至三，虚怀诚恳，余无任感激，但在场人多，不便贡献，兹谨将所知奉闻，以报盛意：
(一)西南运输办理不善，尽人都知，事关抗战军运重事，毋庸多赘，在新加坡曾多次函电军委会，未悉可达钧座否?
(二)本年四月二十八日，全国经济学社年会，假重庆大学礼堂开会，马寅初主席言现时国家如此严重危险，而保管外汇之人尚且时常逃走外汇，虽加获五七千万元，将留为子孙作棺材本，几于声泪俱下。
(三)西安污吏尽人都知，该市与共党接界，未免使彼等有所藉口。
以上三害希设法改善，勿使抗战与政治有不良阻碍，贻累钧座进行。他日抗战胜利后，建国亦可成功，钧座名誉为全世界有史以来所未有，虽美国华盛顿亦不能企及，万乞注意勿为人所误，至荷至幸!”(11)
这种迅速而巧妙的“抗议”，终于迫使蒋介石下令取消王泉笙昆明之行。
陈嘉庚在昆明参观了西南运输处车站，了解到日本侵入越南后中国军火原料的损失和志愿回国在滇缅路服务的华侨司机的生活情况，便于八月二日前往楚雄，三日抵达下关。下关运输处主任李某大摆筵席三桌款待，其他机关亦相继邀请，陈嘉庚对此大为反感，认为在抗战困难时际，还如此挥霍浪费，太不应该。赴宴回来之后，他声明不再接受宴请，否则就要离开，同时特地交代，明日赴大理只须备办简单午饭。
四日上午，陈嘉庚一行乘车参观大理石厂，下关李主任又大摆三席酒宴，声称酒宴是大理绅商招待的。但一开席，李某又独坐主位，他人都坐客位。陈嘉庚甚为厌恶，另叫一份米粥，吃完即到隔房坐待，一直等了下午三时许，呼拳喊令之声仍不绝于耳，他愤怒地走到门口，叫出侯西反等中途退席，不别而行，径回下关。在参观各单位的修理厂、停车场和加油站中，陈嘉庚发现下关机关林立，人员纷杂，设备简陋，车辆损坏待修者极多。晚饭后，参加华侨司机欢迎会，到者百余人，查明去年南侨总会捐赠的毛毯、蚊帐、衣被、鞋袜多未收到，都被那些“公务员”侵吞去了。三日，乘汽车回到楚雄，原定次晨六时出发，因为车站被后到卡车数十辆阻塞，迟到八时许才能将车开出。看到这种腐败现象，陈嘉庚气愤地说：“当此军运紧张，而当局冥顽无知至此，可胜叹哉!”
六日，陈嘉庚返回昆明。在昆明逗留期间，他曾赴过云南省府主席龙云的宴会，应邀到西南联大演讲，出席昆明各界召开的欢迎会。会后，有昆明各报记者十余人来访，陈先问：谈话是否见报，公之于众?记者答：当然要在各报发表。陈说在重庆也曾对各报记者谈话，次日“报载十无二三”，说是“多被检查员裁去，若然则多言奚益”?记者表示“决与重庆不同”，随即提出(1)华侨报界，(2)华侨教育，(3)国共两党摩擦，(4)回国观感，(5)对国民党的意见等五个问题，要陈嘉庚发表意见。陈说明“惟第五项不可回答”，其余均可接受。在谈到上月在重庆国民外交协会那次演讲时，陈说：范长江短评说陈某“第一个大胆敢说公道话”，其实“余无所谓大胆”，不过“凭余亲闻亲见、据实而言”罢了。(12)
八月十三日，陈嘉庚离开昆明，前往贵阳访问，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在欢迎茶会中致词：希望华侨投资开发实业，陈答称：华侨“投资祖国，必靠大众方有成效，若靠少数资本家，决不能办到”。
十七日，陈嘉庚一行离贵阳往广西，经柳州，于二十一日抵桂林，立即到省政府见省主席黄旭初。行前，有人劝他说：“此间官员对国民党印象甚深，凡不利国民党者，切注意勿言。陈嘉庚答：“他不问，我定不言，若有问，决不能指鹿为马也。”黄旭初果然问起对延安的观感及蒋介石说过什么话，陈嘉庚一一据实回答。越日，在黄旭初主持的晚宴上，陈嘉庚又发了一通抨击贪官污吏的言论，强调“必以是非为好恶，而不以刚柔为爱憎”。(13)
八月二十七日，陈嘉庚离桂林赴湖南，二十九日晚抵长沙，次日出席由省府主席薛岳主持的各界欢迎会。九月一日晚上，陈嘉庚向薛岳辞行，薛岳取出重庆发来由何应钦署名的一张长约百余字的电报抄文交给陈嘉庚，内容专言“共产党罪恶”，电末有“转达陈知”字样。薛岳并说非仅湖南收到，他省也必定有之。陈嘉庚估计电文中一定还有其他未便抄给他看的内容，如说他“受共党包围”，或“与共党他项关系”之类。他对此嗤之以鼻，连抄电也不肯带走，当夜即登船经碌口换火车往韶关。
九月二日晚，陈嘉庚来到韶关，和广东省府主席李汉魂、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等相见。六日，离韶关经大庾岭往江西赣州，专员蒋经国与各界人士数百人在郊外欢迎，接至招待所下榻，“每日来寓数次，并设宴招待”，甚为殷勤。陈被留多住一日，于八日由赣州罐头厂经理集美水产学校毕业生黄文丰陪同，乘车前往泰和，途中，黄文丰告诉陈嘉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曾接中央来电，言校主受共产党包围，多说共党好话，嘱熊主席注意，故此间政界对校主之来，多有疑惑。”当晚，熊式辉主持欢迎宴会，在致词中攻击近十年共产党“扰乱”，致江西“人民苦惨难以形容”等等。陈嘉庚针锋相对地致答词说：“彼此在此区域作战场五六年，损失重大，势所必然。然此系前时国内政争及军阀割据地盘之事，海外华侨绝不干预。迨七七事变，敌人侵入，将吞灭我国，国家危险，尽人都知，南洋千余万华侨，无党无派，一心一德，拥护中央政府，希望国内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俾可转危为安，故尽棉力贡献义捐逐月六七百万元。……组织慰劳团回国，无非欲中外联络，鼓励民众，提高爱国，俾回洋宣布，增外汇以助战费，绝非游历骋怀及为一党关系而来。况余居第三者地位，不能凭一派人所言及宣传品记载，便可回报华侨。故必身履其地，将所见所闻，凭良心与人格，回洋据实报告，虽在国内有人问及，亦必如是，决不能指鹿为马。而重庆乃有一部份人不满，向蒋委员长唆弄，以余受共党包围，且发电西南等省对余注意。此事余在长沙薛主席已电示。然余素与共党绝未有一字往来，亦未曾供给一文钱。此次代表南侨回国，只身行十多省，绝无丝毫权力，与作客无殊，乃有畏余若蛇蝎者。余所希望，国内须能一致，枪口对外，华侨外汇金钱方能增加，若不幸破裂，华侨必大失望，阻碍外汇决非小可!”(14)
陈嘉庚原准备第二天就走，经熊式辉托人挽留，并自愿代电中央解释，他才勉强多留几天。他在泰和参观了博物院和江西大学，还特地到吉安游览两日。
十四日，陈嘉庚一行离泰和至宁都，次日抵光泽，十八日晚到鹰潭，又乘车夜行赶到上饶。次日，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相见。二十日到玉山，向铁路职工和各社团报告南洋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情况。
九月二十一日，陈嘉庚进入浙江省境，在金华先后与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和浙江省主席黄绍雄会见，参观农校和市容。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重庆知友来信，获悉国民党中央对他的行动十分注意，并采取三项对策：(一)由何应钦电知西南等省，注意陈的行动。(二)发电新加坡总领事馆，以陈“与共党亲善”，有“共产党色彩”，向英国政府提出禁止入境。(三)派吴铁城到南洋各地活动，破坏陈在华侨中的威信和地位。
陈嘉庚一路上对第一项早已领略，深信友人所说都是事实。他认为英国政府素知他的为人，“决不致盲从”；吴铁城活动即使能收效，至多不过“南侨总会主席另举他人，与余私人也无所损，所损者义捐外汇耳。然华侨知余者众多，亦非此等官僚可能放毒”(15)。他神态自若，泰然置之，按照既定路程，向福建进发。
三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三日，陈嘉庚自龙泉进入福建，抵达浦城。因为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将自永安亲到南平相候，次日便乘车经建阳、建瓯赴南平，当晚出席陈仪的招待宴会。席上问及“自抗战迄今，闽省壮丁征调若干人”?陈仪答：“二十五万余人。”又问：“死亡及逃走者若干人?”答：“不知。”陈嘉庚大为惊讶。陈嘉庚在南平参观了一处模范村，“至村内未见有何改善整顿，对卫生上完全不讲，所有者仅几条粗造小道路及一间公会所”。陈在不客气地指出之后，慨叹说：“若如此有名乏实腐化情形，只瞒骗政府，费多少金钱，糊涂了事……闽省政治前途奚堪设想!”闽南、福州等地欢迎代表相继来见，陈嘉庚从他们口中得知各地民众“受苛政惨苦，有不聊生之概”，“乃思必须亲往视察，方不致误，决定先经闽北，然后经闽中、闽南、闽西等处”。他还听说，福州已预备五万元欢迎费，他认为人民生活困苦，如此挥霍甚属不宜，便亲自拟稿，分寄南平、永安、福州、泉州、漳州五地登报声明：“……在此抗战艰难时期，尤当实行节约，对欢迎及宴饮无谓应酬概行辞谢，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故复登报表明真诚，乞希原谅。”(16)
二十七日，陈嘉庚北往崇安，在离南平不远处，见路旁有尸首两具，其一全身裸露，同行宪兵说是病死壮丁，衣服被押官取去，在途中遇到相当平民，就拿去抵额，将衣服与穿，故民众多有中年人失踪者。三十日折回建阳，次晨阅《南平日报》，见所登启事，被删去“况吾闽米珠薪桂、尤所关怀”两句，这两句正是他为了广泛征求各地民生痛苦情况特意加上去的，一问原来是省府招待员陈延进、李良荣奉陈仪长途电话通知删去的。他料定一定是陈延进先用电话密告陈仪，名为招待，实是暗中监视，不禁怒火中烧，走进膳厅，声色俱厉地当面痛骂陈延进等“丧心昧良，谄媚走狗”，“利令智昏，献媚奸吏”，气得连饭都咽不下去，立即戴帽执手杖出门上车，径往邵武。一路上盛怒未消，与陈延进不交一言。到邵武后，协和大学校长、闽南训练军官等屡来邀往开会，他心中不快，一一辞谢，对当地情况也无心采访。次日即折回建阳转往建瓯、古田，结束了在闽北的旅行。在建瓯时，他计算英国禁运三个月之期将满，便亲笔写信给蒋介石说：由于滇缅路管理不善，要求派工程师两三人于十一月底在昆明相待，同往视察，如不同意，他将由香港出洋。
十月六日，陈嘉庚到福州，各报记者、集美厦大校友纷纷来告国民党苛政下的人民悲惨情况。自去年实行统制运输以来，闽北运输船只日少一日，所余不及一半，陆上设检查所十二处，私人携带一二十斤大米入城，亦被查禁没收。因此，物价腾贵，大米一担售至七八十元，市民无法生活，由万寿桥投江自杀者日有所闻，仅警察捞起的死尸就有九百具左右!有一家大小五口，同由桥上跳江而死的，又有一家男女老幼七口，倾所有财物买线面饱餐后同到大桥投江自尽的。徐学禹倡办“福建贸易公司”，与商民争利，甚至送出杉木百余万条资敌。政府对报馆严加控制，不但禁止公正言论，也不准登载一般社会新闻，违者科以“扰乱治安”之罪。有一记者见义勇为，将实情详写一份交给陈嘉庚。这些血泪斑斑的事实，使陈嘉庚的心情感到万分沉重，他认为国民党害民之惨，只能用“苛政猛于虎”来形容了。
十一日，陈嘉庚离开福州，经福清、莆田前往闽南。十五日，在仙游枫亭亲眼看见军队把壮丁七八人或十余人用麻绳缚在一起，从旅馆前面走过。十六日，在惠安区署内看见关押有挑夫十余人，以备军队不时使用。十七日到泉州后，各界人士纷来控诉：“各种苛政害民凄惨及贪官污吏火上添油”许多事实。他统计自闽北至闽南前后约二十县，调查所及，或闻或见，大都同样事实，决无错误，因抱定为民请命的决心，毅然亲拟函电两稿，要求陈仪取消统制运输，电文如下：
“陈主席惠鉴：
余自到延平，多处代表来告，自统制运输后，转运比前甚迟，如前三天可到，现须六十余天，致各物昂贵，且多有臭烂损失及舞弊，商人缩手观望，尤以米粮为甚。饿死、自杀、饥病，难以数计。劳苦挑贩，虽百十斤亦不自由，似此与断绝交通无异。余历十余省，虽近战区，亦未闻见有此政令。万祈火急撤销，以解数十万贫民倒悬凄惨。以上事实经余考查确实，希接纳至幸!”(17)
信函除上述外，另列具体事实八条，至于其他种种苛政，信电中概未提及，因为他认为统制运输，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是最无关紧要，最容易撤销，而害民也最惨酷者。如果这一项都不获准，其他便更无希望了。
陈嘉庚将函电发往永安后，离开泉州探访侨乡。自南安县城溪尾，历访浮墙、刘林、码头、诗山等乡，然后经永春往安溪探访内迁的集美学校。在永春，他根据一路上的闻见，整理成七条，再次上书陈仪，要求他“迅速下令撤销，免贫苦人民数十百万人饥饿疾病死亡之惨”。廿七日，在安溪接得陈仪复电，不下数百字，所言多不切事实。
陈嘉庚探视安溪集美学校后，便回到阔别十九年的家乡集美。厦门沦陷后，不设防的集美多次成为日军轰炸目标，校舍多被击中，弹痕累累，他的住宅则被敌军燃烧弹烧毁，仅存墙壁而已，但旧种树木却长大许多，高出楼屋之上。在故里停留一宿，便动身北上，中午在灌口赴角尾途中，登山眺望集美，苍翠树木和各校的红瓦屋顶历历在目，陈嘉庚万分感慨地对同行的侯西反说：今日“望见集美校舍，是否此生最后一次”?侯西反问他为何如此悲观，他答说：“陈仪祸闽，如不改善，或不去职，余当然攻击到底。既与他恶感，余安能归梓?设陈仪能革去，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握政权，苛政害民，上下争利，余亦不能缄口坐视，势必极力反对，如此党人亦不能容，而视为眼中钉，余何能回梓?”(18)
十一月八日，陈嘉庚自漳州到龙岩，次日抵长汀厦门大学。他亲眼看到内迁的厦门大学，利用旧有寺庙，坚持教学，各科毕业生多有出路，心中十分欣慰。陈仪派统制运输主任胡时渊等三人前来欢迎他去永安，在谈到统制运输时，陈嘉庚举出所见交通阻滞，百物昂贵，人民痛苦种种事实，要求予以撤消。胡答：“战时必须统制，不能完全取消，只可修改”。陈嘉庚义正词严地驳斥说：“战时须统制，无非防备奸商运物资敌，而非阻止自家良好之生活交通。政府借此以取财利……将三天路程延至六十天左右方能运到，将良好食物置之臭坏，致令食粮昂贵，贫民饥饿、疾病、死亡惨痛，无异帮助战时敌人之残杀。余在洋经历两次大战，绝未闻当地政府施此误民自杀之政策。又回国以来历十余省，虽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浙江等战区，亦未见施行此政策，独闽省有此。且闽省非战区，而日战时必行，将谁欺?!”(19)胡等无言可答，只说当回报陈仪决定。
十日陈嘉庚离长汀至连城，次日到永安。庄明理早他两天到此，陈仪约庄谈话，查问自闽北至泉州各地统制运输情况，庄明理据实详告，但陈仪仍坚持己见，越日发表演说，声称“战争时代运输必须政府统制，此乃各国通例，唯不识政治之人，故有反对，然政府必行其任务，以顾全大局，决不轻举放弃”云云。这篇演说，由陈仪署名，全文登载在日报上。陈嘉庚看后，明白陈仪毫无悔祸之心，见面时，对以往函电所说统制运输事，一句不提，略谈几分钟便告辞而出。
十四日，陈嘉庚到大田探望内迁的集美农林、水产、商业三校师生。次日回到永安，在那里除统制运输害民外，还听说田赋比抗战前增加十倍，不禁骇然。是晚在各界举行的公宴上，他怀着忧愁的心情，提出最后的忠告：“……南洋华侨以闽粤二省人占最多数，今日要采取本省好材料，携往宣传则无有，而历经本省数十县，见人民被统制运输陷害，至饥饿、疾病、自杀、死亡者不可胜计，……不日回到南洋，对众闽侨将如何报告?若指鹿为马，良心上实做不到。为保守人格、据实而言，恐未免阻挠闽侨义捐，及波及外汇，……所以函电再三哀求撤消运输统制，绝非无病而好作呻吟也”。最后，他以种树胶忌恶草和白蚁，比喻建国须防贪官污吏，讥刺陈仪。这是陈嘉庚在福建期间最不客气的一次公开谈话，后来他记述道：“余因明后天将离闽境，故本晚发言较有刺激性。”(20)
十七日，陈嘉庚结束在福建六十余天的访问，从长汀进入江西瑞金。在将出闽境之际，他决意打开缄默，揭露陈仪祸闽罪恶。他想到因此必将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国民党人的嫉视，今后难以再回家乡，心中忧郁不乐，他恋恋不舍地眺望着碧绿的闽山，坚定自己的信念：为了挽救福建人民于水火之中，即使自身不得返乡，也要抗争到底，义无反顾!
四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晚，陈嘉庚到达赣州，专员蒋经国来见，为了托其向蒋介石转达，即将所见福建统制运输种种祸害，略一陈述，“话尚未终，则见其神志似形冷淡，不甚注意”，遂中止不说，蒋亦匆匆辞去。
次日，陈嘉庚即在赣州召集同乡开会，列举陈仪祸闽种种罪恶，商定反对办法，分三步进行：(1)以个人名义发电向蒋介石和林森要求解决；(二)出国途中，召集西南各地福建同乡开会，互相联络、扩大宣传；(3)经缅甸至马来亚途中，向闽侨披露陈仪祸闽罪恶，然后在新加坡召开南洋各地闽侨大会，合力要求。在会上，陈嘉庚慨然说：“兹既确知惨状，万万不可坐视不救，袖手旁观!”“就使完全失败，亦当尽人事以听天!”他以“正当之失败，无可羞耻”的大义，勉励同乡与陈仪斗争到底。当天，他先提出权属中央的苛政一例，致电蒋介石说：
“闽省田赋，由十月一日起实行征收实物，价比前加三倍至十八倍，平均须加八倍，全省每年原六百卅万元，现须五千左右万元，闻他省未有如此多加，闽民安得独担重负!况百物昂贵，民生惨苦，万祈电止陈主席进行。”(21)
二十日，陈嘉庚在泰和召集泰和、吉安两地同乡开会，商议救乡进行办法，议决各省同乡救乡活动以泰和福建同乡会为联络中心，陈嘉庚负责筹措活动经费，并先交五百元。估计蒋介石对他在赣州所发电报将搁置不理，便再发一电说：
“兹再详陈仪、徐学禹祸闽数事：统制运输管理失妥，前三天可达，现须二个月多，致百物昂贵，尤以米价为甚。福州大桥自统运以来，贫民投江自杀，捞尸可证八百余人，其他不知若干。又创贸易公司，与商民争利，政治变作营业。又借军米为名，贱买贵卖，公务员各饱私囊。省参议员有罪，应归法院办理，乃因小故捕禁王、丁二人。陈学禹一身兼十二职，助桀为虐，他在上海罪案未满，便即委用，闻所靠者为朱君家骅。闽民遭此等苛政，苦惨甚于倒悬，万乞钧座仁慈，迅速解救!”(22)
二十三日，陈嘉庚到达桂林，记者十余人来见，查问福建政治情况，并说他们接到泰和、吉安记者电告，“有极重要闽省新闻，被中央检查员禁载，甚为愤慨”，现已“有把握由别方面发表”，陈遂将所知情况一一详告，引起了记者们的无限同情。
在桂林听到新四军与中央军发生冲突的消息，陈嘉庚挂念不释，往访行营主任李济琛查询。在谈到陈仪祸闽时，李济琛说：“陈仪有六座靠山，骄纵任意，渠所托闽人陈才往闽北视察，被陈仪用人暗杀，无可如何”!“先生幸早离闽，否则难免危险也!”
二十四日，陈嘉庚在桂林召集同乡开会，吁请广西同乡与泰和同乡会联络合作，声讨陈仪。他认为蒋介石八天来绝无回电，“忍心偏护一人，视闽人如犬马草芥”，他明知请援无效，仍不厌其烦再发一电：
“在赣州、泰和计呈两急电，报告闽民被苛政致饥饿、疾病、自杀、死亡诸惨状，乞求援救，想均收到。余复经数省详细查询，田赋均未增加分文，运输亦无统制，贸易归商民经营，省府绝无兼办，军米亦无分派，邻省如此，而闽民独遭不聊生之酷。余在闽五十天，历三十县，耳闻目睹、确有实据，出于万不得已，为闽民请命，绝非无病呻吟，万祈大仁大义，格外鉴纳!”(23)
根据此次回国与蒋介石会见五六次的经验，陈嘉庚认定亲向重庆求情和讲理，决无效果，“所希望补救者，在用势而已”。即“国内各省同乡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作大规模运动，将陈仪祸闽凄惨无人道实据，通电宣传攻击不止，报纸如不肯登载，则用印刷广播。以我理直气壮，上峰虽欲袒护，然为中外舆论大势所迫，或有相当补救”。所以，他在桂林自费印刷陈仪祸闽罪恶及有关函电，沿途散发，并分寄广东、湖南、江西、浙江等省同乡会，在行抵柳州、贵阳、昆明时，也发动当地同乡一致行动。
十二月四日，陈嘉庚自昆明起程视察滇缅路，行前一日，他第四次发电与蒋介石说：“南方各省，独闽惨酷，故不能忍心坐视。至战时统制，……我国人窃以为有害无益，故不论何者，万祈勿轻施统制”。(24)他“明知屡言无效，然爱省爱国之心不能自已。再尽最后之忠告，成败均不之计!”八日，在芒市即将离开国境的前夕，他接到了蒋介石两通复电，一云：“来电收，闽省田赋系中央意旨，闽事可电我知，切勿外扬。”又一云：“昆明来电已收”。陈嘉庚再四的恳求，得到的竟是这样的答复!他愤懑已极，怒斥蒋介石护恶讳疾，自欺欺人，亦无乃太甚!“复禁余勿言，其主意莫非陈仪握权，职居刀俎，而闽民应当任其鱼肉乎?”(25)他决计不理睬蒋介石，联络海外闽侨继续抗争，不达目的不止。
十二月十二日，陈嘉庚抵达缅甸仰光。十五晚，在福建会馆详细报告陈仪、徐学禹祸闽暴政以及屡电蒋介石请求无效的经过，并托集美校友所办印刷局，将与陈仪、蒋介石、林森等人来往函电编印五百本，除航寄香港闽侨救乡大会和留数十本给仰光闽侨外，大部分带往马来亚各地散发。
十七日，陈嘉庚从仰光搭轮赴马来亚，二十日抵槟榔屿。在槟城、吉礁、玻璃市、太平、实吊远、和丰、怡保、金宝、丹绒马林、吉隆坡、峇株巴辖等埠的华侨欢迎会上，陈嘉庚详细介绍了回国观感和陈仪祸闽事实。
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十个月来，陈嘉庚遍历祖国西北、西南各地，慰劳抗日将士，呼吁团结抗战，宣扬中国共产党领导陕北军民英勇抗战的光辉事迹，揭露国民党统治区特别是福建的黑暗统治。他那种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爱国爱乡精神，赢得了广大同胞的尊重和钦佩，国民党反动派的中伤和破坏，徒见其心劳力拙，更加暴露他们专横诈伪的真面目。
① 陈嘉庚：《金锁关多匪》，《南侨回忆录》第168页。
② 陈嘉庚：《醉翁之意不在酒》，《南侨回忆录》第169页。
③ 陈嘉庚：《醉翁之意不在酒》，《南侨回忆录》第169页。
④ 庄明理：《悼念陈嘉庚先生》。
⑤ 《陈嘉庚先生西北归来纵谈团结抗战》，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版。参见仲约：《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一文。
⑥ 《陈嘉庚先生西北归来纵谈团结抗战》，重庆《新华日报》一九四〇年七月二十六日，第二版，参见仲约：《记陈嘉庆先生在祖国》一文。
⑦ 陈嘉庚：《党人大不满》，《南侨回忆录》第187、188页。
⑧ 陈嘉庚：《必先灭共党》，同上书第188页。
⑨⑩ 陈嘉庚：《蒋委员长三问》，《南侨回忆录》第189、190页。
(11) 引自《南侨回忆录》第191、192页。
(12) 陈嘉庚：《答昆明记者问》，《南侨回忆录》第203页。
(13) 陈嘉庚：《刚直与谄懦》，《南侨回忆录》第214页。
(14) 陈嘉庚：《熊君说共产》，《南侨回忆录》第223页。
(15) 陈嘉庚《党人三计策》，《南侨回忆录》第230页。
(16) 引自《南侨回忆录》第233页。
(17) 《南侨回忆录》第249页。
(18) 陈嘉庚：《登高看故乡》，《南侨回忆录》第258页。
(19) 陈嘉庚：《与陈仪三代表论统运之害》，《南侨回忆录》第263页。
(20) 《南桥回忆录》第269页。
(21) 《南侨回忆录》第28l页。
(22) 同上书第282页。
(23) 《南侨回忆录》第284页。
(24) 《南侨回忆录》第287页。
(25) 陈嘉庚《接蒋委员长复电》，同上书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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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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