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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威武不屈 |
陈碧笙,杨国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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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正当陈嘉庚风尘仆仆,奔走祖国南方诸省,为民请命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拟定的在华侨中攻击、陷害陈嘉庚的罪恶阴谋,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奉重庆政府之命,正式向新加坡政府提出禁止陈嘉庚入境的要求。在遭到英国人的断然拒绝之后,国民党海外部长吴铁城便亲自出马,以“蒋委员长代表”名义,前往香港、菲律宾、荷印(印尼)、马来亚等地开展毁谤陈嘉庚分裂侨胞的活动。吴铁城原任广东省主席,一九三八年冬日军进犯广州时,竟然未战先逃以致广州迅速沦陷这一段丑史,在广大侨胞中记忆犹新,粤籍华侨尤其切齿痛恨,不少人主张“不得开会欢迎,否则粤侨决不参加”。高凌百使尽了威胁利诱的手段,好不容易收买了一个粤籍侨领出头“倡议”开会欢迎,同时又绕开筹赈会,私下发函欺骗马来亚各区侨领前来参加,才得以勉强拼凑开场。 十二月三十一日,陈嘉庚行抵麻坡,在各界午宴中,有颜某者发言攻击新加坡筹赈会对吴铁城南来没有领导各界开会欢迎,献金也缺乏成绩。陈嘉庚立即答复说:就他所知,“南侨总会成立时曾通过一条议案,凡国内官员来洋,若未先经南侨总会承认及政府公文介绍,备筹赈会不负责招待,吴君(铁城)此来是否经过此等手续?”颜不能答。陈嘉庚又说:“新加坡筹赈会组织法及逐次成例,凡要捐款,不论大小名目,须开会通过方得进行,而此次新加坡虽有人倡议献金,曾否开会通过?”颜又不能答。当晚,陈嘉庚回到新加坡怡和轩俱乐部,筹赈会同人五十余人设宴款待,相见甚欢,他即席就祖国抗战和内政情况发表了谈话。 为了欢迎陈嘉庚先生回国慰劳视察胜利归来,新加坡南侨筹赈会决定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星期日,在快乐世界运动场召开万人欢迎大会。吴铁城见报眼红,即以“陈嘉庚将宣传共产,对中英均不利”为由,嗾使英籍随员出面要求新加坡政府下令禁止。新加坡政府置之不理。那一天,热望了解祖国真相的广大侨胞,争先恐后地进入会场,座无虚席,情绪高涨。陈嘉庚从这一场面中感受到华侨群众对他的支持,他慷慨激昂,如实地介绍了祖国各省特别是在延安考察的所见所闻,比在仰光各界欢迎会上所说的更为详尽。他指出: “陕北延安为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前时延安城内亦颇繁荣,居民二万余家。抗战后,敌机累事轰炸,全城夷为废墟,现已无人居住。城郊四面多山,遂从山下或山麓间,开辟马路,穿凿土洞,以为住屋。每洞深约三四十尺,阔十多尺,高亦如之。所有政府机关以及医院学校居民,概在其中。敌机无法轰炸,故亦久不再来。民众安居乐业,衣被亦颇整洁。西安事变,蒋委员长曾允准划定陕甘区二十一县为中共治理地,仍属中央统辖,而中共即取消原有政策,奉行三民主义。边区民众产业仍属私有,三年新垦荒地三百余万亩,亦系私人产业。商人贸易自由,市肆繁盛,与其他各省县同。卫生教育各费,概由政府负担。公务人员、士兵、学生,每年由公家发给寒暑两季衣服各两套,上下一律,绝无等差。长衣马褂,唇红蔻丹,旗袍高跟鞋,则绝迹不见。风俗质朴,生活简单,宴乐应酬更谈不到。婚姻自由,男女有别。县长民选,公务人员舞弊上五十元革职,五百元枪毙。每天除工作外,须读党义书籍一点钟,每星期个人集合露天‘上大课’一次,听取名人演讲,闻其收取党员亦颇慎重。”① 延安的清洁廉明,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贪污腐败,恰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听众为之耳目一新,国民党在华侨中长期捏造的所谓“共产共妻”的天外奇谈,再也没有人相信了。 陈嘉庚再接再厉,于一月十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召集全坡闽侨大会,全面揭露陈仪、徐学禹等祸闽罪恶,号召闽侨一致行动起来,坚持不懈地采取各种办法,倒陈救乡。 这两次报告,首先刺痛了吴铁城。他气急败坏地抛出了一篇又一篇的“奇文”,攻击陈嘉庚“口是心非”,“拥护蒋委员长是假的”等等,同时加紧收买记者和某日报,并计划筹办一家大型日报,后由于新加坡政府不许立案而失败。 吴铁城要求当地政府准许国民党注册为正式社团,除了利用中英联合抗日和亲到新加坡活动以外,还通过驻英大使郭泰祺和英国驻重庆大使向英政府提出交涉,英政府担心这样做将会给马来亚共产党取得同样合法地位的机会,而马来亚共产党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所以最后拒绝了这个要求。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震动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重庆《新华日报》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封锁,刊载了周恩来同志手书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向江南为国殉难者致哀"的题词。这时,不仅中国人民坚决反对重开内战,许多国际公正人士和爱国侨胞,也无不希望祖国能够团结一致抗日,他们函电纷驰,严词指责国民党丧心病狂,破坏抗战。陈嘉庚的心情虽然也是急如火焚,但考虑到自己的处境,暂时没有公开表态。而吴铁城等却趁机加紧活动,指使他们操纵下的马六甲筹赈会,吁请南侨总会致电中共,“告其切须服从中央政府命令”,同时又联络森美兰筹赈会,并盗川马六甲侨领曾江水名义,一再来函纠缠。陈嘉庚援引总会组织章程中提案须有十个筹赈会同意方得成立的规定,加以驳斥,并托人请曾江水来新加坡面谈。曾江水在明白有人盗用他的名义后,立即用电话警告其婿何某“今后不论来函或登报或提案,都不得再用他的名义”。吴铁城这一卑鄙的阴谋,再一次破产了。 一月二十四日,陈嘉庚以南侨总会主席名义发出通告,订于三月二十九至三十一日在新加坡召开第二届南侨大会,选举新的领导机构,另外通知于四月一日召开南洋闽侨大会,讨论救乡办法。他明知蒋介石对他“已生恶感,无法挽回”,“然不忍坐视闽民凄惨于不救”,故不计利害,坚决斗争到底,将陈仪、徐学禹祸闽罪状汇编一册,印刷千余份分寄各地,并正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撤换陈仪的议案。 这一系列举动,普遍得到南洋广大侨胞的热情支持,但却引起了新加坡国民党人的怨恨。他们不断开会密商,函电交驰,多方活动,力图破坏。 新加坡国民党人抓住倡办南洋师范学校为突破点,对陈嘉庚发动了一连串的攻击和诬蔑。原来,陈嘉庚于电请重庆教育部在闽、粤二省开办华侨师范学校遭到拒绝之后,便于一九四二年二月间倡议创立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并积极筹募捐款,兴建校舍,准备秋季开学。重庆教育部竟然来电,以不许学生回国升学相威胁,抢先在报纸上公布。新加坡国民党人也乘机大放厥词,诬陷陈嘉庚“收取华侨赈款,充作学校基金”等等,吠影吠声,层出不穷,造成了“有党与无党分裂,意见日深”的局面。陈嘉庚为了避免“南洋华侨在抗战中相互倾轧”,不予置辩。 为了破坏南侨大会和闽侨大会的召开,重庆国民党“某要人”竟不择手段,出面要求英国驻重庆大使发电新加坡总督,务于三月二十九日前将《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南侨总会秘李铁民等五人驱逐出境。后经新加坡政府派员调查,这五人中都没有犯出境的法律。为了阻止陈嘉庚再次当选南侨总会主席,他们又特派菲侨出身的国民党中央常委王泉笙赶到雅加达,向南侨总会副主席庄西言施加压力,遭到庄的严词拒绝。王泉笙连忙赶到新加坡与当地国民党人在总领事馆里多次开会,密商对策。 这样,随着开会日期的迫近,以陈嘉庚为首的爱国侨胞反对国民党人阴谋控制的斗争,便日趋表面化了。 二 南侨总会开会前夕,以王泉笙和高凌百为首的国民党人,极力开展倒陈的活动。陈嘉庚不愿侨胞在抗战期中自相倾轧,慨然在报上登出启事,辞任南侨总会主席。消息传开,海内外同胞十分关怀,纷纷函电挽留,日以数十封计。重庆国民党要人朱家骅也来电称:“传闻先生于国事颇露消极,谅敌伪挑拨离间之宣传,而非事实也。中央以先生为侨胞领袖,对国家社会贡献尤多,故于先生意见向极重视”,云云。陈嘉庚乃于三月二十六日复电阐明引退之举实缘别有苦衷,电文说: “曩者国民外交协会约讲西北考察观感,庚凭良心,作实言,乃有人厚诬庚被中共包围,一再控词欺蒙蒋公,并电庚所到东、西、南各省,且复来洋布置与庚为难,诬毁兼至。近则变本加厉,竟图利用外交,陷害无辜,冀以摇撼赈会,事虽未达,恶意仍存。侨胞效力抗战,原无党派,今则大大不同。又如滇缅路运输积弊甚深,闽省酷吏害民至惨,为自有世界历史所无,事与抗战前途有关,明知多言招尤,实奈良知难遏,蒿目艰难,痛心何限!故辞。”② 陈嘉庚是因为不愿昧良心,说假话而表明引退之意的。这一举动,光明磊落,和国民党人的鬼蜮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广大侨胞的反响可见,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陈嘉庚的威望不但没有被国民党人的造谣中伤所损害,反而比以往更高了。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南侨大会如期在新加坡开幕,陈嘉庚致词后许多代表相继就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发言,而总领事高凌百却上台大骂华侨“口是心非”,“无诚意拥护中央”,“无党无派是倒行逆施”等等,引起了代表们的莫大愤慨,巨港代表白辰恭等几欲当场退席。陈嘉庚知道高凌百所骂“无疑的是针对我和大会代表说的”,只是因为他是政府外交官,故暂时容忍。不料会后高凌百又将发言稿投登各报,内容比所言更加狂悖。陈嘉庚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于第二天上午,先派人通知高凌百不必到会,继在会上发言,痛斥高凌百“狂谬乱骂,侮辱侨众,乃不知悛改,复投稿各日报毁辱尤甚,较之吴铁城更形骄暴”。他愤慨地说“今日高凌百敢如此狂谬者,无非谄媚吴铁城,奉其意旨作走狗,故敢如是。”提起吴铁城,他更加怒不可遏,便历数其弃地先逃,剥取民脂民膏,大建巨大住宅,南来后自谓“代表蒋委员长”,“到处鼓树党权,破坏华侨团结”,“护恶逞势,助桀为虐”种种罪恶。 陈嘉庚发言甫毕,王泉笙迫不及待地上台攻击陈嘉庚侮辱中央外交官,不许参加此会为不公,提议请高凌百前来,要代表举手表态,虽然有几个国民党员举手赞成,由于陈嘉庚据理力争和大多数代表看穿了他们的鬼蜮行径而未能得逞。 三月三十一日下午,南侨大会选举第二届正副主席,陈嘉庚虽然一再表示辞任,投票结果,仍以一百五十一票赞成,一票反对当选为第二届南侨总会主席,庄西言(印尼侨领)、杨永泰(菲律宾侨领)当选为副主席。大会就此发表的《宣言》说: “总会陈主席嘉庚,公忠谋国,一生如一日,其在教育上贡献,古之所无,其以人民地位协助政府抗战,今日仅见!而识足以辨奸,才足以服众,德望足为群伦钦式。徒因守正不阿,刚毅质直,每当有事之时,辄召无根之谤。大会同人最近闻陈主席忽萌退志,骇异之余,探悉其苦衷,而考虑之余,又深以为不可。值以抗战期间,南洋华侨不能无筹赈总会之组织,则不能无陈主席之领导,同人深信南洋绝大多数侨胞需要陈主席,爱戴陈主席,国内绝大多数同胞,亦需要陈主席,爱戴陈主席!” 三 四月一日,南洋各地闽侨代表三百余人,齐集新加坡大世界舞厅开会,陈嘉庚担任临时主席,向大会报告回国慰劳期中亲见陈仪、徐学禹等种种祸闽暴政,以及向蒋介石请求的经过,得到了全体代表的同情与拥护。经过两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组织“南洋闽侨总会”,创办周刊,发表宣言致电林森、蒋介石和捐资赞助南洋华侨师范学校基金等议案,并于三日,选举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庄西言为副主席之后圆满结束。 大会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没有得到答复。陈嘉庚认为“彼不睬与不覆,愈表现其为政不公,怙恶不悛”,而自己为民请命,问心无愧,自非再接再厉不可。于是,他又于四月七日以个人名义再发一电,由重庆国民参政会分送林森、蒋介石、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电文说: “南洋筹赈总会会员大会及南洋各属闽侨代表大会,近日均在新加坡开会……两大会呈电中央八通,均托总领事馆代发,不悉有无达览?侨胞拥护抗战,一秉至诚,出钱出力,以无党无派为最巨,苟以党派为号召,则无异摒弃无党无派者于圈外,岂非自截手足以求强身?自吴铁城来洋,利用宣尉名义,暗植党羽,鼓煽分裂。驻星总领事高凌百更仰承鼻息,变本加厉,阴谋操纵报馆、学校、社团各机关,以遂其破坏团结毒计,吴君在星时,对记者诬毁鄙人无所不至,以念其为委座专使,恐伤尊严,隐忍不较。高君以为懦弱可欺,益肆狂悖,竟在此次赈总大会中大放厥词,斥骂无党无派者为倒行逆施,为破坏抗战。庚认吴、高等辈荒谬绝伦,无可再恕,始揭吴贪黩误国、高拥汪亲德各实据。至于陈仪、徐学禹苛政祸闽各端,经大会电请撤惩,务祈采纳!”③ 由于陈嘉庚,仗义执言,据理力争,造成“中外宣斥,舆论哗然”的形势,重庆国民参政会不得不讨论陈嘉庚的提案,决定派员调查,行政院由于接到林森转交各电,也不得不派员调查,结果证明陈嘉庚所揭各条都是事实。此时正值日军再次疯狂进犯,国民党军不战先溃,福州迅速沦陷,陈仪的亲日路线彻底破产,蒋介石才下令将陈仪调离福建,由刘建绪继任福建省主席。陈嘉庚发动的倒陈救乡运动,至是始取得了部分的成果。 四 一九四一年,正是太平洋风云紧急,战争一触即发的年头。陈嘉庚除了集中精力同破坏华侨团结的势力作斗争之外,仍一如既往,密切注视着文化教育事业的每一个进展。 “皖南事变”以后,文化界进步人士的处境更加困难。有的不得不出国暂避。重庆记者协会主席范长江在香港主办《国际新闻社》,宣传抗日救国,写信向陈嘉庚求助,陈嘉庚立即汇去港币一万五千元。范长江继又倡办《华商报》股份有限公司,陈嘉庚慨然认股一半,即港币四万元,先汇去二万元。著名民主战士邹韬奋秘密来港,复办《大众生活》周刊,进步人士郑书祥、吴金卫创办《香港中国通讯社》,都得力于陈嘉庚的资助④。 紧接着吴铁城南来之后,国民党进一步制定了“南洋教育党化”的方针,由所谓“侨务委员会”设立一所训练党化的学校,把经过训练的毕业生派往各侨校“指导”。陈嘉庚愤慨地说:“华侨之办学校,系以血汗金钱捐助,且经过甚久时间,方能办得一间良好学校。国内教部对金钱人力无丝毫帮助,乃为其党化权利故,委一青年乳臭未干者来指导全校,其摧残教育为何如!”在一次演讲中,陈嘉庚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抨击,指出: “观此三年间国民党之设施布置,处心积虑,比较欧美政党实有天渊之别。如滥招党员,不择良莠,只求其量,不求其质。知国民受教育者甚寡,他日能在社会活动者,当然非文盲主人,乃强迫学校校长教师,须加入国民党,否则开除。学生如入党者则可优待,谓之教育党化,诸公务人员亦然。致造成上下贪污,猫鼠同眠,误民弊政,无所忌惮,较之君主时代苛殃更甚!” 在陈嘉庚和各侨校师生的抵制下,当地提学司出面阻止,国民党的“南洋教育党化”阴谋一时未能得逞。 陈嘉庚倡办的南洋华侨师范学校,虽然遭到国民党教育部和新加坡国民党人的百计阻挠和破坏,但他仍百折不挠,坚持开办。在星马华侨的热烈支持下,募到捐款二十余万元,校舍建筑和图书仪器设备,粗具规模,于八月间正式上课,有学生二百三十余名,教职员二十余名。正在陈嘉庚积极筹划进一步的扩充的时刻,日寇侵略战争的火焰却日益逼近了。 ① 载新加坡《南洋商报》,一九四一年一月六日。 ② 《南侨回忆录》第310页。 ③ 陈嘉庚:《呈林主席蒋委座等电文》,《南侨回忆录》第324页。 ④ 参见香港《文汇报》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二日,《陈嘉庚与文化事业》一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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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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