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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避难爪哇 |
陈碧笙,杨国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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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凌晨四点钟,陈嘉庚被“轰”!“轰”!“轰”!三声巨响惊醒了。他开始以为是打雷的声音,立即起床从卧室——恰和轩俱乐部三楼——的窗口向外瞭望,只见火花伴随巨响弥漫天空,振耳的警笛呜呜地大鸣起来。敌机轰炸新加坡,日本向英国开战了! 自从上个月日本近卫内阁辞职,东条英机上台,陈嘉庚就预料到战事难免。象征着日寇铁蹄南进、太平洋战争爆发的轰炸声,在陈嘉庚心中交织着复杂的心情。日军进犯,使东南亚人民和海外华侨的生命财产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他不能不感到痛心。日军逼使英国卷入战争,实际上使中国抗日战争增加了一个同盟国。我国“抗战不孤,而最后胜利决可属我也”。为此,他又万分欣慰。 日军在马来亚登陆,凶报不断传来。十二日晚上,陈嘉庚接到孙崇瑜打来的电话,知道英国两艘主力舰“太子”号和“击退”号前夜在马来亚关旦海面被日本飞机炸沉。十三日中午,又传来吉礁和关旦失守的消息。这时,新加坡英人财政司从华侨银行取走了英公债券八百万元,并准备烧毁所有纸币,形势显得十分危急。李俊承到怡和轩劝陈嘉庚及早离开新加坡。陈嘉庚坚定地说:“时间尚早,不宜遽行!” 他没有打算马上离开,是希望在战争危急关头,为侨胞安全和反法西斯战争多贡献一份力量。 十六日,他发出《通告》阐明当前形势,“望吾侨同心协力,坚持民主国家壁垒,扑灭法西斯强盗集团,拥护当地政府,安定社会人心”,“我侨胞对祖国之赞助,尤当与救济当地战灾,同时加进,万勿稍懈!”十七日,新加坡总督汤麦斯约陈嘉庚谈话,希望他应用自己的影响,号召旅新侨胞挖防空洞。他欣然答应,马上起草启事,送登各报,请各界人士于十九日下午二点钟到总商会开会。虽然反对派报纸故意改为二十日开会,但十九日下午到会的人仍然很多。当场各社团议定雇工人数,派员调查开挖地点,印发传单通知各住户自动开掘,限七天内完成。 自从“太子”号和“击退”号被击沉后,英国慌忙把槟榔屿的英人男妇六七百人全部撤退,新加坡总督且亲到火车站迎接慰问,而许多马来人和华人却被排斥在外,不让他们使用交通工具。在这种不抵抗主义和歧视政策的影响下,槟榔屿很快就沦于日军之手。日军开入槟城时,市区一片混乱,抢劫四起,当地人民和华侨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陈嘉庚和新加坡华侨对英国这种不人道的行径,深为愤慨。新加坡总督汤麦斯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宣布,“此后无论何处,凡有不得已时,决不效尤,必视同一体”,并下令释放政治犯,又在吉隆坡发放军械,允许民众和华侨组织抗日游击队。 二十六日上午,新加坡英公安局长和总商会长及一国民党人,突到怡和轩拜访陈嘉庚,谓总督请他出面组织“新加坡华侨总动员会”,协助抗战。事出蹊跷,而所谓“总动员会”的含义虚泛不清,不由得陈嘉庚警觉起来,坚决加以拒绝。这三人死赖纠缠了两个多钟头,喋喋不休。后来总商会长于无意中透露出,原来是蒋介石来电嘱华侨“努力与此间政府合作”。陈嘉庚回答“既然如此,总商会即当负责领导”,他藉口霹雳州失陷,本人在该地产业尽行丧失,方寸已乱,无法顾及,把他们辞退了。 第二天,公安局长派人来见,以总督“甚形不满”相威胁。陈嘉庚表示“总动员”太广泛,必须具体讲明华侨应该办那几件事,公安局长提出三点:一、各街设义务警察,协助维持治安,防备燃烧弹、降落伞等,并清除被炸倒塌垃圾。二、组织宣传队,到各处宣传。三、代政府雇临时工人,以应各处需要,工资由政府供给。陈嘉庚答应了。 二十八日上午,新加坡总督汤麦斯召集各界要人、侨领和中西报界人士到督署开会,宣布由陈嘉庚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抗战。开会之前,新加坡各报刊布了蒋介石来电,委托新加坡国民党党部、报馆、社团三机关领导华侨协助英政府的消息,用意显然是想把广大华侨自动组织起来抗战的功劳,统统归于“蒋委员长领导”的名下。陈嘉庚在会上发言说: “蒋委员长何日来电,余本早阅报纸方知,其所委托系党部、报馆、社团机关。然此三机关,与余个人完全无关系。盖党部者,余非党人;报馆者,余不但无报纸势力,且本坡三家日报中,两家常以嫉忌私憾,并为党人利用,时常反对破坏,此为华政司及公安局长所知者。至社团中,本坡当以总商会为首,”那末他们为什么不出来领导呢?陈嘉庚最后表示自己的立场说:“然今日中英已成共同战线,虽非联盟亦与联盟无殊,贵总督既欲余领导华侨,余若办得到者,当竭诚奉行耳。”① 这一席话,无疑是给“中华民国”驻新加坡总领事高凌百和国民党党棍们一记响亮的耳光,表达了广大侨胞决心抗日但决不接受蒋介石领导的共同心愿。 三十日,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址召集全体华侨开会,讨论协力抗战事宜,正式成立“新加坡华侨抗敌后援会”,陈嘉庚任会长。下设“保卫团”、“宣传股”和“劳工服务团”。会上,共产党人耶鲁提出“民众武装”的议案,受到与会华侨青年的热烈支持。陈嘉庚从实际出发,认为华侨长期被剥夺参加军事训练的机会,现在仓卒成军,经验毫无,伤亡必众,且恐引起日军报复,所以一再以“民众武装”不在他所承诺的三条之内为理由,力加阻止;后来为华侨青年的抗战热情所感动,认为“彼等同仇敌忾,诚属可嘉”,在只负责介绍华侨参加抗日游击队的前提下,同意设立“民众武装股”。第二天下午,陈嘉庚又在中华总商会开会,举定抗敌后援会各股负责人,决定在晋江会馆设办事处。从此,新加坡抗敌救援活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一九四二年一月,日军在东南亚各地凶猛推进,对新加坡的轰炸也日益加剧,英人纷纷撤退,军港工人出工率一天比一天减少。 二十三日,陈嘉庚亲往军港调查,同行的国民党政府“军事代表团”团长郑介民,托他致电雅加达庄西言代租洋楼一座和汽车一辆,邀陈同机避往印尼。陈辞以“时机未到,不便轻离”。他继续留在危城中,关于第二天在影剧院召集在军港工作的华侨工人,申明中英共同对日作战的意义,极力劝慰华侨工人复工。但是英国政府没有决定坚守新加坡,开始将英人和军用物资秘密地撤退。三十日上午,陈嘉庚从各种渠道获知,英兵乘夜自丹戎巴葛码头下船他去,军港物资不论贵重与否都被扔入海中,老巴刹区的十余门高射炮也撤走了。……他不禁怒火中烧,立即与“华侨抗敌后援会”总务主任叶玉堆等人向总督汤麦斯提出诘问,并要求应给华侨抗敌工作人员安全撤退的便利。汤麦斯吱吱唔唔,不肯实言,对保证华侨抗敌工作人员安全撤退一事,更加不愿负责。其时,重庆政府已通过外交机构向英国交涉,必要时设法使“中华民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官吏及所派委员安全回国,从汤麦斯口中,得知电文中对华侨领袖和民众的撤退问题竟一字不提。陈嘉庚不胜愤慨,叶玉堆义愤填胸地说:“他(指蒋介石)不认我们是中国人了!” 英国即将放弃新加坡,蒋介石把华侨当做“海外孤儿”抛弃了!不愿做日本军国主义顺民的陈嘉庚不得不走上逃往印尼避难的道路。 二 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军炸毁柔佛通新加坡的铁桥。入晚,英军从新加坡军港发射大炮轰毁柔佛埠所有高大的建筑物。二月一日,军港内尚存十个贮油池,也被放火焚烧,浓烟弥满中天。同一天,英政府“慷慨”发枪一千支给华侨,“武装民众”抗日。陈嘉庚认为“此等乌合之众,绝对无丝毫效力,而英兵至少尚有五七万人,何须派此绝未训练之人往前线?不但此一千人将就死地,敌人入境必因此多杀许多华侨,英政府此举,最为狡猾残忍,实可痛心!”为了“表明不赞成华侨武装助英政府”,他“乃决意离新加坡。”② 二月二日,陈嘉庚把他负责多年的南侨筹赈总会、闽侨总会及南洋华侨师范学校、集美学校的有关事务,一一安顿妥当。第二天一大早,他与友人陈贵贱、刘玉水、陈永义乘小汽船离开新加坡。四日中午抵印尼苏门答腊岛的淡美那,当地县长以其入口手续与常例不合,须请示上级,方许再进,只好暂留以待。淡美那的华侨们热情地招待陈嘉庚一行,并派人到宁岳通知当地侨领,设法转告雅加达、棉兰、巨港各地侨胞,共同出力相助。九日早晨陈嘉庚接县长通知放行后,即坐原船驶往宁岳。十一日由于巨港华侨的协助,陈嘉庚和刘玉水取得进入巨港的通行证,便于次日乘汽车前往。十三日抵双溪那礼的福东树胶厂。因为前程渡船拥挤,不得不退回双溪那礼等候。十四日傍晚抵达距巨港五百余公里的马老白。十五日,阴历元旦,陈嘉庚在乘车前往臣港途中,得知日军伞兵部队已进入巨港,荷兰守军万余人闻风溃逃。只好临时改变行程,于十六日中午来到占卑的直务,半夜回到双溪那礼,一路上只见荷兰官吏争相逃跑,人心惶惶,秩序大乱。 陈嘉庚在临行前,充分估计到,如回归祖国,“国民党要人决不容余立足”,出于无奈,才决定避往邻近的印尼。他想,印尼即不能守,最少可以坚持两三个月,必要时,尚可转往澳大利亚或印度。那能料到,日军侵入是如此的迅速,巨港失陷是如此的突然,从巨港前往雅加达的计划竟成了泡影!他愤恨荷兰官吏军人不战而逃,说:“世界最坏之军人及公务人员,想无如荷人之不负责者!” 然而,难道就这样陷于苏门答腊,垂手待毙吗?不!陈嘉庚决心排除万难,到爪哇去。 当陈嘉庚购置床褥等生活用品,准备在双溪那礼福东树胶厂里暂避一时之际,无意中听说巴东有船开往爪哇,经打发刘玉水打听属实,便于十九日乘汽车赶往巴东。在吴顺通的努力下,终于买到了二十二日启行的早已超员的轮船票。 二十一日夜,陈嘉庚、刘玉水由吴顺通陪同,走下拥挤不堪的轮船。第二天清晨,轮船驶离苏门答腊海岸,向爪哇进发。 三 二月二十五日晚上,轮船停靠在芝拉札海口。二十六日上午,陈嘉庚随着蜂拥的人潮踏上了爪哇的土地。经当地华侨热情款待,当晚在中华会馆副主席李保仲店里过夜。二十七日午后,办妥入境手续,雇车前往万隆,在东华旅社住了一晚。二十八日上午,由王怀仁陪同抵达雅加达,住庄西言宅。 就在陈嘉庚来到雅加达的那天夜里,日军开始在爪哇岛登陆,海上交通断绝,形势更形危急。陈嘉庚遂于三月一日由厦大校友郭美丞伴送到数十里外芝巴容庄西言的别墅,转往芝安术郊外陈泽海的树胶园内暂避。 三月三日,日军进逼雅加达,荷军望风选窜,市内一片混乱,当地匪徒趁机抢劫华侨财产,死伤数百人。四日,日军未遇抵抗,长驱入雅加达。五、六两天夜里,芝安术当地凶徒二十余人,图谋抢劫陈泽海树胶园。八日,庄西言在芝巴容的别墅,被洗劫一空。十日,庄西言被日本宪兵队传讯,被迫返回雅加达。 陈嘉庚怦怦不安地度过了春暮。四月初旬,传来了日军在雅加达大肆搜捕华侨和庄西言被捕的消息,陈嘉庚心情更是不安,大有度日如年之感。直等到五月十五日上午,泗水厦大校友郭应麟、廖天赐两人来接,陈嘉庚大喜过望,下午便偕刘玉水等前往芝安术,准备改乘火车往泗水,因买不到车票,在车站旁小旅舍暂住一夜。 十六日早,因泗水车站已被日军严密封锁,便改搭火车经万隆转往日惹。十七日,在日惹买好车票进站时,突遇日本宪兵正在检查旅客身份证。他们怕引起日军注意,只好硬着头皮,乘日本宪兵忙于检查之际,一涌而入,廖天赐在后虽被拦住,刚好他有身份证,遂得顺利通过。 陈嘉庚一行当日抵达梭罗,住市中心的三民旅社,厦大校友黄丹季、陈明津赶来会面。因发现有人注意他们,陈嘉庚和刘玉水立即移住附近的萍水旅馆。数日后,租到了一所空屋,随便买些粗笨家具,搬入居住。郭应麟夫人林翠锦(集美校友)携两个幼儿及一印尼女工从泗水搬来同住。这样,男女老幼八口人,组成一个战时的大家庭,便没有破绽可寻了。 为了取得身份证,陈嘉庚化名李文雪,由林翠锦陪同前往登记,幸得顺利通过。 梭罗美丽的异国风光,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凄戚而又悲伤。陈嘉庚默默地想起了遥远的祖国和长期侨居的新加坡,那里的人民和亲如骨肉的同胞。枪林弹雨下,他们颠沛流离;漆黑无光的夜晚,他们痛苦呻吟!他的心难过极了。 四、五月份的梭罗,一到中午,天气便很炎热。七月以后,更是热不可耐。为国家民族前途而焦虑万分的陈嘉庚,原已虚火上升,加上酷夏的折磨,牙痛接连爆发两次,因而不得不考虑迁居。黄丹季在玛琅经营家俱厂,很快地租到一所设备齐全的住宅。八月四日,陈嘉庚在刘玉水、黄丹季陪同下,从梭罗搭火车到玛琅,开始了新的匿居生活。 四 玛琅,东爪哇的山城。这里风景宜人,气候适宜。陈嘉庚一“家”的避难地——巴兰街四号,杂处于大街僻巷之间,后面是勃朗打斯河,两岸一片椰林。黄丹季等人事先做了妥善的安排,把陈嘉庚的户口、屋税单及其他纳税关系等都填作三、五年以前的,象是一个老居民的样子。家俱从黄丹季店内搬来,环境清静,生活顺适,陈嘉庚十分满意,觉得并不逊于新加坡,只是行动不能自由而已。 陈嘉庚来到玛琅之后,焦急地关切着战争的每一发展,日夜盼望胜利早临。当地只有日人办的一家日报叫做《共荣报》,陈嘉庚经常从报道的蜘丝马迹中,细心研究,推测战事发展的趋势。为了安全起见,屋内不敢设收音机,但黄丹季等却不时把秘密收听到的盟国电台广播的消息转达给陈嘉庚。综合各种渠道得来的材料,陈嘉庚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他认为“澳州如能坚守,则联军不久便有反攻之日,而敌寇终必败溃矣”。 十月二十日,黄丹季从朋友那里得到日本宪兵部派人暗查“陈黄来玛”的消息。原来,玛琅侨商陈嘉祺有一个稍懂日语的店员去职后在敌宪兵部担任翻译,宪兵队长叫他调查关于陈嘉庚、黄伯权(新加坡中国银行总经理)两人匿居玛琅的事。这个汉奸曾经查问其旧店东陈嘉祺是否知情,陈嘉祺回答绝无此事,黄伯权已由芝拉扎乘船往锡兰(今斯里兰卡),玛琅那来个陈嘉庚?可能是他本人陈嘉祺,“名相如而实不相如”,谐音误传所致。 黄丹季听了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深为老人的安全担心,要想迁居,一时又难找到妥当的去处。陈嘉庚知道了以后,镇静地说: “你们绝不可以如此。人生自古孰无死!万一不幸被捕,敌人必强我作傀儡,代他说好话,我决不从!那时一死以谢国家,有什么不得了!我这么大一把年纪死也不算夭寿,你们千万不可为我着急。”③ 黄丹季等人深受感动,后来决定由郭应麟陪伴避居附近南梦巽勿瓦朗埠厦大校友苏浩然开设的米厂里,直到风声渐渐平息后,于十一月九日回到玛琅。 一天清晨五点钟,天还没亮,巴兰街四号前院突来一阵急如星火的敲门声,黄丹季惊醒起床,发现前后左右已被日本宪兵包围,不禁魂飞天外,只好硬着头皮打开前门,如狼似虎的日本宪兵蜂涌而进,指着黄丹季大喊:“荷兰人!荷兰人!”这时后门一人用印尼话说:“错了!不是四号屋,是二号屋”。原来他们是要逮捕隔邻的那个荷兰军医,走错了门,这一场虚惊可真不小。 为了确保陈嘉庚的安全,郭应麟、黄丹季每每劝他移往别埠。陈嘉庚不愿意,而且知道宪兵部侦查不出他在玛琅的确实消息,逐渐安下心来。 一九四三年三月,陈嘉庚兴起了写回忆录的念头。他向来认为自己对社会、国家无甚贡献,加上幼年辍学,学识肤浅,很少提笔记述。直到前年代表南侨回国慰劳考察,他的思想产生急剧转变之后,才暗暗下了决心,要把这段不平凡的经历公之于众。那时他曾交代秘书李铁民把沿途见闻观感笔录下来,等返回新加坡翻阅时,发现其中遗漏不少,因责成李秘书补充重写,被其延搁,终未成编。现在趁着终日无事,不正可以逐一回忆,把它记述下来吗? 七十年漫长而曲折的人生,可以记载的很多。陈嘉庚所选定的主题,是华侨在抗战中的努力。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主题,实际上,也只有亲自领导华侨坚持不懈地支援抗战活动的他,才最有资格写作这样的回忆录。写这部回忆录的目的,不是为了颂扬自己,而是向全国人民介绍华侨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中所作的努力,抒发海外中华儿女热爱祖国的情操。他说:“个人经历虽不足道,然所见所闻多属确切事实,有裨社会观感,且使后人知当祖国抗战时南洋华侨之工作情况,庶不致误认为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危险期间,海外南洋千万人之华侨,尚坦然盟之度外而忘其祖国也。”④ 陈嘉庚开始写作不久,便被一些意外的事故所打乱了。动笔才一个多月,五月六日晚上,郭应麟前来报告,下午日本人两次来厂,似在暗查某种嫌疑之事,他怀疑陈嘉庚的行踪已被发觉,建议离开这里暂避一时。当晚陈嘉庚移居黄丹季厂内,次早由黄丹季陪同乘车到峇株刘玉水家暂住。几天后,知道已无危险,又回到玛琅住宅。 刚刚安定下来,斜对面五号屋又迁来了日本宪兵队副队长霸占的一个台籍妇女,由于语言相通,这个台籍妇人,时时借故跑来闯门子聊天,实行“友好”,弄得林翠锦、黄丹季等人欢迎不好,不欢迎也不好。无可奈何,陈嘉庚只好独自迁到峇株和笨珍半路间的一间原属荷人的住宅里,和李荣坤一家同住。 一天早晨,陈嘉庚外出散步,黄丹季跟在后面,保持有十多步的距离。途经日军新设的一个岗哨时,陈嘉庚不肯按照日军的规定,行九十度的鞠躬礼,被冲出来的日军抓住要打,黄丹季机敏地赶上去与日军相撞,挨了一顿拳打脚踢,陈嘉庚幸得脱险而去。 又有一天,陈嘉庚正在前房躺椅上看书,忽然走进一个日本军官,指着他用印尼话大声喝问:“你是谁?你是谁?”陈嘉庚镇定坐着,不发一声。黄丹季闻声赶出,以手示耳,示意老人家是耳聋听不见,解了此围。 住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初,隔邻辟为日本军官疗养所,敌人来去频繁,容易暴露,于是在二月七日移居巽勿佐村的晦时园。 晦时园,距离峇株埠约三公里,园前有公路,右接峇株,左接笨珍。园后有小山,高约二百余尺。左、右有笨珍山、峇株山,相离约六、七公里,山脉延长,如两手环抱。一公里外,有一湾流水湍湍向东南而去。屋子建筑十分讲究,全屋周围均有无柱走廊,虽淫雨时亦可散步。右畔有花园及百余尺长的藤花棚,左畔有果园和禽畜舍,宅后树木荫森,苍翠欲滴。又有三尺阔的石路弯曲绵延于林丛之间。从晦时园眺望,一片青翠之中,间以红瓦白壁,风景绝佳。 晦时园原是荷兰人的产业,日军侵入后屋内设备大半遭到破坏,花木也无人照管。陈嘉庚以三十盾向管理机关租来,略加修饰,十分称意。从此,他一直居住在晦时园,到沦陷时期结束为止。 陈嘉庚有鸡鸣早起运动和散步的习惯,匿居以来,因为日本军警时常黎明时搜查捕人,这种习惯就成为防避敌人搜捕的一种斗争方式。散步以后,即回住处,继续写回忆录。这年四月,全书脱稿,这就是著名的《南侨回忆录》,战后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在新加坡出版。嗣后,他又在六月间完成《个人企业追记》,战后附印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 在匿居生活中,陈嘉庚仍然十分关心战争全局的发展。他经常以敌报记载的一鳞半爪中细心探究推敲,抓住其最本质的东西进行分析判断,从而得出了盟军必胜、敌寇必败的结论。他认为日军在陆战方面占有很大优势,仅就南洋占领区而言,就可以集中二百万人以上的土著兵力,这些士兵生活水准低,耐热耐劳,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就地取粮,在防守上以主御客,以逸待劳。盟军方面,印度兵不可靠,中国兵能来者不多,英美兵生活水平高,不适于热带作战,虽拥有较佳装备,最多只能占领几个重要城市和交通线,即使整个南洋都已收复,而日本本土仍属安然无恙。所以要战胜日本,不能依靠陆战,而应该充分发挥盟军在海空方面的优势,在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的前提下,集中大量航空母舰、战斗舰、潜水艇,轰炸日本重要城市,断绝其对外交通,在不太长时间内,使日本本土陷于困境。这样,尽管日本在中国和南洋的陆军仍然完整无缺,亦难逃最后败亡的命运。去年六月陈嘉庚在梭罗看见《共荣报》登载美国大造航空母舰的消息。八月间,得到美海空军在所罗门群岛大捷和登陆新几内亚的消息,知道战争的形势正在按照自己所预料那样发展,心中无限欣慰。他得出结论说:“敌人虽占领缅甸,其发展已登峰造极,不能再侵入印度一步,在太平洋方面,海空军早在珊瑚海失败两次,只能望澳洲而兴叹,其势已成强弩之末”,最后崩溃的日子已屈指可数了。 陈嘉庚在日常言谈中,很少说及私事,所谈的大都是爱国爱民的大道理,关切的是战事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他生活简朴,不喝咖啡,不喝酒,也不吸烟。三餐力求简单节约,早餐除牛乳鸡蛋外,喜吃番薯粥。有时,在他左右的校友们为了使他吃得象样点,多备点好菜,他总是不高兴地说:“现在是战时,物力维艰,何苦浪费!前线抗日战士,后方受难灾民,过的是什么生活?我们何忍独享美食。与其吃了不安,不如不吃。”⑤以后凡是再煮什么好菜,他索性不动箸,表示无言的抗议。 陈嘉庚身处险境,泰然自若,从不畏惧,也很少忧虑。当时在他左右的校友们很为他担心,有的苦劝他不要在那危险的处境中写回忆录,深恐书稿一旦给日本警探发现,对他更加不利。陈嘉庚不以为然,写了一首诗以明志: “胜利未达,敌寇未败,潜踪匿迹,安危未卜,佘惟置死生于度外,作俚诗一首以见志。 领导南侨捐抗敌,会场鼓励必骂贼。 报章频传海内外,敌人恨我最努力。 和平傀儡甫萌芽,首予劝诫勿昧惑。 卖国求荣甘遗臭,电提参政攻叛逆。 强敌南侵星马陷,一家四散畏虏逼。 爪哇避匿已两年,潜踪难保长秘密。 何时不幸被俘虏,抵死无颜谄事敌。 回检平生公与私,尚无罪迹污清白。 冥冥凶吉如有定,付之天命惧奚益!”⑥ 五 一九四五年,日本小矶内阁倒台,由年已七十九岁的海军上将铃木继任首相。陈嘉庚从敌阁的人事变动中看出了向来独揽大权的日本陆军少壮派已经失势,铃木内阁的任务不外是苟延时日,争取更有利的投降条件而已。果然,仅仅四个月零几天,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喜讯传来,陈嘉庚笑逐颜开,兴奋异常,他的心飞往侨居多年的新加坡,也飞往万里迢迢的祖国。等到交通秩序稍告恢复,他便于十月一日由黄丹季陪同,乘汽车经泗水转往雅加达。三日,出席夏大集美两校校友的欢迎会,会上有人提起希望校主领导华侨襄助祖国,陈嘉庚答称:“华侨果欲帮助建国,必当分别是非。”他准备在次日福建会馆欢迎会上详谈这个问题。 四日,雅加达华侨在福建会馆召开盛大的欢迎会,庆祝陈嘉庚安全脱险归来。会前校友郭应麟等受侨领嘱托,以当地国民党人甚多为理由,力劝陈嘉庚切勿提起国共两党之事。陈嘉庚断然拒绝说:“余不能失信,会场发言亦不能受人限制。”郭应麟回去协商未回,开会时间将到,陈嘉庚乘其他校友所备之车到了会场,见侨胞出席者极多,座位皆满。主席致词毕,陈嘉庚即席发表匿居生活结束后的第一次演说,他首先尖锐地指出:“鄙意会场中发言有三种:一:漂亮话;二、敷衍话;三、老实话。漂亮话,余平素不会说;敷衍话,难免使诸君失望;若言老实话,恐为一部份人不喜听。如此则将无言可说,但既不能不说,又不得不说多少。”接着在说到“爱国”二字时,他说,“抗战已属过去之事”,“而建国必先认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认清,则政治上一切建设都无从谈起。”“祖国现在政治分为两大派”,“重庆、延安俨然对峙”。“重庆指延安为‘赤’,延安指重庆为‘腐’,各是其是,各非其非”。究竟谁是谁非呢?陈嘉庚没有明说,但却含蓄地指出:“重庆政治,可不具论,我华侨都属闽粤人,如已知闽粤两省之政治如何,则亦不准推知重庆之政治状态也。”关于延安政治,陈嘉庚则畅述他亲切延安时所见所闻,据说“是行三民主义,而非行共产政策”。由此陈得出的结论是:“若此次国共会议能真诚合作,实际推行三民主义,诚我国家无穷幸福。设或不幸分裂,最低限度,亦必有一方面能真实行三民主义者。”⑦这个“能真实行三民主义者”是谁,已不待说而自明了。 陈嘉庚的讲话,立场明确,爱憎分明,处处流露出无限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情绪,博得了听众的热烈反响。 十月六日上午,陈嘉庚从雅加达搭机飞抵新加坡,正式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 陈嘉庚安全脱险的消息传开,海内外爱国的中华儿女,都为他额手称庆。二十一日,新加坡五百社团联合举行欢迎会。十一月八日,在祖国的重庆市,有五百多政界、党派和社会知名人物参加了“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会堂上悬挂许多祝词。毛泽东主席送了一件条幅,上书“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王若飞的祝辞说:“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冯玉祥送了一首贺诗:“陈先生,即嘉庚,对人好,谋国忠,一言一动皆大公,闻已返旧居,远道得讯喜难名。” 邵力子主持大会,他热情地称赞说:“陈先生的一生就是:兴实业,办教育,勤劳国事,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之所不敢为。”黄炎培说:“发了财的人,而肯全拿出来的,只有陈先生。” 郭沫若代表文协站起来讲话,他说: “陈先生是建设性的人物,另一方面还有些破坏性的人物存在着,陈先生是坚决地反对有破坏性的人物,……陈先生是诚实公正的人,能为老百姓多说几句诚实公正的话。我们人民要求安居乐业,水够深,火够热,我们决不容许再使水加深,再使火加热。陈先生现在是在庆祝个人的安全,同时正在忧虑全国人民的安全呢!我以良心来庆祝他的健康,庆祝全中国人民自己免掉内战的健康!”⑧ 他的激昂的演说,不断被掌声所打断,他那有血有泪的呼吁,引起人们的共鸣。重庆《新闻报》报道说:“台上在呼吁,台下也发出吼声。” 伟大的抗日战争产生了象征着“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伟人,亿万中国人注视着陈嘉庚,希望他“再为民请命”!祖国的温暖,人民的呼吁,崇高的评价,无限的希望,使白发苍苍的爱国老人倍感年轻,正象他在返回新加坡途中所表白的那样,决心一如既往,认清是非,领导海外中华儿女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献身! ① 《南侨回忆录》第337页。 ② 陈嘉庚:《新加坡将放弃》,《南侨回忆录》第347页。 ③ 黄丹季:《陈嘉庚先生玛琅避难记》,《陈庚先生纪念册》第43页。 ④ 陈嘉庚:《回忆录动笔》,《南侨回忆录》第354页。 ⑤ 黄丹季:《陈嘉庚先生玛琅避难记》。 ⑥ 《南侨回忆录》第357页。 ⑦ 陈嘉庚:《吧城欢送会附答词》,《南侨回忆录》第360—364页。 ⑧ 以上大会情况,均见重庆《新闻报》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报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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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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