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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维护华侨的正当权益

陈碧笙,杨国桢

一 　　盟军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给广大东南亚华侨带来了无限的喜悦，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复杂而困难的处境。一方面，老牌的殖民主义国家，从英国、法国到荷兰、葡萄牙，正在磨刀霍霍，准备卷土重来，把罪恶的殖民统治重加给东南亚各族人民；另一方面，日益觉醒的东南亚各族人民更以空前未有的声势和规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斗争。面临着这种新形势，处在半客半主地位，只知埋头生产经商的华侨，该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陈嘉庚认真、深入地加以考虑。他从当时华侨的实际情况和根本利益出发，认为华侨的唯一出路是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共同发展民族经济。早在1940年十月间从泗水乘火车前往雅加达途中，他遇到几位印度尼西亚独立党人奉他们领袖命令轮流随车保护，陈嘉庚对此感到万分欣慰，因为这是印度尼西亚人民对华侨友好的一种表现。当安全到达新加坡后，他立即致电当时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苏加诺表示感谢，并且说：“目前苏门答腊有若干地方，中华与印度尼西亚民族间感情尚未臻融洽”，他“已通知该地华人，务须与当地印度尼西亚人保持最密切之友好关系”，希望苏加诺“对各地印度尼西亚人亦作同样通知，以期中华、印度尼西亚两民族间之睦谊愈益增进”①。 　　然而，当时陈嘉庚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华侨自身的团结问题。长期以来，东南亚华侨都是按照方言、籍贯、或姓氏划分为福帮、广帮、湖帮、客帮、琼帮、三江帮六大帮和许许多多的同宗会。各帮都有自己的会馆和学校，各自分立，很少合作。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海外部长吴铁城奉蒋介石之命南来，在华侨内部挑拨离间，制造分裂，陈嘉庚感到莫大的痛心。在日军统治的三年余中，华侨社会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绝大多数华侨在日军屠刀下死的死，逃的逃，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少数人由于种种原因留下来没有走，个别也有为虎作伥，充当敌寇走狗的。对于这些情况，如果不加区别地任意“造作构陷、互相排挤”，势必将引起华侨社会内部的极大混乱和严重分裂。因此，陈嘉庚一接到日本投降之讯，就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通告第一号”，劝告广大侨胞务要加强团结，“亲爱互助，协力同心，俾于两三年内克复前业，效力建国，实践侨民天职!”他在通告中提出，对于许多“侨胞惨被敌寇酷刑虐杀，迫取金钻，掠夺货物”者，应该由各处侨领从速组织调查委员会，“呈请中外政府”，要求追回原物，赔偿损失，严惩凶手，“务期达到目的”。“至于沦陷期间，敌寇权威之下或迫于压力，或困于生计，不得已在营业上与敌交易”，不必“吹毛求疵”，过分计较；对于极少数为虎作伥，任敌走狗，利己害人者，应该静候政府处置。这是陈嘉庚与广大侨胞恢复接触后的第一个文告，对当时华侨社会的安定团结起了一定的作用。 　　那时候，有人发起组织马来亚华侨总会，已经拟好简章，要求陈嘉庚出来担任领导。这是一件有利于华侨团结的好事，陈嘉庚无有不赞成之理。可是，他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经过对实际情况反复考虑之后，又觉得困难很多，难以实现，所以“再四踌躇”，不敢答应。后来经过许多报刊上言论的敦促，已经不好继续保持缄默，因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底发表《我之华侨团结观》一文，强调指出：“所谓团结，空言无补，必当有事实表现”，而要使事实上达到精诚团结，首先必须打破帮派的利益和成见。姑无论南洋各属和整个马来亚，就是就华人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新加坡说，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尝试的机会，他提出两条“最明显最易行”的办法：一是统一教育，二是裁并会馆和同宗会。关于前者，他建议成立星州教育会，统一办理全坡华侨教育，所有学校基金、教育经费统一使用，所有校舍统一管理。按照实际需要，在各适当地点设立师范、高初中、高小和国民学校，每学期新生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并多设贫苦学生的免费名额。关于后者，他建议每帮只留会馆一所，如福建会馆、广州会馆、潮州会馆、琼州会馆、客属会馆、三江会馆，其他一府一县的会馆分别合并于大会馆，同宗会一律取消，所取消的各会馆、各同宗会的产业移交教育会作为校舍，多余的可以出租，其租金即充作教育经费。他估计全坡华侨会馆和同宗会至少有七八十所，如以三分之一的房产作校舍，即可收容学生四千余人，三分之二出租，所收租金每月也有三四千元，这样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合小群为大群”。这样—个既公平合理而又切实可行的事能够办得通吗?陈嘉庚自己估计，“只就福帮而言，无论何人开口，必然碰壁”②。果然不出所料，他的倡议发表以后，没有一个侨领赞同，而马来亚华侨总会的组织也就从此胎死腹中，没有人再提起了。 　　到了一九四六年下半年，随着祖国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斗争的加剧和内战的爆发，马来亚华侨各社团向来都是在中华总商会的主持下联合举行国庆庆祝活动的，但在一九四六年筹备庆祝期间，中华总商会少数侨领在国民党指使下，坚持在庆祝时所有人都得向反动派头子蒋介石的相片致敬，这就激起了广大侨胞的公愤，纷纷退出，另行庆祝。一九四七年九月，马来亚各地商会联合会在吉隆坡召开，他们又操纵会议，通过了一项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拥护所谓“戡乱总动员令”的议案，许多侨胞更加愤慨万分。十月初，新加坡福建会馆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决定按照去年办法，联合所有会员及南侨、道南、崇福、爱同等校师生、家长在爱同学校举行庆祝国庆大会。陈嘉庚在筹备会上即席发言，对华侨社会的分裂表示十分痛心。他回顾以往华侨团结的历史说：光复以来，星岛华侨国庆纪念活动多由中华总商会召集主持，因为总商会是各处华侨社团的总机关，各帮代表多有参加，实际上负有“对内对外，领导团结，联络情感”的责任，所以当事人“必公忠无私，直道而行，庶可问心无愧”。可是“自民国卅年(一九四一年)吴铁城南来，掀风作浪，分裂华侨，破坏团结，致南洋各处侨胞有党派与无党派之分，意见日深”，“祖国国共内战，影响华侨派别更甚”。接着他严厉谴责商联会通过的拥护“戡乱总动员令”的议案是“火上添油，助桀为虐”，“有意破坏团结”。因为所谓“总动员令”的目的，第一是“要大征壮丁送往战场作炮灰”，第二是“征粮征财，甚至竭泽而渔，使家破人亡”，这两件事都“关系华侨家乡子弟生命财产”，商联会主持人竟置之不顾，倡言拥护，其结果“必使华侨益趋分裂”，实可痛心。其实，“总动员令出于独裁!刀落头断，施行已有月日”，商联会的表示，完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如果他们真正“热诚拥护”，就应该“出钱出力”，“派遣其子弟回国赴敌”，“不宜只发一纸电文就可了事”③，从而彻底揭穿了这些人蓄意制造分裂，破坏团结的卑鄙面目。 　　二 　　陈嘉庚热心华侨教育，数十年如一日，他所响往的华侨团结，也是以统一办理华侨教育为第一步。在一九四五年底安全回抵新加坡后不久，因为看到许多华校尚未恢复，儿童失学游荡，他深刻感到“民族文化前途可忧”，因于十二月十五日召集福建会馆执监委员会议，决定在春节期间，借大世界游艺场举行游艺会，募捐筹款，以为兴建新校之用。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的一次职员会议上，他发言力说华侨失学儿童每年有增无减，现已接近万人，建立新校实属刻不容缓。这次募捐目标为五十万元，准备在两年内建筑平民式校舍一批，可以收纳新生一百班约四千人。接着又说，大家“同属侨胞”，办教育不应该有任何“地域意见，省籍区别”，如道南学校本届新生，福建子弟只占百分之四十，此次募捐兴学，仍应遵守这条原则。有人以为咨询局已向英国政府建议实施平民教育，不需要我们越俎代庖，这是根本不了解殖民地政府立场的看法。即令殖民地政府完全采纳此议，“亦必首先办英校”，对华校至多补助些少经费而已。最后，他引用西人谚语“金钱如肥料，散播方有用”，号召全体侨胞出钱出力，踊跃认捐④。他本人虽然在新加坡沦陷期中损失橡胶二万余担，现仍认购名誉券一万元，以为提倡。在他的大力呼吁下，这次募款共得三十七八万元。 　　陈嘉庚对华侨社会，特别是华侨资本家不认识教育的重要性深有感慨。他在一九四八年三月新加坡福建会馆的一次集会中说：在三十多年前，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十分薄弱，更没有想到要为社会服务。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把台湾割给日本，福建被斩去一臂，大家只知道清朝黑暗腐败，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缺乏爱国的教育。许多华侨在海外只能学到一些当奴才用的知识。辛亥革命前，新加坡只有寥寥三几所学校，每校学生不过三四百人，以后虽然逐渐有些进步，学生数增加到四五千人，但因为经费困难，很难发展。一般资本家只懂得子弟长大后为其觅职谋生，而不懂得教育关系到国家的强弱。有钱人家遇有婚丧喜庆，即大事铺张宴客，本坡每日耗于这类无意义的开销达好几万元，每月平均即几十万元，如果能抽出十分之二来办教育，那华侨教育的前途就大有希望了。 　　陈嘉庚对当时华校的质量也很不满意。他认为办好一所学校一定要注意三件事：第一、要有科学馆、图书馆的设备；第二、要严选教师；第三、要优待学生。关于第一点，他对许多学校“但求其量、不计其质”。图书设备“多付缺如”的现象，表示不满，担心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不适合于回国升学。关于第二点，他认为华校与英校不同，英校只重英文，功课单纯，教学较易。华校则华文艰深难学，教师负担较重。英校全年休假日子也比华校为多，所以他族学校教师每周可授课二十六小时，华校只能授课十八至二十小时，而工资待遇不能降低。关于第三点，他主张有些中等以上学校，不但学费免收，连衣食住、书藉等费也应该由政府供给，只有这样，贫寒子弟才有就学的机会⑤。 　　关于教育方针，陈嘉庚主张德智体全面发展，反对“如机械一样”的读死书。他说，学校教学，“不但教其识字而已，其他如知识、思想、能力、品格、实验、体育、园艺、音乐以及其他课外活动，均须注重，与正课相辅而行”⑥。 　　关于华校毕业生的出路，陈嘉庚认为主要在于回国升学。过去祖国政治腐败，难怪毕业生很少回国，“此后新民主政府成立，与前必大不相同”，“父兄定必争先恐后，遣其子弟回国升学”，所以华校教学应该按“照国内学制”。但小学毕业生，由于年龄尚幼，尚离不开家庭的照顾，“势非暂入此地中学不可”，所以对于办好学校，“应当极力设法提高其程度，万万不可反使之退步”。有些侨领董事对中学生程度降低的现象熟视无睹，“观望卸责，致使之节减经费，裁去科学课程，增加其辛苦工作，势必更影响学生程度”，陈嘉庚称这类人为“始作俑者”，深恐新加坡、马来亚及南洋各属群相效尤，“事关华侨教育至为重大”，他们的“罪责”将“无可避免”地“为中外所不满”⑦。 　　陈嘉庚风夜盱忧。废寝忘飧，奔走呼号，为兴办华侨教育事业排除一个个的艰难障碍。在他的崇高精神的感召下，东南亚华侨闻风景从，热心教育事业渐渐成为社会风气。 　　三 　　一九四七年一月初，荷兰殖民军以对印度尼西亚政府采取“第二次警卫”行动为名，用大炮猛烈轰击苏门答腊巨港华人区，连续五日，许多暴徒乘机大肆劫杀，华侨在混乱中死伤一千余人，房屋烧毁数百座，财产损失二千多万荷盾，这完全是荷兰殖民军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反华行动。接着，他们又颁行进出口法令，封锁印度尼西亚进出口贸易，在公海上截捕华人船舶，枪杀船员，没收财货，使华人对爪哇和苏门答腊的贸易陷于停顿，损失严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派李光前为代表与荷兰政府交涉，毫无结果。为了替被难同胞伸冤，为货物与船只被扣留者声援，陈嘉庚于同年二月十六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全坡侨民大会，讨论对付办法。陈在发言中用很多时间声援印尼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他强调指出：“此次大战乃法西斯帝国主义者与民主阵营二者之战争，故《大西洋宪章》规定：战后各殖民地应得解放，而东亚各民族应有独立自治权”；“印尼政府之独立，乃为恢复失地之光荣，适符《大西洋宪章》民族独立之规定”，是完全正义的。而过去荷兰把印尼占作殖民地，吮尽土人脂膏，养尊处优，日寇入境……拥有完整之海陆空军数十万人，实力雄厚，竟乃闻风奔逃，争先恐后”，“日寇登陆，兵不血迹，不数日间，荷兰全部文武官员屈膝投降”，“今日荷兰既怯弱无能，丧失领土，论事论理，皆无统治殖民地之资格”。况且，“荷兰人口不上五百万人，而印尼则多至六千左右余万人，与日本相差无几，较之朝鲜及安南民族各多大半，若比菲律宾及暹罗、缅甸则各多四分之三。现东南亚各民族纷纷独立”，印尼人口最多，岂可独居例外!⑧ 　　他进一步声讨荷兰殖民当局“竟敢当风狂走，重起殖民野心，鱼肉印尼，欺侮华侨，视同奴隶”，“在其势力范围内，如婆罗洲及他处，莫不极力剥削，垄断独占”；“近乃变本加厉，如巨港之惨案，完全为荷兰所造成，近月来复在海面捕船劫贷、枪杀船员，并颁布法令，封锁出入口货物，竟以华侨为唯一对象。”⑨ 　　接着，他又针对荷兰所持论点，一一痛加驳斥：荷兰“硬指印尼辖内某种货物系其旧实”，难道不知道“物资附于领土，有如毛之附皮”，荷兰既然不战而放弃印尼领土，已根本失掉认回物资的资格。“况东印度自日寇入据，物资转卖民众，几番易手，现在货主多非当年承买之人”。荷兰又谓“苏岛出产之苧丝葛丝系荷人独有产业”，即令此言属实，“然自它弃守苏岛之后，已属印尼经营，所有货品新旧都有。至在爪哇之树胶及糖茶，既为各色人出产，何从分别谁家之物?”他们居然将本坡新业公司的树胶，于劫取搬送时重印其唛头(商标)，冒认为荷兰之出产，与强盗又有什么区别?⑩ 　　最后，陈嘉庚号召广大侨胞团结起来，象过去对付日本一样，对荷兰实行经济绝交。他算了一笔细账，“现下荷兰川走我国轮船四艘，客货每月至少可收叻币二三百万元，川走南洋之轮船十余艘，每月亦可收二三百万元，合计共为五六百万元，其他由欧美来的巨轮尚未计及”；而华侨在爪哇所有树胶约一万吨，即使被荷兰“以半价强买，每吨廉宜四百元”，合计四百万元；苧丝葛丝存货约二万粒，“每粒八十元，计值叻币一百六十万元”；“准此推算，荷兰封锁华侨之上言两项贸易，任其独占利权，亦不过可得五六百万而已”。所以“我侨若能一致对付，荷兰所得不足偿其一月之损失，不患彼不屈服也!”(11) 　　在陈嘉庚的有力号召下，与会侨胞情绪激昂，掌声雷动，一致议决对荷兰反华暴行表示强烈抗议，先由南侨总会出面交涉，如荷兰在一星期内没有作出完满答复，即对荷经济绝交，同时通电国内外请求声援。当时荷兰东印度总督樊穆克得讯大惊，连忙派了三名荷兰人代表和一名华人“顾问”到新加坡找陈嘉庚谈判，他们公开威胁陈嘉庚要“考虑荷印二百五十万华侨的利害关系”不要插手干预，陈当即严词驳斥说：“我真没有料到你们貌似文明，竟会讲出这样蛮不讲理的话”，并且警告他们：荷兰帝国主义终必会给印度尼西亚人民驱逐出去! 　　四 　　一九四八年三月，前马来亚英军总司令白思华中将关于马来亚战役的报告书在伦敦发表了。就是这个白思华，正当一九四二年二月中旬，六万日本侵略军猛攻新加坡，许多华侨义勇队在裕廊、林厝湾、武吉智马山前线奋勇浴血抗战的时刻，竟然不识羞耻地手举白旗亲向日本侵略军司令山下奉文屈膝投降，使八万实力完整的英军成为日军的俘虏。为了掩饰这种战败投降的劣迹，他竟然在这个报告书中夸大敌情，歪曲事实，胡说什么“亚洲人趋向较有力之方面”，“彼等协助敌人多过于协助我等”等等，把责任推在亚洲人头上。所谓亚洲人，显然也包括华侨在内，因而激起了华侨社会的莫大愤慨。为了澄清事实真相，陈嘉庚于是年三月十三日发表《致英国陆军部的备忘录》，列举七项事实，针对白思华报告书中有关华侨的错误和不公平的言论痛加驳斥。这七项事实是：(1)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政府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单独不许华侨种稻，限制华侨汇款支援祖国抗战，禁止华校师生参加筹赈工作，禁止华侨抵制日货，驱逐华侨抗日爱国人士多人出境，以致种下了后来马来亚保卫战失败的恶果。(2)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嘉庚本人曾奉新加坡总督汤麦斯之命，动员华侨数千名，日夜挖掘防空壕，于一星期内完竣。(3)同时又奉令组织华侨抗敌动员会，在该会领导下，组织华侨义勇警察三千余人担任防空和维持治安；每日征募劳工二三千人，赶筑各种防御工事，工资由该会先行支付；组织宣传队，在工厂和码头宣传援英抗日。(4)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英军撤出槟城时，英人男妇六七百人全数安全撤退，其他各族人民则因被当局拒绝提供交通工具而陷于敌手。(5)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英军炸断柔佛桥，破坏军港设备，并将城市中心高射炮撤往后方，足证当时英军已准备放弃新加坡。可是，到了第二天(二月一日)，却将步枪一千支发给从未服过兵役的华侨青年，令其手执中国旗帜，开往林厝港前线作战，另外又派维持治安的华侨义勇军三百余人参加前线战斗，因此引起日军在占领新加坡后大规模集体屠戮华侨达数万人之众。(6)吉隆坡来沦陷前，华侨青年即自动组织游击队，在山林阻击日军，其后发展壮大为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独力抗击日寇，坚持到最后胜利。(7)战前英政府对华侨义勇军采取种种歧视政策，足证英政府从不信任华侨。最后，陈对白思华报告书有关华侨各节表示严重抗议，要求作出“忠实之修正与道歉”，以平息华侨之愤慨。否则，华侨为保留马来亚战争之真相，亦必作一部报告书，以纠正白思华之错误(12)。 　　在陈嘉庚的严正抗议和华侨舆论的一致谴责下，白思华被迫发表一个书面谈话，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关于华侨领袖所提出的抗议……毫无疑问许多地方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推说他的报告书属于军事性质，陈嘉庚所提事实属于民政，故未包括在内。陈嘉庚看见白思华仍在饰饲狡辩，很不满意，又于三月二十七日写信给英文《海峡时报》，再向白思华提出质问三点：(1)据他回忆所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中旬，曾奉总督命令，每日代雇工二三千人到机场、军港和前线阵地建筑防空壕及其他工事，屡遭敌机轰炸，仍冒险工作不停。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日白思华命令华侨义勇军守卫最前线，伤亡超过百分之六十。二月一日，英军以步枪一千支发给华侨青年，令其防守林厝港海岸，死伤亦过半。英军投降前，华侨即在吉隆坡组织游击队，“参加者成千成万人，后为人民抗日军，冒千辛万苦，不屈不挠，三年余如一日，至敌败降后始止”。以上这些事实难道不都是属于军事范围吗?为什么白思华在报告书中竟然一字不提，加以抹煞呢?(2)白思华报告书说：“亚洲人站在强有力方面”，“彼等帮助敌人更多于帮助我等”云云，请问亚洲人究在何处助敌?人数多少?属何种族?有何事实根据?白思华应明白说出，不能含混其词。(3)日军攻占新加坡时，华侨青年和义勇军在头两天战斗中就伤亡近千，英军投降后又有万人左右惨遭日军集体屠杀。如白思华认为这种牺牲还不算大，则请宣布英军在战斗中和当被俘虏后伤亡和被杀的人数，以供比较(13)。此信在《海峡时报》发表后，就没有再见到白思华有何答复，无非是理屈词穷，只好以不答置之罢了。 　　① 陈嘉庚《电印尼主席促进中印(尼)民族友谊》，《南侨回忆录》第367页。 　　② 陈嘉庚《我之华侨团结观》，《南侨回忆录》第377—378页。 　　③ 陈嘉庚《关于纪念国庆的纠纷》，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南侨日报》。 　　④ 陈嘉庚《金钱如肥料，散播力有用》，《南侨回忆录》第376页。 　　⑤ 陈嘉庚《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在新加坡华侨中等学校董事联席会议上演词)，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 　　⑥ 陈嘉庚《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在新加坡华侨中等学校董事联席会议上演词)，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九日《南侨日报》。 　　⑦ 陈嘉庚《华侨中等教育之重要》。 　　⑧⑨ 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的演词》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南侨日报》。 　　⑩(11) 陈嘉庚《在新加坡侨民大会上的演词》。 　　(12) 《为“白思华报告书”内关于华人事上英国陆军部备忘录》，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三日《南侨日报》。 　　(13) 陈嘉庚《致“湘峡时报”函——向白思华质问三点》，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南侨日报》。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