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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迎接祖国解放

陈碧笙,杨国桢

一 　　千百年来，广大侨胞胼手胝足，流血流汗，辛苦劳动，为东南亚各地土地资源的开发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却始终摆脱不了“海外孤儿”的命运，除了经常受到种种无理的排斥、歧视与凌侮以外，不时还会飞来大规模洗劫、屠戮的横祸。在呼天无路、吁地无门之际，他们是多么迫切地期望分裂而贫弱的祖国有一天能够统一、强大起来啊!当孙中山先生筹建兴中会的时候，许多华侨志士慷慨解囊，踊跃参加，在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斗争中尽了一份力量，因而博得了“革命之母”之称。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祖国面临着灭亡的时刻，无数侨胞发起抵制敌货于先，又人人出钱出力，无条件支持祖国抗战，直至最后胜利。他们丝毫无所求于祖国，唯一的希望是祖国能够统一、强大起来，且不说保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和生存权利，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在海外抬起头来，也就心满意足的了。 　　陈嘉庚也是抱着这样的心理来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他在雅加达一次集会中说：“我海外侨胞对国内任何派别，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唯有极望国内政府实践三民主义。……我国政治如能办好，华侨心理中之愉快，比之霎时获利数十万元当更狂喜。”①根据他粗略的估计，抗战前五年即东南亚未被日军占领前，华侨汇款和义捐总数共有国币五十余亿元，这比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在国民参政会报告的一九三九年全部军费支出十八余亿元多出三倍，单单这一项就足以证明华侨对祖国抗战支援之大。现在抗战算是胜利了，而祖国政局的前途又是怎么样呢?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首先是祖国能不能统一。统一是富强康乐的大前提，没有统一，所有政治进步、经济建设、教育发达以至社会风气的改良都将无从谈起。全国几亿人民，海外千数百万侨胞，无一人不热烈希望祖国统一，陈嘉庚自然也不例外。可是凭着他几年前与国内各方面的直接接触中所形成的看法，又觉得统一前途不容乐观。在他看来，国内有两股政治力量；一股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民主力量，又一股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动独裁力量，两种力量互相摩擦对立，正如古语所说的“薰莸不同器，水火不相容”，怎样能够糅合在一起呢?一九四五年十月，从重庆传来了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喜讯，许多人都为祖国统一在望而兴奋万分，只有陈嘉庚一人采取保留态度，他发表感想说：“若真得到民主和平，那比赚什么大钱都高兴，因为这是全国人民的大福气。不过看起来，蒋介石没有诚意。”当时香港《华商报》请他为“双十协定”题词，他就题了“还政于民，谋皮于虎，蜀道崎岖，忧心如擣”四句话，《华商报》编者嫌“谋皮于虎”四个字太刺激，把它改为“仍待健斗”，陈嘉庚看到后很不高兴，认为与他的原意颇有出入。② 　　针对当时一部份人的盲目乐观情绪，陈嘉庚还特意撰写了《民主非流血不易得》一文，大意说：“如果以为抗战胜利以后，免再流血，专靠文字宣传，口舌运动，或者美国包藏祸心的资力援助，民主的目的就可以达到，中华民族就可以永享和平和幸福，试问天下有这么便宜的事吗?若果免再流血，而中共可低首下心，以就和平，我敢断言，民主政治决无从实现，自由幸福更决难幸致，八年抗战的牺牲也终于没有代价。因为这样的和平，等于民国元年的让位给袁世凯，更加促成他的专制罢了。若望国民党贪官污吏放下屠刀，还政于民，正无异与虎谋皮!”③ 　　以后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陈嘉庚的预断。有人问他，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眼光?他回答说：“余无所谓眼光，只有明辨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子而已!”如果进一步问他，为什么独他能够“明辨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人”?他又是怎样做到“明辨真伪与是非君子与小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自己必先忠诚公正”，也就是说：自己必先站在为国为民、公正无私的立场上，而这一点陈嘉庚的确是说到做到了的。抗战前夜，他所以那样热情地拥护蒋介石，在两广事变中坚决支持南京政府，在“献机祝寿”中比原规划超额完成十三倍，在西安事变中发电责备张学良，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因为在他心目中蒋介石是国家民族的唯一领袖，支援蒋介石就是支援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至于他所目击的新加坡国民党人的许多卑鄙龈龊行为，他所听到的祖国政治社会种种腐败混乱的传闻，包括抗战初期华侨回国机工受到不良待遇等等，他都认为大概都是下面工作人员不好，与“最高领袖”无关。等到他一九四〇年回到抗战后方，亲自接触到祖国官吏贪污、特务横行、民不聊生的实际情况，陈嘉庚感到万分的愤怒与痛心，但还没有想到与蒋介石个人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在他到达重庆后不久，蒋介石就设宴招待，态度十分客气，在宴请全体参政员时，特意让他坐在首席，在黄山别墅饯别宴上因避敌机空袭而步行上山时，蒋还把自己所携手杖强让与他。这些行动出于一向对部属动辄责骂交加，以暴戾著称的蒋介石身上，不能说是一种破格的“优遇”。所以，在私情上说，正如陈嘉庚自己所说的，蒋介石的“深情厚意，终身不忘”。可是，就公的方面说，就事关国家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的问题说，陈嘉庚在回国期间对蒋的几次接触中，又深深感到自己与蒋的确存在有许多互相对立，不可调和的地方。其中最大也是最尖锐的一个分歧，就在于如何对待中国共产党这个问题上，陈嘉庚是一个大资本家，三民主义的信徒，他对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从不理解到同情，从同情到支持，从支持到真诚拥护，绝不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而是因为他从多年爱国斗争的实践中深刻认识到共产党是我国唯一真正救国救民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相反，蒋介石则始终把共产党看作最大的敌人，必欲消灭之而后快。在“九一八”事变中，他可以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坐视东北四省迅速沦亡而略无顾惜，但对主张抗日的共产党却集中兵力进行了五次的“大围剿”。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被迫于略作抵抗之后，即转而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把装备最好的嫡系部队部署在陕甘宁边境，监视抗日有功的八路军，同时又发动突然袭击，消灭奉命渡江作战的新四军。在陈与蒋两次私人谈话中，每谈到共产党问题时，蒋即破口大骂，有时甚至脸红耳赤，声色俱厉，陈由此看透了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如果共产党真的被消灭了，整个国家就会落在这批贪污成性、穷凶极恶的法西斯匪徒手里，中国还能有希望吗? 　　其次，在如何对待外国侵略问题上，陈嘉庚与蒋介石之间也存在有根本性的分歧。日本决心灭亡中国，并且已经侵占了大半个中国，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陈嘉庚虽远居海外，也本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义，既首倡抵制日货于先，又发动侨胞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于后。而身为“最高领袖”、手握军政全权的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以前，始终坚持一条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方针；在抗战爆发以后，又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手段，自己躲在峨嵋山上观战，同时也不让别人抗战。战后的美国包藏着支配中国的祸心，蒋介石为了借助外力来消灭中共，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商约和航空条约，“将全国国防秘密、交通主权、工商优惠、经济命脉，拱手奉送外人”，“甚至允许美国驻军”，“使中国成为菲律宾第二”。在投靠外国这一点上，陈嘉庚把蒋介石与袁世凯作了一个比较说：“袁氏所承认之二十一条从未实现，而蒋氏手中所断送之领土主权不可以数计，所借外债数额尤十百倍于袁氏”，“蒋氏认贼作父、卖国固权”的罪恶，“较诸石敬塘、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犹有过之!”④ 　　又次，在改革旧中国问题上，陈嘉庚对蒋介石也不抱任何希望。陈嘉庚幼年在家乡受过封建思想的教育，十七岁到达殖民地后开始接触到近代资本主义的文明，相比之下，痛感旧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处处落后，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他一生致力于普及教育，提倡卫生，改善居住条件，以及破除迷信、赌博、送礼、吃喝等不良习惯，数十年如一日，不愧为一位杰出的身体力行的社会革新家。而自蒋介石以下这一批国民党军政要人，则是“盘据要津，朋比为奸”；“非贪污即无能，贪污必致乱政，无能惟有尸位”；“昏庸老朽，头脑顽固，断不足与言改革”。这是陈嘉庚在回国期中通过实际接触和深入调查而得出的结论。尽管陈嘉庚的观察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未能抓住他们反动的阶级本质进行剖析，但这批人在位一日，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便没有改革进步的希望，则是完全可以断定的。 　　最后，就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说，陈嘉庚在《评蒋鼎文之谈话》一文中说：“我自己所能者仅为诚、信、公、忠四字……蒋委员长与我绝对相反，我知之最深。”⑤就陈嘉庚一生所言所行、立身处世看，应该承认，诚、信、公、忠四个字，他的确是做到了的。而蒋介石为人狡猾诈伪、流氓成性，妄想以一手掩尽天下目，不可谓诚；出尔反尔，反脸无情，任意撕毁双十协定，不可谓信；宠用四大家族，结党营私，铲除异己，实行蒋氏一姓的封建法西斯独裁，不可谓公；出卖国家领土主权，勾引外力，豢养特务，残杀爱国人民，不可谓忠。以这样一个不诚、不信、不公、不忠之人长期担任国家最高领导，政治怎能有修明之一日，人民又有何幸福之可言呢? 　　基于如上的认识，陈嘉庚才逐渐由真诚拥护蒋介石转变为坚决彻底地要打倒蒋介石。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个穷凶极恶、祸国殃民的专制暴君，甘心媚外，认贼作父的卖国贼，是中国祸乱的总根源。庆父不死，鲁难未已，这一伙近代史上最凶恶最顽固的反动势力如不彻底清除，国家民族便永远没有得救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他根本不相信国共和平谈判能够成功，毋宁说他早就期待着谈判破裂倒反可能取得更好的后果，因为至少可以避免重蹈一九一一年孙中山把总统让给袁世凯那样的覆辙。 　　二 　　一九四六年七月，消息传来，祖国的全面内战爆发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撕毁了墨汁未干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于六月底出动兵力二百七十七万人，分向鄂东、豫南、晋南、苏北、晋西南、胶东、冀东、察南、热河、辽南各解放区全线进攻，战火烧遍了华北各地。这是一场“美国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替美国打仗杀中国人，借以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战争”⑥。没有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武装干涉，民穷财尽、内外交困的国民党反动派是没有足够的实力和胆量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战争的。那时有许多自称为“自由主义者”或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光知道反对蒋介石独裁，而不知道反对美国武装干涉，对美国存有这样那样的幻想。陈嘉庚只眼独具，很快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认为美国的干涉是中国内战发生和扩大的根源，因于九月十一日以“南侨筹赈总会主席”名义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长，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和大使司徒雷登，劝告美国立即撤退驻华军队，停止对国民党政府的一切援助。电文首先揭露蒋介石的暴政说：“蒋政府执政二十年，腐败专断，狡诈无信，远君子而亲小人。其所任用官吏、如孔宋内戚等……贪污营私，声名狼藉，以致民生痛苦、法纪荡然，为中外所咸知，贵国亦瞭若指掌”。接着谈到他所看到的延安解放区的景象：“本人曾经亲访延安中共辖地，民主政治已见实施，与国民党辖区有天渊之别。且中共获民众拥护、根深蒂固，不但国民党军队不能加以剿灭，即任何外来金钱武器压迫，亦不能使其软化。”最后指责并警告美国：现在贵国“竟多方援助贪污独裁之蒋政府，以助长中国内战，长此以往，中国将视美国为日本第二”，希望贵国“顾全国际信誉、以日本为前车之鉴……迅速改变对华政策，撤回驻华海陆空军及一切武器，不再援助蒋政府”⑦云云。这一封义正词严的电报，经过路透社和合众社的电讯传播到世界各地后，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巨大震动，给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国好战分子的嚣张气焰以一记狠狠的打击。次日，接见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说：“若谓余之通电系同情中共与反对政府，实系歪曲之论，非余本意。余通电内容可分数点：(1)从前日寇以金钱物质诱助中国军阀内战，终告失败。(2)蒋委员长执政二十年，贪官污吏害民至惨，此为目所共睹，余在通电中提及数人，此数人是好人是坏人，请各自批评。(3)时至今日，美国实不应再有海陆空军驻在我国，盖我国非殖民地，非菲律宾也。(4)余亲自到过延安，深信延安非实行共产主义，而系实行三民主义与民主，且今已根深蒂固，所占地盘甚大，游击队亦不可胜数，绝对不易消灭。双方惟有和平妥协，否则不知要打到何时，是否要打到亡国为止，故余在电文中强调和平解决。(5)余于电文中最后吁请美国切不可再以军火物质助长中国内战。美国今日所为，已与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无异，故余电文称，如美国立即停止助长我国内战，则上帝将庇佑彼国也。”⑧ 　　经过半年多的战斗，国民党军在有生力量大量受到歼灭的打击下，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后方财政经济危机也由于美货倾销和官僚资本的掠夺而日趋严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纸币发行量从一九四五年底的二亿元一跃而为一九四七年春的十四亿元，一九四七年七月的物价比十年前的抗战前夕增长六万倍，报纸宣传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借款五亿至十亿美元，以渡此危局。陈嘉庚认为这种做法“非画饼充饥之骗局，即缘木求鱼之妄想”。他在一九四七年四月三日发表的《美借款与我国纸币》一文中指出：“过去所谓美国借款，绝大部分都是二次大战中剩下的军火和军事用品，如飞机、大炮、战车、枪弹之类，加上接收日军所有，在太平洋诸岛上堆积如山，供给我国内战消耗几年也用不完；另一部分是剩余日用物质如罐头、饼干、糖精、泻盐、剃刀、肥皂等等，充斥亚洲各地市场，虽跌价也乏人承受。对于美国来说，拿“这些剩余无用之物，慷慨任我国赊欠”，“借此废物利用，既可握我主权，又可助长我国之内战，一举两得，世界咸知”。至于“借贷现金，乃人民之脂膏，原非政府所有；”我国“政治腐败，贪污如毛”，内战尚在进行，“美国人黄金虽多，欲令填此无底壑，谈何容易?”即使能借来些许，“专供军政之维持，亦不过几个月时间而已”。国民党反动派“欲望美国若干万万元之现金，救此病入膏盲、频于崩溃之纸币”，“真无异缘木求鱼”，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时候陈嘉庚接到集美董事会来信，谓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拟用工赈办法，补助修复被日机炸毁的小学校舍，陈嘉庚复信断然拒绝说：“国家不幸，遭抗战之损失，战事告终后，不能奋志自立，反而依靠外国救济，政府如是，社会如是，华侨机工复员亦如是，甚至教育机关亦如是，其可耻、可悲、可羞、可痛为何如耶!”⑨ 　　一九四七年七月以后，国内战争形势起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大军强渡黄河，越过陇海路，开辟了大别山根据地；陈赓率领的太岳兵团从晋南渡河，解放了豫西和豫陕边界地区；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解放军转战各地，迅速恢复和发展了苏鲁豫皖解放区。国民党军望风披靡，节节败退，被迫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不久又由全面防御改为重点防御。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布立特、魏德曼、周以德之流，看到国民党败局已成，于气急败坏之余，纷纷呼号叫嚣，要求美国政府发表声明，扩大对蒋军事援助，甚至提出派麦克约瑟进驻南京，直接指挥作战的建议。陈嘉庚痛斥这批帝国主义分子“狼子野心，较诸囊昔之日寇及希特勒，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在《论美国救蒋必败》一文中指出：“弄枪者毙于枪，玩火者毙于火”，美国大量军事援蒋，既不能“挽救蒋政权之崩溃”，也达不到“贯彻美国侵略之目的”。他举出七点理由以论证美国救蒋必败：第一、“过去两年，美以大量军火及贷款援蒋，益之以美国顾问参预戎机，美国军官编练军队，结果完全失败，反令中共获得若干师之美式装备与美国器械。军火及物资援助无济于事，业已甚明”。第二、“布立特等主张派海陆军由麦卡瑟元帅统率，以实行救蒋侵华，此等于美国对华不宣而战。然中国为大陆国，惟陆军作战方能决定最后胜负。日寇陆军以强悍耐苦著称，然中共以数万之众，尚能坚守至八年之久，美军陆军虽设备较佳，而其质量则远不逮日本，目前中共实力已超过抗战时十百倍，则美国欲求制胜，其可得乎?”第三、“美国所恃以征服世界者，惟原子弹而已，原子弹炸力虽大，亦不能炸半县之面积。我国土地有三千余县之广，纵令美国日夜赶造原子弹，竭一年之力，亦只能炸灭廿余县，欲炸平全中国，则需时百年而后可”。第四、“中共解放区与蒋管区犬牙相接，无法划分。如以原子弹助蒋作战，则势必使蒋区军民亦遭牺牲，试问蒋所统辖之军队民众能忍受乎?”第五、“今日内战胜负决于乡村，而不在乎城市。民众为自身自由幸福计，决不惧任何牺牲及威胁。忆抗战初期，我国缺乏空军，致全国城市任敌自由轰炸，然因民众始终不屈，最后日寇国土遭受盟军狂炸，卒至败降。今如欲恃武器以征服中国，其最后结果亦如是也。”第六、“美如派兵助战，将使中国内战变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英法意等强国未必甘心追随美国之后，如美国一旦发动大战，各国民众势必群起反抗，即美国大部分劳工亦未必甘心为资本家充炮灰。而况此次战争，师出无名，与上次之为反法西斯战争，意义尤大不同。”第七，“军事救蒋既无效果，以贷款救蒋自更属无济于事。即令蒋政府获得数亿美元贷款，如填老鼠洞，如打吗啡针，最多不过使蒋政府苟延数小时之残喘，而欲挽救既定之局势，则断不可得也。”结论是：“美国以任何方法救蒋终必惨败”，马歇尔、布立特、周以德之流“呼号叫嚣，其愚诚不可及矣”⑩。 　　到了一九四八年春季，国民党军事形势每况愈下，岌岌可危，美空军将领陈纳德向美国国会提出应立即以军事援蒋，否则整个亚洲都会为中国共产党所统治。针对这种谬论，陈嘉庚在《从未来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一文中严正地加以驳斥说：“中国决不若日美之野心勃勃，诈伪奸险，损人利已，助桀为虐。中国一旦民主胜利，断不欲统治亚洲其他民族。”至于美帝国主义对军事援蒋为什么至今“犹复聚讼纷纭，迟疑不决”?陈嘉庚在同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这样做，“将不免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世界大战一旦来临，美国绝无胜利把握，甚至等于自掘坟墓”(11)。那时候，在许多进步民主人士中间，甚至在革命队伍中间，都有不少一部分人为美帝国主义的其势汹汹所吓倒，有的害怕美国手中有原子弹，有的害怕美国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战。而陈嘉庚却尖锐地指出：美国不敢大量出兵进攻中国，原子弹并不可怕，美国并没有力量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也只能加速它自己的灭亡。陈嘉庚单凭从报刊上得来的知识，对世界形势的演变以及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本质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比起那些对美帝国主义存有很大幻想的中间路线论者，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了。 　　三 　　人民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由战争初期的一百二十万人增加到二百八十多万人，国民党军则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三百六十五万人，其中能调到第一线作战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人民解放军的装备由于缴获大量美式武器而大大加强，战斗力迅速提高。解放区面积扩大到二百三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战争形势完全象陈嘉庚两年来所预料的那样，不断向有利于人民方面发展。陈嘉庚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密切注视着时局的迅速变化，并不断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希望。他在一九四八年《新岁献辞》中欢呼说：“今岁为民国纪元三十七年，实为我国历史上巨大变革之年，或亦竟为中华民旅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今者国内局势几已大定，东北华北人民已获解放，华中华南到处民变纷起，中共解放军大举南下，所向披靡。独裁终必灭亡，民主终必胜利，已不待蓍蔡而后知”。“我国地大、物博、民众，内外恶势力铲除以后，复兴建国，突飞猛进，转危为安，转弱为强，转贫为富，指顾间事。民国三十七年其或为由黑暗进入光明之转变年，亦为我中华民族大革命胜利成功之年乎!回首故国，企予望之!”(12)那时候，有些所谓民主个人主义者主张调停国共战争,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陈嘉庚斥之为“不啻痴人之说梦”，认为“值兹时局剧变，胜利在望，自应集全民之力量，毕革命之事功，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至若姑息养奸，养痈贻患，民主革命功亏一篑，则再历三十六年，恐亦无宁息之日”(13)。这是他在总结辛亥革命因与袁世凯妥协而失败所得出的结论。 　　伪国大闭幕后不久，国民党军事政治形势每况愈下，岌岌可危，蒋介石突然表示不愿做大总统，一时中外人士推测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蒋是半推半就，故意作态，有的说是以退为进，也有的说总统并无实权，所以宁愿退就行政院长。陈嘉庚独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所以表示不做总统者无他，军事崩溃，人心离散，败局已成，无可挽救，美既不能派兵助战，而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属遥遥无期，故蒋氏为自身打算，总统高位不敢自居，亦不能自居”。蒋氏也象民国初年袁世凯自行取消帝制一样，在到处碰壁，走投无路之际，“计惟有牺牲总统之职位，以作日后之退步也”(14)。有一次蒋介石在伪国民参政会发表演说谓，他在那几年中“最大的错误，就是容忍共产党”。陈嘉庚又针锋相对地进行驳斥说：“蒋介石处心积虑，谋消灭共产党，实较消灭日寇更为迫切。在抗战之前，抗战初期、中期、以至抗战之后，蒋氏固无时无刻不作消灭共产党之想。然中共不但未见消灭，转且日益强大，以造成今日之局势，此非蒋氏不欲消灭中共，实则其力断不能消灭中共也。其所谓容忍中共，非出不得已，即属虚伪诈骗，则所谓错误更从何而来?”(15)那时候，蒋政府和国民党人无论在文字上或口头上，开口闭口“每指中共为匪，共军为匪军，共党为匪党，内战为剿匪”，陈嘉庚特意写一篇《辨匪论》加以驳斥说：“匪字解释为寇盗；强暴抢劫谓之寇，偷窃假冒谓之盗，此乃人类中最卑鄙凶恶，无人格如同禽兽者”。而就他自己在延安多日的所见所闻，自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至所有中共干部，“生活均简单朴素，与乡村平民无殊”，“公务员生活费，由政府定例供给，绝对不能别营私业，故无奢侈浪费，更无积蓄财产之可言。”与此相反，“南京政府自民国十七年起，年年发出大量公债券，及实行币制改革，严令没收全国银圆为国有，更源源印发纸币，由是四大家族之财富日渐增进”。“抗战事起，巨宦军阀财源更广进”，“而十余年间，除浪费及国内资产外，复寄存美国黄金若干万万元。此种巨富，若非剥削民脂民膏，则系盗窃国库，否则从何而来!?”此外，特务遍布全国，国民党机关人员贪污勒索，陷害无辜，草菅人命，罄竹难书!”“去年李宗仁、孙科争选副总统，每人开支运动费数十万万元。八月十九日实行所谓改革币制，蒋经国对四大家族及权威文武官吏不敢过问，对诸商家及人民则威胁百端，几于竭泽而渔”。最后结论说：“以上各情，均为中共所无，独为蒋政府所有，乃反指中共为匪，国民党人若稍具天良，抚心自问，必能明白谁方是匪也!”(16)  　　对于解放战争全局，陈嘉庚更是时刻注视着它的发展变化，及时作出精辟的论断。一九四八年五月四日，陈嘉庚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七月十四日，他在《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文中指出：自内战爆发二十三个月以来，“国军由三百七十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损失达一百六十万人，平均每月损失七万人，而共军由三十余万人增至二百六十余万人，计增加二百三十万人，即每月增加十万人。如今后国共两方军队之增减，亦依照此种速度，则再过一年，国军当减少八十余万人，而共军可能再增一百二十万人，其时，力量将更悬殊矣。”同时，他又着重指出：过去共军“不愿轻作阵地战，而常相机进行运动战与游击战”；近来“不但可作普通阵地战，且可对若干大城市实行攻坚之战。尤可注意者，为共军在若干战场上均操有主动权。如此，则今后逐月消灭之蒋军，可能较以前更多。”(17)同年八月九日，在《再论中国内战前途》中说：“欲知国共将来谁胜谁败，在政治方面，须视民众之向背；在军事方面，当视有生力量之消长”。“国共两方在政治上之设施，已历十有余年，谁好谁坏，毋待详论”；“至军事实力之消长，内战两年，国军由四百余万人减至二百一十余万人，共军由一百三十万人增至三百余万人，今后两方有生力量，如照以前之速率消长，则内战胜败决定之时期，可以想见矣”。因此，他认为“新华社社论谓内战结束，至少须再经过三四年，系指全国完全解放统一而言”。至于“腹地大局胜利”应该要快得多，“只要上海天津等大城市解放，不论蒋政府逃到什么地方，他们的大局便是已经失败”，“对国际上无可再代表国家之资格矣”(18)。十月十日，在新加坡福建会馆演讲《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在列举近代沙皇、威廉第二、墨索里尼、希特勒以至日本帝国主义，迷信武力，不顾信义，终致败亡等历史事实之后说：“蒋介石执政二十年，背民主而独裁，断送国权，纵容贪官污吏，违诺反信，屈指难数……但知利己独裁，不顾民族惨祸，其罪恶比较上言诸人，有过而无不及。天道至公，安能免于败亡!”同时谴责美国，“假仁假义，名为调解国共纠纷，实际则帮助蒋政府对付中共”，“助长我国内战，迄今未已”，“其计划之失败”是“绝对无可挽回”(19)的。 　　胜利在望，万姓腾欢，海外华侨对于未来的新政府究竟抱有什么样的希望呢?早在一九四八年初，陈嘉庚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就职典礼致词中还只是粗略地谈到，“如果有了好政府”就会“派来好领事，这好领事就再也不象现在这种敷衍从事的领事了。到那时，好领事就会自动的设立指导促进华侨教育的机关”，也会“规定合理之婚丧礼仪，节省无谓浪费，以办有利事业”，这是就海外华侨社会说的。在国内，“到了祖国好政府成立以后，在福建广东等地方，当多设立师范学校及中等学校，收容华侨学生”，“同时，必能对华侨回国，予以适当保障”，表示了希望祖国政府能够促进华侨教育和保障华侨投资的愿望。到了一九四九年初解放战争已在全国获得基本胜利之后，陈嘉庚在福建会馆常年大会的一次讲话中就比较具体地提出了关于兴利除弊的十二点意见，在除弊方面，他认为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有六大弊政：(1)“多年来严征实物、壮丁、金钱”的“三征残酷”；(2)“名目繁多”的“苛揖杂税”；(3)“各县市官吏、党部与特务间、争权夺利，无恶不作”；(4)“贪官污吏互相袒护，吸剥人民膏脂”；(5)“花天酒地，奢侈淫逸”；(6)“钳制舆论，封闭报馆杂志，残害文化界青年”。以上六种苛酷凶恶，祸害至为剧烈，新政府必能加以改革。此种改革，既免费用金钱，亦毋须技术人才，时间可极短促，三四月就可拯人民于水火之中。在兴利方面，他主张(1)“普及教育”；(2)“注重卫生”；(3)“土地改革及振兴农林水利”；(4)“整设水陆交通”；(5)“振兴轻重诸工业”；(6)“开发矿产与海利”。“以上六项重要事业，需要巨大资金、技术人及相当时间”，但若能积极实行，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五年十年之后，当略有可观，再加二三十年，无难与欧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我国地大物博人众，土地改革后，“合众人之力，团结一致，无寡而得均，生产进步，诚无限量，或可居世界之第一位也”(20)，对新中国前途充满着无限的信心。至于华侨投资祖国生产事业问题，他认为“私人资本家能备数十万元至百万元以上来往经营者”为数极少；“创立股份有限公司，若素乏信用，亦非易事”；最好能“由政府负责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向华侨募股，“担保每年有若干本息”并“不至蚀本”，用这种方法鼓励华侨投资，“比较公债券更为有利。”(21) 　　国民党军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就歼以后，败局已无可挽回，于是在美国授意下，蒋介石假装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出面谈判和平，陈嘉庚特致电李宗仁说：“老河口厚待，感激难忘，面示蒋介石作事甚偏，偏则无是非，损人格。先生竟与同流，良可惋惜。国共谁方胜败，尽人皆知。四大家族可逃美国，先生等将逃何处乎?一误安可再误?请速接受中共条件，公私交利，否则遗臭千古，后悔无及矣!”(22)同时又致电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为闽民请命，电文说：“近闻先生征丁征粮，更形严厉，助纣为虐，等于自杀，请以陈仪为鉴，造惠桑梓，亦可为自家善后计。”(23)美联社记者马斯特逊平素对中国人民所受痛苦颇表同情，有一天到怡和轩俱乐部访问陈嘉庚，提出了几个有关中国政局前途的问题，陈一一作了明确的答复。马氏问：“中共获得胜利以后，是否有办法将中国目前之残局改善?如果会，需要多久的时间?”陈答：“这在我看来并不难，相信中共在胜利之后，最多不过一年余，就可将中国局面改善”；“中国资源丰富，人力充沛，在中共胜利以后，中国在经济上必不成问题，只要地方治安良好，交通恢复，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衣食住问题能得妥善解决，中国即能步上复兴之道。”问：“中共可在几个月内肃清国民党残余?”答：“除散布在台湾以及新疆、西康、西藏等边僻地区之部分外，散在其他地方之大部分反动武力，相信可在今年内肃清。”问：“陈先生在抗战期间，曾经协助蒋介石，后来为什么反对他?”答：“因为在我回国的时候，看到了中国政治真象”；“蒋介石政府乃无希望之政府，盖蒋介石乃一不顾信义，经常不遵守诺言者，即余个人亦曾数次受其骗”。问：“中共控制中国以后，中国是否将继续与英美及欧亚各国通商?”答：“如果欧亚各国都能以平等原则对待中国，则我们当然欢迎他们跟中国通商。”问：“有许多人说，中共受莫斯科指挥，先生以为然乎?”答：“这是国民党反动派那一班人所说的，可是，我到延安时，既未见到有苏联帮助中共的证据，至今亦未尝见有苏联帮忙中共之现象。”问：“现在中共方面充满热烈之反美情绪，将来这种情绪是否将继续存在?”答：“如果美国的对华政策改变，这种情绪当不致继续。因为我们充分了解，坚持目前美国对华方针的，是美国的执政者，并不是美国人民的意见，中国人民会对美国人民加以原谅。”(24) 　　① 陈嘉庚《吧城欢送会附答词》，《南侨回忆录》“战后补辑”第364页。 　　② 《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82页。 　　③ 《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事迹》，《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82页。 　　④ 陈嘉庚《新岁献辞》，一九四八年元旦，《陈嘉庚言论集》第13—18页。 　　⑤ 陈嘉庚《评蒋鼎文之谈话》，一九四七年二月《南侨日报》。 　　⑥ 《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1380页。 　　⑦ 陈嘉庚《致华盛顿美国总统杜鲁门、美国国会参众两议院院长、南京马歇尔特使、司徒雷登大使电》，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日路透社、合众电讯稿。 　　⑧ 陈嘉庚《要求美军退出祖国是职责所在——答中央社记者问》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 　　⑨ 陈嘉庚《辞谢行总协修集美校舍》，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侨日报》。 　　⑩ 陈嘉庚《论美国救蒋必败》，《陈嘉庚言论集》第9—12页。 　　(11) 陈嘉庚《从未来大战形势论美国不敢以军事援蒋》，《陈嘉庚言论集》第22—25页。 　　(12)(13) 陈嘉庚《新岁献辞》，一九四八年元旦。 　　(14) 陈嘉庚《蒋介石表示不要做总统》，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陈嘉庚言论集》第26—28页。 　　(15) 陈嘉庚《蒋介石的最大错误》，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陈嘉庚言论集》第29—32页。 　　(16) 陈嘉庚《辨匪论》，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陈嘉庚言论集》第43—45页。 　　(17) 陈嘉庚《中国内战何日告终》，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七日，《陈嘉庚言论集》第33—35页。 　　(18) 陈嘉庚《再论中国内战前途》，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陈嘉庚言论集》第36—40页。 　　(19) 陈嘉庚《历史经验证明蒋政府必倒》(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庆祝双十节大会上的演词)，一九四八年十月十日，《陈嘉庚言论集》第55—58页。 　　(20) 陈嘉庚《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常年大会上的演词)，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南侨日报》。 　　(21) 陈嘉庚《新中国必能兴利除弊》(在新加坡福建会馆常年大会上的演词)，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南侨日报》。 　　(22) 陈嘉庚《致李宗仁电》，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陈嘉庚言论集》第114—115页。 　　(23) 陈嘉庚《致朱绍良电》，一九四九年三月九日，《陈嘉庚言论集》第114页。 　　(24) 陈嘉庚《与美国记者马斯特逊的谈话》，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南侨日报》。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