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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为着祖国的富强和统一

陈碧笙,杨国桢

一 　　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一日，陈嘉庚从新加坡乘飞机回到北京，从此定居国内，积极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和统一祖国、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斗争，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除了继续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外，还当选为第一届、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和中华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 　　陈嘉庚是举世闻名的爱国华侨的模范，在归国后的各项政治活动中，他总是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就如何加强广大华侨与祖国的联系以及如何保护华侨在海外的合法利益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有关改善海外华侨处境的问题上，他在一九五〇年五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的发言中说：“华侨在各地有一千万人，或受殖民地政府的苛待，或被当地民族排斥，损失惨况，不可胜计，海外孤儿告诉无门。自我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惟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派出使领，以正常外交手续，予以切实保护。”①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中又说：“华侨一向期望祖国独立、自由、民主、强盛，现在这个希望完全成为事实了。就是因为如此，华侨已经不是所谓‘海外孤儿’，而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慈母，这就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被迫害归国的侨胞受到了祖国人民政府的关心照顾，这是以前所没有的。只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能够如此。现在华侨所居留的地方，很多处在美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奴役之下，处境非常困难。但是，广大华侨的爱国心，是永远不会向帝国主义低头的，爱国侨胞的心和国内同胞的心，是永远结在一起的。”② 　　一九五四年六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公布，陈嘉庚在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发言表示衷心拥护说：“这个宪法是全国人民的宪法，是全国人民多年来的愿望，是海外华侨多年热切殷望的宪法。这个宪法草案是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起草的，是吸收各方面人士参加、经过长时期地讨论和研究的。宪法草案第九十八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我看有这一条就很好，就够了，再多了不是做不到，就是不必要。宪法草案有这么一条，对于国外华侨就是很大的鼓舞。”③ 　　接着，又在《光明日报》发表《宪法草案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一文，略谓“宪法草案明白规定，华侨同国内全体人民一样是国家的主人，华侨和国内人民一样都选出代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人民拥有的国家最高权力。由此可见，祖国是何等重视、何等热爱她在国外的儿女。宪法草案对华侨的关怀和照顾用立法手续固定下来，这就会更加巩固国外华侨的自信心，使他们加强团结，热爱祖国。”④ 　　一九五五年五月，我国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陈嘉庚认为这个条约的签订，是“完全符合海外广大华侨的愿望，也符合我国人民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共同利益，它显示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谊有了新的发展，同时，对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与友好合作也作出重要贡献。”他在《庆贺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签订》一文中高兴地指出：“华侨是沟通我国人民与驻在国人民团结友谊的桥梁。双重国籍问题合理解决了，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根据自愿，无论选择那国国籍，我相信都会进一步加强彼此的友谊关系；同时，我也相信，任何国际问题只要双方赤诚相见，循着和平协商的途径，都会达到相互谅解求得顺利解决的。”⑤ 　　一九五六年十月，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陈嘉庚在开幕词中热情号召华侨积极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他说： 　　“华侨一向爱国爱乡，很愿意对祖国和家乡有所贡献，可是旧时代的中国，在国际上处在被压迫的地位，内政又非常腐败。那时候，华侨要在家乡安居也有困难，更谈不到建设祖国和家乡。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情形就完全不同了。长久以来，华侨期望祖国强盛，现在这个愿望已经实现了。在这个伟大的祖国，华侨可以和全国人民一道，贡献自己的力量，参加建设事业，实现建设家乡的理想了。” 　　“几年来，已有不少华侨回到祖国，当前归国华侨联合会应该更广泛地团结和组织归侨、侨眷和华侨，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进一步鼓励并帮助他们参加祖国建设事业。爱国的侨胞对于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应该和祖国人民一道，担负起应负的责任。归国华侨联合会应该经常向有关部门反映侨情，积极提出建议，使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同年，新加坡人民热烈展开争取公民权运动，陈嘉庚给予很大的同情与支持。他对新加坡访华团团员们说：“现在你们新加坡即将自治独立，你们说已把新加坡作为永久居留的家乡，就要争取成为新加坡的公民，效忠新加坡，并要比过去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我们一辈，更加努力为你们的新国家效力。”⑥一九五九年七月，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竞选中获得胜利，陈嘉庚亲自写信给该党领袖李光耀致贺，信中说：“闻讯之下，欣庆无任……敬祝贵党成功，新加坡国万岁!”⑦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赢得了新加坡朋友们的敬佩和称赞。 　　一九五九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的排华暴行，华侨的生命财产损失惨重，陈嘉庚对此表示莫大的愤慨与痛心。他在全国侨联第四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回顾了华侨与印度尼西亚人民的悠久、亲密的友谊说： 　　“我国侨民旅居印度尼西亚已经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悠久的岁月中，华侨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亲切相处，以他们辛勤的劳动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能磨灭的贡献。华侨经济随同印度尼西亚民族经济的发展，而成为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广大华侨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同印度尼西亚人民融合在一起，而且在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始终和印度尼西亚人民并肩作战，共同抵抗了荷兰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相继取得独立以后，特别是在万隆会议以后，我们两国的友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华侨和当地人民的关系也是更加亲密。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华侨和印度尼西亚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斗争中，已经结成了患难之交。”接着，陈嘉庚尖锐地指出：“但是，现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别有用心的势力，却以德报怨，公然把华侨当作敌对国家的侨民看待，对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迫害，这完全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海外侨胞最有力的靠山。我国政府和人民对于在印度尼西亚遭到非人道的待遇的侨胞感到特别的关切。我们热烈欢迎这一切要求回国的侨胞重返祖国的怀抱。”⑧ 　　在祖国政府和人民的有力声援下，许多受迫害的印尼侨胞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在入学、就业、定居等方面得到了妥善的照顾，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掀起排华逆流很快就平息下去。 　　二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许多世世代代的梦想一一成为现实，这是何等伟大而深刻的变化啊!陈嘉庚身历其境，不由得兴奋异常，时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把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略尽一分微薄的力量引为最大的安慰。 　　长期以来，福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正如陈嘉庚所形容的，“全省十二万余方公里，人民一千二百余万人，竟未有一寸铁路!”福建人民和海外华侨多么渴望着能有一条畅通全省南北的铁路!陈嘉庚在一九五〇年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中提出了修建福建铁路的建议之后，又一再写信给毛主席和周总理重申这一请求。毛主席、周总理采纳了他的建议，鹰厦铁路于一九五四年正式动工了，工程进展迅速，不到两年就全部告成。陈嘉庚兴高采烈地说：“鹰厦铁路原计划须至一九五七年底才能完成，而现在已经提早在今年年底以前完成，全线通车，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不但鼓舞了福建和全国人民，也大大鼓舞了国外华侨。”他又指出：“鹰厦铁路的通车，不但对于解放台湾有巨大作用，对于开发福建富源也有巨大作用。龙岩专区不但有优良的铁矿，也有丰富的煤矿和其他矿产。要使鹰厦铁路发挥它的更大作用，就不能不及早从漳平伸一支线到龙岩去”⑨。这个愿望不久又完全实现了。 　　厦门本来是一个小岛，陆地交通十分不便，陈嘉庚倡议在集美与高崎间填海筑堤，不久建筑成功，一向孤悬海外的小岛自此与大陆联成一片，火车汽车可以直达，对厦门市交通的改善和海防的巩固起了莫大的作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福建人民又相继在集美——杏林和东山——八尺门间建筑了海堤。 　　福州是福建最大的都市，人口七八十万人，但长期缺乏自来水的设备，城市公共卫生和消防工作都很受影响。一九五〇年陈嘉庚回国未久，即对北京自来水工程进行调查，制定兴建福州市自来水的方案，交与省人委负责人，很快就被采纳施行，人人称便。 　　福建山多田少，粮食不足。陈嘉庚在一九五四年全国人大会议中提出了“闽省多袋形海滩，应改造为良田水利”的议案，也得到人民政府的采纳，逐步付诸实施。厦门郊区的杏林湾，在修了海堤后，共有土地和水面面积三万多亩，已开始经营水产养殖，并种上了水稻。马銮盐场围垦成功后，也成为厦门化学工业基地，年产盐能力达十三万吨。 　　陈嘉庚认为福建虽不产棉，但海运发达，可以从国外进口棉花，以谋纱布的自给。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厦门杏林纺织厂建立起来了，现已成为拥有五万纱锭的大厂。 　　陈嘉庚根据其多年经营橡胶业的经验，在全国人大、政协和最高国务会议上，一再建议采用价格低廉的绉胶，以代替烟胶，经过国家经济委员会召开专题委员会研究，认为他的建议合理可行，能为国家节省外汇支出，应该在橡胶工业中积极推广。 　　为了发现新的能源，满足农村用电需要，陈嘉庚于一九五八年在集美兴建了一座海潮发电站，想利用潮汐涨落的力量发电，这在当时是一个创造性的尝试，最初计划投资二十余万元，后增至九十余万元，终因技术不过关而中止。尽管这样，这种不怕失败、勇于创新的精神是很值得人们学习的。 　　此外，陈嘉庚还在发展文化，改善卫生等方面提出许多有远见、有价值的建议，如组织大众化的股份有限公司，引导华侨回资；规定中文书写统一自左而右横写；发展农村小学，提高农村小学教师的待遇；在全国各中学普遍设立科学馆；在沿海各重要地区设立水产航海学校；规定民间新建住宅应注重卫生方面的设计；限制种烟面积，提高纸烟税，停止对公务员配给纸烟，禁止未成年者吸烟和以纸烟作为应酬品等等，有的已见诸实行，有的在今日看来仍有坚决实行的必要。 　　三 　　如何实现祖国的统一，更是陈嘉庚晚年所时刻关心的问题。 　　厦门与台湾隔海相望，一苇可渡，自古就是大陆与台湾两地人民通商往来的孔道。一六六一年，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这里出发，渡海东征，收复了台湾。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台湾成为福建的一个府，与厦门合置一道，名台厦道。从十七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的一百多年间，有数以百万计的大陆劳动人民分乘官私船只，从厦门出发，络绎不绝地移入台湾，成为开发台湾的先驱。一八九五年甲午战后，清政府把台湾割让日本，福建无异“被割去一臂”，陈嘉庚当时已经二十一岁，目睹许多同胞麻木不仁，“仍不知苦”，无限痛心，自此立下了倾资兴学，唤醒民众的志愿。现在全国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得到了解放，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仍然继续盘踞台湾，借助外力，对大陆沿海进行种种破坏与捣乱，又怎能不引起这位爱国老人的莫大关心与愤慨呢?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发表解放台湾的联合宣传，号召“全中国人民更加坚强地团结起来，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保障祖国安全，保障世界和平而奋斗”。陈嘉庚热烈地响应这一号召，对《光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铁一般的事实。从远一点看，台湾的开发和明朝的郑成功有很大的关系，郑成功是福建南安县人，由于他带了许多福建同乡渡海去建设他的根据地，台湾的建设才得以逐步发展。从近一点看，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前，台湾曾属福建省，台湾和福建的关系有如唇齿之相依，福建漳泉地区的老百姓，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去台湾谋生，海峡里的闽台航船，来来往往，不绝于道。如果说台湾不是中国的领土，有谁相信么?全中国人民都关心台湾的解放，闽南人尤其关心台湾的解放，因为台湾同胞当中，很多是他们的血亲。”⑩ 　　一九五六年初，全国人民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号召，陈嘉庚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二次会议中发言，热情支持和平解放台湾。他说：“这个号召很快就会深入到台湾人民的心坎，八百万台湾人民之中有将近六百万人是闽南人，他们说的话和我现在讲的话一样，是厦门语系的话。他们有很多是当时追随民族英雄郑成功到台湾去的后代，他们在那里反抗过清朝的统治，也抵抗过日本殖民统治者。他们还有不少人是在台湾有家，在闽南也有家的。几年来由于美帝国主义霸占台湾和蒋介石卖国集团的统治，使他们父子兄弟之间未能团聚或互相往来，过着痛苦的生活。当他们听到周恩来主席对他们的关怀和号召，一定会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兴奋，祖国建设的成就是这样辉煌，家乡面貌的改变是这样巨大，福建铁路很快就要通车了，火车要一直开到厦门市，他们一定会非常振奋。在这里，我要告诉台湾国民党人员，福建人民对于你们勾结美帝国主义、奴役台湾同胞的罪行是痛恨的，但是，只要你们响应周主席的号召，幡然改悟，走和平解放台湾的道路，使台湾同胞回到祖国怀抱，福建人民也将和全国人民一样，宽大对待你们，不究既往。”(11) 　　同年十月五月，陈嘉庚又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言并号召海外国民党人共同为和平解放台湾而努力，他在开幕词中说：“当我们为祖国的日益强盛而感到自豪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台湾还在外国势力的控制之下，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海外的国民党人,比较老一辈的很多和我们一同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又曾经密切合作，为筹款抗日而共同努力。他们本来也期望祖国强盛，但其中有一部分因为目前对祖图的真相不够了解，所以对祖国采取了怀疑或者对立的态度。我们希望他们回到爱国的行列来，共同推动和平解放台湾的事业!”(12) 　　① 陈嘉庚《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〇年五月。 　　② 陈嘉庚《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 　　③ 陈嘉庚《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 　　④ 陈嘉庚《宪法草案鼓舞了华侨的爱国热情》，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光明日报》。 　　⑤ 陈嘉庚《庆贺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签订》，一九五五年五月五日《厦门日报》。 　　⑥ 高德根《悼一代伟人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纪念册》第34—35页。 　　⑦ 陈嘉庚信函原件，集美学校校委会藏。 　　⑧ 陈嘉庚《在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开幕词》，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六日。 　　⑨ 陈嘉庚《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⑩ 陈嘉庚《对光明日报记者的谈话》，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八日。 　　(11) 陈嘉庚《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二月十日。 　　(12) 陈嘉庚《在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十月五日。 　　 陈嘉庚传/陈碧笙,杨国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