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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泰回忆录——第二次反“围剿”初战

王世泰

正当我党政军民积极准备反“围剿”之际，敌人也在加紧“围剿”部署。为了打乱敌人的部署，我陕甘边、陕北红军在各地游击队的配合下，于1934年底至1935年春，揭开第二次反“围剿”的序幕。 　　1935年初，敌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将五一一团摆在沿大理河至石湾一线，与井岳秀八十六师衔接；五○一团驻清涧、延川等县；五○○团进占我腹地瓦窑堡永坪镇一线；敌师部和四九九团驻守绥德；师直属骑兵连进入延长县。这样，敌八十四、八十六师便在我安定、绥德、清涧、延长、延川、保安、靖边、横山地区构成一个由绥德、清涧至延安的分割封锁区，并以此逐点逐区向我进攻。 　　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杨琪、张达志、贺晋年的领导下，趁敌人分散兵力，立足未稳，在安定县南沟岔首战全歼高敌四九九团一个连，俘获敌人枪各百余。战后，我军插过敌战线，东渡无定河，进入清涧县，配合游击队反击敌人。2月下旬，我军再战高杰村守敌五○一团一个连，缴获大批武器，鼓舞了清涧人民反“围剿”的信心。3月上旬，我军三战贺家湾过路之敌一个连，将其全部歼灭，截获大批物资。三战三捷，打击了敌人，取得了同高桂滋作战的经验，极大地增加了我军民斗敌的勇气。随后，红二十七军奉命撤回安定县白庙岔集结待命。 　　与此同时，“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敌人也在蠢蠢欲动。师长杨森根据志丹的命令率骑兵团深入敌区，寻机打击敌人，破坏敌人合围计划，延缓敌人进攻速度。1935年元月，骑兵团西进，越子午岭，过正宁、宁县，强行通过封锁线，截断西兰公路。采取化装奇袭战术，一举攻入长武县城，歼敌民团近百人，获长短枪百余支，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镇压了一批反动地主、豪绅等。奇袭位于西兰公路的长武县城，极大地震动了敌人。敌人为了保护其西北的交通要道，遂调兵遣将，加强防务。这一仗，骑兵团完成了预定的任务，有力地牵制了敌人。1935年2月上旬，杨森奉命二次出征，带骑兵团东进延安城附近，配合延安游击队、安塞游击队和赤卫军，在延安高桥川等地活动。 　　“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敌人，于1935年2月初，进占老爷岭、元城子、柳村塬一线，在我红军、游击队、赤卫军抵抗下，对峙40余天。3月底，西北军委在志丹的领导下，完成了反“围剿”计划的部署，命令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会合，组成红军主力兵团，投入全面反“围剿”的战斗。 　　正在此时，师部接到合水游击队报告，敌马鸿宾部一个营进驻庆阳县柳村塬，修筑工事，设营扎寨。杨森和张秀山(子长负伤后，政委由秀山担任)决定，趁敌立足未稳之机，奔袭歼灭。于是，率四十二师向柳村塬进军。 　　柳村塬，是个沟壑纵横的小塬子，有很多小山包，形成一道山梁，梁下有个村子，敌人在山梁上修筑很多工事，并设置鹿砦，上挂手榴弹，御防我军偷袭。 　　我军经长途行军，于4月3日凌晨到达柳村塬梁下的村子附近。拂晓前，我抗日义勇军首先攻进村子，歼敌20余人，缴枪20余支。天亮后开始向山梁敌人阵地发起进攻。 　　敌人听见梁下枪响，立即进入阵地，凭借有利地形和工事，拚命进行抵抗。担任主攻任务的我红三团一、二连和抗日义勇军，由东南向上多次冲锋，均被敌人火力阻止，战斗一直打到12点多钟。当我红三团一、二连再次攻到敌人阵地前沿时，我骑兵团突然由左面山梁上向敌人阵地冲锋，被敌人火力阻止。骑兵团伤亡很大，团长赵国卿负重伤，被迫后撤。在骑兵团撤退时，把一、二连步兵也冲乱了。此时，敌人主力一○五旅赶到，趁机反攻，我一、二连和抗日义勇军遂自动撤退。我当时随一连指挥部队，一、二连被骑兵团裹着一起撤退，我被丢到最后，身边仅剩下警卫员郭立本一人。眼看部队无法掌握，敌人就要冲到跟前，我俩一边射击，一边后撤，尽管我们每次射击总打死几个敌人，但毕竟敌人太多，最后我被敌人子弹打中左腿，不能行走了。 　　郭立本见我负了伤，一下扑到我身边，用左胳膊夹着我，右手不断朝敌人射击，向山下撤。郭立本拖着我，跑下一个塄坎，打一阵敌人，等敌人后退几步，我们又跑。当郭立本还击敌人时，我就给另一把驳壳枪里压子弹。就在我俩弹尽的危险关头，少年先锋连攻上来，才把我们接应下去。 　　柳村塬战斗没有打好，主要是事先没有把敌情搞清楚(敌人不是一个营的兵力，也不是立足未稳，而是早就有防备)，再加上骑步兵配合不协调，使敌人钻了空子，造成我军的损失。这是值得我们汲取的教训。但是在“肃反”中个别人抓住此次军事失利的事实，以此为罪名打击红四十二师主要领导人，则是完全错误的。柳村塬战斗后，红四十二师返回南梁地区，进行整顿。红三团团长由吴岱峰代理，骑兵团团长由康健民接任。根据西北军委指令，骑兵团、红一、二团和各路游击队，由杨森指挥，坚持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红三团、抗日义勇军则由张秀山率领开赴陕北。我由于负伤不能行走，暂离开部队，留在南梁地区养伤。 　　开始，我在南梁列宁小学养伤。这个小学，有两个教员，一个叫王俊(原名贺建德，是我在延安四中时的同班同学)一个叫张景文。在这里我受到他们两位的精心照料。特别使我感动的是张景文大姐，不怕脏，不怕累，给我洗伤、换药、做饭、体贴人微，关心备至。我记得张大姐第一次为我换药时，因为我的伤口流血，腿和棉裤粘在一起，张大姐让我把裤子脱掉。我那时身上只穿棉裤，没穿衬裤，不好意思当着大姐的面脱裤子。大姐嗔怪地责备我，说我太封建，问我是治伤要紧还是面子要紧?张大姐平时精明能干、泼泼辣辣，但在给我洗伤、上药时却是那样的仔细、认真。每当我痛的腿动时，她就用爱怜的目光无声地鼓励我坚持住。我看见她一点一滴为我揩干脓血的神情，总是打心眼里呼出“多好的大姐啊!” 　　是的，张景文确实是一位了不起的好大姐，是女中强人，革命队伍中的坚强战士。早在1932年夏，她在西安女师教书时，作为学生领袖，带领几十名女学生，在西安民乐园外，参加砸毁国民党头子戴季陶的汽车，轰动了全国。以后由于暴露了身分才按照党的指示，偕爱人来到南梁根据地。她爱人叫徐国廉，也是一位非常好的同志，曾在陕西省委当交通，后在执行任务中被敌人杀害。张景文在1935年错误“肃反”中，也蒙冤惨遭杀害。 　　由于敌人“围剿”步步推进，边区吃紧，我由列宁小学转移到豹子川杨培胜家养伤。杨大嫂早就认识我，所以见了我非常高兴，拿出最好的东西给我吃，百般照料我的起居，后因南梁陷落，我才离开杨大嫂家，随十几个伤员一起转移到洛河川刘家老庄南山的一个小村庄养伤。赵国卿因伤势严重，不能行动，被安置在南梁附近的森林里，后被敌人搜山捕去。 　　2月中旬，我骑兵团诱敌五○一团二营及延安民团200余人，进入高桥川口，歼敌近百人，震动了延安守敌。后我军由高桥翻杜甫川，消灭延安南川三十里铺民团数十人，缴长短枪50余支。2月下旬，我军离开延安县向宜川方向进军，先后在松树林消灭由临真镇开往甘泉县城的民团50余人，缴枪50余支；消灭金盆湾民团50余人，缴获枪支50余支；从金盆湾出发沿途收缴敌二五六旅垦荒队长短枪50余支；袭击甘泉临真镇，全歼该民团百余人，缴枪百余支；打垮宜川云岩拦路阻击之敌，俘敌40余人，缴枪50余支；然后转向狗头山、后九天，两地民团不敢抵抗，自动交枪30余支；包围小寨子民团，逼敌献寨放下武器。3月上旬胜利地返回南梁根据地。 　　骑兵团两次出击，从西打到东，横穿10余县，深入敌后，寻机打击敌人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出色地完成了志丹交给的任务，起到了牵制敌人对根据地“围剿”的作用。 　　杨森率骑兵团东进打击敌人，使东区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人民群众斗争心切，积极性高涨，自发组织数百人的“抗款军”，进行抗款、抗粮斗争，并与当地反动民团、封建迷信武装“红枪会”在高树塬、上马、下马、云岩、甘草沟等地作战多次。陕甘边特委根据东区大好形势的实际，遂于3月下旬派马文瑞带领部分红军干部学校的老师和红宜游击队，到达宜川县北区、甘泉县东区、延长县南区，开辟新区。经过马文瑞等同志的努力，3月底在临真镇组建了中共陕甘边东区工作委员会和宜川县工作委员会。与此同时，成立了陕甘边东区革命委员会，辖赤川县(宜川县一部)和红泉(甘泉的一部)革命委员会，并于4月上旬，将“抗款军”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任命黑志德为司令员，赵正化为政委，组建了临真、宜川两个游击队和若干游击小组。东区党政机关和新编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的建立，犹如插进敌人腹中的一把尖刀，使南线之敌惊恐不安，犹豫不前。 　　 王世泰回忆录/王世泰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