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传》第四章 在陕北特委 第四节 组建游击队

《马文瑞传》编写组

根据寨子沟紧急会议决定，1933年9月，马文瑞由葭县寨子沟动身前往神木，组建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 　　葭县、神木都沿着黄河西岸，由寨子沟去神木必须经过葭县县城。城里驻的井岳秀部队不时出来“清剿”，骚扰群众。马文瑞剃光了头，化装成一个小商人，沿着黄河畔向北边的神木行进。在距葭县城根不远的一个山湾间，突然转过来一排敌兵，这时他已来不及回避，只好硬着头皮往前走。敌兵扛着枪列队从他侧旁走过去，后边一个像排长模样的骑一头毛驴，朝马文瑞迎面走来，眼睛不时打量着他。马文瑞装作什么也没看见，只管走自己的路。排长未盘问马文瑞，只是擦肩而过。马文瑞的沉稳自如，再次化险为夷。多年之后，马文瑞回忆起这件事时还说，当时包袱内还装着党的文件，要是一慌就完了。 　　马文瑞来到神木南乡，这里是紧靠黄河的地方。南乡以贾家沟为中心，东西约六十里、南北近一百里的范围内，建立起党支部二十多个，党、团员约四百余人，是神木、府谷党的力量和群众基础较强较好的地区。这里是王兆卿同志的家乡，谢子长、刘志丹也到过这里“闹红”，具有革命斗争传统，陕北特委曾先后派张达志、毕维周、马万里、张毅忱、韩生杰、雷合等来这里整顿、发展党组织，帮助开展武装斗争，也曾尝试组建革命武装，所以被称为神府革命根据地的摇篮。 　　马文瑞在贾家沟向区委书记贾怀光、委员乔钟灵、贾怀礼、贾全德等传达了特委高起家坬和寨子沟会议精神，并就如何组织一支神府的武装力量进行了研究。这里已有特委派来的高嘉德、韩俊杰等人，又有从红二十六军二团南山失败归来的王兆相、李成兰、温治恭等同志。马文瑞和南乡区委商定由王兆相负责建立游击队。王兆相是前不久被敌人杀害的六烈士之一特委委员王兆卿的胞弟，曾在红二十六军任过警卫队长。 　　马文瑞来到后王家坬村，到家见了王兆相。马文瑞告诉他王兆卿牺牲的情况：你哥他们六人，在敌人严刑拷打下没有屈服，在敌人的枪口下毫不畏惧，高呼革命口号英勇就义，是党的好同志……这时，王兆相的父亲听说来客了，进窑洞来看望。此前王兆相已知哥哥牺牲的消息，就轻声告诉马文瑞，这事不要对父亲说。王兆相向父亲介绍马文瑞：这是哥哥的好朋友。他父亲就问：兆卿在外面怎么样?听说米脂枪打了六个人，我很担心，夜里睡不着觉，你来时，他给家里捎信了没有?马文瑞不好回答，只是搂着王兆卿五岁的儿子黎明，闷着头一口接一口地抽烟。王兆相赶紧接过话茬儿说：“文瑞刚告诉我了，兆卿在红二十六军，没有事的。”①尴尬的局面虽然消失了，但战友牺牲的悲痛，面对担心的战友父亲而又不能直告的苦衷，马文瑞的心情更沉重了。等吃过午饭，马文瑞才对王兆相详细介绍了特委高起家坬扩大会议精神，对他说，特委决定在神府南区组建红军游击队，需要你指挥开展游击战争，你留下来参加吧。王兆相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为了让他不连累家庭，马文瑞提醒他改个名字。王兆相请他取名，马文瑞说：“老大牺牲了，老二接着干，就叫王二吧。”还把南乡区委副书记贾怀智送给他的一支手枪，转赠给王兆相。王兆相后来回忆说：“文瑞送给我的这支枪，随我参加了大大小小许多次战斗，我一直使用到抗日战争。②”随着游击队的发展壮大，“王二”的名字也在神(木)府(谷)葭(县)榆(林)乃至山西兴县一带广为流传。 　　60年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副司令员的王兆相将军回忆往事时，还流露出感激的神情。他说：“马文瑞同志对我在神府搞游击队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信任我，叫我担任游击队领导的。” 　　10月8日，在神木温家川成立了特务队，有7个人，4支枪，队长李成兰，政委王兆相。11月7日，特务队改编为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队员发展到二十余人，八九条枪。这支部队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紧紧依靠地方党组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后发展为红三团、红军独立师，开辟了神(木)府(谷)苏区，团长、师长都是王兆相。 　　崔田夫、崔田民去绥(德)清(涧)，成立了二支队。马明方去安定一支队，支队领导没有请示特委，就带队南下，10月初回安定，在枣树坪、温家坡两次战斗中相继失利，主要领导或牺牲或负伤被俘，余部埋枪分散隐蔽，马明方未能联系上。不久，谢子长作为西北军事特派员回到陕北，在特委支持下，一支队才很快恢复并迅速壮大起来。 　　1933年冬，马文瑞离开神木，返回葭县南坬村。这时几路分头下去组建武装的特委委员先后回到特委，特委决定开会汇报各地发展武装的情况和研究恢复县委等事宜。 　　陕北23个县中，22个原有党的组织，其中许多县有县委。但在王明“左”倾路线影响下，除府谷县在1932年由特委派巡视员恢复县委外，其他原有县委都遭破坏而未恢复，由区委直接领导各县的部分地区工作。这种情况显然不利于武装斗争的广泛开展和游击区域的扩大。在一些地方已直接影响到党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安定一支队的挫折就是很大的教训。 　　陕北特委这次会议参加的有崔田夫、马明方、马文瑞、张达志、高长久等。会上汇报各自发展组建武装的情况后，马文瑞提出，在有条件的地区，应尽快恢复县委，引起与会同志的共鸣。大家认为葭县、绥德、清涧等几个县委既有条件也有必要首先恢复，其他条件成熟的可建立新的县委，并决定由马文瑞首先去恢复葭县委和绥德县委。 　　会后，马文瑞就在葭县曹家坬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经过大家讨论成立了新的县委，书记高长久，组织刘子义，宣传高钧耀。 　　随后，马文瑞和张达志去铁茄坪组建绥德县委。铁茄坪村在绥德县城南50里的无定河川。一路上两个人都化装成小商人，文件用腿带扎在裤腿里。当他们路过绥德城走进义合镇时，就看见满街都是敌兵，想退出已来不及了，就去饭馆吃饭，既躲避一下，也便于商量对策。原来安定一支队刘明山等在附近一带活动过，敌人便派出一个连驻义合镇戒备。他俩买了饭，不紧不慢地吃着。其间也有几个敌军士兵进来吃饭，谁也没有理睬和盘问他俩，吃完饭马文瑞和张达志就大胆穿过镇子，直奔铁茄坪。 　　马文瑞和张达志刚到铁茄坪，又遇到敌人。原来清涧二支队不久前在解家沟一举杀死豪绅、高利贷者及衙役等九人，另一个被杀未死，所以当地群众有“一夜杀了九个半”的说法，使敌人大为惊恐，忙派士兵四出搜捕游击队。铁茄坪离解家沟不远，又早已是“闹红”的赤色村庄，就成为敌人搜捕的重点之一。不过等敌人走近时，他们已上了村子的脑畔山上，眼看敌人走了，才进到村里。 　　在铁茄坪村，马文瑞和张达志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将绥清中心县委分开，恢复为绥德县委，清涧要另成立县委。大家推举崔文运为书记，组织委员王廷宣、宣传委员张家修、军事委员崔正冉、农运委员王士英。 　　在陕北特委的指导下，各县县委纷纷恢复，游击战争迅速开展。继红二、三支队成立后，很快在吴堡成立了四支队，在绥德成立了五支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先后成立了二十多支游击队，陕北武装斗争有如燎原之势，矛头直指反动官府及其军队，直指危害广大农民的土豪劣绅、衙役和民团，把开发游击战争与解除人民的痛苦结合起来，与建立巩固的红色根据地结合起来。 　　1933年12月下旬，郭洪涛和李铁轮来到葭县曹家坬，按照常学恭告诉的接头地点和暗号，同马文瑞接上关系。马文瑞十分高兴，终于盼到上级组织来人了。郭洪涛对马文瑞说要开个特委会，传达“陕北党团联系会议”精神。于是马文瑞便通知马明方、崔田夫、张达志、高长久等参加会议。 　　听了传达后，马文瑞才明白所谓“陕北党团联系会议”，是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李华生主持的陕北党、团特委几个委员参加的会议。陕北方面参加的是未经特委同意擅自跑到天津、已被寨子沟特委会上开除党籍的崔逢运、鲁学曾以及已调外地工作的常学恭，崔、鲁二人米脂事变后不辞而别，常学恭是特委派去汇报工作的，他们怎么能够代表陕北党、团特委呢?所以马文瑞认为，那个会不能叫陕北党团联系会议。 　　郭洪涛在传达中批评陕北特委“右倾”，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对武装斗争“消极怠工”等，给陕北特委扣了三顶大帽子。对北方代表的批评，马文瑞和其他一些特委同志不同意，同郭洪涛进行了激烈争论，认为不符合实际，没有根据。而实际情况是，陕北特委在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尤其是高起家坬扩大会议后，革命斗争有声有色，不但抵制了“左”倾错误路线，而且大胆地开展了武装斗争，扩大和新建了几支游击武装，使许多村庄的政权实际上由共产党员掌握，同时各县的党组织也相继建立和健全。这一切都是坚持在陕北的特委委员及各级党的负责同志艰苦努力的结果。 　　会议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多数主张还是按过去的办法办③。郭洪涛的言论在曹家坬会议上受到抵制后，他并没有终止对陕北特委的指责。“他后来在下面，背着特委同志，批评特委是富农路线等等④。”甚至在1934年3月陕北党、团扩大会议上，郭洪涛仍然说：“党对陕北劳苦农民的英勇斗争的富农路线的领导，障碍了实际工作的推进，使党远远落在群众后面……充分地表现出陕北党对于领导群众斗争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消极怠工。”⑤从而为他在以后的错误肃反定下了基调。 　　在50年后的1983年，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弄清路线是非，总结经验教训，最终结束西北历史争论，发布了五人小组关于“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文件，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陕北特委在郭洪涛同志来到以后，在批评所谓富农路线和武装斗争消极的同时，就在政策方面陆续产生一些重要‘左’倾错误……事实上，特委领导内部也并不一致，马明方、马文瑞同志是抵制过这个‘左’倾错误的，在整个边区内其他同志也抵制过。”⑥ 　　会议决定党、团自成系统，马文瑞继续担任团特委书记。 　　根据北方代表的指示，陕北特委要在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继续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兵运工作。考虑到杨虎城三边新编警备旅有我们一些搞地下工作的同志，马文瑞与这些同志大都熟识，会议决定让马文瑞去三边开展兵运工作，适当的时候，把队伍拉出来。 　　① 王兆相：《战争年代的回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② 王兆相：《战争年代的回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1页。 　　③ 张达志：《谈陕北特委1932年秋以后活动情况》，1982年12月22日。原件存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 　　④ 《马明方谈陕北地区党史问题》，1959年5月15日。 　　⑤ 刘景范、张秀山、张邦英、张策：《关于陕北“肃反”与路线的真相》，1983年3月8日。原件存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⑥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的通知。1983年7月13日。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