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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四章 在陕北特委 第五节 三边兵运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34年2月，马文瑞来到三边开始了新的工作。 　　三边指陕北西北方向长城沿线靠近宁夏、甘肃和内蒙古的一片荒漠之地。由于地处边陲，这里设置的定边、靖边和安边(后改为镇)三县，都带边字，故统称为三边。这里是杨虎城新编的谷莲舫警备骑兵旅的驻扎地。谷旅中，陕北特委曾派进去不少同志做地下工作，其中大部分是安定人，因而马文瑞认识，有些还是他直接领导过的。旅部司书辛树荣是党员，旅部参谋杨公辅原是党员，脱党后仍同情革命。马文瑞与二人都熟，便以朋友来找事做为名，住了下来。他找到打入谷旅的薛毓瑞、师法直、王治岐、张宗孝、杨彩彬、薛振昌、姬振元、李登瀛、赵福祥等十多位同志，原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也在谷部，任该旅参谋主任，这时他已脱党，但也还同情革命。还在定边高小找到隐蔽在该校任教的葭县党员杜嗣尧、苗从式、张宜高和高希陈等地方同志。异地相见，十分亲热，大家欢迎马文瑞代表特委来领导，共同搞好兵运工作。马文瑞在该部中成立了两个党支部，并指定薛毓瑞、王治岐和师法直三人，分别负责该旅下属三个团的工作。在马文瑞领导下，两个支部具体联系着十多个党员，开展秘密活动。 　　马文瑞认为以往兵运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军队的同志没有同地方党建立密切关系，一旦兵变，起义部队难以取得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孤立无援，以致失败。鉴于过去的教训，马文瑞不以军人身份打入敌军，而是住在附近老百姓家。同时把杜嗣尧等地方党员也吸收到兵运中来，尽可能加强与地方党的联系。马文瑞还注意与敌中上层军官的联络，注意对杨国栋的争取和团结，从他那里获知谷部的底细，以便做好各种应对工作。 　　从杨国栋提供的情况得知，谷莲舫本人并不是行伍出身，只是靖边一个跑买卖的商人。因为和杨虎城个人关系好，才得此一职，军中之事主要由各团处置。该骑兵旅共有三个团，第一团团长段佑庵，第二团团长张廷芝，第三团团长张廷祥。这二张本是同姓弟兄，家住吴起镇附近的金佛坪，是地方上的恶棍。马文瑞和同志们研究，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三团张廷祥部。因为除神木来的王治岐等少数几个党员在一、二团外，安定来的十多位党员都在张廷祥团。当时一团驻定边，二团驻安边，张廷祥的三团驻靖边柠条梁一带，马文瑞除在各地奔走外，多数情况下住柠条梁指导工作。 　　1934年三四月间，蒋介石命杂牌军孙殿英部到青海屯垦，暗地里却密令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和宁夏主席马鸿逵，中途予以消灭。孙取道宁夏遭马鸿逵阻击。该部地下党南汉宸、葛霁云等在活动，想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发展党的力量，便派党员艾稚卿和府谷人、已脱党的刘天鸣来谷莲舫部联络，同时寻找红二十六军，计议共同联合攻打宁夏。艾稚卿找到马文瑞说明了来意，马文瑞便给刘志丹写信，建议与孙部取得联系，利用这个机会发展党的力量。马文瑞等了好久，直到孙殿英打宁夏败走，也未见刘志丹派人来联络。后来马文瑞到南梁见了刘志丹，谈了与孙殿英部联络之事，刘志丹说他见信后，立即派红二十六军一个连指导员曹士荣做代表前去联络。曹是保安人，路过保安时上了旦八寨子，被敌人发现杀害了。 　　孙殿英失败不久，杨虎城突然命令谷莲舫旅开进西安整编。部队出发时，谷旅第一团叛变出走，谷莲舫率旅部和二、三两团起程。这一下打乱了马文瑞导引的像地火一样悄然运行的兵运工作计划。部队一到西安，进入敌核心之地，工作将更困难。就地发动兵变，显然不到时机，这时，他本可以只身返回特委，另做打算，可是那就等于放弃了那么多同志和已初步掌握的士兵。马文瑞决计随部队同行，途中待机行事。即使部队到了西安，也要设法找到当地党的组织，把工作接管起来，不致半途而废。 　　谷部开拔第一阶段是由三边到甘肃的庆阳。这是一段极为艰苦的路程，其间千里之遥，要穿越荒野茫茫的毛乌素沙漠南沿，翻过横亘南北的子午岭，一路上或荒沙碱滩，或沟壑莽岭，人烟稀少禽兽罕至。骑兵旅大部人骑马行军，马文瑞凭着两条腿同谷莲舫的马队展开了旷日持久的“竞赛”。每天拂晓部队还未开拔，他就抢先出发，晚上等他赶到宿营地，人家早已睡着了。马文瑞尽管在陕北群山中练就出一双不怕走路的铁脚板，可是长距离不停顿地追赶队伍，还是把腿走肿了。真是举步维艰啊!从未有过的艰辛和痛苦在考验着他的决心和意志。马文瑞知道只要活着，除了前进绝无后退。他硬是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咬紧牙关，拉扯着双腿向前挪动，走啊走，在他身后的荒漠上印下了深深的足迹…… 　　“文革”期间，劳动部的造反派要把马文瑞打成“反党分子”，派人到西北地区调查这段历史。当派去的人坐着汽车经过了这一段路程，了解了这一段经历后，也不无感动地说：“就凭你由三边走到庆阳的行动，也看得出你是豁出命来干革命的。” 　　经过十多天艰辛跋涉，终于到达庆阳。部队也不得不驻下来休整，马文瑞才得歇息。这时他化装潜入敌军，住在薛毓瑞连里。此处南距西安四五百里，北距红二十六军驻地南梁只二三百里，如果部队再一开拔，整个兵运工作就会前功尽弃。但马上举行公开起义，条件并不成熟，弄得不好，会全体暴露。马文瑞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偷兵”的办法，把工作已经成熟的士兵秘密拉出去，送往南梁。他找到师法直商量，立即得到赞同。经过细致筹划，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马文瑞和师法直带着准备投奔红军的二十多人，十多支好枪，按计划从庆阳城墙上手抓绳子一个一个溜下去，连夜直奔南梁。从敌军里拉出来的同志被刘志丹编为合水游击队，队长师发直。后来师法直当了安塞游击队队长，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送走师法直排投奔红军的人后，马文瑞又和薛毓瑞商量，能否把薛带领的连也拉走。经薛反复考虑，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决定到西安后再作计议。这时敌人已注意到马文瑞，张廷祥的营长李丕胜已经派人调查马文瑞的身份。这样，在薛毓瑞连再待下去，会有暴露的危险，马文瑞离开部队，去了宁县。 　　宁县县长贺连城，陕北米脂人，比较倾向进步。他的两个部下张逊谦和曹鸿宾都是马文瑞的熟人，两人原都是共产党员，又都参加过晋西游击队。后来虽脱离党和红军，但仍然同情革命。马文瑞找到他俩，得到生活上的帮助，就暂住下来，不时探听谷莲舫旅的动向。几天后，部队开拔，途经泾川、长武、永寿等县直抵西安。这一路已通汽车，马文瑞闻讯，在宁县同张逊谦一起买了车票乘汽车赶到西安，住榆林会馆。碰巧遇见也在这里住宿的原榆林地委书记马云程和他的胞弟马健翎，还有朱侠夫、常应晨等一些陕北党员。 　　到西安后，马文瑞就和驻在东关八仙庵的谷莲舫旅的党员取得了联系。一天，王治岐来到会馆，对马文瑞说，部队里一个姓刘的党员弄到敌人的一支手枪，他把这支枪带出来交给马文瑞。马文瑞无处存放，便把枪塞进张逊谦的皮箱里。 　　谷莲舫旅剩下的两个团并不满额，杨虎城遂将该旅改编成一个小团，原打进去的地下党员，与原来两个团的人都没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大部分被编整出来。这时陕西省委、临时省委已被多次破坏，与杨虎城部地下党组织难以接上关系，马文瑞主张所有党员都回陕北去参加安定游击队。这些同志大多是安定籍人，都同意了马文瑞的主张。他们回去以后，在谢子长领导下，在安定、清涧和安塞一带把游击战争搞得很有声势。 　　在八仙庵密商后，马文瑞回到榆林会馆附近时，朱侠夫、常应晨正焦急地等着他。一见面就告警：“文瑞，你不能回去了，敌人把你的枪搜出来了，还留下人等待抓你哩!”会馆看门的老太太的儿媳名叫玛瑙，这时出来用手帕暗示他赶快走开。马文瑞意识到险情在即，转身就跑，直奔大湘子庙街爱国民主人士杜斌丞公馆躲藏。杜时任杨虎城的高级参议，在陕、甘、宁军政界很有人望，与共产党有长期的密切关系，直至解放战争中为爱国民主运动而献身。他的长子杜鸿范在谢子长领导下曾于1932年发动甘肃靖远兵变，同马文瑞也很熟悉。过了好几天，马文瑞才知道是因盗枪事发，那个姓刘的被抓，供出王治岐和他，敌人带着刘、王两人来会馆搜查，企图逮捕他。 　　在杜斌丞家躲避月余，风头过去，马文瑞向杜鸿范及张廷祥部连长、乡亲周梦熊借了点路费，便离开杜家。谷莲舫部的党员按计划都已回到陕北。马文瑞考虑井岳秀曾通缉过他，走咸榆公路经延安回陕北很不安全，还是走陇东好，也想顺路到南梁看看刘志丹和红二十六军的同志们。到了宁县，曹鸿宾找到一个回家探亲的原红军战士常冠英，马文瑞请他带路，直奔南梁。从此，马文瑞离开陕北特委，辗转到了陕甘边地区。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