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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五章 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第一节 任教军政干校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34年秋，马文瑞在向导常冠英的带领下，经过三天荆棘梢林的穿越和崎岖山路的跋涉，来到了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的南梁。 　　南梁是由清朝末年，乡民在大梁山上修筑的一座土堡——南梁堡而得名。这里山环水贯，林木葱郁，沟壑纵横，人烟稀少。历史上曾是群雄啸聚、占山为王之地，进可扰动陕甘，退可据守山林。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高迎祥、张献忠，太平天国的余部刘四，以及民国以后的樊钟秀、陈珪璋等皆崛起于此。1930年初，刘志丹到南梁考察后，认为这里是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的好地方。以后他在南梁附近的倒水湾聚集了杨丕胜等三支武装，与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领导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后来从事兵运工作的张秀山、王世泰、高锦纯等也陆续到来以及谢子长在陕甘边与陕北的往来穿梭，于是就在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中，形成一个重要的南梁时期。1935年11月《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在其《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评述：“陇东南梁一带素为绿林豪杰活动地区，驰名中国各省之樊钟秀，与曾在西北盛极一时的陈珪璋，皆发祥于此等地区。刘志丹亦曾在此一带作团旅长等职。然而刘志丹开始活动以后，情势大不相同。他把个人主义的绿林运动，变为与社会合为一致的社会运动。更经数年来赤化教育的结果，民众心中，只知有苏维埃、瑞金、莫斯科、列宁、斯大林等，而不知有西安、兰州、北平、南京等名词。” 　　马文瑞走进南梁时沿途观察，看到这里山峦逶迤，梢林茂密，地域辽阔，位置偏僻，深深赞叹这正是陕甘红军健儿厉兵秣马、纵横驰骋的得天独厚之地，叹服刘志丹选择这个地方蓄积发展革命力量的远见卓识。他先来到葫芦河边的东华池，见到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红三团团长王世泰。马文瑞过去虽不认识他，但经常听到红二十六军回到陕北的同志提起他的名字。这位揽工出身的红军将领，见了来自陕北特委的马文瑞，十分亲热。他介绍说，刘志丹和陕甘边军委驻在离东华池不远的南梁寨子湾，习仲勋和他领导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南梁附近的荔园堡，并详细介绍了南梁根据地的情况。 　　在荔园堡，马文瑞见到了时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这个被敌人悬赏两千白洋两匹马捉拿的苏区头头，原来也是个年轻人，说话和蔼，衣着朴实，全身洋溢着蓬勃朝气。他两人年龄相近，文化相当，又都是同一个时期入团转党，经历大体相同，因而两个人虽是第一次见面，但彼此都感到非常亲切。习仲勋的坦诚和对刘志丹的敬重，给马文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南梁寨子湾，马文瑞见到久违的刘志丹。比起1929年马文瑞在米脂共青团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见到的刘志丹，这时更显得英俊瘦长，成熟老练。他为了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根据地，经历多次挫折和失败，今天在他和他的战友们百折不挠的努力下，终于打开了局面!就在马文瑞到达南梁时，陕甘边苏区已扩大到东至临镇，西到定边，南接耀县，北临靖边，建立了10个县的革委会和苏维埃政府，并在关中成立了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①。根据地内各项工作轰轰烈烈地展开，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使马文瑞振奋不已。 　　刘志丹年长马文瑞9岁，对马文瑞当年才十几岁就敢于挑起领导绥德几千名灾民进城斗争的重担，十分赞赏。对其以后又在安定县委、陕北特委和谢子长、马明方等一起领导了陕北农民运动和游击战争，对晋西游击队和陕北一支队给予尽力帮助和扶持，以及最近刚从敌军中拉出一个排的兵力，刘志丹记忆犹新，感到非常高兴。见到马文瑞，刘志丹已经有了挽留之意。 　　刘志丹热情地请马文瑞到他家里吃饭。 　　在敌人“围剿”南梁时，抄了刘志丹在保安的家，挖了他家的祖坟，刘志丹的老父亲和妻儿也被赶到山里。习仲勋派人把刘志丹的妻子女儿接到南梁，刘志丹不让妻子吃闲饭，让她给战士们做鞋袜、洗衣服，为战士们服务。刘嫂子以保安和三边妇女擅长的剁荞面款待马文瑞。 　　席间刘志丹还请了习仲勋作陪。他们边吃边聊，谈话之间，刘志丹和习仲勋一再动员马文瑞暂时留在南梁，要他承担当时迫切需要培训大批干部的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的教学工作。马文瑞原先只是打算路过南梁看看，就返回陕北特委的，没想到南梁的形势如此振奋人心，又经刘志丹、习仲励的热诚挽留，便爽快地同意留一段。只是他还要把三边的兵运工作向陕北特委作个交代，同时说明留在南梁的原因。习仲勋说：“高岗被撤职了，正好要回陕北去，写封信叫他捎去。”马文瑞就给陕北特委写了信，由高岗带去。 　　由于红军不断扩大，吸收了许多农民参加，他们的军事知识，政治水平亟待训练提高。1934年初，陕甘边特委就“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队干部”，并称“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战争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②此外，随着根据地的不断发展，也迫切需要培养一批有一定政治文化素质的地方干部。10月间，刘志丹把原来的红军随营学校改为陕甘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习仲勋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兼军事主任。校址先设在荔园堡，第一期训练了三十多个连、排级干部。 　　11月，马文瑞以政治教员的身份，进入军政干校。这时开始第二期培训，学员共七十多人，有陕甘边的军队干部、地方干部，也有部分来自陕北地区的干部，校址迁到豹子川的张家岔山坡上。这里林密草深，时常能见到狼、狐狸等野兽。学校的设施很简陋，住房全部是土窑洞，大多还是学员自己动手挖的，没有床，睡的是自己盘的土炕，也有的打个草铺睡在地上，门窗是用木柴或木棍做成的，没有专门的教室，学员们多是在院子里露天上课。没有桌凳，学员们席地而坐，把本子放在膝盖上做笔记。学习用具也很简单，每人只发根铅笔和少许麻纸，但课程设置和教学要求却很正规。课程主要有军事课和政治课，另设有群众工作课和为扫除文盲而设的文化课。教员有龚逢春、蔡子伟等，他们还担负着一些别的工作。马文瑞主讲的政治课主要内容是“工农红军”、“共产党”、“怎样分配土地”、“十大纲领”、“中国革命的性质”等基本知识。 　　马文瑞担任的政治课，没有现成的教材，也没有正规的参考书，只能以仅有的党内文件为基础，把从白区带回的国民党报刊，经过他仔细分析研究，去伪存真，加上平时积累的理论知识，结合自己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编成系统而实用的教材。他有惊人的记忆力，能够把过去学到的许多东西基本上一字不落地背下来。他从最简明的革命口号讲起，继而从阶级、阶级压迫和剥削，讲到推翻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砸烂旧世界，建立新中国；从无产阶级、共产党，讲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从陕西的清涧起义、渭华起义，讲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至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斗争……他努力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都传授给红军干部们。1994年冬，年已九旬的吴岱峰同志回忆说：“我真佩服文瑞同志的记性。许多中央文件上的话，他能整段整段地背写出来。许多情况如江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闽浙赣苏区、川陕苏区和各路红军的情况，他都清清楚楚。”加上他讲授时深入浅出，因此很受学员欢迎。他刻苦钻研，认真备课，喜欢在夜深人静时思考问题，翻阅资料。他为了不打扰同窑吴岱峰的休息，经常点着小油灯在拐窑里备课。寒冬腊月，他的手冻裂了，脚也冻肿了，仍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对此吴岱峰有深情的回忆：“马文瑞备课，那可叫认真，常常是晚上人睡静以后。有一回大约到了后半夜，我被冻醒了，一看拐窑里的灯还亮着，心想他一定受冻了，就披上衣服，把火盆给他端过去。走到窗前，从门缝里瞅见他正用毛笔在纸上写，写上几行，停下来，用手摸着脑门在想。我很感动，心想他真是闹革命顶真的人。” 　　军政干校比起原来边打仗、边学习的随营学校要相对稳定和有序些，但整个陕甘边区还处在困难之中，缺吃少穿，医药匮乏，还要时刻警惕和对付敌人的“围剿”，因此军政干校也仍处在战时的艰苦状态。一日三餐，主要是黄米，大家叫做黄米杠子，蔬菜很少，偶尔能吃到一点羊肉。由于几个月的紧张工作特别是经常熬夜备课，马文瑞生了眼疾，双眼红肿，加上物资紧缺，他和吴岱峰只能共用一条擦脸毛巾，把眼疾传染给了老吴。两个人都成了红眼睛，互相看着都觉得好笑。吴岱峰便逗趣说：“敌人宣传说咱们是赤匪，红眼睛，绿头发，看来也不完全是造谣。”说得两个人大笑不止。 　　刘志丹经常抽出时间，由寨子湾到张家岔徒步往返几十里路来给学员讲军事课，有时讲完课就住下来，和大家一道商量工作。在几个月的相处交谈中，马文瑞进一步认识到，刘志丹不光懂得军事，而且政治理论水平也高，分析问题全面客观，处理问题实事求是，是西北地区党内、军内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他对刘志丹和对谢子长一样，都是深深的信任和由衷的佩服。 　　陕甘边军政干校，从1934年秋开办到1935年春，共办了三期。第二期学习两个多月毕业了，又招了第三期，有一百二十多人，学习了一个半月，因敌人进攻而提前结束。三期共培训了二百多名学员，毕业后都分配到红军、游击队和地方政权中去，大部分成为西北党政军中的骨干力量。 　　① 习仲勋：《回忆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见《习仲勋革命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 　　②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