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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六章 从陕北省委到西分区区委 第二节 痛悼刘志丹

《马文瑞传》编写组

从东地区回来不久的一天晚上，郭洪涛、贾拓夫两人提着马灯来看马文瑞，要他到新成立的陕北省委工作。陕北省委书记郭洪涛，宣传部长贾拓夫，组织部长王达成，军事部长钟赤兵，少共书记慕纯农，妇女部长李坚真，就缺一个秘书长，马文瑞被视为合适人选。与陕北成立省委同时，还成立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 　　陕北省辖有吴堡、米脂、绥德、清涧、靖边、定边、新城、赤源、横山、安定、秀延、子长、延川、延长、延水、安塞、赤安、延安等县和瓦窑堡市，包括原陕北、陕甘苏区大部分县、市。陕北省委机关设在瓦窑堡，就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央很重视陕北省的工作，确定李维汉帮助陕北省委工作。李维汉是中央组织部长，同时负责管理中央党校。他的工作很忙，但对陕北省委的工作仍尽力给予指导帮助，经常来参加省委的会议。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委员长刘少奇也参加过省委会议，具体指导省委的工作。 　　陕北省委和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时，陕北已是初冬季节，中央红军战士大部分还是单衣、草鞋。为解决战士冬装，中央由林伯渠负责，陕北省委和省政府即把解决战士冬装列为头等大事来抓，号召苏区广大群众以支援和慰劳红军的高度政治热情完成任务。马文瑞协同省委、省政府有关组织和人员具体安排实施。二十多天时间里，广大妇女不分昼夜赶制出棉衣棉裤五千多套，捐献粮食九百七十多石，连同没收地主豪绅的猪羊等全部及时送交部队，让广大战士及时穿上冬装，并在伙食上得到改善。 　　1935年12月7日到27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根据日本帝国主义成为侵略中国的头号敌人，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新形势，制定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要求全党团结与组织全民族一切进步力量，以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陕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的全部工作就是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总政策。 　　摆在省委、省政府面前的重大任务是：第一，扩大红军。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只有七千余人，加上红十五军团及其他地方武装不足三万人，为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瓦窑堡会议决定“猛烈扩大红军”。1936年初，党中央要求陕北省委扩大红军7000人，周恩来亲自到陕北省委作了动员布置，并派李维汉指导陕北的扩红工作。李维汉向省委介绍了中央苏区扩红的经验，组织扩红突击队，动员党团员、赤卫队员、少先队员参加红军。这些同志一听说当红军，纷纷报名入伍，不到一个月即完成扩红任务；接着在 3月底前又超额完成扩红2400人的任务。 　　第二，对富农政策的改变。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制定了中立富农政策和对地主、富农土地政策以及对苏区商业等政策的调整和改变，将消灭富农经济改为联合富农，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对其他部分加以保护，同时对民族工商业也给以保护。这些新政策首先在陕北省贯彻实施，得到广大农村、城镇各个阶级、阶层人士的欢迎，带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气象。 　　第三，组织民众抗日救亡。在李维汉帮助下，陕北省委积极领导了陕北、神府和靠近陕北的内蒙伊克昭盟的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协助中央组成有高岗、贾拓夫、曹动之等参加的内蒙工作委员会，开展内蒙人民的抗日工作。 　　第四，开展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统战工作。 　　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政策，马文瑞一方面感到振奋，另一方面也感到沉重的压力。他虚心学习，勤奋工作，很快适应了秘书长这个管家人的角色，把省委机关上下和内外之间的关系都协调起来。当时省委机关工作人员很少，秘书长有时就是会议记录、文稿秘书，大事小事，一一承担。除此之外，他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新政策的推行之中。 　　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东征的战略方针：红军由陕北东渡黄河，进军山西，争取直赴华北前线对日作战。这是实现抗日救国夙愿，扩大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政治影响，摆脱国民党对陕北的“围剿”和封锁，“以发展求巩固”的重大决策。 　　1936年2月20日，红军开始东渡黄河，向东进击。 　　刘志丹从错误肃反中获释后，被任命为中央军委西北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红二十八军军长。3月31日刘志丹和政委宋任穷奉命率红二十八军经神府渡过黄河，在晋西北连战获胜。4月14日在指挥攻占中阳县三交镇时，刘志丹不幸中弹牺牲。噩耗传来，震动陕北，广大军民莫不悲痛，山河为之动容。红二十八军当夜将刘志丹遗体送过黄河，20日左右护送到瓦窑堡，中央决定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 　　上级指定由马文瑞为刘志丹写一个简传。对于刘志丹的革命经历，马文瑞大体了解。为了准确无误，他到中央组织部去查阅刘志丹的档案。出人意料的是，他发现在刘志丹的干部登记表上竟写着“曾犯严重的右倾错误”等话语。“肃反”已经结束了，怎么“问题”还存在呢?马文瑞不由得感到诧异和沉重。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嘛!事实上，全党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真正划清“左”倾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是非界限，是在7年后的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才得到解决的。所以，刘志丹和其他一批从“肃反”中获救的同志虽然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这时却仍然留下了个“右倾错误”的尾巴。在当时，马文瑞是不可能了解的。但他相信历史总会做出公正、客观的结论的!他笔下的刘志丹简传，在有限的篇幅内凸现出刘志丹忠于党、忠于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献出年轻生命的光辉形象。 　　“肃反”是非虽然没有彻底搞清，但追悼刘志丹的活动很隆重。刘志丹的遗体运到瓦窑堡后，因为他的妻子同桂荣正在住院，中央决定等她病好一些再开追悼会。4月24日，由中央和陕北省委联合召开的追悼会庄严举行，周恩来主持大会，并代表中央讲话。他神情悲戚，语调沉痛，与会者热泪长流，痛悼英灵。追悼会后，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亲扶灵柩，并将棺木送下墓室，作了最后告别。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战伤复发，与世长辞，年仅38岁。 　　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沙场捐躯，年仅33岁。 　　一年多的时间，西北红军和陕北、陕甘革命根据地最早的两位创始人，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他们和无数的先烈都是历史天幕上永不陨落的明星，他们的英雄业绩、伟大身影，永远镌刻在西北人民的心目之中。作为他们的亲密战友，马文瑞更是经常怀念着他们，宣扬着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总是在讲话、座谈、撰文中向干部，向青年，向群众讲述刘、谢的宏伟功业和崇高品德，号召大家不忘过去，发扬革命传统。他常说这是幸存者应尽的义务，也是把革命火炬传递下去的历史使命。 　　1936年5月5日，东征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严令东北军向北推进，进行“清剿”。6月底，趁红军主力西征、后方空虚之时，北边国民党井岳秀一个营进犯瓦窑堡，中央机关撤离瓦窑堡移驻保安。马文瑞随陕北省委机关迁移到安塞县的谭家营。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