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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六章 从陕北省委到西分区区委 第三节 争取东北军、西北军联合抗日

《马文瑞传》编写组

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被称为西北军的第十七路军，都是带有地方性的国民党部队。他们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因此经常遭到排挤和限制。尤其“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亡命关内，又在“剿共”中屡屡受挫，广大官兵怀念故土，厌恶内战，热切希望打回老家去，赶走日本侵略者。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十分重视做在陕北的东北军的工作。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副书记叶剑英。1936年5月间，中央确定了三大任务：一、红军西征，创造新的陕甘宁苏区(三边、陇东、宁夏)；二、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三、坚持陕北的游击战争，保护这块根据地。 　　1936年7月间，周恩来到安塞谭家营，在陕北省委会议上，部署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要求派出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进行工作。陕北省委随即成立了以马文瑞为书记的安塞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石德明、时文平、李先河、石步月等，下设安塞和枣园两个办事处，负责安塞、延安等地东北军工作，主要对象是驻延安的东北军一一七师六八四团。同时，陕甘省委、陕甘宁省委也成立了同样的工作机构。中央规定对东北军的基本方针是，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战线，使东北军转变为抗日的军队，变为红军的友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 　　争取东北军完全不同于内战时期的兵变运动，那时主要是破坏敌军，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变白军为工农红军；而现在对东北军则不是瓦解、分裂他们，不是变东北军为红军，而是要靠耐心说服与感化的政治工作，争取他们与红军共同抗日。马文瑞领导安塞东工委严格执行了中央的新方针。工作的第一步是争取停火，化解双方敌对状态，主要方式是宣传，把中央东工委印发的《还我河山》、《打回老家去》等小册子和其他宣传品通过各种途径，广为散发，向东北军官兵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讲述沦陷在铁蹄下的东北父老乡亲的苦难……借以强烈唤起东北军思乡驱寇的爱国激情。同时在交界地带办起两个新贸易市场，一个在安塞、一个在延安的河庄坪，恢复了红白区之间的商贸往来，让东北军官兵前来自由收购他们必需的柴草、蔬菜、肉禽和粮食等。中共一方人员、群众也常到对方地区去采购。只是为了掩人耳目，双方采购人员都穿便衣来来往往。随着贸易活动的与日俱增，安塞东工委调来红军文工队，在市场上演抗日戏，唱救亡歌，公开散发各种宣传品，吸引了大量围观的东北军官兵，贸易市场又成为抗日宣传的公开阵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等口号空前响亮，时时触动着东北军家乡沦陷、骨肉离散的切肤之痛。不要打红军、要打日本鬼子的抗日爱国思想很快在东北军官兵中蔓延开来。 　　对东北军的外围争取，不久就发展为内部的直接交往和渗透。马文瑞和他领导的安塞东工委成员，不避艰险由边界地带哨所进入到东北军的营、团指挥部中。 　　马文瑞先是到东北军一些哨所尝试接触，通过面对面的交谈、宣传后，他了解到东北军许多官兵，存在着厌恶内战，同情和理解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思想情绪，存在着愿意不断接触和加深交往的愿望。于是他大胆决定“深入虎穴”，去接触延安城内东北军的中级军官。 　　延安城内的驻军是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一七师六八四团。通过双方人员的沟通，在一个黄昏马文瑞进入延安，在团部见到了该团一位中校团长。这位团长很热情，两个人秉烛夜谈，互表诚意。马文瑞讲了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义，讲了中国人只有团结一致，实行全面抗战，才能驱逐日寇，收复失地的道理，并讲明共产党和红军充分相信东北军是不愿意为内战卖命而有爱国主义热情和精神的。这位团长听得很认真，表示基本能够理解和接受马文瑞的观点。但他还有疑虑。他说：“停战、合作抗日我赞成，只是你们‘毛委员长’敬奉些外国人，我想不大通。” 　　他说的外国人自然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这些人了。马文瑞解释道：“我们共产党人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是外国人，但外国人也有好人，马克思、列宁就是外国人中的好人，他们的主义是真理，对我们国家的民族解放事业能起到好的作用。”接着马文瑞又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例，解释说：“你大概信奉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信徒了。其实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学说，最初也是参考过外国人的东西。早年的美国总统林肯就提出过‘民有、民治、民享’，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就是从林肯‘三民’思想中受到启发而形成的。可见信奉外国好的东西，并不是什么坏事情。” 　　一番坦诚又有针对性的长谈，这位团长认真倾听并连连点头，欣然同意。两人越谈兴致越高，直到延安城里鸡叫，天快明了，团长才不得不派人把马文瑞一直护送到双方交界的地方。 　　在双方友好频繁的往来中，马文瑞认为可以抓住时机在东北军中秘密发展党员了。东工委先在下级军官中培养发展了几个党员，虽未成立党的组织，但有了“自己人”，工作就好做得多了。后来在中上层也注意发展党员。由于斗争的复杂性，党的发展也有反复。如有个姓方的团副，开始表现不错，吸收入党后，竟在市场上用军棍驱赶东北军的采购人员，而且常来市场上私通一家暗娼，影响很坏。马文瑞向正在安塞领导东北军争取工作的叶剑英汇报后，叶剑英怒斥：“这狗东西是法西斯!”于是就放弃了这个党员，避免了此人可能造成的暴露和损害。 　　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安塞东工委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取得很大进展，在陕北地区形成一个局部的统战区，维持着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友好局面，对以后西安事变的发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 　　1936年初冬，马文瑞被派到陕北东地区延川、延长、宜川一带做西北军的争取工作。这里成立有陕北省委东地区西北军工委，双方还初步达成一个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和建立军事联络的口头协议。马文瑞到东地区后给驻扎在宜川城内的杨虎城部营长陈玉璧写了一封信，派人去联络。不久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西北军全部南撤，马文瑞负责争取白军的工作就此告一段落。但有些县城还被国民党占着，宜川城里还关押着一批同志。马文瑞派人交涉后，把这些同志接了出来。其中有个县苏维埃主席，已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放出来时路都走不成了，但他在狱中一直同敌人坚持斗争，誓不屈服，很有气节。 　　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形成全国联合抗日的局面，主张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毛泽东提出对蒋介石的处理有上、中、下三策：杀是下策，不杀不放是中策，放是上策。中共中央主张释放蒋介石。这就避免了国民党进一步大打内战、日本政府坐收渔人之利的危险局面，从而达到了“逼蒋抗日”，有利于全民族的目的。 　　经过党内层层传达，从抗战全局出发，马文瑞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联系到中央到达陕北不过一年零两三个月，就果断地解决了错误“肃反”造成的危机，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的第三次“围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协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开创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这一切发生在马文瑞身边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他亲见、亲闻和亲自经历过的，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瞻远瞩，明察秋毫，力挽危局，特别是在历史转换的关键时刻，以民族大义为重，统揽全局、英明决策的气魄和智慧，从心底感戴拥护。这和遵义会议之前的中央教条盛行，冒险决策，滥施惩罚，四处碰壁，迥然不同。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原来离中央最远，现在却离中央最近。马文瑞对革命的前景更有信心，心中充满着光明和希望。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