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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七章 身处“大跃进”热潮 第一节 促进妇女就业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58年春，中国大地上涌起了“大跃进”的热潮。 　　“大跃进”源于1957年开始的反“反冒进”。在1957年10月9日八届三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批评。他说：反冒进是一个方针性的错误，给群众泼了冷水，泄了气，是“右倾”，是“促退”，今后不许再提反冒进。之后，又在1958年召开的多次会议上批评“反冒进”。他在1月11日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还当面批评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反冒进”，并明确表示：“我是反反冒进的!”在他连珠炮般的批评下，大家不得不一一做检讨。从此，“左”倾思潮进一步泛滥，以致酿成“大跃进”运动。 　　“大跃进”一词，始于1957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社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将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所表达的“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能完全按照原来所想的那个样子去做了，这些都应当适当地加快”的思路，概括成了“大跃进”三个字。从此，“跃进”二字代替了“冒进”二字，并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又根据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南宁会议精神，发表社论说：“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5月5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当谈到“大跃进”时，他又严厉批评了一些同志不同意指标过高的意见。他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还有一部分“观潮派”、“秋后算账派”，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①此后，各种报纸上陆续出现了“跃进、跃进、再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以及“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等等口号。 　　“大跃进”客观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加快强国富民道路的迫切愿望，也反映了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所以，马文瑞在开始之时，还是赞成和拥护“大跃进”的。在他的领导下，4月20日出版的劳动部机关刊物《劳动》杂志第8期，第一篇的标题便是《劳动工作大跃进的一年》。在同时出版的《劳动通讯》第8期，又发表评论《奋起直追，向前跃进!》。此外，《劳动通讯》自6月20日出版的第12期起，还开办了“劳动工作在跃进中”专栏，刊登地方劳动局“大跃进”的情况，如淮南市劳动局发出的“挑战书”、包头市劳动局搞的“试验田”等等。在随之而来的“大炼钢铁”的号召下，马文瑞又率领劳动部的干部也在劳动部大院里砌起了炼铁炉，动员职工将自家的废铜烂铁连同多余的炒菜锅之类全都收上来，扔进炉里去“大炼钢铁”；炼铁用的煤块，也都堆满了院子。 　　尤其令马文瑞感到兴奋的是，在“大跃进”的背景下，各行各业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一时出现了“人人有活干，户户无闲人”的景象。他认为：一个崭新的局面的出现，正是促进妇女就业的大好时机。 　　中国妇女长期以来一直蒙受封建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的多种压迫，经济、社会地位处于最底层，绝大多数妇女限于生儿育女、家务劳动，失去了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机会。新中国成立后，各族妇女开始获得新生。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妇女就业和妇女解放进程不断推进。据统计，1952年底全国登记要求就业的妇女共计58.2万人，占全国待业人员登记总数的41.1％。 　　马文瑞一向重视妇女参加社会工作。早在延安时期，马文瑞就分管过陕甘宁边区的工青妇工作。有一年，边区的妇委书记因故离职，新的书记尚未产生，组织上还决定让马文瑞兼任了一段代书记。许多年后，当有人就此事登门采访他时，90岁的老人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说：那属于特殊背景下的特殊现象；说起来，我也许算得上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妇委男书记! 　　在马文瑞分管妇女工作期间，由于他处处维护妇女权益，多方促进妇女解放，曾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有一次，蔡畅同志还当着许多人的面，对他说：“小马呀，你还是挺热心妇女工作的嘛!” 　　马文瑞担任劳动部长后，经常将苏联的妇女状况和中国的妇女状况相比较，将促进中国妇女就业视为一件大事，并在劳动工作实践中积极推动妇女就业。他在1956年全国劳动力调配工作会议结束后，曾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调查研究，随后提出了一个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意见，向中央写了报告，并经中央批准后，下达实施。他在报告中写道：“企事业单位招收人员时……能用女性的就尽量用女性，不要强求招收男性。”“各种小商品生产，半成品加工、各种缝纫、修理、洗衣、清扫、代购物品、供应热水、照顾病人、小孩、产妇等，深为群众欢迎的工作，要尽可能多用妇女”。在今天看来，这些措施并不算十分到位，但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在各级劳动部门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关心、支持下，1949年至1957年女职工人数从60万增加到328.6万，女职工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由7.5％迅速上升为13.4％。1956年，马文瑞还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组织专门力量，协同有关部门共同起草了《女工保护条例》，对女工劳动实施特殊保护(四期保护和产假规定)。因此，女职工的人数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 　　1958年，各行各业开始“大跃进”，纷纷要求增加劳动力。马文瑞感到这是促进妇女就业的大好机会，他不顾连日繁忙工作的劳累，亲自组织有关人员撰写了《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②一文。 　　在该文中，马文瑞指出：国家的飞跃发展，为我国妇女更广泛地参加社会劳动创造了各种有利条件。首先，社会主义生产建设事业大跃进为妇女提供了发挥她们力量和智慧的广阔天地。现在，工业战线迫切需要补充劳动力，农业战线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工业建设对于劳动力的补充要求，给广大城市妇女提供了很多就业机会。其次，解放以来，经过党和政府的教育，妇女的觉悟空前提高，走向社会的要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再就是，在党的教育和妇女本身所显示出的力量的影响下，社会上对妇女的看法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党根据新的形势正在进一步地领导和推动妇女劳动力的解放。 　　在论述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重大意义时，马文瑞指出：解放妇女劳动力，是解决当前和今后工农业生产劳动力相对不足、保证社会主义建设高速度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开发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措施；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是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实现男女真正平等的必由之路；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是实现共产主义必不可少的步骤。 　　在谈到如何正确地组织、分配和使用妇女劳动力的问题时，马文瑞说：“一是分配一部分年轻力壮的妇女直接到工业部门参加生产；二是用妇女劳动力去顶替非生产部门现有的男劳动力，再把这些男劳动力分配到劳动强度比较大的岗位上去；三是组织她们从事街道服务性事业、手工业和工业生产，以及文化教育事业。企业、事业、机关中举办的理发室、浴室、食堂、托儿所等服务性事业，应该逐步交由群众以合作社的形式自办。”这样既可以充分地运用包括妇女在内的社会劳动力，又可以达到精简和改善各单位劳动组织的目的。 　　基于当时不少企、事业单位乃至国家机关人员还用老眼光看问题，怀疑妇女能力差，嫌妇女结婚后生孩子，“麻烦”多等等，对于许多本来可以由妇女担任的工作，总还愿意用男子的客观实际，马文瑞强调：“这种想法和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使大家充分认识解放妇女劳动力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能够看得远，懂得算大账而不是只算小账，从而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和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马文瑞的《进一步解放妇女劳动力》虽然受时代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历史局限性，但关于解放妇女劳动力的重要作用和合理意见，仍具有积极的意义。该文发表不久，劳动部机关刊物《劳动》和《劳动通讯》又先后发表《打破妇女不能干这干那的保守思想》、《大量吸收女工是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重要途径》、《把党的关怀带给女工》和《更好地关心妇女群众的生活和健康》等一系列文章，对妇女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时至1960年全国的女职工人数猛增到1008.7万人，比1957年的328.6万增加了两倍多；占职工总数的比重，也由1957年的13.4％提高到20％，上升了6.6个百分点。 　　为吸收更多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马文瑞还利用各种机会，努力创造一些更有利的条件。1958年6月26日，劳动部党组在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当前工业企业补充劳动力问题的请示报告》中，马文瑞特别提到了妇女劳动力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0月29日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中央还强调指出：解放妇女劳动力是挖掘城市中劳动力潜力的一个重点，请各地城市的党委注意逐步解决这个问题。 　　然而，正如198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指出的：“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马文瑞在此期间千方百计地促进妇女就业，对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保护妇女权益，显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那特殊背景下，不少地区、不少行业却乘机一哄而上，大量招收农民工，优先招收女工，致使全国职工人数比上年猛增三分之二以上，从而导致了后来的市场供应紧张，给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到了60年代初，在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时，不得不精简职工两千多万人。 　　① 《国史大典》，团结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556页。 　　② 《劳动》杂志1958年第15期。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