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传》第十七章 身处“大跃进”热潮 第二节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马文瑞传》编写组

由于“大跃进”一开始便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此后不但没有及时纠正，反而越来越“左”，最终到处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京召开。大会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下，对“大跃进”给予了充分肯定，而把一些正确的意见则当成“右倾保守”进行了批判。 　　从此，浮夸风愈吹愈烈，各种弄虚作假、劳民伤财的现象比比皆是，一直延续到1960年冬季。许多年过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薄一波在撰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时，还为此而无限感慨地说：“大跃进”的确是“一场实实在在的大灾难”! 　　在那场灾难中，马文瑞负责的劳动工作也受到了巨大冲击。其中之一，便是他辛辛苦苦主持制定的一整套按劳分配制度。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主持召开的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指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并认为按劳分配、工资制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差别等等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残余；要考虑逐步废除工资制，恢复供给制。会后不久，分管劳动部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将此情况告诉了马文瑞，并要他预先做好有关准备工作。马文瑞听罢，极为震惊，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在此后的一连几天中，他反复思考，越想越感到问题的严重、复杂和难以实行。于是，他决定向陈云汇报一次。而陈云未等他把话说完，便讲道：让搞供给制，你不搞行吗?不然就又要开南宁会议了。你可先搞个试点，试试看嘛。马文瑞茅塞顿开，遂与四川省委书记李大章商议后，在四川搞了个改行供给制的试点；又派劳动部工资司和劳动经济科学研究所的同志分赴江西等地，进行有关供给制的调研。 　　毛泽东在北戴河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讲话传出后，各种报刊也陆续发表批判计件工资的文章。当时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春桥，凭其多年来一贯善于投机钻营的本领，不失时机地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发表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竭力散布他的极“左”观点。接着，《人民日报》于10月13日转载了这篇文章，各报刊又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讨论，从而在理论上、思想上引起了极大混乱。有的文章还列出计件工资制度的十大罪状，扬言要“肃清它的流毒”；还有些文章说计件工资是“钞票挂帅”，而革命工人则应是“政治挂帅，不要物质刺激”。在此口号下，农村人民公社开始办起了“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在城市，“实行供给制”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职工也便自动取消了奖励制度、加班工资等等。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又将北京市委《关于取消计件工资的意见》的文件转发各地区、各部门。文件的主要内容是：有些企业已经取消了计件工资制，其做法是正确的；计件工资有五大缺点，即：助长了工人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工人怕修改定额“水涨船高”，实际上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增加了新老工人之间、计件工人和计时工人之间的矛盾，影响工人内部团结；为了追求超额劳动，严重影响了一部分计件工人的健康；造成了行政管理上的一套繁琐制度和人力的浪费。该文件还提到：取消计件工资后，计件工人的工资收入一般降低了百分之十到二十四；但工人的生产热情却没有降低，生产效率反而不断地提高。 　　北京市委的这一文件被转发之后，各地区、各部门纷纷效法。据不完全统计，至1958年冬，仅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取消计件工资的就有230万人，实行计件工资的生产工人的比重由原来的40％急剧降至14.1％。此后，一些生产奖励制度又被视为“钞票挂帅”、“物质刺激”、“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产物”，被先后取消。其中，包括一些合理的津贴制度。 　　马文瑞见此情势，大为费解：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呀，为什么要在社会主义时期否定、批判与之相适应的原则，而提倡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劳动分配原则呢?过去，自己也曾多次下过矿井，到过码头和建筑工地，亲眼看到过这些工种的工人们艰苦劳动的场面，如果让他们同商店里的售货员和各类勤杂工拿差不多一样的工资，他们的劳动积极性又怎么保持下去?难道单靠思想动员、精神奖励就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吗?难道真的是自己“跟不上”，“搞错了吗”?为解除困惑，有一次他利用开会空闲之机，向周恩来就此讨教。周恩来以沉重的语气回答道：“搞社会主义，我们还没有经验，只能摸索着干。假若取消错了，将来还可以改回来嘛!” 　　马文瑞见总理话中有话，也就没再说什么。联想到社会上出现的其他种种怪论和乱来现象，不禁对“大跃进”产生了怀疑。 　　马文瑞在四川进行供给制试点，无论试点单位的干部还是职工，绝大多数并不赞成供给制；劳动部派往江西等地调研供给制的小组，也汇报说改行供给制困难太多。后来，鉴于供给制不合时宜，群众不欢迎，毛泽东也没再催问，试点工作也就不了了之。胡乔木在1980年6月9日谈中共党史时，曾这么说：“毛主席在八大以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怎么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这种思想在党内有时可以暂时地表面上得到多数人的接受，但是实际上多数同志是不赞成的……他就是要限制商品，限制货币，限制工资这几样东西……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限制。从一九五八年成都会议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起，就有了这种思想的萌芽。到一九五八年北戴河会议就讲要实行供给制，说进城后搞工资制没有理由。毛主席的这种思想虽然没有在正式文件中表达，他感到这个想法得不到多数赞成，但是他的这个思想一直保留并且在发展。”①所以，到了70年代中期，他又开始多次谈到限制八级工资制之类的事。 　　1958年10月26日，毛泽东为了解农村真实情况，派秘书田家英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各带一个小组到河南新乡地区去“蹲点”；一周之后，他本人也到了新乡。当他得知田家英所在的七里营公社搞了一个“十六包”，即公社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学、育、婚、乐以及理发、洗澡、缝纫、电费，统统由人民公社一包在内，总费用是每人每年78元时，不禁皱起了眉头。细一了解，又得知“食”是吃饭不要钱，都吃公共食堂，一年大约42元；“衣”是每人每年21尺布、2斤棉花、两双布鞋，合计18元；婚、葬各补助10元；产妇补助1斤红糖和20个鸡蛋。还得知社员们为了大炼钢铁，地里的庄稼都顾不上收。毛泽东沉吟半晌，说：“这叫过‘热’、过‘快’。应该降速度、降温度。” 　　1958年12月，周恩来在视察安国、定县、徐水时也发现那儿实行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的“七包”、“八包”的供给制或半供给制，急于改变按劳分配政策。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吃饭不要钱这个口号不确切。这些口号提得太早，不要把一些问题说得简单化了，把共产主义庸俗化。”② 　　此前，马文瑞已遵照刘少奇指示于7月份组派了两个劳动部工作组，分赴石家庄、唐山，就新的劳动制度、工资福利制度以及人民公社等问题，进行典型调查研究；另派两个工作组到北京市宣武区和石景山区调查试办人民公社的情况。自10月起，他更是抓紧一切时间和机会下厂矿调查研究，并先后跑了河北、山西、东三省和四川、广东等地。他发现取消工资激励制度后，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如天津的码头工人，过去有的一天能扛200包大米，现在一下子降到100包。于是，他一回到北京，马上给国务院有关领导并周总理写了报告，建议恢复计件制和奖励、津贴制度。周恩来批准了他的报告。他正考虑如何实施，突然接到通知，让他赶赴武昌参加党的八届六中全会。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于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召开。会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按劳分配的工资部分，在长时期内，必须占有重要地位，在一段时间内，并将占有主要地位。” 　　作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马文瑞，自始至终参加了八届六中全会。会议刚结束，他便飞回北京，向党组成员传达有关会议精神，并讨论如何逐步恢复并改进计件工资制和奖励工资制的问题。 　　根据马文瑞的意见，劳动部于1959年又开始着手建立综合奖励制度。 　　综合奖励是根据工人的生产成绩、劳动态度以及原材料节约等条件进行综合评奖的制度，用以代替名目繁多的奖励、津贴和某些企业不需要实行计件工资的制度。开始实行时，“左”的思潮还在社会上泛滥：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誓夺三亿八千万吨煤》；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为一千八百万吨钢而奋斗》；3月6日，《人民日报》又刊登了题为《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文章；《红旗》杂志第3期还发表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反复提倡“政治挂帅”。还说，“政治挂帅”，首先就是挂干劲的帅。在此形势下，综合奖励制度自然又受到“左”倾思潮的再度干扰，甚至被诬蔑为“物质刺激死灰复燃”、“钞票挂帅卷土重来”。而马文瑞不为所动，仍然大刀阔斧地推行。在推行过程中，也不断完善这一制度。结果，综合奖很快便赢得了各类企业的一致好评，除机关事业单位之外的所有企业，全都实行了综合奖励制度。 　　在此期间，马文瑞还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1959年1月2日作出的决定，积极组织有关人员落实给职工发一次1958年跃进奖金事宜。这项奖金发放的范围是：国营和已经实行定息的公私合营的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邮电、地质勘探、农业、林业、水利、气象、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城市公用事业、人民银行县支行以下的机构以及学校、医院、科学研究、戏剧、电影等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对生产工人奖金金额规定，每人最高不超过本人月标准工资的50％；其他职工奖金额，每人最高不超过40元；学徒工每人不超过12元。但是，都要根据每个职工生产、工作成绩，经民主评议和领导批准。这项奖金的开支，由1958年工资基金结余中或企业利润留成中列支。 　　自从顺利地颁发了1958年的跃进奖金，计时工资制和奖励工资制又渐渐在许多企业重新恢复了它的席位。1959年10月28日，马文瑞在全国工资问题座谈会总结发言中，再次明确表示：实践证明，计件工资制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一种工资形式，是有积极作用的。今后，凡是有条件的地方，仍可以实行计件工资，特别是那些以手工操作或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种或岗位，更可以实行。 　　① 《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② 《周恩来经济评传》，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442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