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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九章 策划工资制度的再改革 第一节 总结工资工作经验

《马文瑞传》编写组

早在1956年工资改革后，周恩来曾在1957年9月3日至16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中提出：“工资制度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必须由劳动部组织专门机构全面研究，并且争取早日拟出改革方案。”同年9月5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又说：“目前劳动工资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首先是“许多劳动工资制度，不是从六亿人民出发，而是从二千四百万人出发”。马文瑞遵照总理的讲话精神，马上让劳动部劳动经济研究所和工资局研究进一步改革的方案。但由于“大跃进”对劳动工作的冲击，改革工资制度的研究工作一度中止，直到1961年才又重新提上了日程。 　　在1959年至1963年间，除1960年和196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不进行工资调整外，其余3年均安排了职工升级，并在职工升级中进行了适当的工资制度的调整。在1959年10月召开的全国工资问题座谈会上，马文瑞还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曾将工资政策归纳为五条，即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鼓励相结合；在发展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即工资福利不可不增，亦不可多增；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高低悬殊；表现按劳分配的工资形式，应当是有利于生产和职工团结为原则。 　　1963年工资调整时，马文瑞认为1956年工资改革时确定的职务工资制已与上述五条原则相悖，如按产业分类、产业内部按企业分类、企业内部按科室分类的做法，不符合企业管理干部的实际情况，于是，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结合职工升级进行了适当改进。对工业、交通、基本建设等14个部门采取了取消科室人员分类分别规定工资标准的办法，简化了工资标准，适当地调整了部分企业干部最高和最低工资的水平，实行了类似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等级制度；对14个省、自治区的地方企业干部，改行了国家机关干部的工资标准；对商业企业，则将原来实行的按商品分类的三类五级工资制，改为统一实行11级工资制。此外，还结合职工升级，采取了以下三种措施：一是企业、事业单位中新工人工资标准低于本单位老一级工资标准的，可以提高到老一级标准；二是国家机关干部中，工资低于行政29级工资标准的，可以提高到29级；三是对部分地区工资区类别，做了个别调整，如西南、中南和华东个别地区，原属11类工资区中的第一、第二类，统统提高到第三类；成都、重庆、贵阳、长沙、南昌等少数城市，原来实行第三类标准的，也都提高到第四类；原来执行第四类标准的，个别地区提高到第五类；五类和五类以上的地区，基本不动。为激励广大职工的劳动热情，还适当扩大了计件工资的范围，改进了奖励制度，整顿和改进了津贴制度。凡此种种，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为进一步总结工资工作经验，马文瑞亲自布置劳动经济科学研究所集中力量写好三篇文章，即《关于政治教育与物质鼓励问题》、《关于工资问题》、《关于国营企业的工资制度问题》。待这三篇文章脱稿后，马文瑞于1963年11月25日至12月26日，在江苏无锡召开了工资问题座谈会，将文章发给与会人员，要求大家认真讨论，以便总结十多年来工资工作的经验，并对改进工资制度进行理论探讨。马文瑞在无锡会议的基础上，又经过半年多的认真筹备，于1964年8月3日至9月1日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工资问题座谈会，进一步总结建国以来工资工作的经验，并探索工资改革的新路子。参加会议的，有各地区各部门负责工资的同志，规模比无锡会议大，讨论的问题也比较集中，会议的时间也较长，开了将近一个月，对问题的讨论也比较深入，思想也逐步达到了统一。在闭幕会上，马文瑞作了总结发言，对建国以来工资工作作了系统总结，他认为，建国以来，工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解放初期(1949年到1951年)，两次工资改革时期(从恢复时期后期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1957年到1964年。解放初期，大部分地区采取稳定的办法(保持原工资，发维持费)，同时也作了一些小的调整和改革，废除了极不合理的东西。两次工资改革，第一次是在1952年前后(东北地区在1950年，少数地区在1953年)，第二次是在1956年。从改革的结果看，有成绩，也有缺点，成绩是主要的。其具体表现，首先是把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按资分配，经过改革转变为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由极不合理极不统一发展到比较合理比较统一。其次，结合改革工资制度，提高了工资水平，使工人得到了实惠，增强了主人翁意识，巩固了主人翁地位。第一次工资改革，工资水平提高的幅度不等，一般的在10％以上，有的达到20％～30％；第二次工资改革提高14％，起到了激发职工的劳动热情、促进生产的积极作用。这两次工资改革的缺点，主要是学习苏联经验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够，有生搬硬套的毛病。表现在工资等级制度上，就是要求尽可能地“三位一体”，级差不能有“大肚子”，要等比递增，干部搞职务工资等。为了做好今后的工资工作，总结这些经验，从而明确党的工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随后，马文瑞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工资工作的重要指示和近几年的实践经验，对自己在1959年提出的工资政策的五项原则，逐条做了进一步阐述： 　　第一，工资在适当解决职工生活问题的同时，应当起到鼓励职工积极劳动的作用。在具体处理工资问题的时候，必须加强对职工的政治教育工作，达到提高思想觉悟、促进劳动积极性的目的。 　　第二，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在市场消费品供应的可能条件下，逐步地增加职工的工资福利，既不可不增，亦不可多增，把重点放在长远利益上。 　　第三，正确处理工资收入关系，必须贯彻执行从六亿人口出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第四，正确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既反对平均主义，又反对高低悬殊。绝不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地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事业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 　　第五，建立和改进工资制度(包括工资等级制、奖励工资制、计件工资制和津贴)，必须以有利于团结、有利于生产为原则。还应当加一条，即有利于劳动制度的改进，特别是新的劳动制度，即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制度的推行。 　　另外，工资工作要同全面关心职工生活相结合。工资是解决职工生活问题，促进职工劳动积极性的重要方面，但职工生活问题是多方面的，职工生活方面的其他工作搞好了也有助于搞好工资工作，并且可以更好地调动职工的劳动积极性。 　　马文瑞对工资工作的总结及其归纳出的五项原则，对以后的工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在工资分配领域制定的许多政策，也都吸取了他当时提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