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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十九章 策划工资制度的再改革 第二节 酝酿新的工资改革方案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64年，马文瑞已担任了10年劳动部长。经过各种风风雨雨，他已经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劳动战线上的专家，对用工制度、劳动保护、职业教育、社会保险，尤其是工资分配，都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所以，他不仅是新中国劳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还是杰出的开拓者，优秀的领导者。 　　在1964年8月的哈尔滨全国工资座谈会上，马文瑞除了总结建国以来工资工作的重要经验，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制定1965年至1970年工资规划，对原有的工资制度，进行合理改革。 　　马文瑞在会上提出：在今后六年内，针对工资工作方面，特别是工资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要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实行合理的低工资制的原则下，适当地逐步提高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在提高工资水平的原则下，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有步骤地改进工资制度，调整各类人员的工资关系，最主要的是适当地归并和简化工资标准，适当地缩小高低之间的工资差距，使之有利于职工内部的团结，有利于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根据以上方针，他讲了对工资水平的安排设想和对工资制度的改进意见。 　　马文瑞说：职工目前的工资水平，从同农民收入水平和国民经济各方面的关系比较来看，应当说大体上是适当的。同农民的消费比较，差距最大的是1957年，为1:2.91；1962年降为1:2.37。同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基金比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积累为25％；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头五年很高，积累近40％，1962年积累占10.4％，1963年占17.5％，1964年可能占到20％以上。这两年积累率相当低，属于特殊情况。工资水平同劳动生产率比较，大体是合适的。现在的问题是，职工的实际工资仍然低于1957年的水平。农民的收入也比那时低，国民收入中的积累的比例相当小，这是与消费品供应不足(特别是穿的)的情况相适应的。工资水平的提高，只能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逐步提高。1965年工资增长指标尚未确定，可能在10亿元到15亿元之间。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原有职工的工资水平提高20％左右。如果按这个比例提高，到1970年，职工的货币平均工资要比1957年超过较多，实际工资也可以略微超过1957年。可惜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马文瑞的设想未能实现；否则，职工的生活水平会大大提高的。 　　在会议结束之前，马文瑞作了总结发言。他从工人工资等级制度、职员及干部的工资等级制度、工资区类别问题、奖励制度问题和工龄津贴问题等五个方面，详细地阐述了改进职工工资制度的问题。 　　在谈到工人的工资等级制度时，马文瑞说：应在保持合理差别的精神下，根据需要与可能进行归并和简化；在产业关系上，矿山井下的工人的工资应高于一般重工业工人的工资，一般重工业工人的工资应高于轻工业和商业工人的工资。在工资级差上，现行最高与最低之间的工资差别不再扩大，等级之间级差偏大的，可以结合等级数目的调整适当缩小。今后，级差要按绝对数合理安排，不采用等比递增的办法。最低工资偏低的可以适当调整，其界限应该是“以不超过中等农村公社中劳动力较强的农民收入加上城市生活费用的差额”为宜。在工资等级数目上，应根据各产业生产劳动的特点和合理安排内部、外部工资关系的要求，适当确定工资等级数目，偏少的可以增加一些。对各工种的工资等级线，应根据技术复杂程度和劳动繁重程度来确定。对现行的不切合实际的技术等级标准应适当修订，并安排好技术等级同工资等级之间的关系，不能脱节。马文瑞还强调说：“工人工资等级制度上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安排好工资等级和技术等级、工作等级之间的关系。这方面应该改变过去三者尽可能一致或大体一致的做法，事实上过去也从来没有一致过。”他认为：“技术等级和工作等级应该大体上一致，以便于分配工作，搞好产品，但是也不能机械。技术等级和工资等级应该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资等级的性质是体现按劳分配的，不能只以工人技术等级的一个条件来决定。” 　　在谈到职员及干部的工资制度时，马文瑞说：要缩小高低之间的工资差距，但对新老高级知识分子的工资要区别对待。要同样归并和简化工资标准，企业干部与国家机关干部均应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工资标准的归并和统一，必须照顾到企业内部干部与工人之间的合理工资关系，不能降低企业干部的工资；在调整工资时，他们也应当适当增加工资，对一般技术人员、经济工作人员和行政工作人员之间的工资关系，要适当调整，使他们的工资标准大体接近、略有差别。对企业一般干部与工人的工资关系要进行必要的平衡，使工人当干部后其工资不低于原来同等级工人的工资。此外，还应当有利于劳动制度的改进，尤其要有利于半工半读、亦工亦农制度的推行。 　　在谈到工资区类别时，马文瑞说：根据物价差别、特殊的自然条件以及城乡差别进行衡量，应当是高的地区基本不动，低的地区逐步提高。要全盘考虑，照顾到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要适当归并简化工资区类别，把各部门的工资区类别基本上统一起来；但铁路、航运等某些有特殊情况者，可以另定工资区类别。对边远特殊艰苦地区，仍然要另加一些必要的生活津贴；但对那些不合理的也要进行一定的调整。调整地区类别和调整工资标准，要结合起来进行。 　　当谈及奖励制度时，马文瑞主张：要坚决克服奖金分配和奖励办法上的平均主义。对集体和个人的奖励都应当按照得奖条件办事，以便鼓励成绩好的，对后进的也能起促进作用。实行综合奖励的，在奖励条件上除包括数量、质量、节约、安全以外，还应当含有协作互助、遵守纪律的内容；此外，还应当对负责干部和一般职工区别对待，对负责干部不予以或少予以物质鼓励。 　　至于工龄津贴，马文瑞表示：由于多种原因，最近几年不实行工龄津贴。 　　在这次座谈会上，马文瑞还公布了他精心研制的“一条龙”工资改革方案，提交会上讨论。 　　“一条龙”一词，源于1959年秦皇岛“一条龙”运输大协作。它是以换装港口和车站为中心，连接铁路列车和定班定线的船舶，组织成包括厂矿、车站、港口、火车、船舶以及收货单位在内的“一条龙”全面大协作，形成了一条一线相连、环环紧扣、水陆全程连续不断的运输线，从而最有效地加速了货物的运送及车辆船舶的周转。秦皇岛实行“一条龙”运输大协作不久，便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果。12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铁道部和交通部党组《关于“一条龙”运输大协作的报告》。从此，“一条龙”遍天下。 　　马文瑞的“一条龙”工资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将全国各行各业各类职工五花八门的工资标准，改为不分产业，不分工种，不分干部、工人和服务人员，都实行一种统一的25个等级的工资标准。行政人员全部占用25个等级，科学技术人员占用20个等级(6～25级)，工人占用12个等级(14～25级)。在表现形式上，将科学技术人员(包括经济人员)、工人、行政人员的工资标准表分开，在工资标准表中用等级线区别各种职务、工种的工资。 　　此前，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毛泽东对当时的国际形势作了严重的估计。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新的世界战争依然存在，而现在的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他主张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东部沿海地区为一线，中部地区为二线，后方地区为三线。三线又分两大片，一是包括云、贵、川三省的全部或大部分及湘西、鄂西地区的西南三线；一是包括陕、甘、宁、青4省区的全部或大部分及豫西、晋西地区的西北三线。三线还有大小之分，西南、西北为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省区的腹地为小三线。他下决心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并表示：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若搞不好，我睡不着觉呀!毛泽东的讲话，得到了与会同志的一致拥护。为了落实上述决策，决定在第三个五个计划的五年中，三线建设投资900亿元，其中重大建设项目的投资占全国投资的40％，并首先抢修铁路川黔线、滇黔线和成昆线。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三人还联名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并按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布点；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学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接着，各有关部门迅速展开了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具体部署。三线建设所需要的技术工人和干部从沿海调入，一大批重点工厂从沿海搬迁到三线地区。 　　由于三线地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工资标准也变得五花八门。如攀枝花地区，在18个单位中，实行着12种工资标准，高的月工资35.5元到111元，低的30.5元到91元。六枝矿区9个单位，执行着6种工资标准。大部分工人调来后，原单位的各种津贴还都继续发放，类型多达10种以上。地区工资类别，也是三、四、五、六类不等。若把这种种标准罗列起来，简直算得上全国工资标准展览会。为此，国务院责成劳动部派工作组到三线地区研究处理工资问题。 　　按照马文瑞的原定计划，哈尔滨会议结束之后，再就近做几天调查研究。当他得知国务院的这一指示，取消了调研活动，立即赶回北京，于9月5日召开了党组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组成一个包括劳动、煤炭、冶金、铁道、化工、机械部门劳资干部参加的工作组，在劳动部副部长于光汉率领下，赶往西南地区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然后再研制具体的解决方案。 　　于光汉一行于11月中旬到达重庆后，又吸收西南局和四川、贵州、云南的一些劳动工资干部参加，组成了两个工作组。其中一个工作组以重庆地区为重点进行蹲点调查；另一个组到攀枝花、昆明、贵阳地区进行面上的调查。1965年1月初，两组人员在重庆集中，汇报调查情况，研究如何解决问题。 　　马文瑞于1月中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之后，立即带着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和国家计委的有关人员赶赴重庆听取工作组的汇报，同工作组一起研究问题，并传达李富春关于工资制度改革问题的意见。但在飞往重庆的途中，所乘飞机突然剧烈颠簸起来，致使很多人前俯后仰，有的开始呕吐，有的缩成一团，还有的发出惊叫声。这时，机组人员告诉大家，说是飞机的一个发动机出了故障，为安全起见，准备就近迫降，请大家保持镇静，密切配合机组人员的工作。听罢这些话，随同马文瑞出差的同志私下嘀咕起来：“以后再也不坐飞机了”，“还有下一次吗?看来这一次小命就保不住了!”而当他们将目光投向马文瑞时，却见马文瑞神情依旧，处之泰然。后来，飞机迫降于西安机场。第二天，声称“再也不坐飞机”的几位同志见马部长为了如期开会，仍坚持坐飞机，也只好硬着头皮飞向重庆。 　　到重庆后，马文瑞听罢工作组的汇报，传达了李富春的指示。李富春认为，工资问题复杂，不要搞得太急，成熟了就办，不成熟的要进一步调查研究。攀枝花地区的工资问题要特别慎重。工作组根据调研情况，结合李富春的意见，展开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三线地区人员来自四面八方，工资制度多不相同，解决的办法可以有两种：一是就事论事，对外地调入职工工资福利待遇规定一个临时的处理办法；二是一揽子解决，即结合“一条龙”方案，全面改革职工工资制度。大家倾向于后一种办法。因为后一种办法既可解决三线工资问题，又能为下一步的全国工资制度的改革积累经验。马文瑞经过深思熟虑，下决心选择了后者，并决定在西南地区进行“一条龙”工资制度的试点工作。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