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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章 在动乱的岁月里 第二节 莫须有的“罪状”

《马文瑞传》编写组

马文瑞从大连一到北京，又像往常那样马上赶赴劳动部。出乎意料的是，自己才刚刚离开10个月，劳动部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大标语、大字报铺天盖地，喇叭声、争吵声乱成一团。过去，每当他出差回来，都有许多笑脸迎上去主动地向他打招呼；而今还是这些人，却有相当一部分变得冷淡，还有人带有一种敌视的目光。 　　从1926年14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算起，到这时马文瑞已经为党、为革命、为人民工作了40个年头，也算得上一个地地道道的“老革命”了。他对“文化大革命”、对目前所发生的一切，却怎么也理解不了。但是，按照当时的规定，“文化大革命”还由部党组领导。身为劳动部长、党组书记的他，面对汹涌而来的运动热潮，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但他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原则，每当开大会，喊口号，他觉得对的，就举手喊一喊，觉得不对的，就不喊，也不举手。他认为按照某些口号去搞，就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武化大革命”了。 　　7月28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寄给毛泽东两张大字报，还转给他一封信。四天后，毛泽东给他们回了信，并表示支持他们提出的“造反有理”。8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从此，全会的小组讨论，转成了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在社会上，也随之出现“砸烂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叫嚣声。这时，劳动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要马文瑞等几位部领导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就工资路线是红线还是黑线公开表态。马文瑞明确表示：劳动工资工作是中央直接领导的，许多重大问题是周总理亲自决定的，劳动工资工作是红线。而有的领导却说劳动工资工作是黑线，并煽动群众情绪。在会上，马文瑞还被强迫下跪。“红线黑线”之争，以后发展成为“反马保马”。部内职工群众也因此分成了三个组织，连马文瑞的三个秘书也没能置身事外。最让他伤心和愤慨的是，其中一个秘书竟带头要坚决“打倒马文瑞”。从此，在劳动部大院里出现了“打倒刘、邓、薄、马”、“打倒马文瑞”的大标语，揭发、批判马文瑞的各种大字报也越来越多。起初，马文瑞对这类大宇报还都认真地看看，只要批评得对，自己就接受；但后来越看越觉得不对头，好多大字报都是瞎编乱造。 　　根据大字报的内容，马文瑞的“罪行”主要有以下六条：一是“里通外国”，二是“老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是“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的死党”，四是“刘少奇的忠实追随者”，五是“执行资产阶级工资路线”，六是“拉拢腐蚀干部”。 　　所谓“里通外国”，是指他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受到赫鲁晓夫接见的事。事实是：1959年6月，马文瑞率代表团参加在波兰波兹南举行的博览会；活动结束后，途经苏联了解其工资改革情况。 　　在莫斯科，正遇上中苏友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赫鲁晓夫决定接见代表团，同时也接见马文瑞。而马文瑞已拿到机票准备当晚动身回北京，为此，他专门找到当时的驻苏大使刘晓同志商量，问他：“是否可以不去”刘晓说：“你不去不行呀；这里现有三个中国代表团，数你的官大，你不去不好。”马文瑞便说：“那好，就去吧。” 　　会见当日，中苏友协代表团的成员都去了。大家入座后，赫鲁晓夫就来了，马文瑞代表中方对赫鲁晓夫的接见表示感谢，并说大家很希望他谈谈苏联情况和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赫鲁晓夫显然是事先做了充分准备的，一口气讲了四五十分钟，介绍了苏联的情况和国际形势，还谈了兄弟党和国家的关系，并说苏中两党两国的关系是再好不过了。而事实上，中苏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1958年，苏联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的严辞拒绝。当时，马文瑞等代表团的同志还不知道这些情况。 　　会见结束的当天晚上，马文瑞乘飞机回国。事后，他才了解到，赫鲁晓夫的接见是出于对美国外交的需要，是实用主义的举动。当时，美苏正就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谈判，并产生了争议。赫鲁晓夫故意表现出同中国的友好，做样子给美国人看，打“中国牌”来抬高苏联的身价。马文瑞虽然不知就里，但总感到赫鲁晓夫的那些话言不由衷。 　　然而，在数年后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赫鲁晓夫的这次接见竟被“造反派”视为马文瑞的一大“罪状”。理由是，那一年去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那么多，为什么赫鲁晓夫不接见别人，却偏偏接见你? 　　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指的是1959年夏天马文瑞参加庐山会议的事。那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前，毛泽东明确会议主题主要是纠“左”，并提出十多个讨论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及一些具体政策。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讨论中，大家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也有许多同志指出了“大跃进”暴露出来的不少问题，认为前段纠“左”虽有成绩，但还很不够。 　　7月14日，西北组的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及成因。在小组讨论中，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张闻天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观点。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等实际上是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表示怀疑和反对，是右倾的表现。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自8月2日起政治局扩大会议改成了八届八中全会，把没到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都召上了山，对彭德怀等进行了批斗。会议进行了15天，最后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和错误的决议》以及《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德怀、张闻天等犯了“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这场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路线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时间。” 　　八届八中全会召开时，马文瑞刚刚访苏回国。他上山后，被分在彭德怀所在的西北组。 　　马文瑞对彭德怀很熟悉。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担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马文瑞任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在长期的工作和接触中，他对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帅十分尊重。彭德怀常说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就给马文瑞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即便在家中，马文瑞也经常引用彭老总的这句话去教育自己的子女们。对这次会上彭德怀的发言，他认为是在调查基础上讲的话，并无大的错误。因而决不人云亦云，更不无中生有，落井下石。每逢召开批斗会，他总是能躲就躲，能不发言就决不发言。 　　不知道“造反派”从哪儿得知有关情况，便添油加醋地描绘了一通，硬把这当成了马文瑞的又一大“罪状”。 　　所谓“高习反党集团的死党”，指的是小说《刘志丹》事件。事实是：1956年工人出版社约请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的爱人李建彤创作一部描写刘志丹生平事迹的文艺小说。1962年，李建彤改出小说上部的第5稿后，将样书送请周扬审阅，同时分送给习仲勋、马文瑞、贾拓夫、刘景范等陕北老干部。这些老干部有的出于对刘志丹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百忙中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马文瑞因工作紧张，一直没有工夫看。1962年7月至8月，《工人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开始连载该书部分章节。时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看到样书后，曾给李建彤写信，说这部书涉及西北历史问题，有些问题需要中央做出结论，一个作者是负不了责任的。在随之召开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阎红彦看到《工人日报》发表的该书部分章节，又建议全总领导停止连载，接着报告给了康生、杨尚昆。整人成性的康生如获至宝，一面责令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得再发表《刘志丹》，一面要求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还指控《刘志丹》一书是反党小说，是为高岗翻案。随后，他写了一张条子递给毛泽东，上面写的是：“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当场念了那张条子，进而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此，开始了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习仲勋等进行审查，专案组由康生负责。 　　康生经过半年多的“审查”，于1963年5月写出了《对<刘志丹>一书的审查报告(草稿)》，认为这部书“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纲领”。康生还利用掌握的专案审查之权，遍查小说所涉及的人员，范围扩大到西北局党校、西北革命博物馆等有关部门，祸及许多人。其中，习仲勋被撤销副总理职务，被审查16年，关押8年；贾拓夫被撤销经委副主任职务，后于1968年被迫害致死；刘景范也于1968年5月被捕入狱。 　　造反派把马文瑞与《刘志丹》小说事件联系起来，也列为他的一大罪状。 　　所谓“刘少奇的忠实追随者”，是指马文瑞在劳动部工作中，尤其是在用工制度方面贯彻执行了刘少奇的指示。自1959年以来，刘少奇一直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作为劳动部长、党组书记的马文瑞，根据党章规定的“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这是无可非议的。何况，刘少奇提出的劳动合同制等等，至今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一些人开头攻击马文瑞“不照少奇同志指示办”；出现“打倒刘少奇”口号后，却又说他是“刘少奇在劳动战线上的代言人”! 　　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工资路线”，纯属“莫须有”。工资大权历来在中央。马文瑞关于工资工作的每一项重大举措，都是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下做出的，都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红线”、“黑线”之争。 　　至于马文瑞“拉拢腐蚀干部”，则是说他在三年困难时期为职工谋福利的事。当时，由于粮食、副食品供应很困难，劳动部的干部也因长期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上了浮肿病。马文瑞很着急，特给当时在内蒙古主持工作的乌兰夫写信，希望他能卖一些牛、羊肉或牛、羊骨头给劳动部，以便改善职工伙食。此事得到乌兰夫的支持，当即予以允诺，卖给了一些羊肉、羊骨头之类。随后，马文瑞又以同样的方式，从青海弄了些湟鱼，从湖北拉来一些小手指头那么大的胡萝卜，分给大家，很受大家的欢迎。谁料五年后的今天，有人硬说他用心不良?!那时部里的一位木工买到一只羊头后，晚上放在家中的煤球炉上煮，不幸煤气中毒，和他的母亲一起死了。这时有人竟说什么若不是马文瑞搞来羊头，那木工不可能中煤气惨死! 　　马文瑞见这些大字报如此生拉硬扯、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满腔怒火。一气之下，他也写了一张反驳的大字报，说那些大字报是“一夸大，二歪曲，三捏造”。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那些人恼羞成怒，群起而攻之。有的说他“态度恶劣”，抵制“文化大革命”；有的说他“顽固不化”，公开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上”；还有的说他这么做，是对待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于是，夺了他的权，让他“靠边站”；同时，扣发其工资，只给他一点“生活费”。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