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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章 在动乱的岁月里 第一节 山雨欲来

《马文瑞传》编写组

自1965年10月至1966年7月，马文瑞一直在大连起重机厂和阀门厂搞“四清”。 　　所谓“四清”，最初是指湖南、河北等省农村整风整社中的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物、清理工分，后来被人们称为“小四清”。在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确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普遍开展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五反运动”。后来，无论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还是在城市进行的“五反”运动，统统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为主，简称“四清”运动。 　　早在马文瑞一行到达大连之前，大连起重机厂和阀门厂的干部和群众听说过一些“四清”方面的情况，不少“四清”工作队都本着“宁左勿右”的原则，搞逼、供、信，大抓“走资派”，造成了不少冤假错案，整死了一些人。因此，他们一听工作队即将进驻，无不提心吊胆，生怕自己平白无故遭祸殃。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马文瑞一行刚进厂便宣布了四条原则：第一，自始至终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同时，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乱整人；第二，放手发动群众与启发干部的革命自觉性相结合，工作队研究运动时，让党委书记和厂长参加；第三，要求厂各级领导干部抓好生产；第四，全体工作队员住在厂内，与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起重机厂和阀门厂的干部和群众见此情势，紧张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 　　马文瑞要求工作队员们做到的，他自己也总是带头做到。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他的夫人孙铭也在大连搞“四清”，但和他不在一个厂子。按照大连市委、市政府的安排，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来的工作队每周六晚上可以到市府交际处洗洗澡，住一个晚上。每逢这时，马文瑞的秘书总是提出将孙铭接来，而马文瑞却常常不让；由于马文瑞一直保持着夜间办公的习惯，天天睡得都很晚，而厂子里的食堂又开饭早，所以早餐往往吃不上。秘书知道他一向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不可能请炊事员再单独为他做一份，便买了些饼干、炒面之类来“应急”。马文瑞下车间劳动大都干些钳工活，虽然动作慢一点，但质量绝对合格，深受工人师傅的赞许；过节时，他和炊事员一起包饺子，有说有笑，分外融洽。而每当他发现某某干部存在“四不清”的问题时，他又总是深入调查，逐条核实，多方取证，然后才予以妥善处理，决不使任何人受冤枉。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所以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不少部委搞“四清”的地方都有人找上门来闹翻案，而劳动部派出的“四清”工作队，则自始至终没有发生一起类似的情况! 　　在同工人的接触中，马文瑞还有意识地了解他们生产和生活中的难处，尽可能地帮他们分忧解难。有一次，他得知一位老工人由于家中人口多，收入低，老伴有病看不起，竟舍不得在外边吃上一顿饭。每到午餐时，大家都高高兴兴进食堂，只有他躲在一边，随手取出自己从家里带来的窝头加咸菜，胡乱填饱肚子而已。马文瑞看在眼里，记在心中，当天晚上便与厂领导商议妥当，由公家出钱将他的老伴送到疗养院去治疗，替他上学的孩子交了学费，还给了他一些补助。那位老工人得知内情，竟向马文瑞下了跪，流着眼泪称他“马青天”。 　　正当马文瑞一心扑在“四清”上，一场灾难开始降临神州大地：“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文化大革命”最早开始的信号，可以说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966年4月14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发出的《林彪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而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早标志，则是同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各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马文瑞和许多同志一样，也认为“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事，要不怎么叫“文化大革命”而不叫别的什么革命呢?然而，随之而来的是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搞修正主义；5月29日，清华附中的一批学生开始秘密串联，私下建立“红卫兵”组织；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同日，《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题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的社论，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时候，马文瑞才感到风向不对。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要干些什么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15年过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7月，马文瑞突然接到于光汉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部内已出现不少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批判一些部、局领导。尤其是一位部领导的女儿(不是劳动部职工)，写了一张大字报，说劳动部执行的工资路线是条“黑线”；那位部领导将这张大字报带回部内，亲自张贴，从而引起了一片轰动。 　　听了于副部长的话，马文瑞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似乎在询问，又似乎在自言自语：“黑线?如果这是黑线，那么红线是什么呢?” 　　3日后，马文瑞接到通知，让他将“四清”工作队撤回本单位参加运动。他按照有关要求，马上进行了安排，偕秘书先行回京。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