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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章 在动乱的岁月里 第四节 烈火真金

《马文瑞传》编写组

1967年12月，北风凛冽，天寒地冻。在劳动部两派斗争的混乱中，军代表进驻了劳动部。他们所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批斗马文瑞的大会。数日后，即1968年1月8日，又将马文瑞送到卫戍区所辖的交通干校进行“监护”。 　　被“监护”的前一天，马文瑞接到了通知，他让大儿子晓文回家，对他说：“我是搞社会主义的，不是走资派。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你们要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我是不会自杀的。” 　　所谓“监护”，实际上就是关押，只不过不像坐监狱那样剃光头、穿囚衣、吃囚饭。被“监护”的人员虽然一人住一个房间，但房子很小，而且阴暗潮湿。里面只有一张床，连桌子也没有。每当写所谓的“检查”时，只能趴在床上写。门外有人站岗，不能随便进出，也不让家属来探视。院子里有用芦席搭起的围子，放风时可在围子里走走，每次不得超过半小时。至于伙食，则更糟，每个月13块5毛钱的伙食费，吃的大多是窝窝头，菜里也没什么油水。和“监护”以前相比，所不同的是，以前几乎天天都被“造反派”揪出去批斗，而进来以后就少多了。 　　马文瑞后来才知道，之所以把他弄到这儿，原来是周恩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对老干部采取的一种特殊的保护措施。但实际上并没如总理所愿，这儿的监管人员态度很坏，他们不仅允许劳动部的“造反派”来批斗，还允许军队支左人员来“提审”。劳动部造反派来斗他，不是辱骂便是拳脚相加。起先，马文瑞还同他们辩论、申诉，后来见他们根本不讲理，也就铁了心，从此一言不发。 　　马文瑞进交通干校不久，由于一直受折磨，各方面的条件又很差，不久就得了严重的高血压，瘦得皮包骨头，两手一合，能把腰掐住。有一段时间，他前颈长了个肿瘤，难受得坐卧不宁，寝食不安。后来被送到一个小医院做手术，大夫、护士又不认真，麻药打到“二路里”，手术时痛得汗流浃背。然而，他凭着坚强的意志，硬是挺了过来。 　　按照“监护人员”规定，被关押的人每次要上厕所，都得先敲门，然后向看守(所谓“警卫”)报告，得到允许才能去。但是，敲门声稍大些，看守就说耍态度；敲门声稍低，对方又说没听见。无奈，马文瑞每当敲门时，便高三声、低三声。结果，看守还是阴阳怪气地说：“怎么打起莲花落来了!” 　　有一次，马文瑞上厕所，看守没有注意厕所里已经有了人。他一进去，意外地遇上了曾任国防部副部长的李达。他后来在《回忆录》里生动地记叙了这件事：“两人一见，起先一惊，随后又高兴，都禁不住笑了起来。我问李达：‘老兄，你怎么在这里?’他苦笑着说：‘唉，一言难尽。’我于是关了门，告诉警卫这里有人，他又让我到另一个厕所去。这次意外的相遇，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的确是‘千载难逢’，因此至今也还记得。”数年后，马文瑞和李达都被选为中央委员。他们在参加中央全会时，彼此见了面，还开玩笑地说：“哈哈，我俩那次相遇，真是空前绝后!” 　　也正由于那次空前绝后的“厕所会”，马文瑞才渐渐得知还有张爱萍、齐燕铭、刘建章等一批人也都被关在这里，只不过相互隔离，彼此并无联系。 　　1972年冬，刘建章病重，他的妻子来探视后，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在押人员受虐待的情况。12月8日，毛泽东在她的信上批示：“应一律废除掉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周恩来得到批示，当天即批告有关人员，让他们告诉公安部和北京卫戍区，在“年内作一次彻底清查。凡属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要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并容许犯人控诉。”①此后，这里的生活条件才有所改善：医生来住地给他们做了体检，伙食标准也提高到了18元。马文瑞在《回忆录》中记叙道：“生活改善后，第一次吃肉，香得不得了。有一块肥肉没夹好掉在地上了，我急忙拣起来，在水里洗了洗，吃掉了。” 　　自马文瑞被“监护”以后，他再也没给毛泽东、周恩来写过信，因为他感到再写也没用。后来，他回忆当时的思想说：“虽然感觉没有希望了，但你要我自杀，我绝对不干。只要活着，我还要学习，还要革命。这是我五年多的基本信念，之所以能够抗过了千难万苦而没有垮，就是这点信念支撑着。” 　　在这种信念支持下，马文瑞没有沉湎在悲观失望中，而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抓紧学习。开头，监管人员只允许他看报、读《毛选》，不许读别的书。而他对《毛选》早已通读过不止一遍，很想读读马、恩、列、斯的原著。经他一再坚决要求，终于得到批准。此后，他连续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各四卷，还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对《资本论》，他早就想读，只是在职期间工作太忙，一直挤不出时间，没想到在关押期间了却了这一心愿。因为《资本论》不好懂，他为了弄通里边的意思，对有些章节反复读，边读边作笔记。由于他学习全神贯注，常常忘记了时间，有时到该放风吃饭了都不知道。到他“解放”时，他的读书笔记写了一大摞，装了一网兜子。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林彪集团的垮台，揭批林彪一伙反革命罪行的开展，一些在“文革”中受到错误打击的老同志也开始逐步得到解放。1973年3月，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了有关落实干部政策和干部处理问题，并提出了一个“先易后难”的方案，即将“查无实据”同有“疑难”问题的人分开，先将前者解放。这样一来，便大大加快了干部解放的进度。 　　1973年6月，被“监护”达五年半之久的马文瑞终于得到了“解放”。他后来回忆说：我被解放出来，还是周总理批的。他一次批示让我们七个人出来，记得有我、李一氓、孙大光、沈其震、李昌、许涤新、萧望东等。这些情况，他是以后听王炳南讲的。王炳南看过周恩来在他们七人名单上的批示，还把记得的大意告诉了他。周恩来的批示是：怎么样，这些人可以解放了嘛，请江青同志阅。康生同志有病，暂不送。周恩来还细心地在“马文瑞”三个字下面打了括弧作了注明，说是他的房子如果被占，可给他再找个独门独院住。江青看罢批了一句：把萧望东的材料送我阅。结果，萧望东又被多关了两年。 　　周恩来虽然在其批示中特地提到了马文瑞的房子，但马文瑞的房子解决得并不顺利。他“解放”时，劳动部已改成劳动总局，归国家计委管；国家计委把他原来的房子修了一下，还没有住人。于是，他给计委领导写信，要求住回原处。但是，他的房子还是让别人居住了。对此，马文瑞后来回忆说：“这虽是生活小事，但我觉得很不公正。很明显，那个时期，我们这些人虽然被解放出来了，但仍被另眼看待。” 　　马文瑞“解放”后，有一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一项重大活动，看见了朱德委员长。他连忙迎上去问候，显得分外亲切。与此同时，对一旁红极一时的姚文元却置之不理。这时，有人悄悄地提醒他：“你也该和姚文元打个招呼呀!”马文瑞没好气地说了句：“我不认识他!” 　　1974年10月2日，马文瑞同张劲夫、韩光、杨秀峰、齐燕铭等16人被接到中南海，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在开完冶金工作会议后，在国务院会议室接见了他们。这是他“解放”后第一次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接见。李先念、纪登奎讲了话。李先念说：“我们社会主义思想准备不足，同志们受到了批评”，“大字报以至‘喷气式’等等，都不是主席的方针，都是林彪在后面搞的。”针对当时一些干部解放后出现的情况，他又说：“没有出来没有人去，已经出来有人去。”“有讲正确话的，也有帮倒忙的”，“少数同志出来后门庭若市，并不好。”②因此，应当做好“三个对待”，即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四人帮”仍在台上，这也是李先念在特殊情况下怕他们说“错话”，犯“错误”，被“四人帮”抓住，“从爱护的角度打招呼”。③1974年10月，由国务院政工组出面，组织马文瑞、张劲夫等人学习。10月19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在政协礼堂召集会议，让大家商量学习的办法。马文瑞和齐燕铭、李昌、孙大光、李一氓等13人到会，自选了组长、副组长，商定每星期学习三次；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文件。此外，还组织了若干次参观。 　　从1974年11月到1975年7月，马文瑞和齐燕铭、李昌等人一起参观了北京维尼龙厂、东方红炼油厂、北京通讯卫星地面站、大寨、林县红旗渠、大港油田、科学院物理所受控热核反应试验等。马文瑞多年处于与世隔绝状态，很想了解当时的社会与经济情况，有这样难得的参观机会，就都参加了。 　　由于“文革”中的错误批判，毛泽东当年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谈话的公布，社会上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时期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产生了怀疑。1975年4月23日，马文瑞在学习小组会上发言，专门谈了谈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问题。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还必须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既不能搞平均主义，又不能搞高低相差悬殊，也不能搞按需分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不能调动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八级工资制，有人说差别大了，有人说差别小了，实际差别并不大；按需分配，现有的生产力水平还远远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在“文革”初期，尽管在这个问题上他受到批判，但他始终认为，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这一符合经济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分配原则是正确的，他过去提出的确定工资政策的五项原则也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他是敢于坚持的。在当时平均主义甚嚣尘上、“四人帮”还在不断“抓辫子”、“打棍子”的情况下，他能这样坚持确属不易。 　　马文瑞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兴趣和共鸣，被人传了出去。不久，他便听说外面有不少人都认为他讲得好，表示赞同。 　　在学习期间，一些同志陆续分配了工作，小组人数越来越少。于是，马文瑞再次给中央写信，要求早点儿工作。可是，随着“四人帮”“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掀起，他的信也再一次石沉大海!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67页。 　　② 见朱雨滋抄摘齐燕铭日记。 　　③ 访问程振声谈话记录。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