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边区中共组织领导人 > 马文瑞 > 其他资料

《马文瑞传》第二十五章 推进改革，加速经济发展 第三节 胜利大队的转变

《马文瑞传》编写组

就在全省各地争先恐后推行各种生产责任制，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发生了可喜变化的同时，仍然有一些生产队因多种原因生产停滞不前，群众生活十分困难。长安县皇甫公社胜利大队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1981年11月间，在西安参加农村题材创作学术讨论会的各地作家，赴长安县皇甫公社胜利大队访问了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中主人公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作家们对曾在中国文坛产生过轰动效应和巨大影响的《创业史》里的中心人物的原型王家斌的家庭困境，和他所在的生产队的贫穷情况，十分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反映非常强烈。新华社陕西分社记者卜昭文随即采写了《“大锅饭”带来的悲剧》一文，刊登在《国内动态清样》上。这个昔日艰苦创业的先进典型，变成了今日穷困队的报道，引起了马文瑞的重视。1982年1月下旬，他和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黄植来到了胜利大队。 　　胜利大队的前身是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是著名作家柳青写作《创业史》的生活基地，也是兼任长安县委书记的柳青一手培养出来的先进典型。解放前，从各地逃荒要饭来的几十户贫苦农民，在这个人称“蛤蟆滩”的荒芜之地，搭起茅草棚，租种地主土地，开始艰难的生活。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翻身作了主人。20世纪50年代初，“蛤蟆滩”上的农民，组织互助组，成立农业社，生活日渐富裕。粮食平均亩产七八百斤，稻田一年两熟，亩产上千斤。社员人均口粮五六百斤，劳动日值1元左右，最高达1.4元。“蛤蟆滩”上盖起了新村，家家有余粮，群众把这里叫做“兴隆坊”，这种兴隆的局面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中期。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小说《创业史》创作的原型基础。 　　“四清”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使这个大队遭到严重挫折和破坏。“左”的错误的严重恶果是打击伤害了好的基层干部。“四清”中，两个生产队的正副队长4人中有3人被扣上“贪污分子”、“四不清干部”的罪名开除了党籍。王家斌不仅在“四清”中受到批斗，“文革”中又与柳青联在一起，以“黑作家”培养的“黑典型”罪名，受到残酷斗争，弄得满身疾病，穷困潦倒。从此，王家斌无法工作，干部大换班，这个大队就每况愈下。王家斌所在的一队尤其困难，粮食亩产降到四五百斤，队里原有的油坊、豆腐坊等副业，被当做发展资本主义而冲垮、停办，更使社员收入锐减。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胜利大队也有某些变化，冤假错案得到纠正，社员的家庭副业有了恢复和发展，群众的负担有所减轻，公购粮任务由1977年前的8.9万斤核减到5.5万斤，1981年实际只完成2.19万斤。但是集体和社员的穷困状况仍未改变，人均口粮只有300斤，人均分配收入28元，劳动日值0.24元，全队有70％的家庭缺粮，有4户外出讨饭。生产队累计欠国家贷款3.1万元，集体经济十分空虚。 　　王家斌是这个贫困队里的困难户。建国以来他带领群众艰苦创业，积极工作，公而忘私，把一个“蛤蟆滩”变成“兴隆坊”，为农业集体化作出过贡献，因而成为柳青小说里的“模特”人物。在“四清”和“文革”中忍辱负重，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一直担任县政协委员、大队支书至1966年。他家人口多，收入少，他“文革”期间患肝炎病，继而并发心肌梗塞和高血压症，老伴忧劳成疾，患心脏病，由于医疗费剧增，欠外债一千三百多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曾将家中一床棉被拿去变卖。这样一位劳动模范、先进典型人物，竟然落到如此地步，怎能不激起各地农村题材作家们的同情和惋惜! 　　1月21日，马文瑞和黄植一起深入社员家庭访问，并同社员代表、县委和公社党委负责人座谈，摸清了这个队穷困的原因，主要是没有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大队、生产队主要干部不抓生产，不做工作，常年很少参加劳动，却享受着高额补贴，家族把持队上大权，在班子中安排家属，徇私舞弊，乱支乱借集体资金，随意动用甚至偷盗集体粮食，群众对这个班子完全失去了信任；生产责任制没有落实，名义上实行的是“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实际上很不完善，基本上仍是按晌记工，分配上“吃大锅饭”；在农田水利建设中，缺乏科学态度和统筹规划，给队上带来了灾难。中央和省委关于推行责任制的文件下达后，社员也要求实行联产责任制，王家斌到县委作过反映，由于队干部思想不通，不能落实。 　　马文瑞和黄植在认真听取了王家斌和社员群众意见的基础上，与县委同志共同研究了改变该队面貌的措施：一是下决心改组支部班子，并适当调整精简生产队干部；二是尊重群众意愿，尽快落实生产责任制；三是切实安排好群众生活，保证顺利度过春荒。同时还研究了改善水利条件，恢复干旱的部分稻田以及发展多种经营等措施，要求县委监督实施。 　　恰在这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情况通报》第159期刊登了安徽省阜南县群众不愿意交征购粮，不愿意交提留，文章称“抗粮事件”的情况，其原因是群众对少数干部多吃多占进行反抗。看了这篇报道，联想到胜利大队的情况，马文瑞批示：我们这里也存在着一些基层干部手脚不干净，多吃多占以及脱离群众的问题。我们各级党委应当把它当作解决党风问题的一项大事去抓，务须收到决定性好转的效果。 　　2月16日，马文瑞向省委写了《关于长安县胜利一队和王家斌穷困情况的调查报告》，摆出了穷困的状况，分析了问题的原因，提出了改进的措施，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他在报告的最后写道：胜利一队的问题，过去我们是不了解的，这次新华社记者卜昭文同志及时作了报道，是一件好事情。她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提出的问题比较尖锐，对我们的工作很有促进。这样的先进队由富变穷，确实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很值得我们深思。 　　马文瑞说，应当肯定，当前全省农村形势是好的，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农村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存在着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个队就在区、社的鼻子下，离县城不过十多华里，离西安也很近，这几年落后贫困状况未能改变，我们省委、市委、县委和区、社党委都是有责任的。这说明我们工作中确有官僚主义和薄弱环节。党风不正、思想领导涣散软弱的问题亟待解决，“左”的思想影响需要继续消除，那种只凭听汇报、看材料、发文件，一般化地指导工作的不良习气和报喜不报忧、遇到难题绕道走的庸俗作风，必须坚决纠正。他还建议省委把类似的在“文革”中由富变穷的社队和长期落后的穷社队的问题，当作全省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大课题来抓，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都要下去亲自调查访问，在全面摸清底子的基础上，选择典型，剖析原因，找出症结，采取有力措施，下决心抓上一两年，使这部分生产队的面貌有一个显著的改变。 　　随后，长安县委即派出农工部负责人到胜利大队蹲点解决问题。改选了大队和生产队领导班子，增补群众公认的实干家、“硬汉子”董炳汉(曾任农业社副主任、生产队长)担任支部书记，原副大队长郑寿春任副支书兼大队长，王家斌因年老多病，只做支委，但对全队起参谋顾问作用。改组后的5名支委都是互助合作时期的骨干，能够合力配套，县、社认为比较理想，群众也比较满意。农业生产责任制得到较快落实，一部分耕地作为“口粮田”分包到户，其余部分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皇甫公社调剂了3000斤粮食，安排困难户生活。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群众受到很大鼓舞，高兴地说：“胜利大队又有希望了!”长安县委同时还对全县1981年人均集体分配收入40元以下的254个生产队，进行重点摸底调查，要求区、社选择重点，派驻干部进行帮助。 　　渭南地区对1981年人均分配现金20元、口粮200斤以下的1123个队进行了摸底。汉中地区也拿出了抓穷困队、贫困户，改变落后面貌的办法。榆林地区对靖边县杨桥畔大队、米脂县高西沟大队等老先进大队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重组班子，完善责任制，扭转了农业生产下滑的局面。 　　两年后的1984年1月，马文瑞再访胜利大队。王家斌见到马文瑞的第一句话是：“上次来，你操心我们年咋过哩，看能不能吃上一顿饺子。这回来，你看看我们变成啥样子了!” 　　确实，在两年间胜利大队发生了很大变化。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粮食大幅度增产，同1981年比，全大队增长86％，人均口粮800斤以上，对国家贡献增加了，1982年交售公购粮8.4万斤，比1981年增长265％，1983年交售11万斤，又比上年增长32％；二是生产费用减少，生产百斤粮费用由8.8元下降到4.1元；三是社员家庭副业逐步开展，出现了一些专业户，人均集体分配和家庭收入增长一倍多；四是盖新房的多，仅第一生产队就有11户；五是娶新媳妇的多，过去外村人不愿把姑娘嫁到这个“蛤蟆滩”来，而这两年娶进门的6个新媳妇5个是外村的。 　　看到胜利大队的变化，马文瑞由衷地高兴。他勉励王家斌等队上的干部说，要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过去你们艰苦创业把“蛤蟆滩”变成了“兴隆坊”，现在你们再发扬过去的精神，把“兴隆坊”向前推进一步。他接着说，目前的变化还只是初步的，你们的步子应该再迈得大一些，除了搞好粮食生产外，利用你们距县城较近，距西安也不远的优越条件，在多种经营上下功夫，特别是要多搞一点家庭副业，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增加社员收入，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 　　深入实际，解剖麻雀，抓住典型，带动一般，是马文瑞一贯的工作方法。这次，剖析了胜利大队由先进变为落后的原因，指导全省解决类似问题的队改变了面貌。这是他的工作方法的又一次成功的实践。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