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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九章 全国政协副主席(下) 第二节 “最重要的是要联系实际”

《马文瑞传》编写组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会员大多是党内老同志，不是离休，就是退居二线了。怎样把大家组织起来，开展活动，发挥作用，这是组织者颇费踌躇的问题。 　　马文瑞提出可以参考全国政协组织委员开展活动的方式。政协的日常活动主要靠各专门委员会，各委员会都吸收了不少委员来参加工作；延安精神研究会也可成立几个委员会，尽量吸收会员来开展工作。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成立了理论研究、宣传、文化活动、组织联络、经费管理等五个委员会，由副会长或有组织能力的同志担任各委员会的主任，定期召开会议，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活动。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虽是一个群众性社会团体，但活动却相当频繁，效率也比较高。常务理事会、理事会、会员代表会都能按章程规定定期举行。据李鉴说，能做到这样，据他了解，在民政部登记的数以千计的群众社团里是不多的。这同马文瑞对这个组织高度重视、抓得很紧密切相关。常务理事会最多，开展一项大的活动，往往要开几次会，而大部分常务理事会马文瑞都参加了，并由他亲自主持。对于秘书长的工作，他更是毫不放松，经常督促检查。他对自己也严格要求，需要他批阅的文件或材料，都看得认真仔细，批得清楚明确；向他请示的问题，都及时回答处理，从不拖拉。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后，很快就开展了活动。马文瑞反复强调的一点是：宣传延安精神，要与现实密切联系。 　　研究会开展的第一项活动，是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69周年座谈会，于1990年6月2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马文瑞特邀彭真参加。应邀出席会议的还有延安精神研究会顾问、理事和部分理论工作者。马文瑞主持会议，他开门见山地谈了会议的主旨：“纪念党的生日，研究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 　　彭真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从什么是延安精神入手，进而谈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由来，着重分析了如何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他说：“我们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事’去求‘是’”，“我们发扬延安精神，是为了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和延安时期的情况有很多不同了，要根据现在的‘实事’去求现在的‘是’”。面对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东欧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在国内自由化思潮泛滥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下瓦解，苏联已岌岌可危，处在崩溃的边沿，帝国主义者兴高采烈，欢呼“共产主义的失败”，他表现得异常冷静而坚定：“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严重的挫折，这是事实。但是，事情在激烈斗争中继续变化发展。从长远看，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世界不会走向黑暗，而是走向光明。”他在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种种矛盾以后，大气磅礴地指出：“不要相信什么共产主义大崩溃的叫嚣，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发展规律。最后崩溃的绝不是共产主义，而是帝国主义。”谈到1989年的动乱，他说：“我们的教员历来有两个，一个是人民群众，一个是反动派”，这次，国内外反动派“从反面给我们大家上了一课，使广大干部群众认识了‘和平演变’的实际危险，认识到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是不会改变的”。面对国内外的种种矛盾，他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是关系全局的斗争，是现阶段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这种斗争将要长期进行下去”。他还谈到了群众路线问题，认为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列举了我们党执政以后，人民群众成了主人，而往往感觉不到是主人的情况后指出：“在人民是主人这个问题上，现象和本质有时是矛盾的，这是很大的问题”，“问题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而又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彭真讲话以后，顾问黄火青、方强等也发了言。马文瑞对彭真的讲话很重视，他在会议结束时总结说：“彭真同志给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他把延安精神与国内国际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讲得极其深刻，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他联系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任务，再次强调：“我们延安精神研究会不能光回忆过去，最重要的是要联系实际，否则，就成了纯学术研究，就没有多大用处。”他对研究延安精神，为现实服务，是极其明确的。 　　彭真讲话中谈到的不少问题，实际上也是马文瑞正在思考的问题，他感到这个讲话非常及时，一语中的。因而以后在他的《回忆录》里，不仅重点引用了彭真的讲话，而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讲话“不仅有很强的理论性，而且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不仅对我们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认清形势、做好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我们全党的工作也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他对国际形势明确、精彩的分析，他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论述和世界发展总趋势的判断，在东欧事变以后还是不多见的。”彭真的讲话不久整理成文，在《求是》杂志发表，在全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马文瑞还把彭真对延安精神研究会提出的希望：“抓住实事求是，抓住群众路线，协助党研究现实问题，解决现实问题”，当作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工作中得到切实遵循。 　　1990年底，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的《建议》①和随后中央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的《通知》中，再一次向全党提出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切实搞好党的建设，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为贯彻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决定召开研究会成立后的第一届“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这次会议经过半年多的认真准备，于1991年7月1日开幕，历时4天。会议收到各地论文51篇，参加会议的共有100多人，其中30多人来自全国各地。 　　会前马文瑞同王甫等一起看望了彭真。彭真因病不能出席，但对会议仍十分关心，带病同他们谈了半个多小时，中心是老同志一定要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红旗，“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今天的革命成果是2000万烈士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老同志要切实地负起责任来。”马文瑞对此是感同身受、体会尤深的。他在开幕式上传达了彭真的谈话，并安排出席研讨会的同志列席了中共中央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大会，聆听了江泽民的报告。江泽民的报告稿曾在党内广泛征求意见，马文瑞看过，完全赞同并高度评价。他要求大家把这个报告作为“这次研讨会的指导思想”，作为“今后进行延安精神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把对报告的学习讨论，列为研讨会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研讨会的最后一天，马文瑞作了总结讲话。他针对社会上和研讨会中有人对中国“和平演变”的最大危险来自哪里不很清楚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相比，我们内部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更危险，更值得警惕。他说，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们的和平演变活动，从来未停止过，过去搞，现在搞，将来任何时候他总是要搞的。我们国内也总有那么一些人进行资产阶级自由化活动。如果据此你就说主要危险是敌人的和平演变，那就没希望了。中国有句古话，‘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主要危险还是来自我们内部，是我们自己的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这种坏作风，必然要脱离群众，有利于敌人搞渗透、演变和颠覆。”他指出，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群众基础，我们党和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有广大群众的拥护。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群众一条心”，我们就能永远保持我们的政治优势，这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可比拟的，“因为他们是剥削阶级掌权的”，“和老百姓是对抗的阶级”。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强调了内因的作用，把克服不正之风、消除腐败现象和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提高到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来认识，这对在新时期下大力气搞好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防止和平演变，是有积极意义的。他强调延安精神研究会要更好地工作，同不正之风、腐败现象开展坚决的斗争。但对继承、宣传和发扬延安精神，他认为主要还是靠党的各级组织来抓。延安精神研究会在这方面“起协助的作用，促进的作用”。他要求大家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这样“就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作为，甚至是大有作为的”。他恰当地摆正了延安精神研究会的位置，对一些急于传播延安精神而埋怨某些领导重视和倡导不够、甚至产生了消极情绪的人，起到了积极引导和激励的作用。 　　当年5月28日至30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还同首都钢铁公司、人民日报理论部等单位联合发起，在首钢召开了“毛泽东财政思想研讨会”。面对国家财政连年赤字，国有大中型企业负担很重，企业效益下降明显，有被拖垮的危险，马文瑞同许多老同志一样，心里着急。大家抱着为国分忧的心情，从毛泽东财政思想中汲取智慧，集思广益，献计献策。 　　马文瑞在会上致了开幕词。他在讲话中针对国家和地方财政困难的情况，回顾了中共在抗日战争和解放初期战胜经济和财政困难的经验，指出，毛泽东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思想，包括发展国民经济以增加财政收入、反对单纯财政观点的思想；国家财政量入为出的思想；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统筹兼顾的思想；精兵简政、勤俭节约的思想；积累和消费二者关系适当处理和经常注意调节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生命线的思想等等，对解决当前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缺乏活力、经济效益下降、财政困难问题，仍有着现实指导意义。他还对如何解决财政困难提出了建议。 　　会议在结束时综合了与会人员意见，形成了一个“毛泽东财政思想研讨会的情况报告”，报给了李鹏总理。 　　在主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工作中，马文瑞要求所属各委员会努力开展工作。在他的督促和支持下，到1991年底，研究会仅在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委员会都做了大量工作。理论委员会举办了“延安精神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研讨会，还于1991年8月举办了一期干部培训班——“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研讨班”，培训了在全国招生的一百多名学员。文化委员会与有关单位合作，于同年5月举办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级研修班”，虽只有二十余人，却都是各地文艺理论界和宣传政工部门的骨干。宣传委员会组织人员写了大量稿件，拍了电视片，在报纸、电台和电视上宣传延安精神。马文瑞还曾向他们建议成立延安精神宣讲团，由于种种原因，宣讲团虽未成立，一些老同志还是积极到大中学校去作报告、开学生座谈会。仅1990年下半年，他们分别到北京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等高校作报告、开座谈会就达五次。组织联络委员会与首都部分企业、高校建立了联系点，同上海、天津、云南等五省市及两个地级市新成立的延安精神研究会建立了联系。此外，在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支持和会员们的努力下，还编辑出版了《延安颂歌》、《弘扬延安精神》等一批书籍，组织记者到延安访问，协助中小学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等等。所有这些活动，把对延安精神的宣传搞得生气勃勃，红红火火，既有一定的声势与规模，又脚踏实地，卓有成效。参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高级研修班”的学员在他们所写的“学员学习总结报告”里说：通过研修，“我们找到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方法，这就是让老一辈革命家把延安精神的接力棒传给跨世纪的一代”。②同老同志一起座谈延安精神的一位北大学生说：“在今天座谈延安精神，就是要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把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真正落到实处。”③ 　　从1989年到1991年，党和国家面临的形势尤为严峻。“八九风波”之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在国内，一些年轻人思想疙瘩没有解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落感”。而与此同时，国际上又出现了苏联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有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一时苦闷彷徨，不知所措，更有的人理想动摇，信念消解。马文瑞团结一批老同志，不顾耄耋高年，高举延安精神的旗帜，宣传党的优良传统，宣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期间，马文瑞以身作则，不辞辛劳，老当益壮，以惊人的毅力忘我工作。他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① 即《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 　　②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通讯》，1992年第1期。 　　③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通讯》，1990年第7期。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