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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二十九章 全国政协副主席(下) 第一节 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马文瑞传》编写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滋长蔓延，在社会上造成不小的思想混乱，引起不少老同志的深切忧虑。他们感到，不光是青年学生，就是许多年轻干部，对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历史，对党的优良传统，都不甚了了。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不宣传党的优良传统，不批驳自由化谬论，不光是党的优良传统得不到继承发扬，就是老一代终生奋斗的革命成果，也有付诸东流的危险。老同志当中不少人已经离休或退居二线，身体也多有这样那样的毛病，还是萌生了要协助党做些教育青少年的思想工作的愿望。 　　1985年底，高兴海(原延安地区行署专员)在延安成立了“延安精神研究会”，并在延安先后举办了两次“延安精神研讨会”，引起不少曾在延安学习工作过的在京老同志的注意，纷纷前往参加。在参加过程中，他们深感成立延安精神研究会，宣传党的优良传统，是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教育的好办法，但不能仅仅偏处一隅，要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1989年3月的一天，王甫、李鉴、田方、高兴海来找马文瑞，向他谈了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想法，并请他牵头筹办。马文瑞对成立研究会的设想虽表赞同，但还有两点保留。一是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延安精神，主要靠各级党委，特别是党的各级宣传部门，一个群众团体能发挥多大作用，他没有把握；二是“在延安长期战斗、生活过的有影响的老同志”还不少，请王震、习仲勋同志担任会长，也许更合适些。再说自己除了在政协的工作外，还有不少挂职，精力上怕顾不过来，因而婉言谢绝了。然而他们回去不久，王甫又打电话来，说经他们研究，还是由他牵头好，力劝他不要推辞。马文瑞对王甫很熟悉，延安时期他上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认识了，那时王甫在中央党校工作。见他说得情真意切，本身又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就答应了。以后，马文瑞在一次会上坦率地说：“开始筹备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时，我并不十分理解”，“后来，我终于被感动了，并乐于牵这头”。① 　　过了几天，王甫、杨植霖、黄钢、李鉴等又到马文瑞家。这次他是作为牵头人，主动约大家来一起着手筹备工作的。他们研究了可能参加的人员及联系办法，并委托李鉴、黄钢、田方起草章程和倡议书。就在他们加紧进行筹备工作的时候，北京发生了动乱，筹备工作中断了半年多。但通过动乱，更坚定了他筹建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决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从动乱中，我更感到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对延安精神进行深入和广泛宣传的必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正是通过否定革命传统、革命精神，来达到否定我们党、否定我国革命的目的。我们就是要通过宣传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来继承和发展我们的政治优势，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辨是非、抗腐蚀的能力。 　　经历了动乱，参加筹备的其他同志也增加了紧迫感，特别是党的十三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即到延安视察、对延安精神的高度评价和积极倡导，都给了他们以新的鼓舞、激励，筹建工作更加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 　　12月29日，王甫、李鉴等向马文瑞汇报了筹委会名单。马文瑞提出，筹委会人员要尽可能广泛些，同时强调，我们这个团体从一开始，就要提倡扎扎实实做工作，不搞花架子，不搞形式主义，在传播延安精神方面，要拿出一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 　　1990年2月至3月，马文瑞在政协礼堂连续两次召开筹委会全体会议，修改和通过《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章程(草案)》及《成立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倡议书》，并通过了发起人名单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候选人名单。 　　4月23日，马文瑞同王甫、杨植霖、李鉴等去看望彭真，马文瑞向他介绍了延安精神研究会的筹备情况，提出请他担任研究会名誉会长。彭真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说，我身体不大好，本不想再挂什么职务，那就当个名誉顾问吧。在马文瑞汇报筹备工作的过程中，彭真不时插话。他说：“我完全赞成和支持你们成立这个组织，也赞成你们筹委会的几个人。”谈到延安精神，彭真指出：“延安精神是全面的，包括政治、思想、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搞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仍然要靠延安精神”，“对延安精神要实实在在地进行全面研究，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结合目前所处的时代解决现在存在的问题。”对老同志搞延安精神研究，彭真也提出了积极而中肯的意见：“现在中央忙得很，退下来的同志有时间，希望经过大家的努力，协助党把作风搞好，出主意，提建议，工作能搞多少就搞多少，尽力而为。”彭真当时已88岁高龄，仍然思维敏捷，谈吐清晰，虽只答应担任名誉顾问，但他对成立延安精神研究会满腔热情的支持态度，还是让大家感动，深受鼓舞。马文瑞认为彭真的插话讲得很好，让李鉴将记录整理一下，以便向筹委会全体同志传达。 　　过了几天。马文瑞接到了彭真的电话：“我考虑了，你们这么恳切，我同意担任名誉会长了。”马文瑞高兴地当即表示感谢。这时，他们的筹备工作也进入了倒计时，只要看看马文瑞参加会议的时间表就清楚了。 　　5月3日、11日，马文瑞同王甫、杨植霖、李鉴开会，研究了理事名单，对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做了安排。 　　5月12日，马文瑞主持了筹委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传达了彭真4月23日讲话，通报并通过了成立大会的有关安排事项。 　　5月16日，马文瑞再次找王甫、杨植霖、李鉴开会，细致检查了成立大会的准备情况，以确保大会圆满成功。 　　5月18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政协礼堂隆重举行。马文瑞精神饱满地登上主席台，作了题为《重振延安精神，发扬民族正气》的讲话。他说：“我们发起的延安精神研究会是一个有很重要政治意义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去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的那场风波使人们普遍认识到，丢失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实在太危险了。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成立，说明党对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重视和加强，说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已经引起了我们大家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在这里，他把成立延安精神研究会看作是党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步骤，是老同志和“社会各界”关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步具体行动，他给延安精神研究会赋予了什么样的使命是可想而知的。他在阐述了延安精神的基本内容及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巨大作用、阐述了中共三代领导人对延安精神的高度重视和一贯倡导以后，进而指出，“建国40年来的实践证明：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前进，就胜利；淡化和放弃延安精神，我们的事业就失误，就会受到严重的挫折。”他强调：“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十分需要把延安精神推广到全体共产党员、广大人民、广大青少年中间去，不断地扩大能够继承革命传统、具有高尚革命风格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生力军的队伍。坚持这样做下去，对于我们发扬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我们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永远高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旗帜，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他的这些话，针对性是很强的。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里讲到延安精神对我国和世界革命的意义，是密切联系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的。到我讲话的时候，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除了保加利亚，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已相继在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攻势下崩溃，执政的共产党或下台、或改变名称、改变性质，罗马尼亚共产党领袖甚至惨遭杀害。苏联和保加利亚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已处在崩溃的边沿。帝国主义者兴高采烈，期待着东欧的多米诺骨牌在亚洲社会主义国家重演。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没有强大的经得起考验的精神支柱，就不能把千百万人的思想凝聚在一起，就抵挡不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从而导致亡党亡国。这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是一个已被充分证实的现实问题。”他已把研究、宣传和发扬延安精神与中国永远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旗帜、反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他的讲话，赢得了在场近二百人的热烈掌声。 　　会上宣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为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题词“坚持实事求是，牢记群众路线”；宣读了彭真的贺信：“祝贺延安精神研究会的成立，这是一件大事。”不久，李鹏总理也为研究会题词：“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在热烈的掌声中，大家一致推举马文瑞为会长，王甫、强晓初、杨植霖、郁文、黄钢为副会长，李鉴为秘书长。这样，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经过了“八九风波”的反面教育，经过了多少白天黑夜的忙碌，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在一个时代需要和人民呼唤延安精神的时刻，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诞生了。 　　① 《马文瑞同志在各地研究会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见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通讯》1995年第8期。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