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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传》第三十章 “为霞尚满天” 第二节 关注文艺工作

《马文瑞传》编写组

马文瑞长期做党的工作，一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在“八九风波”和苏联东欧剧变以后，他更看清了意识形态工作对于巩固和推翻一个政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文艺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十分敏感和重要的一个方面，对人的心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影响不能低估。因而他始终高度关注文艺工作，利用自己的影响，为文艺的健康发展，发挥力所能及的作用。 　　1992年以后，他看到社会上自由化思潮和不好的文艺作品又有抬头之势，引起了他的担心。1993年4月，他给《光明日报》写了一篇文章《我对文艺工作的一些意见》，坦率地谈了他的看法，对文艺现状作了客观分析，对某些错误倾向提出了批评。 　　他对文艺现状的总体评价是“成绩不小，问题也不少”。他在列举了一些好的文艺作品，包括小说、电影、电视，给予了肯定后，着重批评了三类文艺家的不同错误倾向。一类是“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下，追求所谓‘个性解放和人性复活’，不负责任地编造了一些思想格调不高的作品”，并把创作这一类“远离政治”，“力求写真”的灰色作品当作“时尚”，“成为某些人衡量一个文艺家是否跳出‘清规戒律’的标尺”，这种风气的“危害万万不可轻视”。一类是没有经受住改革开放与商品经济大潮的考验，陷入了拜金主义泥坑，“只要有钱可赚，什么亏心的事也愿意干。不该写的他写，不该拍的他拍，不该歌颂的他歌颂，不该暴露的他歪曲事实也要去暴露。”还有一类“也想为人民服务，也情愿为社会主义服务”，但由于他们关在大楼里闭门造车，脱离了生活实际，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歪曲了劳动人民形象”。他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适应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对文艺工作“必须加以整顿”，我们的文艺队伍“也有必要在思想上来一番清理”，从而“使我们新时期文艺的主旋律回归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正确方向上来”。 　　他的这篇旗帜鲜明，意见尖锐，对好作品实事求是地肯定，对错误倾向大胆批评的文章发表后，在当时严肃文艺批评罕见的文坛上，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引起了很大反响。一些文艺家纷纷向他打电话，表示支持。如著名诗人臧克家，当晚就给他打电话说：“你讲得很好，我完全赞同。”贺敬之也打电话表示欢迎。 　　不久，中央作出了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和廉政建设的决定。由《求是》杂志文艺部等单位发起，邀请首都部分报纸文艺副刊负责人及部分文艺评论家，举办“反腐败与文学研讨会”，请马文瑞参加。他因有事不能出席，但对这个研讨会十分支持，特写了一封贺信。他在信里，对文艺(他解释说，文学与艺术有时难以分开，他用了“文艺”一词)如何在反腐败斗争中发挥积极作用，提了几点建议。 　　第一，在文艺工作中，“要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指出新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程度宣传色情、颓废、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甚至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作品，在文艺界，也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而“出现这类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一些人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文艺的基本指导原则，有的人因此滑到了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甚至走上了腐败、堕落乃至叛国的道路”。 　　第二，开展正确的、严肃的文艺批评。一部文艺作品，要用政治和艺术两个标准来衡量。他说，我国有些影视作品在国外获奖，我们对此不可盲目乐观，人云亦云，而要冷静分析。他尖锐地指出：“我国不少反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表现社会主义先进人物的优秀作品，却从来没从他们那里得过奖，可见他们给奖的条件也是考虑政治标准的，只是跟我们的不同罢了。”对于文艺批评，他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要只讲好话”，“要敢于讲真话”，“要建立一个敢于开展严肃批评的良好环境。” 　　第三，努力发现和培养文艺新人。他认为，要在文艺创作实践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持久的反腐败斗争中，发现和培养新人。对新人的要求，关键是能“把坚持‘二为’的正确方向放在第一位”，要使他们“成为能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腐败行为侵蚀的文艺战士”。他还引用了鲁迅关于革命人与革命文学关系的论述，强调“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的观点。 　　马文瑞这封信虽是写给“反腐败与文学研讨会”的，但对文艺工作提出和强调了一些带根本性、普遍性的问题，如文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必须坚持“二为”方向，要开展严肃的文艺批评，以及如何培养社会主义文艺新人等等。对于当时一些人把背离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当时髦，严肃文艺批评开展不力，对文艺新人的培养只重艺术修养，而忽视思想引导等现象，无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对文艺界的一个忠告，也是对他们的热切希望和积极引导。 　　1994年初，他应《求是》杂志之约，写了一篇纪念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报告发表45周年的文章《拒腐蚀，永不沾》。这篇文章论述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如何拒腐防变的问题，着重阐明了要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建设同时抓好的必要性。文章最后满怀豪情地说，我们“有了这两个强健的翅膀(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就能一飞冲天，鹏程万里。我们一定能在世界舞台上，演出一幕幕高潮迭起的社会主义正剧来。”这篇文章发表后，也引起了较大反响。一些老同志称赞写得好。王恩茂夫人骆兰给孙铭打电话说，她和王老看了以后“很激动，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并“希望马老多写”。 　　就在这篇文章里，他从反和平演变的高度，提出了“必须加强包括文化、艺术、道德等整个意识形态的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整个意识形态的领导地位”的问题。他强调了文艺作品对大众的广泛影响，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来加强文艺工作。他说，在意识形态范围内，有些大众化的东西，如文学，影视艺术等对人的影响很大。在这些领域，存在问题不少。有些严重错误的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批评，一些宣传色情、暴力、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东西不时冒了出来，甚至还得到一些人的喝彩。他再次提出有些专门暴露国家落后面的电影拿到国外获奖，国内一些人不作正确分析，跟着叫好，而有的人为了影片获奖，“就处处迎合外国人的口味，以让人牵着鼻子走为荣”的问题，他认为，“对这种倾向不引导、不扭转是不行的。用这样的东西去‘教育’群众，感染群众，效果能好吗?” 　　随着国内“文化热”的兴起，他在防止和平演变的思考里，进一步看到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巨大作用。1996年9月，他在《求是》发表文章①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行‘西化’、‘分化’的主要手段，就是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对于西方文化，他主张“扬弃”的观点。他说：“他们的文化(从哲学、经济学、法学到文学艺术等)既有人类创造的优秀精神成果，也含有资产阶级的反动偏见。我们对待西方文化，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严格的鉴别，剔除资产阶级的偏见，吸收人类可共同享用的精华。”他还认为，由于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不能丢掉”。他批评了某些殖民文化现象，说他们“丝毫看不到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同西方文化在思想体系上的根本区别。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因而他们的一切都是先进的，对自己则妄自菲薄，自我贬低，完全是一种精神乞丐的心态。这种心态，正是‘西化’的温床。”他的批评，可说是一针见血。一些原为共产党员的动乱“精英”，不正是由于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的立场和批判的武器，而堕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走卒吗!在这里，他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结束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化，是属于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文化，是在精神上已经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那种看不到自己的优势，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因此，他主张“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文化研究，必须树立起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这才是抵制“西化”、“分化”并战而胜之的根本保证。他的这种见解，对于研究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防止和平演变，有着重要的启示，值得深思。 　　对于好的文艺作品，他也给予热情的鼓励。1996年，《中流》增刊登载了青年作家张登宽的报告文学《大山，悲壮与辉煌》，写的是枣庄市山亭区干部带领山区人民艰苦奋斗，脱贫致富的动人故事。有人送了一本给他看。真实的故事，朴素的语言，火热的情怀，读后感人至深。他称赞“是一篇好作品”，并给为这篇报告文学举行的研讨会写去一封贺信，积极给予支持。信中说：“作者以满腔的热情，多角度地描写了山亭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利用改革开放的有利条件，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愚公移山，艰苦创业，把贫穷山区变为富裕山区的过程，颇有代表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广大农民战胜贫穷奔小康、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缩影，富有启示意义。”他认为，能写出这样的好作品，除了作者的辛勤劳动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外，关键还在作者思想观点的正确。针对社会上一些人鼓吹“躲避崇高”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论调，他说：“那些立志‘躲避崇高’、‘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人们，充其量也只能写点灰色或黄色作品，是绝不能写出高扬主旋律、为社会主义鼓劲的好作品的。”揭露了这些人的渺小和卑劣，因而再次揭示了树立正确世界观和自觉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指导创作的重要意义。 　　1997年初，德国有一位收藏家赠给中国有关部门一批画，并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不久老画家李琦给马文瑞写信，并附有几页说明，反映这批赠画中有一部分存在严重问题，有明显的反共内容。马文瑞见信十分重视，在所附说明上批了意见送李鹏总理：李琦同志对展出外人有严重反共内容的赠画，一再上书提意见，是忠于党和国家利益的可嘉表现，我以为应予注意。这些大有反共内容的画，本不应让展出，更不应让长期展出，建议指示主管者速作处理为盼。李鹏阅后即批给文化部长刘忠德“阅处”。以后刘忠德曾到李琦家看望，并称赞他有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政治责任心。那20幅有问题的画也从画廊上撤下来，“今后不再陈列”。因而避免了恶劣影响的更大传播。 　　① 指《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坚定共产主义信念》一文。 马文瑞传/《马文瑞传》编写组.—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